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药房

书房里有一张翻拍的我父亲的旧照片，大概是上世纪20年代照的，目光柔和自在，西装领带，小分头，双手交叠侧坐，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小帅哥”。当我仰头与照片中的父亲对视，总会想起那间小小的医疗诊所——“鹏飞药房”。1935年前后，我还没有出生，这间药房就在粤东紫金一个叫“龙窝圩”的小镇上开张了，一直到1954年公私合营，药房停业，前后二十年。“龙窝圩”的“圩”，是客家话，就是赶集的地方。龙窝是贫穷的山区，以种植水稻、油茶、茶叶等农作物为主，每隔几天有“圩日”，方圆几十里的农民就肩挑手提自产的物品来“赴圩”，摆摊出售，再换些日用品回去。龙窝圩不大，只有四条不足百米的小街，联结为“口”字形。窄窄的街道铺满鹅卵石，雨后的阳光下黑亮黑亮的。龙窝圩统共不过八九十间简陋的店铺，有杂货店、裁缝店、咸鱼摊、凉粉摊、午伙饭店、铁匠铺、银饰店、理发馆、镶牙所，等等，还有两间小教堂和一座破庙。“鹏飞药房”就挤在这些歪歪斜斜互相倚靠的店铺丛中。

药房的门面小，约宽五六米，高十来米，三层楼，瓦顶，木料楼棚，“红毛泥”（水泥）地面，还有几个百叶窗、一个木栏杆小阳台和一个天棚。这在当年算是挺“洋气”的罢。

店铺前厅是药房，后头做厨房，二三楼住人。进门右侧是一长条玻璃柜台，靠墙一排药柜，摆满各种盒装的西药和自制的丸散膏丹之类。左墙上有一罗马字挂钟，贴着一张“人体解剖图”和一张“药物配伍禁忌表”。最显眼的是那条厚木长凳，敦敦实实，油光锃亮的。每到“圩日”，长凳上总坐着有病没病的农民，抽烟聊天，喧闹得很。

药房除了问诊卖药，还类似现在的茶室或咖啡馆，担负着“赴圩”村民歇脚与信息交流的功能。在药房出入和歇脚的，多是贫穷而又有疾苦的人。在我刚能记事时，就见有一位钟姓的老伯，六七十岁了，双腿患“无名肿毒”，行走一瘸一拐，可是每逢“圩日”，还是肩挑沉重的牛轭来赴圩。牛轭就随意摆在药房门口的台阶上，无人问津，等一整天也卖不出一个。父亲可怜他，常给他一些“拔毒生肌”膏涂抹肿毒。还有一位叫“阿谬”的半盲的人，光棍，在破庙里留宿，饱一顿饥一顿的。父亲就让他帮家里每天挑几桶水，顺便也就接济一下他的生计。

这类悲苦琐碎的往事很多，几十年后还记得。我们的家境相对较好，但终究也穷，而成天与许多更穷的农民接触，他们的苦难和艰辛，在我幼小的心里刻下深深的印记。

虽然我在“鹏飞药房”住过十余年，但当时年纪小，不太在乎药房的来历。后来年长了，爱想些旧事，才有意去打听药房和父辈的琐闻。

我老家不在龙窝，在离龙窝八十里路的另一乡镇中坝。我是中坝出生，然后在龙窝长大的。祖父温福先去世早，我自然没有和他老人家亲近过。据老辈人说，祖父是三世单传的独子，当过崇真会的“宣教士”，家境贫寒。祖父母生有三子三女。我父亲最小，叫温望生。可能嫌这名字太“低调”，自己改名为“温鹏飞”。这是有些叛逆的。但他没有一举冲天，在那战乱频仍的岁月里，只能步步维艰地打拼谋生。因为家里供不起，父亲没有读完中学就辍学了，跟他姐姐过，帮忙看顾孩子。十六七岁只身跑去香港，在铜锣湾一家叫东华东院的医院打工。父亲极勤快聪明，一边做工，一边细心观察揣摩，学医疗知识和拉丁文（旧时开西药方都要用拉丁文），后来居然成为一名医生。

