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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7月16日下午，在静园五院会议室，学校党委宣布任命我担任中文系主任。此后，到2008年5月，我担任系主任前后两届，九年。在中文系，无论资历、学问、威望，都轮不上我称能，却被“赶着鸭子上架”了。按照当时的干部制度，先由组织部到院系调查，征求意见，提出备选名单，然后由教师大会投票，学校任命。当时，我去北大出版社当总编辑才两年，又要急着调回中文系，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现在想来，也是机缘吧。我年龄较适中，当时五十三岁；出过几种书，晋升教授的时间相对算早；当过副系主任，出任过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可能以为我有些行政能力。行政能力其实未必，我只不过“死心眼”，做事比较认真罢了。
在外人看来，当北大中文系主任是荣耀的，但我自知斤两，压力很大。好在北大的“官场”味不浓，系主任不是什么“官”，无非是在老师里头选一个愿意出来做，大家又能接受的，“轮流坐庄”就是了。卸了职，还是普普通通的教师。北大有个好习惯，院系一级领导包括党委书记，都不是外派来的，而由本院系的老师兼任，不脱产。我在任九年，一直在上课、带博士生，也从没有人称呼我“温主任”。听说有些学校的院系领导是可以“套”什么干部级别的，我们对此毫无概念，也不感兴趣。十多年过去了，回顾我当系主任那九年，有些片段写下来，也许可以作为史料。这些片段包括：先拿会议“开刀”，麻烦的“定岗”，师资队伍“断层”，提出“守正创新”，培养“笔杆子”，孑民学术论坛，率先实行博士论文匿名评审，坚持不“升格”为学院，“宽口径”与“厚基础”，实行评分“正态分布”，本科生设导师，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等等，并不连贯，也就是随想随记吧。
上任后，我首先拿“会议”来“开刀”，主张减少开会，能不开的会，就不开。上面要求必须传达的，则化繁为简，通告大家就是了。全系教师大会每学期也就安排两三次，不讲虚话套话，就是讨论解决有关教学、科研和考试等具体问题。会议少开一点，表格少填一点，不必要的“管理”松开一点，还有，就是不强制老师每年必须发表多少论文，职称晋升主要看“代表作”。这样做，是想减少干扰，恢复一些自由的空间。
但也不见得都赞成这样做。记得有一回，我和北大经济学院的院长聊此事。他说若没有严格的规定，有些老师会很懒，用现在的说法，就是“躺倒”了。我说“懒人”毕竟很少，为了“管住”极少数，而把大多数弄得很紧张，不值得。我们减少开会、填表，不要求每年发表多少论文，是想营造一个宽松的“小环境”。我还发表过文章，批评学术界特别是人文学科的“项目化生态”。结果呢，我们营造“小环境”的措施也只坚持了几年，后来“大环境”越来越“卷”，中文系又陷进去了，挺遗憾的。
说到当时减少开会，也有例外，有一种会议几乎每星期都要开，就是系主任联合办公会。一般安排在周一下午，党政班子成员参加，议决教学科研等具体事项。第一次办公会，班子成员做了明确的分工，各负其责。当时北大的规定，院系一级实行院长或系主任负责制，党委起“保证作用”。那么职责分工我就负责统筹协调，其他几位副主任分别主管本科教学、研究生培养、科研、学生工作，以及行政管理，等等。与我合作的系党委书记李小凡，就是那位平凡而默默耕耘、认为“课比天大”的方言研究专家，曾得到教育部表彰的，可惜英年早逝。后来又有蒋朗朗接任。他们的人品和师德都是极好的，我们之间互相帮衬，从未闹过什么争执。真不容易！班子其他几位成员进进出出，包括张剑福、宋绍年、张鸣、朱庆之、卢永璘、陈跃红、陈保亚、窦克瑾、金永兵，等等，都尽职做事；彼此若有什么不同意见，商量着办就是了。办公会是个好办法，既可有效实施民主集中制，主要精力又能放到处理教学科研的工作上。我不当“甩手掌柜”，也不揽权，放手支持班子成员各司其职。在任九年，最欣慰的就是班子的团结。这也因为当时风气还不那么“卷”，物质利诱没有那么多，大家都想着怎么把工作做好，让中文系正常运转。
