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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1895—1970），是英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代表作有《间接路线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等。他是一位具有超前眼光的“先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曾力主建设快速机动的装甲兵部队，推崇机械化战争的作用，提出“间接路线战略”。
1895年10月31日，他出生于法国巴黎，出生之时名字为巴兹尔·亨利·哈特，1921年在姓氏中添加了母姓“利德尔”，成为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习惯上称巴兹尔·利德尔·哈特或利德尔·哈特。
利德尔·哈特先后在普特尼的威灵顿学校、伦敦的圣保罗学校和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接受正规教育。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自愿加入英国陆军，成为国王约克郡轻步兵团的一名军官，随该团在西线服役。1915年冬，因炮弹爆炸导致脑震荡，被送回英国，随后晋升为上尉。1916年，利德尔·哈特重返前线并参加索姆河战役，负伤三次；1916年7月19日，因中毒气而被迫撤离前线。西线的参战经历对他的人生影响深远。
此后利德尔·哈特被调往斯特劳德和剑桥担任志愿部队的副官，负责训练新兵。他撰写了几本关于步兵操练和训练的小册子，引起了英国第18（东部）师师长弗雷德里克·马克斯少将的注意。战后，他调至皇家陆军教育团，编写新版《步兵训练手册》。在手册中，他努力吸取1918年的经验教训。
1921年和1922年，利德尔·哈特有两次轻微的心脏病发作，在战后规模不大的陆军中晋升无望。1924年6月起处于领取半薪的状态，成为《晨邮报》草地网球记者和助理军事记者，负责报道温布尔登网球赛。1927年以上尉军衔从陆军退役。1925年至1935年任《每日电讯报》军事记者，1935年至1939年任《泰晤士报》军事记者。与此同时，他还担任《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军事编辑。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利德尔·哈特撰写了一系列关于重要军事人物的历史著作，并借此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正面进攻是一种注定会失败、需要付出巨大生命代价的战略。他还认为，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巨大损失是由于其指挥官未能认识到这一历史事实：英国在1914年决定派遣一支庞大的部队直接干预欧洲大陆的战争是一个错误。他声称，从历史上看，“英国的作战方式”应该是将欧洲大陆的地面战留给盟友，只通过海军力量进行干预，陆军则以“有限责任”的方式在远离主要战线的地方与敌人作战。
利德尔·哈特在其早期关于机械化战争的著作中，曾提议将步兵与快速机动的装甲兵部队一同运送。他将他们描述为“坦克陆战队员”，就像皇家海军舰艇上运送的士兵一样。他建议步兵乘坐自己的履带式车辆，并下车协助装甲兵部队占领设防更牢固的阵地。这一理论与后来流行几十年的机械化步兵理念类似，与约翰·富勒少校的坦克集团军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侧重于大规模装甲兵部队。利德尔·哈特预见到需要一支由机动步兵和炮兵组成的合成部队，这与海因茨·古德里安在德国发展的装甲师构成相似，但不完全相同。
根据利德尔·哈特的回忆录，在1935年11月至1936年11月为《泰晤士报》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他主张英国在下一场欧洲战争中的作用应该交给空军。他认为，英国空军可以击败敌人，同时可以避免英国在欧洲大陆部署大规模部队带来高伤亡却只发挥有限的影响力。这些想法影响了英国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他在国防政策与需求委员会的讨论中主张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而不是一支在欧洲大陆作战的庞大陆军。
