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39年4月1日，世界媒体报道了这样一个消息：内维尔·张伯伦
的内阁正在改变其绥靖和孤立政策，承诺英国将保卫波兰，抵御德国的威胁，以确保欧洲和平。
然而，9月1日，阿道夫·希特勒
的德军越过波兰边境。两天后，在徒劳地要求他撤军后，英国和法国参战。另一场欧洲战争开始了——后来发展成第二次世界大战。
西方盟国参加那场战争具有双重目的。直接目的是履行他们维护波兰独立的承诺。最终目的是消除对他们自己的潜在威胁，从而确保自身安全。结果，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他们不仅未能阻止波兰首先被征服并被德国和苏联瓜分，而且在以表面上的胜利告终的六年战争之后，被迫默许了苏联对波兰的统治——放弃了对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波兰人的承诺。
与此同时，为摧毁希特勒德国而付出的所有努力，导致欧洲在这一过程中遭到严重破坏和削弱，以至于面对新的更大威胁时，其抵抗能力大大降低——而英国与其欧洲邻国一样，已沦为美国的可怜附庸。
这些都是在苏联和美国投入巨大力量对抗德国之后，人们满怀希望地追求胜利并付出惨痛代价取得胜利的铁一般的事实。这一结果打消了“胜利意味着和平”的普遍幻想。它证实了过去经验的警告，即胜利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使用现代武器和无限制手段的一场长期战争所造成的沙漠。
在探讨战争的起因之前，有必要先评估战争的后果。认清战争带来的后果可能会为更客观地审视战争的起因铺平道路。就纽伦堡审判而言，只要假设战争的爆发及其所有后续行动纯粹是由于希特勒的侵略就足够了。但是，这种解释太过简单和肤浅。
希特勒最不想做的就是再次引发大战。他的人民，尤其是他的将军们，对任何此类风险都深感恐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已经给他们留下了心理创伤。强调这些基本事实并不是要粉饰希特勒固有的侵略性，也不是要粉饰许多热切追随他的德国人的侵略性。尽管希特勒毫无顾忌，但长期以来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他都十分谨慎。军事首脑们则更加谨慎，对于任何可能引发全面冲突的举动感到焦虑。
德国的大部分档案在战后被缴获，因此可供查阅。这些档案表明，德国人对自己发动大战的能力怀有深深的恐惧和根深蒂固的怀疑。
1936年，当希特勒重新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时，他的将军们对他的决定及其可能在法国引发的反应感到震惊。由于他们的抗议，起初只有几支象征性的部队被派出，以试探风向。当希特勒希望派部队帮助佛朗哥打西班牙内战时，将军们再次抗议其中的风险，于是希特勒同意限制援助。但是，希特勒无视将军们对1938年3月进军奥地利的担忧。
不久之后，希特勒透露他打算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压以收回苏台德区。总参谋长贝克
上将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希特勒激进的扩张主义计划必将导致世界性灾难和德国的毁灭。这份备忘录在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宣读，并在得到他们的普遍赞同后，呈送给了希特勒。由于希特勒没有表现出改变政策的迹象，贝克辞去总参谋长的职务。希特勒向其他将军保证，法国和英国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但将军们根本不信，他们策划了一场军事叛乱，想通过逮捕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来避免战争风险。
然而，当张伯伦同意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苛刻要求，并与法国人达成协议，同意在那个不幸的国家失去领土和防御失败之际袖手旁观时，他们的反制计划就彻底失败了。
对张伯伦来说，《慕尼黑协定》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对希特勒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对外国对手的又一次更大的胜利，也意味着对他的将军们的一次更大的胜利。在希特勒毫无争议和不流血的成功一再驳斥了他们的警告之后，将军们自然失去了信心和影响力。希特勒本人也自然而然地变得过于自信，相信自己会继续轻松取胜。即使当他意识到进一步的冒险可能会引发一场战争时，他也觉得这只会是一场小规模且短暂的战争。他偶尔的疑虑被持续不断的令人陶醉的成功所淹没。