上任后两个月，1999年9月，北大开展人事制度改革，要给教师“定岗”。学校给每个院系下达教职工岗位的指标，分为八级，与岗位津贴挂钩。定岗不等于职称，而是按照岗位需要，发放不同级别的津贴。每年定岗是动态的。第一次定岗的情况是：一级岗定五人（另有两名是此前学校评定的“资深教授”），主要是学术界有公认的成就的学科带头人，包括袁行霈、裘锡圭、严家炎、谢冕、徐通锵、陆俭明、褚斌杰；二级岗十四人，主要是资历较高的博士生导师；三级岗三十人，主要是博士生导师和教授；其余是四级及以下岗位，六十五人。因为牵涉到具体的人事，不能由我和书记说了算，也不能放手让全系投票公议，而要多方调查，从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几个方面去比较平衡，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反复讨论几种方案，最后经过学术委员会议定。定下来后，很多矛盾和争议，还得调解矛盾，工作是非常难做的。
其中二级岗人选的确定最具争议。有一位在学术上有相当影响力，可是“人缘”似乎不太好的著名教授，其条件是符合二级岗的，我也赞成他二级岗，否则“不好交代”。可是学术委员会在议决时把他排除了。上报的名单不能改，只好到人事部“上会”时，由我去“突然袭击”，说明情况，表示可以把我的二级岗名额“让出来”给这位教授。结果人事部临时给中文系增加了一个二级岗名额，事情才算平息了。
还有一位老师教学水平比较低，学术上有“硬伤”，影响不好，又遭到学生投诉，定岗时被划为“编外”，交给学校另作安排。他的家属就打上门来，闹得“鸡犬不宁”。最后还是帮助这位老师转岗到另一个院系。当时北大人事制度改革比较理想化，甚至设计要“非升即走”。可是大环境如此，谈何容易？诸如“定岗”之类麻烦的事情很多，穷于应付。好在系里班子成员对于定岗都是“礼让有先”，而不会为自己争抢，做工作也就比较能服人。
通过定岗，我们对中文系的师资情况也做了一次全面的排查。比定岗更让人头疼的情况显现了，那就是，中文系的学术实力正在“往下掉”。
北大中文系是文科的重镇，学术声誉高，那是因为建立比较早，曾涌现过一批大师级学者。这也得益于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和燕京的中文系合并到北大，后来又来了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的王力先生，北大捡了“大便宜”。五六十年代的北大中文系可谓“独步天下”。之后虽历经运动波折，也还是培养了一批学养扎实的师资，包括1954和1955级毕业留校的那批老师。“文革”后学科复兴，学术研究进入比较纯粹而带理想主义的时期，这批老师成为中文系乃至全国学界的中坚力量。但在我接手中文系工作时，中文系的“鼎盛时期”已近“尾声”，只不过我们顶着北大的“光环”，仍然有点“自高自大”罢了。
我上任后，对文学、语言和古文献三个专业七个博士点逐一摸底调查，认为当时在全国同一学科领域仍然处于领先地位的，有现当代文学、现代汉语、汉语史、语言学和文献学，而师资“断层”情况正在出现。当时全系一百三十三名教职工中，有五十七位教授，三十一位博导，他们大都是50年代毕业留校那一批，平均年龄接近六十岁。到2003年，他们之中70％将退休，学术整体实力“往下掉”的趋势来逼。我曾向学校领导汇报中文系现状，算了一笔账：就影响力而言，当时在全国学科同行中仍然名列前茅的学者（大致是二级学科能名列前五，三级学科名列前三者），全系大概还有十五位（大都是一、二级定岗），但这批领军的教授将陆续退休。而按照当时估算，四十五岁以下，可望发展为一流学者的老师还不到十位。十年之内，中文系真正著名的领军的学者将大大减少，有些学科甚至“归零”。这是严峻的事实。
于是，我们就把师资队伍的充实提高，作为头等大事。记得曾在香山附近宾馆专门举行过为期两天的全系大讨论，要求破除“自高自大”，每个教研室都把自己的师资放到全国同行中去比较，看优势和弱项在哪里，应当如何扬长避短，适应时代需求拟定各自的学术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系里有意识做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尽可能扶持年轻教师。但做学问，特别是人文学科，主要还是靠个人的才华与积累。