1937年，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使得利德尔·哈特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英国大战略中发挥了影响力。5月，利德尔·哈特制订了重组英国陆军以保卫大英帝国的方案，并将其提交给国防协调大臣托马斯·因斯基普。6月，利德尔·哈特经人介绍结识了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时至1938年7月，两人一直保持着非正式的密切顾问关系。利德尔·哈特向霍尔-贝利沙提供想法，而霍尔-贝利沙则在内阁或委员会中为这些想法进行辩论。
1937年10月20日，张伯伦写信给霍尔-贝利沙说：“我一直在读利德尔·哈特的《武装的欧洲》。如果你读过，可能会觉得这本书很有趣，尤其是关于‘英国陆军的角色’的章节。”霍尔-贝利沙回信说：“我立刻就读了利德尔·哈特书中的‘英国陆军的角色’部分。他的理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后，英国战时内阁推翻了利德尔·哈特提出的张伯伦政策。鉴于欧洲战争即将来临，内阁转而主张陆军派出55个师的部队进入欧洲大陆，援助波兰、挪威和法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利德尔·哈特负责对多名被盟军俘虏的德国高级将领进行了广泛的采访。利德尔·哈特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评论。这些成果结集于1948年英国版《山的那一边》和1948年美国精简版《德国将领访谈录》。
几年后，利德尔·哈特有机会翻阅了埃尔温·隆美尔在战争期间保存的笔记。隆美尔的笔记，一部分被他本人销毁，另一部分由隆美尔家族于1950年用德文出版，名为《没有仇恨的战争》。其余笔记，包括隆美尔写给妻子的信件，则被美国当局没收了。在利德尔·哈特的帮助下，这些笔记后来被归还给了隆美尔的遗孀。随后，利德尔·哈特编辑、精简了《没有仇恨的战争》，并帮助整合了新材料。这些文字，连同弗里茨·拜尔莱因中将和利德尔·哈特的笔记和评论，于1953年出版，名为《隆美尔文件》。
1954年，利德尔·哈特出版了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间接路线战略》。1967年，该书出版了第二版（扩充版）。该书主要致力于对间接作战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并运用这一概念来分析各种战争和战役。
1966年1月，女王在新年授勋仪式上授予利德尔·哈特爵士称号。
1970年1月29日，利德尔·哈特在英格兰白金汉郡梅德曼汉镇斯泰茨庄园的家中去世，享年74岁。
利德尔·哈特认为间接作战更容易取胜。正如利德尔·哈特所解释的那样，攻击对手预料到的地点会使取胜变得更加困难：“按照对手自然预期的路线作战，将巩固对手的平衡，从而增强其抵抗力。”这与间接作战形成对比，间接作战需要出其不意地发动物理上或心理上的攻击：“间接性通常是物理上的，而且总是心理上的。在战略上，绕最长的路往往是回家的捷径。”
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有七个关键主题：1.敌人平衡的破坏应该是其失败的前奏，而不是彻底毁灭的前奏。2.通过谈判结束无利可图的战争。3.间接路线更适合民主。4.军事力量依赖于经济承受力。通过在经济上摧毁敌人来击败他，没有任何风险。5.从隐含意义上讲，战争是国家之间的活动。6.“理性和平主义”概念。7.胜利往往是敌人自我打击的结果。
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布莱恩·霍尔顿·里德这样评价利德尔·哈特：“20世纪60年代，利德尔·哈特的名声达到了顶峰。1960年，他访问以色列，引发的公众关注超过了除玛丽莲·梦露之外的任何一位外国访客。”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巴斯福德的评价是：“利德尔·哈特于1970年去世，他作为军事理论家享有崇高的声誉。然而，死后的评价并不一致。”
在利德尔·哈特声望巅峰时期，约翰·F.肯尼迪总统称他为“教导将军的上尉”，并引用他的著作攻击艾森豪威尔政府，称其过于依赖核武器。利德尔·哈特的影响力甚至延伸到了英美以外国家的军队。澳大利亚的萨姆·鲍姆加滕中校在谈到利德尔·哈特对澳大利亚陆军的影响时表示：“间接路线也是影响机动理论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而机动理论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陆军思想的主导元素。”巴基斯坦的沙法特·沙阿中将称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一书是“军事历史和理论的开创性著作”。
利德尔·哈特的传记作者亚历克斯·丹切夫指出，利德尔·哈特的著作至今仍在世界各地被翻译出版，其中一些著作已经成书70年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利德尔·哈特指出，德国国防军采纳了由约翰·富勒和他本人的构想发展而来的理论，并在闪电战中运用这些理论对付盟军。