如果希特勒真的考虑过一场涉及英国的全面战争，他就会尽一切可能建立一支能够挑战英国制海权的海军。但事实上，他甚至没有将海军建设到1935年《英德海军协定》设想的有限规模。他不断向海军将领们保证，他们可以忽略与英国开战的任何风险。慕尼黑会议后，希特勒告诉他们，至少在未来六年内，他们不必担心与英国发生冲突。即使在1939年夏天，直到8月22日，他还在重复这样的保证——尽管信心正在减弱。
那么，希特勒是如何卷入这场他极力避免的大战的呢？答案并非仅仅或主要在于希特勒的侵略性，还在于他长期以来从西方列强的顺从态度所获得的鼓励，但这些国家在1939年春突然转变了态度。这种逆转是如此突然和出乎意料，以至于战争不可避免。
如果你允许任何人给锅炉加煤，直到蒸汽压力超过危险点，那么任何由此引发的爆炸的责任都将由你承担。物理学的这一真理同样适用于政治学——尤其是国际事务的处理。
自从1933年希特勒掌权以来，英法两国政府对这个危险的独裁者的让步远远超过他们对德国前民主政府的让步。他们一直表现出避免麻烦和搁置棘手问题的倾向——以牺牲未来为代价来维持目前的舒适状态。
另一方面，希特勒在思考他的问题时非常理性。他的政策方针受到他在1937年11月阐述的“遗嘱”中所提出的思想的指导——该“遗嘱”的一个版本保存在所谓的《霍斯巴赫备忘录》中。这一观点基于这样的信念：如果要维持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德国就迫切需要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在他看来，德国不可能实现自给自足，尤其是在粮食供应方面。德国也不可能通过从国外购买获得所需的粮食，因为这意味着要花费超出其承受能力的外汇。由于其他国家的关税壁垒和德国自身的财政紧缩，德国在世界贸易和工业中获得更多份额的前景十分有限。此外，间接供应的方式将使德国依赖外国，一旦发生战争，德国就很容易陷入饥荒。
希特勒得出结论，德国必须在人口稀少的东欧地区获得更多的“农业用地”。指望有人自愿让出土地给德国，这种期望是徒劳的。“所有时代的历史——罗马帝国、大英帝国——都证明，每一次空间扩张都只能通过打破阻力并承担风险才能实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可能找到没有主的空间。”这个问题最迟必须在1945年解决——“此后，情况只会变得更糟。”可能的出路将被堵死，而粮食危机将迫在眉睫。
虽然这些想法远远超出希特勒最初想要收复一战后德国丧失的领土的愿望，但西方政治家并不像他们后来假装的那样不知道这些想法。1937至1938年间，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私下讨论时坦率地承认了现实，尽管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英国政界提出了许多论点，主张允许德国向东扩张，从而将危险从西方转移。他们非常同情希特勒对生存空间的渴望——并让他知道了这一点。但他们回避思考如何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诱导土地所有者放弃生存空间。
德国档案显示，1937年11月哈利法克斯勋爵
的访问使希特勒获得了特别的鼓励。哈利法克斯时任英国枢密院议长，在内阁中的地位仅次于首相。根据会谈记录，他让希特勒明白，英国将允许他在东欧自由行动。哈利法克斯原意并非如此，但这就是他传达出来的印象——事实证明，这至关重要。
1938年2月，安东尼·艾登
先生在与张伯伦多次发生分歧后被迫辞去外交大臣一职——张伯伦在回应他的一次抗议时让他“回家吃一片阿司匹林”。哈利法克斯受命接替他出任外交大臣。几天后，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拜访希特勒，两人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这是哈利法克斯11月会谈的延续。亨德森转达了英国政府非常同情希特勒希望“改变欧洲”以造福德国的愿望——“现任英国政府对现实有着敏锐的现实感”。
正如档案显示的那样，这些事件促使希特勒采取行动。他认为灯已经变绿了，允许他向东前进。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论。