我们能做的，主要是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比较宽松的空间，争取更好的发展资源。我曾在1999年9月3日的全系教师会上特别提到：“现在北大有种不好的风气：挤压人才，动辄告状，捏造罪名构陷他人。我上不去，你也别上。这是劣根性。”所以扶持青年学者，有时的确需要“争取”。比如，2004年申报“长江学者”，那时还是比较严格的，系里推举了研究现代文学的C教授。他的学问和影响是肯定的，但有些议论史事的观点可能不太“主流”，上级部门把他“卡”下来了。我就直接找上级申诉，说明情况，表示如果下一轮评“长江学者”，他仍然会是北大中文系的提名。结果沟通成功，这位才俊评上了。还有一位在清华任教的年轻博士Y，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卓有建树，但其“路数”比较独特，与人相处很高傲，对于是否引进，教研室是犹疑的。系里就决定“越过”教研室引进此人。
二是向学校争取政策，适当延缓某些著名教授的退休。人文学科做学术最佳年龄应当是五十至七十岁。可是牵涉到全校的人事制度，这建议当时很难实现。大概在我退休多年之后，学校才设立“博雅讲席”等名堂，少数学术影响大的学者可以延缓到七十岁退休。
那么当时中文系要紧的就是第三点，即“挖人”了，从全国乃至世界上考察和选拔优秀人才，邀请和引进到中文系来。
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好的条件，不可能给引进的老师提供格外优厚的待遇，只能靠北大这个牌子和真诚去吸引人。困难是很多的。都说北大的传统是自由和兼容，可是具体到进人，还是存在某些“围城”习惯，对外校培养的人才，特别是学术理路不同的，还是另眼看待。依照老习惯，选留师资的决定权主要在教研室，特别是几个学科的带头人。他们有学问，但也可能有“圈子”，总是倾向于留自己的学生。系里就特别强调，进人或者留人不搞“近亲繁殖”；本系应届毕业的博士生一般不留校，除非去外校工作几年干出成绩，证明确有发展潜力的，才可以吸收回来。还有，进人或者留人，当然还是要充分听取教研室，特别是学科领头人的意见，但决定权收回到系里，经过学术委员会讨论和投票决定。这样，就尽可能避免“圈子化”的弊病，师资队伍扩充的可能性增加了。
这方面的工作非常繁琐，要花费大量精力。当系里和教研室商量，物色了适合引进的优秀人才之后，就需要去和物色好的“对象”初步接触，结果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人家虽然乐意来北大，但很多调动的困难还要一一解决，某个环节卡住了，就办不成；第二种情况是，想引进的人才因为“北大来挖人”而“身价”倍增，其所在学校给的待遇远高于北大，人家就不来了。2000年前后，我经常出差“微服私访”，就是为物色人才；经常跑学校人事部“打通关节”，也是为引进人才。
而更犯难的，是来自内部的阻碍。有几位外校的学者学问很好，知名度高，也愿意考虑来北大。征求教研室意见，他们却思虑重重，以“有争议”“恐怕难以融入”等“理由”谢绝。一般情况下，还是尊重教研室意见，罢了。但也有例外。当时有一位名气很大的学者G先生，系里邀请他开课一年，反应非常好，他也同意来北大。又是教研室某些有“话语权”的不赞同。怎么办？系里最终还是拍板引进，安排他去了另外一个教研室。
那时各高校开始“人才流动”，互相“挖人”。像“隔壁”的清华要恢复发展文科，就从北大“挖去”许多人。我们一方面进人，另方面，又要防止人才流失。有时未免顾此失彼。如古文献的L教授学问很好，文章写得漂亮，又很有个性，但他和本专业某些老师拢不到一块，提出要调离北大。我急忙把他稳住，“网开一面”，也让他转到另一个专业，应允他可以“独来独往”，安心做自己的学问。他原来教研室的一位老师“质问”：为何给L这样特殊的自由？我笑笑说，等哪一天你的学问做到和他那样好，也同样可以享受这种“待遇”。
诸如此类事情牵涉到人事的方方面面，做起来其实非常麻烦。但那几年还是从全国和国外吸收了十多位有发展前景的才俊，包括北大毕业后在校外逐步成名的。现在他们都已经成为新一代学科带头人。