1935年前后，父亲二十六七岁，回到紫金，就在龙窝圩开设那间“鹏飞药房”。那时一般县乡都还没有医院，农民病了，没有住院的，就求神拜佛，叫魂消灾，在家里硬扛。实在扛不住，才请郎中把脉开方，喝点中药。而父亲开这间西药房，还是稀罕事，当时的乡下人对西医还有些半信半疑。父亲自学成才，边学边干，什么《解剖学》《内科学》《药理学》都是自修的，也不分什么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碰到来求医的，总要想办法，几乎就是个全科医生。医学还是要靠临床经验。父亲在日积月累中摸爬滚打，医术还不错，也可能因为一般农民很少用过西药，往往用一点药就立竿见效，“鹏飞药房”很快就出了名。

父亲性格柔弱而谦和，他讲医德，开药房固然要赚钱谋生，更看重的，是救死扶伤，积德行善。我至今记得药房柜台上写着“童叟无欺”几个大字，遇到有些病人实在付不起药费，也就免了。药品主要是从邻近比较发达的小城如兴宁、河源等地批发购进。当时还没有公路，靠挑夫走百十里路买来，有时就遭匪徒剪径抢劫，血本无归。除了坐店问诊，父亲经常要骑着马走村串巷去看病，深更半夜出诊也是常事。农民很朴实，父亲给他们治好病，总是千恩万谢，送些腊肉、阉鸡、青蒜之类为礼。有些得到救治的孩子，还拜认我父亲为“义父”。这是父亲很得意的事。我不止一次听他说过一件“传奇”：某年大年初一，一大早，龙窝圩就闹腾开了，不是开门见喜的热闹，是开门“见粪”的“闹”，多数店铺昨晚都被人泼了粪，唯独“鹏飞药房”等几家幸免于难。大概也是因医德服人吧。

与人的命运难测一样，药房也随着翻滚的时代浪潮而沉浮。1954年公私合营指令下来，一两天药房就腾空了，药柜和瓶瓶罐罐全都搬去了新组建的国营门诊部。桌椅板凳还留下，空落落的墙上张贴上“社会主义好”“发展生产”“爱国卫生运动”等宣传画。“鹏飞药房”停业了，但每逢“圩日”，许多农民还是会来这里歇歇脚。

上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鹏飞药房”一直是我们的家。我从小就在龙窝生活，先后在龙窝小学和龙窝中学（初中）上学。我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这间药房里度过的。记忆中，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加上表兄、表姐，经常在楼上和天棚游戏玩耍，简直就是个儿童乐园。

其实，那时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没有自来水，每天要从圩镇外边的水井打水；没有电灯和电器，用煤油灯照明；盼着过年有新衣服穿，而粗布染成的“圩街乌”新衣，能把身子都染得蓝蓝的；玩具也就那么三五种，纸糊的风筝呀，用钩子推着走的铁圈呀，都是父亲给我们制作的；没有卫生间，要到外边的厕所方便。厕所很多，都是附近农民随意用几块木板搭建的，四面透风，男女不分，用小竹片当手纸用。那时种田没有化肥，农民搭建厕所是为了收集粪便，沤作肥料。我想，如果是今天，这样的日子会挺难熬的，可那时都这样，不攀比，很简朴，孩子们也没有什么考试升学的压力，一年一年自由自在地长大，等待命运的安排。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还不到七岁，班上同学年龄大小不一，记得最大的是一个十八岁的女孩，不到三四年级，她就退学嫁人了。那时上学都要自带粮食柴火，家里实在困难，许多同学不到毕业就辍学了。有时会有诸如地质队、建设兵团等单位来招工，晚上大喇叭一响，有些同学就跟着去了……

写到此，不由得想起作家萧红在香港患病时，回忆故乡写下的那些话，大意是：园子里的倭瓜、黄瓜自由生长，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若不愿意，或不能够，一朵花也不开，一个瓜也不结，也自然，不是什么大事。我记忆中的药房的童年是如此美好，也确实有不可重复的美，但细想，这又不过是被成年的无奈所“过滤”了的罢。

父亲很辛苦。他和母亲生下我们兄弟姊妹七人，要养育成人，一年一年，挺过九九八十一难，多不容易！那只能是“放养”，而不同于现在的“盯养”。有时我琢磨，如今举全家之力，养一个孩子都很叫苦连天，以前祖祖辈辈当父母的是怎么过来的？只能说，环境迥异，“标准”不同，一代有一代的难处。

1954年公私合营后，父亲转为国营卫生院的主治医生，每月工资八十元，当时算是高薪。可是家里人多，日子还是非常紧张的。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挨饿，孩子们在长身体，还要上学，可想父母多么为难。记得我在县城上高中，实在饿得不行。有一回父亲到县里开会，分到一碗羊肉汤，还特地跑两三里路叫我去吃。那真是毕生难忘的美餐！