英法两国政府以通融的方式接受希特勒进军奥地利，并将奥地利并入德意志帝国，这进一步鼓舞了希特勒。（这次轻松的行动中唯一的障碍是他的许多坦克在前往维也纳的路上抛锚了。）当希特勒听说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拒绝了苏联在那次行动后提出的商讨一项针对德国进攻的集体安全保障计划的建议时，他更加受到鼓舞。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当捷克人面临的威胁在1938年9月达到顶峰时，苏联政府再次公开和私下表示愿意与法国和英国联合采取措施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这一提议被忽视了。此外，苏联还被公然排除在决定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慕尼黑会议之外。这种“冷落”在次年产生了致命的后果。
英国政府似乎默许了希特勒的东进，但当希特勒9月向捷克斯洛伐克施压时，英国曾作出强烈反应甚至实施部分动员，这让他感到不快。但当张伯伦屈服于他的要求，并积极帮助他将他的条件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时，他觉得，英国暂时的抵抗是一种保全面子的行动——为了应对以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的反对政府的和解和让步政策的英国舆论。法国人的消极态度也让他感到鼓舞。由于他们如此轻易地抛弃了他们的捷克盟友，而捷克拥有所有小国中最高效的军队，他们似乎不太可能为保卫东欧和中欧昔日盟友的任何残余势力而开战。
因此，希特勒认为他可以提早完成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吞并，然后继续向东推进。
起初他没有考虑对波兰采取行动——尽管波兰拥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德国划出的最大的一块领土。波兰和匈牙利一样，在威胁捷克斯洛伐克后方方面帮了希特勒大忙，从而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屈服于他的要求——顺便说一句，波兰利用这个机会夺取了捷克的一小块领土。希特勒倾向于暂时接受波兰作为次要伙伴，条件是波兰归还德国的但泽港，并允许德国通过波兰“走廊”自由前往东普鲁士。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希特勒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温和的要求。但在那个冬天的连续讨论中，希特勒发现波兰人顽固地不愿意做出任何让步，而且对自己的实力也过于自信。即便如此，他仍然希望经过进一步谈判后，他们会改变主意。直到3月25日，他还告诉陆军总司令，他“不希望使用武力解决但泽问题”。但他朝着不同的方向迈出了新的一步，随后英国又采取了出人意料的行动，这改变了他的想法。
1939年头几个月，英国政府首脑们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过得愉快。他们认为英国加速重整军备、美国的重整军备计划和德国的经济困难正在降低局势的危险性。3月10日，张伯伦私下表示，和平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并表示希望在年底前安排一次新的裁军会议。第二天，塞缪尔·霍尔
爵士（曾担任过外交大臣，是艾登的前任，现任内政大臣）在一次演讲中满怀希望地暗示，世界正在进入“黄金时代”。大臣们向朋友和批评者保证，德国的经济困境使其无法参战，德国必须遵守英国政府的条件，以换取英国以商业条约形式向德国提供的帮助。两位大臣，奥利弗·斯坦利先生和罗伯特·哈德森先生，将前往柏林安排此事。
就在同一个星期，《笨拙》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描绘了“约翰牛”从噩梦中如释重负地醒来，而最近的“战争恐慌”正飞出窗外。1939年3月15日前一个星期，英国弥漫着的幻想如此荒唐乐观，这是前所未有的。
与此同时，纳粹一直在捷克斯洛伐克煽动分裂主义运动，试图从内部瓦解该国。3月12日，斯洛伐克宣布独立，此前他们的领导人蒂索神父在柏林拜会了希特勒。更盲目的是，波兰外交部长贝克上校公开表达了他对斯洛伐克人的同情。15日，在捷克总统屈服于希特勒在波希米亚建立“保护国”并占领该国的要求后，德军部队进入布拉格。
去年秋天，当《慕尼黑协定》签署时，英国政府曾承诺保证捷克斯洛伐克不受侵略。但张伯伦告诉下议院，他认为斯洛伐克的分裂已经使这一保证失效，英国不再受这项义务约束。他对所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同时向下议院表示，他认为没有理由“改变”英国的政策。