“守正创新”这个词现在用得很多，几乎成了口号，而最初是作为北大中文系办学的宗旨提出的。写这篇文章时，查了一下日记，早在1997年5月9日，在向北大校领导汇报工作时，我就提到，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中文系办学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守正创新”，并说那也是费振刚老师的主张。当时费老师还担任系主任，我是副主任。我说，中文系的传统、格局与优势，在全国同一学科中很突出，比如注重“史”（文学史和汉语史等），注重基础理论，以及三足鼎立（文学、语言与文献）的学科格局，都是特色，也是“安身立命之本”。我还讲到，那时许多大学中文系都“着急”，改弦更张，纷纷往“热点”和“实用”的专业靠拢，但北大不能这样，还是要“守正创新”。全国那么大，大学的层次和功能不太一样，北大是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北大中文系也不宜把原有三个专业合并为“汉语言文学”这样一个大的专业，更不应当往实用性专业转化。我们曾经办过“文秘”专科和“新闻出版”本科，但只招收过一两届学生，后来就不再办了。
近三年以后，也就是2000年3月，北大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那时我已经担任系主任，在大会讲话中就正式提出以“守正创新”作为北大中文系的办学宗旨。讲话原稿已经找不到了，但在2005年，我曾应学生刊物《启明星》之约，写过一篇九十五周年系庆“感言”，其中有一段是这样阐释“守正创新”的，不妨抄录如下：
我愿意在这里重新强调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时提出的“守正创新”。看来，我们这个有近百年“文脉”的中文系，如何做到既保持和发挥自己的学术传统优势，也就是“守正”，同时又适应社会需求，在学术和教育上不断有所推进，是艰难而必要的。现在一般谈“创新”很多，为何在“创新”前面要特别加上“守正”呢？其实对于像北大中文系这样有传统优势的教学单位，能在当前这种浮躁的环境中“守住”自己良好的学统，也就是属于“正”的那些优势，这本身就是保值和增值，当然，这也需要创新才能保得住。或者说，“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守正”过程也需要“创新”。现在“守正”可能比“创新”更难，需要更多关注，下更大力气。这些年人文学科越来越受到挤压，北大中文系还能取得一些成绩，在全国同一学科仍能居于整体领先地位，我想主要也是靠“老本钱”，是在“守正”方面多下了一些功夫。如果说我们有“创新”，那也是在“守正”基础上实施的“创新”，断不是甩开传统去盲目跟进那些好看而无根的“新潮”。所以我又愿意把“守正”的意义理解为继续保持严谨而又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让中文系的“文脉”生生不息，每一位师生都能从中获益。在这样功利的浮躁的时代，“守”的难度往往比“创”更大，但这最难的也就是更可宝贵的。我们的前任系主任费振刚教授提出过“以不变应万变”。如果不把这想象为拒绝任何改革，而是理解为对于中文系“文脉”的尊重，以及对人文学科讲求积累这种特性的了解，那么我认为费老师的提醒现在也还很有针对性。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守正创新”的含义和必要性。
2005年8月，我在接受纽约大学学生访谈时，又有对“守正创新”更有针对性的阐释：
提出“守正创新”，也是针对现在那种浮躁的学风。北大有许多好的传统需要守成，不要动不动就改变它，也不要急于创新，天天改革。在许多情况下，改良比改革更切实。办教育和办工厂不一样，教育需要积累，不宜变动太过频繁。现在北大也有浮躁心态，有些干部想“出新”较多，而考虑好的传统的“坚守”不够。我们把“守正”放在“创新”前面，是想说明继承优良学术传统的重要性，基础性，不赞成浮躁的教育“大跃进”。
后来，我在许多场合都提到要“守正创新”，这个理念也得到中文系大多数老师的认可。到2016年，时任北大校长林建华在《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题目就叫《守正创新 引领未来——关于北京大学办学使命的几点思考》（后来《人民日报》转发），其中肯定了以“守正创新”作为北大办学的思想，这个提法的影响就出去了。