生活虽然艰辛，父亲总是那样乐观，起码在孩子们面前，没听他叫过苦。他没有什么嗜好，碰到烦闷事，和三两好友聊聊天，喝杯“五加皮”，吃几粒花生，也就打发过去了。对孩子，父亲总是慈爱的。家里墙上也挂有一根竹鞭“家法”，我有时顽皮犯错，顶多伸出手掌被轻轻打几下，算是小小的惩罚。对孩子的读书，父亲却是格外重视的，无论生活负担多么重，也没有耽误过孩子上学。父亲能写一手好字，我五六岁还没有开蒙，他就让我“填红”练字，写“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二”之类。父母都有好奇心，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我后来“追认”，这就是最初的文学教育吧。我还特别想听“鬼故事”，听完又害怕，怕得要蒙着被子才敢睡觉。

父亲历经许多磨难，也经过很多“运动”，但都有惊无险，实在不容易。记得刚建国时，父亲是乐观的，他用一张大纸抄录《歌唱祖国》的曲谱贴在墙上，教我们唱歌。到1958年“大跃进”，看到报纸上说“亩产稻谷十万斤”，父亲不屑，说如果把一亩田的四围砌上墙，再把十万斤稻谷倒进去，会堆多高？这些话我也只在家里听他小声说过，若在大庭广众中议论，可能会招来横祸。

父亲被定的“成分”是“自由职业”，可是“文革”来临，已经五十多六十岁的他，还是被“下放”到农村当“赤脚医生”。父亲毫无怨言，还是那样尽职，为农民治病送医，与村民相处极好。看到当地农民喝浑浊的河水，父亲就为村民打了一口井，让大家喝上洁净水。

后来，父亲又被指派到一间氮肥厂当厂医。那时他已七十多岁，在工厂独自生活，有时还要帮忙照顾外孙女，每天要蹲在地上用煤油炉做饭。我回去看望在氮肥厂的父亲，隐约感到，原来性格慈祥乐观的他，变得有些忧郁了。

70年代“兵荒马乱”，父亲的药房不得已以低价“出让”给人，全家老小便离开龙窝圩，各自到别处去讨生活。记得八九年前，我曾回过龙窝。小圩镇已扩容几倍，建起很多新屋，几乎都是水泥平顶的二三层楼房，大同小异，横七竖八簇拥在一块。汽车摩托车肆无忌惮的喇叭声，带来点点活气。圩镇的老街倒还在，已被包围在新扩展的屋宇群落之中，愈发显得寂清。我努力循着记忆去寻旧，却完全不见原来的模样和气息了。

找到我们旧家药房的所在，旧址上已重建起小楼，还是三层的格局，只是改为杂货铺了。我凑前去和新户主搭讪，告诉他我是多年前的住户。他略显惊讶，似乎在遥想历史，说也曾“听说”过“鹏飞药房”，但店铺早已经转手几次。新户主很客气，邀我上楼看看。想当年，每天上上下下要走多少遍的那个厚木楼梯，哪里有个凹凸都了然于心的，现在已被闪亮的铝合金扶手梯取代。我犹疑一会儿，再没有兴致上楼“参观”。于是便移步到店铺外边，伫立，仰望，尽量“还原”药房的原样，有些恍惚迷离：这就是我常常梦见的老家？小时候感觉挺宽敞的“乐园”，原来如此狭逼？心头不禁涌起一阵悲凉。

我们兄弟姊妹都是在“鹏飞药房”长大的。后来我们都到外地工作、成家，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事业和孩子身上，也就是逢年过节看望一下父母。这时父母也老了，龙窝的药房回不去了，只好又回到暌违几十年的中坝乡下老家去住。老两口自己挑水、买菜、煮饭，过极为简单而孤寂的晚年。直到八十岁上下，身体有病，生活再难自理，才不得不拎起包袱轮流住到广州、深圳和紫金的子女家里。

现在我也老了，最后悔的是，当年“鹏飞药房”被“出让”了，我们家的“大本营”没有了。也曾想凑点钱为父母买套住房，免得老人居无定所。但事情没有抓紧做，就应了那句话，“子欲养而亲不待”了。

2025年3月26日 oKGeNug91eFo5r2VHjpvhcg8VnoHtO330rO1KQ78pYjr+Ydb0K9AHEWim+gWbav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