然而，几天之内，张伯伦就完全改变了立场——这一转变如此突然，影响深远，令世界震惊。他立即决定阻止希特勒的一切后续行动，并于3月29日向波兰发出提议，支持波兰反对“任何威胁波兰独立以及波兰政府认为必须抵制的行动”。
无法判断究竟是什么因素让他如此冲动——是公众的愤慨的压力，还是他自己的愤慨；是他被希特勒愚弄而感到愤怒，还是他被自己的人民看作傻瓜而感到羞辱。
大多数支持和赞同他此前绥靖政策的英国人都经历了类似的激烈反应——而“另一半”不信任该政策的英国人的指责更是加剧了这种反应。在普遍的愤怒情绪中，双方的分歧得以弥合，整个国家也重新团结起来。
这种不切实际的保证将英国的命运交到了波兰统治者手中，而这些人的判断力极不可靠且反复无常。此外，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这种保证就不可能实现，然而英国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查明苏联是否会提供这种援助，或者波兰是否会接受这种援助。
当内阁被要求批准这项保证时，甚至都没有看到参谋长委员会的实际报告——这份报告本应表明，从实际意义上讲，向波兰提供任何有效的保护是多么不可能。
然而，在盛行的情绪下，这是否会产生任何影响，尚令人怀疑。
当议会讨论这项保证时，各方都表示欢迎。劳合·乔治
先生是唯一发出警告的人，他警告议会说，在没有首先确保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做出如此艰巨的承诺是自杀式的愚蠢行为。对波兰的保证是最有可能引发早期冲突和世界大战的方法。它充满诱惑和明显的挑衅。它促使希特勒向西方国家证明这种保证是徒劳的，同时使固执的波兰人更不愿意向希特勒作出任何让步，而且使希特勒不可能在不“丢面子”的情况下退缩。
为什么波兰的统治者会接受这样一个致命的提议？部分原因是他们对自己过时的军队的力量有着荒谬的夸大认知——他们夸大其词地谈论“骑兵进军柏林”。部分原因是个人因素：贝克上校随后不久表示，他在“两次弹掉烟灰”之间决定接受英国的提议。他接着解释说，在1月与希特勒会面时，他难以接受希特勒关于必须归还但泽的言论，当英国的提议传达给他时，他将其视为给希特勒的一记耳光，于是欣然接受。这种冲动是决定民族命运的典型方式。
现在避免战争的唯一机会在于获得苏联的支持——苏联是唯一能够直接支持波兰并对希特勒形成威慑的强国。但是，尽管情况紧急，英国政府的行动还是拖拖拉拉、缺乏诚意。张伯伦非常讨厌苏联，哈利法克斯勋爵则对其怀有强烈的宗教偏见，而他们两人都低估了苏联的实力，也高估了波兰的实力。即使他们现在认识到与苏联达成防务协议的必要性，也希望按照自己的条件达成协议，却没有意识到他们草率地向波兰作出保证，已经将自己置于必须按照苏联的条件达成协议的境地——这一点对斯大林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对他们来说却不是。
然而，除了他们自己的犹豫之外，波兰政府和东欧其他小国也反对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因为这些国家担心苏联军队的增援无异于入侵。因此，英苏谈判的步伐变得像葬礼进行曲一样缓慢。
希特勒对新形势的反应截然不同。英国的激烈反应和加倍的军备措施让他震惊，但效果与预期相反。他感到英国人开始反对德国向东扩张，担心如果拖延下去会受到阻碍，因此他得出结论，必须加快争取生存空间的步伐。但他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不引发一场全面战争呢？他的解决方案受到他对英国人历史形象的影响。他认为英国人头脑冷静、理性，情绪受头脑控制；他认为，除非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否则他们不会为了波兰而参战。因此，他忍住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仇恨和恐惧，将自己的努力和精力投入到安抚苏联并确保其弃权上。这一转变比张伯伦的转变更令人吃惊——其后果同样致命。
希特勒对苏联的讨好态度有所缓和，因为斯大林对西方的看法已有新的转变。1938年，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冷落了苏联，苏联人自然对此心生怨恨。当希特勒进军布拉格后，他们提出的联合防御的新提议没有得到热烈的欢迎，而英国政府匆忙与波兰达成了一项独立协议，这无疑加剧了苏联的疑虑。
5月3日，有消息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已被解除职务，此事意味着什么，除了盲人外，谁都能看明白。长期以来，李维诺夫一直是与西方列强合作抵抗纳粹德国的主要倡导者。莫洛托夫被任命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据说他更喜欢与独裁者打交道，而不是与自由民主国家打交道。