北大中文系是个老系，有好的传统和学风，比如严谨求实，有宽松自由，还有思想比较活跃，这些都是好东西，要想办法把它们传下来。“守正创新”，我看先是把“正”守住，在这个基础上再创新与发展。办教育要有理想，要适应时代发展，但必须遵循规律，不要那么多动作，特别忌讳“多动症”。教育有滞后性，特别是精英教育，总还是要有的，它有时要与社会潮流保持一定的距离。
过去，奔着北大中文系来的考生，多数怀揣作家梦。其实作家要有天赋，有特别的想象力和文字能力。作家不是学校“培养”出来的，往往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因此老主任杨晦先生说过，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对他的话至今仍有争论。我当中文系主任那时，不去争论，而根据现实要求和学科特点提出，“中文学科”的定位是把语言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培养这方面有较高素养与能力的人才。社会需要作家毕竟极少数，却需要大量“笔杆子”。学中文的学生受过语言文学的基本训练，文字能力较强，从事各行各业以及学术研究的适应性也较强，有“后劲”。我在几次会上讲话和一些文章中都强调要重视写作能力的培养，说这是中文系的特长，并着手围绕这个目标改进课程。
这项工作主要交由副主任陈跃红老师去做，也得到全系老师的配合。改进有几点：一是把文学、语言和古文献三个本科专业的部分课程（主要是一、二年级的）打通，通识化，全系学生都要上。二是重视七门基础课的教学，由有经验的教授来授课。当时学校也支持，还专门给主讲基础课的老师发聘书，以示重视。三是改变“因人设课”的无序状况，不能把研究生的课和本科选修课混同，要求各专业专为高年级开设专题选修课。四是增加几种全系必选的“经典名著精读”课，是“整本书阅读”，一学期通读精读某一种，本科期间有几本经典打底子。五是每一种课都要求指向写作能力训练，布置小论文，老师必须指导论文写作，为学生改论文。
特别是第五项改进，我抓得更紧。记得我曾提出要向中山大学文学院学习，他们格外重视写作训练，要求本科四年写短论文或其他形式文章一百篇，老师分工给学生指导和修改。我还应邀去香港浸会大学等校，考察他们如何把教师为学生改作文作为一种制度的。这些经验我都在系里推广过。我还和系里七八位老师合作编写了一本《中文学科论文写作训练》教材，原是为中央电大编的，后来很多大学中文系也采用，有过十多次印刷。
当时还有一项改进，就是抓好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之前，毕业论文一般安排在最后一学期，这是有问题的。那时学生都在找工作，没有足够精力投入。考虑到这种情况，系里决定把毕业论文提前到四年级上学期。此外，重视二、三年级学年论文的写作，要求老师分头指导，设定两个学分。当时确实是想动员全系老师，每一门课都全力以赴抓写作。虽然中文系没有专门的写作课，但这种训练渗透到所有课程中去了，效果应当是不错的。
不敢说这些改进全都得到落实，而且时代在变，人们对中文系的要求也在变。我退休后仍关心当初的举措如今有哪些还在持续，相信中文系总还是要培养“笔杆子”的。
这几年经济状况不太好，就业难，硕士、博士生又扩招。这实在也是无奈之举。可是文科的博士生实在太多了，很多不见得真的喜欢做研究，到时候工作还是难找。我历来主张人文学科还是少而精为好。我任系主任那些年，社会和经济压力还没有现在这样大，招收硕士、博士生也不像现在这样多，每位导师每年也就招一名博士生，若没有合适人选，就干脆不招，系里也不会强加。
还有就是如何培养。博士生进来后，完成了外语和政治课的学分，一般也就是按照导师指导的研究方向、路数，给个阅读书目，或者定个题目，由学生自己去摸索。有的博士生几年下来只认识导师和所在教研室几位老师，和同学也很少接触。按照既定专业方向进行个性化的培养，好处是精专，坏处是知识面可能狭窄。为拓展学生知识面，活跃思维，系里专门为博士生设计了一门共同课，那就是“孑民学术论坛”。论坛每隔半个月一次，内容涉及面很宽，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献、经济学、社会学，以及科技，等等，所邀请来讲授的都是校外相关领域的名家，如张中行、王蒙、余光中、张岂之、李欧梵、徐葆耕、刘梦溪，等等，我都是亲自出面去邀请的。论坛要求全系的博士生必修，而且要根据某一次讲座的内容写一篇学习心得。这个论坛其实在1996年我担任副系主任时就开始举办了，到2000年前后，正式作为一门课程。论坛大大开阔了博士生的视野，也活跃了中文系的学术氛围。