一些学者，例如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对英国军官，尤其是利德尔·哈特，在1939年至1941年期间对德国装甲兵部队作战方法的发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提出了质疑。他说，在战后采访纳粹德国国防军元帅和将军时，利德尔·哈特试图梳理出自己对德军作战实践的影响。采访之后，许多将帅表示利德尔·哈特对他们的战略产生了影响。然而这种说法以前从未有过，也没有任何战前的文献可以支持他们的说法。用米尔斯海默的话来说，是利德尔·哈特“把话塞到德国将军们的嘴里”，目的是“挽回失去的声誉”。
以色列国防军作战理论研究所创始人兼所长西蒙·纳维准将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利德尔·哈特“创造”了“闪电战”，作为一种军事实践，“它与理论截然相反。闪电战由一系列行动组成，这些行动的安排更多地取决于成败，而非设计”。纳维表示：“通过操纵和设计，利德尔·哈特歪曲了闪电战形成的实际情况，掩盖了其起源。通过对一个浮夸概念的理想化，他强化了闪电战的神话。他把自己对运动战的理解，强加于肤浅的闪电战概念之上，制造了一个理论问题，花了40年时间才得以解开。”纳维声称，在给德国埃里希·冯·曼施泰因元帅、海因茨·古德里安上将、埃尔温·隆美尔元帅的亲属和同事的信中，利德尔·哈特“将他自己捏造的闪电战版本强加给隆美尔，并迫使其承认这是原始方案”。
纳维指出，古德里安回忆录在德国出版的版本与在英国出版的版本不同，在德文版中刻意淡化了约翰·富勒少将和利德尔·哈特等英国军事理论家的影响。一个例子是富勒在1920年发表的康布雷战役报告，当时富勒是皇家坦克部队的参谋。利德尔·哈特声称，古德里安阅读并采纳了他在装甲战方面的发现和理论，这有助于形成后来被称为“闪电战”的作战理论基础。虽然德文版的古德里安回忆录提到了利德尔·哈特，但并未提及他在装甲战理论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两个版本差异的解释，可以在两人的通信中找到。在一封写给古德里安的信中，利德尔·哈特提醒这位德国上将，应该给予他应得的荣誉。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为利德尔·哈特辩护。理查德·斯温评论说，虽然某些反对利德尔·哈特说法的意见确实有道理，但利德尔·哈特本人并不是一个无赖，而米尔斯海默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的企图也是没有道理的。
历史学家杰伊·鲁瓦斯评论说，利德尔·哈特和约翰·富勒确实预见了装甲兵部队在闪电战中的作用。他认为，利德尔·哈特高估了他对德国将领的影响力，但事实上，包括以色列国防军的伊加尔·阿隆少将和法国陆军的安德烈·博弗尔上将等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军事领导人都了解他的理论，并认为他的观点值得思考。鲁瓦斯说，据弗里德里希·冯·梅伦辛少将回忆，隆美尔多次提到利德尔·哈特，并对他评价很高——尽管在鲁瓦斯看来，这并不足以让隆美尔成为他的学生。鲁瓦斯认为利德尔·哈特是一位需要公众认可和社会影响力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天生慷慨的人，他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努力不应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被归因于动机。
约瑟夫·福布斯认为，有关利德尔·哈特、古德里安和隆美尔的亲友合谋夸大利德尔·哈特影响力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福布斯表示，米尔斯海默认为利德尔·哈特在《德国将领访谈录》一书中塞满德国人捏造的评论以凸显自己，这毫无根据。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关于古德里安的章节中，古德里安指出，他相信的是英国“机动部队”负责人珀西·霍巴特少将的理论，而非利德尔·哈特的理论；德斯蒙德·扬曾向隆美尔元帅的儿子曼弗雷德·隆美尔推荐利德尔·哈特，说他或许可以帮助出版其父亲的回忆录，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们合谋给予利德尔·哈特过多的认可；此外，《德国将领访谈录》中只有一句话提到了利德尔·哈特的影响。福布斯认为，米尔斯海默之所以声称书中充斥着德国人捏造的评论以夸大利德尔·哈特的作用，更多的是依据弗兰克·马欣的评论，而非文本本身。