苏联与纳粹德国于4月开始尝试达成协议，但双方都极为谨慎，因为彼此不信任，双方都怀疑对方可能只是想阻止自己与西方列强达成协议。但英苏谈判进展缓慢，这促使德国人抓住机会，加快步伐，并继续游说。然而，莫洛托夫直到8月中旬还没有做出承诺，然后就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这可能是由于德国人愿意接受斯大林的苛刻条件，尤其是对波罗的海国家的自由处置权，这与英国人的犹豫和顾虑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可能也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有关：希特勒无法将波兰的行动推迟到9月初以后，否则天气将阻碍他的行动，因此苏德协议被推迟到8月底，确保了希特勒和西方列强没有时间达成另一项“慕尼黑协定”——这可能给苏联带来危险。
8月23日，里宾特洛甫
飞往莫斯科，签署了条约。条约还附有一项秘密协议，根据该协议，波兰将由德国和苏联瓜分。
由于时机已晚，这个条约使战争成为必然。希特勒不可能在波兰问题上让步，否则他会在莫斯科丢脸。此外，他相信英国政府不会冒险进行一次显然徒劳无功的斗争来保卫波兰，也并不真正希望让苏联加入，而张伯伦在7月底通过他信任的顾问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就英德条约一事与希特勒开始进行私下谈判，这进一步加深了希特勒的信念。
但是，苏德条约签订得太晚，并没有像希特勒所估计的那样对英国产生影响。相反，它激起了“斗牛犬”精神——不顾后果的盲目决心。在这种情绪下，张伯伦不能袖手旁观，否则既丢脸又失信。
斯大林非常清楚，西方列强长期以来一直倾向于让希特勒向东扩张——朝着苏联的方向。他很可能将苏德条约视为一种方便的手段，利用它，他可以将希特勒的侵略势头引向相反的方向。换句话说，通过这种灵活的闪避，他可以让自己的直接对手和潜在对手相互碰撞。至少这会减少对苏联的威胁，还有可能导致他们双方精疲力竭，从而确保苏联在战后的优势。
该条约意味着波兰不再是德国和苏联之间的缓冲地带——苏联人一直认为波兰更有可能成为德国入侵苏联的先锋，而不是阻挡它的屏障。通过与希特勒合作征服波兰，并与他瓜分波兰，他们不仅可以轻松夺回1914年前的领土，而且能够将波兰东部变成一个缓冲地带，尽管这个缓冲地带比较狭窄，但将由他们自己的军队控制。这似乎是比独立的波兰更可靠的缓冲。该条约还为苏联占领波罗的海国家和比萨拉比亚铺平了道路，这将使缓冲地带进一步扩大。
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后，斯大林1939年的回避看起来是一次致命且短视的转变。斯大林很可能高估了西方国家抵抗德国并耗尽其力量的能力。他很可能也高估了自己军队最初的抵抗能力。然而，纵观后来的欧洲局势，他的回避似乎并不像1941年那样对苏联不利。
另一方面，它给西方带来了无法估量的伤害。这主要归咎于那些在明显一触即发的局势下，采取拖延和仓促行动政策的人。
在描述了英国如何允许德国重新武装并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同时拒绝苏联的联合行动建议之后，丘吉尔谈到英国参战时说：
……当所有这些援助和优势都被浪费和抛弃时，英国率领法国向前推进，以保证波兰的完整——就在六个月前，波兰还怀着鬣狗般的欲望加入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掠夺和破坏。1938年，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是合理的，当时德军在西线只部署了六个训练有素的师，而法军拥有六七十个师，肯定可以越过莱茵河，甚至进入鲁尔区。但这被认为是不合理的、鲁莽的，低于现代思想和道德的水平。然而现在，这两个西方民主国家终于宣布，他们准备为波兰的领土完整做出牺牲。据说，历史主要记录了人类的罪行、愚蠢和苦难，我们可以仔细研究历史，找出与这一突然彻底逆转的类似事件，这一逆转是五六年来的绥靖政策，几乎在一夜之间转变为准备接受一场显然迫在眉睫的战争，战争条件更加恶劣，规模也更大……
这是最终的决定，是在最糟糕的时刻和最不令人满意的理由下做出的，这必将导致数千万人被屠杀。
这是事后对张伯伦愚蠢行为的惊人判决，因为丘吉尔本人在当时的情绪刺激下支持张伯伦提出的英国向波兰提供保证。很明显，在1939年，他和大多数英国领导人一样，是冲动行事，而不是冷静判断，而冷静判断曾是英国政治家的典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