在此基础上，后来我又主持出版了“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也就是在出版界小有名声的“十五讲”系列。
文科的博士生怎样培养？其实在北大中文系，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关键在招收的生源质量。优秀的有潜质的学生，只需要导师点拨，就能找到自己的学术路数，逐步成长起来。招生时导师的专业辨识起决定作用，系里只能在基本要求方面把关。而资格考试、预答辩和答辩这三关也很要紧。特别是答辩，当时都是由导师提出答辩委员会人选名单，往往就难免只找熟悉的同行，几乎全都能顺利通过。为了逐步完善博士生培养制度，切实提高博士论文质量，系里决定实施论文匿名评审制。其程序就是要求各个专业建立本学科的专家库，博士论文提交答辩之前，须把论文交给校外三名以上的专家评审，待专家同意后，再组织答辩。而谁的论文，邀请哪几位专家评审，是双向匿名的。我在任那几年，几乎每年都有几篇博士论文答辩未能通过。
记得有一回，某位博士生的论文答辩已经过了，按照程序，需要学术委员会最后抽查复核。到这一环节，一般都不会再卡住。但也不尽然。已通过答辩的论文我们还会大致浏览查阅。翻阅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我感觉有些内容似曾相识，就认真去查。那时还没有查重的软件，只能从注解等细节顺藤摸瓜去找，果然发现有大段抄袭。结果，这篇博士论文就不予通过。导师来说情，建议考虑这位博士生因为家属生病，论文提交草率的情况。我说这不是抄袭的“理由”，但也容许这位学生修改后再次提交答辩。
诸如此类的事情几乎每年都有发生，因为管理制度还不完善，处理起来挺麻烦的。应当说，那些年虽然博士生少，但逐步建立了严格的可以操作的管理制度，创造了比较严谨而开放的学风。北大中文系是率先实行博士论文匿名评审的，后来，全国很多高校也都这样做了。
也就在那几年，北大中文系有三篇论文荣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05年9月，还以“建立严格的博士生教育管理制度，造就最优秀的学术后备人才”的成果，获得教育部颁发的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很多人可能纳闷：如今全国各大学的中文系几乎全都“升格”为文学院了，为何北大中文系至今仍然只是个“系”？这是有“故事”的。
上世纪90年代刮起了“翻牌”和“升格”风，原来的“学院”，纷纷改为“大学”；而学院里头的“系”，就变成“学院”。学校改名一般要经过批准，有些学院改为大学没有得到批准，只好把本学院的各个系改为学院，结果称呼就是“某某学院的某某学院”，还得在后面加括号说明是“二级学院”。这简直是绕口令，也不嫌尴尬。回头看，当时许多学院改为大学，确实也因为扩招，办学的规模扩大了，“名堂”自然也要大些。而且“升格”改名还可以吸引生源，这也情有可原罢。
在这股“升格”大潮中，北大也未能置身事外，1995年前后，大多数系也都陆续改为学院。如数学系改为数学科学学院，地理系改为城市与环境学院，心理系改为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等等。现今北大四十多个院系中，只剩下文、史、哲，以及社会学、信息管理（原图书馆系）五个教学单位仍然叫“系”。
2000年，北大校方也曾试图把文、史、哲三个系改为三个学院，建议中文系易名“文学院”，因为那时全国的大学中文系几乎都已经变为文学院了。就办学规模而言，当时北大中文系有四个本科专业，七个博士点，六个全国重点学科，三个全国高校文科科研和人才培养基地，两个实体的研究所。这在北大乃至全国各个大学的人文学科中，也算是一个较大的教学机构了。但我们不想赶潮流，认为教学格局和规模并没有很大的变动，虽然研究生多了，但本科每年招生数量始终维持在一百名左右，“升格”为学院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何况北大中文系是百年老系，传统深厚，大家也这样称呼习惯了，若改为文学院，反而有些别扭。