战后德国的军备重整，高度依赖于德国国防军所需的形象提升。利德尔·哈特是这两项相互关联的举措的早期支持者，他在1948年出版的关于希特勒将领的书中，提供了关于隆美尔的第一个广泛传播的资料的来源。他用一章的篇幅来写隆美尔，将他描绘成纳粹政权的局外人。1951年这本书重版，该章增补部分以赞扬隆美尔的“天赋和表现”作为结尾，称赞他“有资格在历史上的‘伟大统帅’中占有一席之地”。
1953年，《隆美尔文件》出版。该书由利德尔·哈特、弗里茨·拜尔莱因中将及隆美尔的遗孀和儿子曼弗雷德·隆美尔共同编辑，利德尔·哈特作序。历史学家马克·康纳利认为，《隆美尔文件》是开启“隆美尔复兴”和“隆美尔神话”的两部奠基性著作之一（另一部是德斯蒙德·扬所著的传记《隆美尔：沙漠之狐》）。这本书使人们更加认识到隆美尔是一位杰出的指挥官。在序言中，利德尔·哈特将隆美尔与阿拉伯的劳伦斯进行了比较，声称他们是“两位沙漠战大师”。
2006年9月4日，英国军情五处公布的档案显示，早在1944年初，军情五处就怀疑诺曼底登陆计划已被泄露。在诺曼底登陆前，利德尔·哈特撰写过一篇题为《关于入侵欧洲大陆问题的若干思考》的论文，并在军政要员中广为流传。利德尔·哈特可能在该论文中正确地推断了盟军即将发动的登陆作战的诸多方面，包括登陆地点。当时军情五处怀疑利德尔·哈特从英国防空司令部总司令弗雷德里克·派尔上将手中获得了盟军的登陆计划。
军情五处对利德尔·哈特进行了监视，截取了他的电话和信件。调查显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利德尔·哈特参与了任何颠覆活动。派尔也从未被起诉。利德尔·哈特声称他的工作仅仅是推测。看来，利德尔·哈特只是思考过同样的问题，并得出了与盟军最高司令部类似的结论。
第一，力求客观、完整、准确地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英文版的整体结构、观点、情感。即忠于原著，不依个人好恶随意增删修改。
第二，力求在军事专业翻译方面有所“突破”，将必要的隐含信息比较专业地呈现出来。例如，在军衔翻译上，不是一概笼统地翻译为“将军”，而是根据所属军种（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的不同及具体的军衔等级，分别译为少将、中将、上将、五星上将（海军少将、海军中将、海军上将、海军五星上将，陆战队少将、陆战队中将，空军少将、空军中将、空军上将）等；在人名、地名翻译上，除约定俗成的译法外，一般按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中国地名委员会编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萧德荣主编的《世界地名翻译手册》等规范处理，保持译名前后统一。
第三，在译者注方面，为重要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补充了一定数量的注释，包括历任高级职务及其任职时间、高级军衔及其晋升时间等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中译本的内容，期待能够为读者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
毋庸讳言，书中未为中国抗日战争设置专章叙述，对苏联卫国战争的篇幅安排也分量不足，这与中国抗日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极不相称。但需要说明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英文版出版于1970年，作者在研究和写作期间，中国抗日战争的档案资料尚未开放，正式出版的官方学术著作等学术研究成果较为匮乏，且作者不懂汉语，无法利用有限的中文学术资料；而苏联档案资料和正式出版的官方学术著作虽然相对较多，但作者“单枪匹马”开展研究，且不懂俄语，难以利用和驾驭更多的俄文资料。因此，书中存在这种重大缺陷和不足，应该还是可以理解的。
这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中译本，由肖石忠担任主译，负责组织计划与校译统稿，参加翻译的人员还有刘宇宁、丁子杰、萧思思、张晓立。本书的翻译工作，得到了赵丕少将、萧裕声少将、姚百慧教授、游战洪教授、周萍主任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曾德明先生、刘书乔先生对本书的编辑出版给予大力支持并付出了大量辛劳。我们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译者的学识水平，这部中译本的疏漏与错误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将来再版时修订。
肖石忠
202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