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语文教育敲边鼓

1999年7月30日，我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才半个月，就专门召开了“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座谈会”。与会者主要是北京市的几位语文特级教师、教研员，以及本系的蒋绍愚、苏培成等几位教授。这次会主要听取一线语文老师的意见，并没有集中解决什么问题。但我在会上讲，北大中文系应当有部分精力投入到基础教育，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之后，中文系做了和语文相关的三件事。

一是重新提议并配合学校开设面向全校的“大学语文”课程，并对课程做了改革，鼓励多读书，提升语文素养，“把被应试教育败坏了的口味调试过来”。我与蒋绍愚、何九盈、周先慎等老师合作，编写几种“大学语文”教材，包括把文化专题知识学习与阅读融汇的《高等语文》（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北大几乎所有理科院系都提出有必要开设“大学语文”，但因为定为选修，效果并不理想。

二是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编写高中语文教材，包括必修五册，选修十五种。袁行霈教授领衔，我和人教社编审顾之川担任执行主编。北大有十多位教授参与了编写工作。这套教材2002年10月启动编写工作，之后陆续出版，到2019年，新的语文统编教材（我担任总主编）在全国推开使用之前，这套高中语文教材在全国有半数以上中学选用，时间长达十多年，影响很大。

三是成立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2003年12月25日举行成立座谈会，在五院一楼会议室，挂了一个条幅，有二十多人参加，其中包括林焘、王宁、巢宗祺、蒋绍愚、钱理群、顾之川等有名的学者，而聘请为研究所顾问和研究员的，还有袁行霈、徐中玉和刘中树等先生。

我在会上发言提到，北京大学是现代语文教育的发祥地之一，历来在语文教育方面发挥领军的作用。北大中文系有许多老师直接参与大学、中学的语文教学活动，如参加每年高考语文试卷的命题和阅卷，参加大学和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等等；系里每年有十多位教师主讲全校性必修课大学语文。中文系还曾经为北京市教育部门举办过中学教师本科班。北大中文系早就介入了各种层次的语文教学，中文系的教学科研始终有一部分是直接和语文教学的改革紧密相连的，社会上许多语文教育单位也希望北京大学能够有相应的机构，投入语文教育改革。所以成立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应当说是顺理成章。

我也谈到北大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优势和不足。有这样一个平台，可以组织校内外相关的研究力量，发挥综合大学在语文教学改革方面的作用。研究所的成立，也将进一步加强北大人文学科与社会的联系，为社会服务，同时为北大传统文科注入更多的活力，拓展学科的生长点。成立北大语文所，就是打破大学与中学、教育界的隔绝状态，推进在语文教育改革方面多学科的通力合作。说实在的，我们也意识到北大中文系有不足，在语文教育的学科理论上，我们显然比不上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学校那样专业，在教学实践上，又可能比不上一线教师的经验丰富。所以研究所的成立也是想争取更多向兄弟院校学习的机会。研究所的体制应当是开放式的，既是北大的研究所，也是所有关心大学与中学语文教育的学者的研究所，大家都可以利用这样一个平台，各种关于语文教学的不同的学术研究观点，都可以在这里探讨、试验与发表。研究所真切希望能够加强与兄弟院校特别是师范院校的学术交流协作。

北大语文所是个虚体。促成其成立的是重庆《课堂内外》杂志社，他们给了语文所八十万元作为开办经费，后来这笔钱大都给了校外老师承担语文教学调查的花费上面。这是要对《课堂内外》特别表示感谢的。语文所没有编制，也没有下拨的行政经费，甚至没有申请什么项目，主要是采取比较灵活的开放式办所方式，建成了一个语文教育研究的平台，但也做了不少切实的事情。

2024年1月5日，在北大语文所成立二十周年庆祝会上，我有一个讲话，总结了语文所二十年做过的六件实事。我半开玩笑说，语文所之所以能做成几件事，是因为没有编制，没有经费，不用花时间去开会、填表和报销，无非就是一些“自愿者”聚集一起做点服务社会又有意思的事。本书收录了我在庆祝会上的那篇讲话，这里就不重复了。

2025年5月2日 oKGeNug91eFo5r2VHjpvhcg8VnoHtO330rO1KQ78pYjr+Ydb0K9AHEWim+gWbav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