记得当时在友谊宾馆开过一次教师代表会，讨论是否改为文学院。多数老师都表示不赞成。我和一些老师也曾建议，中文系原来有个新闻专业，1958年转去人民大学了，如果学校同意在中文系恢复新闻专业，增设中文信息处理专业，同时合并对外汉语专业，也可以考虑改名文学院。但当时学校正准备单独重建新闻传播学院，对外汉语也早已经独立出去，中文系扩展专业后转为学院显然不现实。后来学校一位副校长再次问我，到底改不改文学院。我说，等全国的中文系都改完了，我们再考虑吧。就搪塞过去了。
那时，北大历史系和哲学系也曾酝酿改为历史文化学院和哲学宗教学学院，两系的主任找我商量，看是否同时“升格”。他们听说中文系不改，也就作罢。北大是宽容的，校方尊重系里的决定，一直到今天，北大的文史哲仍然保留“系”的名称。我开玩笑说，出去开会，要排座次，院长级别大于系主任，必须是C位，我们是“生产队长”，就叨陪末座好了。
我在任系主任那时，班子考虑较多的还有课程改革，也尝试做了一些改动，有的成功，有的浅尝即止，甚至无疾而终。那时全国的大学本科都在淡化专业，转为通识教育，同时又增加一些实用性较强的专业。如中文专业就大都只有一个“汉语言文学”，不再划分更细的专业，同时又增加诸如“文秘”“对外汉语”“影视”之类专业。当时北大也提出本科教育要改为“宽口径，厚基础”，实行学科交融整合的“大文科”，尝试实施“文科实验班”，把文史哲打通，到高年级和研究生阶段再选择专业。后来又设立“元培班”，也是淡化专业的思路。这种思路显然有现实的考虑，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展和普及，原来侧重的比较专业化的精英教育，逐渐往通识教育转化。社会上大量需要的是“好使顶用”的毕业生，本科教育不能不转型。但我们显得有些“保守”，在专业和课程改革的大潮中还想看一看，不着急赶趟。经过几年折腾，或者说好听一点，试验，北大中文系还是坚持保留原有的文学、语言和古典文献三个本科专业，没有统称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原来中文系也办过“文秘”专科班，只办了两届，就放弃了。2005年起，开设一个新的本科专业，叫“中文信息处理”，属于应用语言学，将汉语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结合起来，是新的学科点，当时在全国也是“独一份”。但这个专业招生和教学都碰到许多困难，不能说是成功的，只是尝试，也是顺应当时学科融合的要求的。北大中文系本科专业仍然是文学、语言和文献三足鼎立。
对于当时北大提出本科教育要朝“宽口径，厚基础”方向改革，我们也不排斥，而是从实际出发，稳步试验。1999年开始，尝试打通三个本科专业的部分课程，主要是基础课，全系本科生都规定必修的。到2005年，规定新生进来先不分专业上课，一、二年级的课打通，到三年级再根据学生的志向选择不同的专业。后来这个规定大概也只是实行了一部分，新生进来还是先分专业，但一、二年级上的课都是打通了的。
当时系里反复讨论，认为还是稳一些为好。北大是研究型大学，多数本科生还是要继续读研、读博的，必须让他们拓展知识面和视野，同时又有某种专业意识。记得我在几次会上提出，“宽口径，厚基础”是大目标，可是两者是有矛盾的，前者容易，后者难，结合起来更难。并非一讲“宽口径”，就似乎本科可以不要专业了。当时校内外都有人呼唤“大文科”。文史哲不分，学生什么课都选，没有一点专业归宿，恐怕也有问题。后来北大尝试“文科实验班”和“元培班”，我也给实验班讲过课，但始终是不太赞成这样做的，因为弄不好就是“万金油”，就更是浮躁了。我对“大文科”持怀疑态度，认为不能不经试验就推广。口径过宽，“厚基础”就可能很难。中文系本科专业的三足鼎立，是特色，必须保留，可以有分有合，兼顾一点，做些调整。
我们倒是比较重视在训练学生学习能力的前提下去“厚基础”。
前面说过，中文系的目标不宜放在培养作家，但可以放在培养“写家”，中文系出来的应当都是“笔杆子”。所谓“厚基础”，要“厚”在写作能力的综合培养上，要求每一门课都来做写作训练。
为了“厚基础”，正如前面提到的，当时还增加了读原典的课程，是经典名著的“整本书阅读”。比如《论语》《孟子》《红楼梦》《呐喊》等文化经典，就作为本科生完整阅读的正式的课程。这类课主要不是由老师做研究性的讲解，而是带着学生完整地读，让他们有初步的思考与探究。其实，主要的经典真正读懂了，古汉语也就过关了，文学史也部分学习了，语言文字的感觉和文化的感觉也有了，又磨了性子，学风更扎实。
为了让学生“学会学习”，当时还为低年级设计了“中文工具书及文化要籍解题”这样带实践性的课。此外，我们对高年级的选修课也做了调整，增设一些可以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接触学科前沿的课，如各种学科史、学术史以及学术前沿问题讨论，还鼓励老师将各自研究的课题与成果转化为面向本科生的专题课。每个学期提供给本科生选修的专题课不下二十门。通过多年的努力，中文系已经把基础课、限选课与一般选修课配套组成三个层次，真正为本科教学的“厚基础”奠定了基础。
北大中文系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重视本科低年级的教学，一、二年级的基础课主要由资深教授上。2000年前后，研究生的教学规模大了，博士、硕士生数量已经超过本科生，老师的工作量增加了，请资深教授上本科生课有困难，但我们还是努力坚持这样做，本科的基础课主要都由教授、副教授讲。为了让学生一进大学就能领略名家的不同治学风格，我们为低年级开设了一些由“名教授共抬”的“拼盘课”。
如“现当代作品赏析”，就是由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教研室著名的教授（包括已经退休的知名教授）一起上，每人讲一两次，各家的教学风采都展现了，让学生大开眼界。在北大中文系，教授上本科基础课是“本分”的事。2025年教育部组织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评奖，中文系有四门课获得二等奖（前几次评奖有特等奖和一等奖四个，二等奖多个）。
现在本科生都很重视“绩点”，考研或者出国都看这个，弄得学生全盯着考试成绩，持续紧张，这并不利于素质培养和学术成长。很多大学生说上大学几乎和读高中差不多。其实当年我们也碰到类似问题，只不过没有现在这样紧张罢了。
中文系那几年一直在抓学风，抓学术规范与教学管理。其中考试的改革是重要一环。考试评分是否合理、公正与规范，也是直接涉及学生学习动力和学风的重要问题。为了抵制不良学风，树立学术尊严，2004年前后，系里出台了有关考试评分“正态分布”的规定，以及优秀论文与毕业论文新的评分办法。有关规定加强了对抄袭、作弊等违规行为的处分力度；要求考试成绩评定必须符合各分数段的比例限制，接近平均分数的人数最多（60—84分的占70％以上），接近高分和低分的较少（85分及以上的不超过20％，90分及以上的不超过10％，60分以下的不超过10％），分数要拉开，成绩相同率尽可能低。各分数段有一个统一的参考标准，减少随意性。如因特殊情况需调整分数段的比例（比如某些班级整体素质好，高分的比重适当加大），需通过教研室会议同意。当时这些规定，意在使不同专业之间、不同课程之间、不同老师之间，对学生的成绩评价尽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可比性。
另外一件事，是改进和加强对本科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指导，对论文的评分也规定了分数段参考标准，成绩一律采用百分制，指导教师必须给出具体的评语，交教研室主任审核。系里每年对部分论文进行随机抽查和请专家匿名再评审，成绩取指导教师所给成绩和匿名再评定成绩的平均分。教学管理的严格规范，对树立良好的学风起到积极的作用。
2005年，北大教务部推广了中文系的这些改革办法。
回顾那时中文系的那些事儿，琐琐碎碎，最后以一则日记来结束本文吧：
2008年5月23日，下午全系教师大会，行政班子换届。老师到会很齐。学校党委副书记吴志攀、副校长张国有和组织部长参加。我先做总结发言，总结九年来的工作思路、成绩与问题，约四十分钟。当讲到从副主任到主任先后十二年任职的许多甘苦，真动了情，两度感慨哽咽。老师们非常认真听。人生事业又告一段落，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