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女传奇

而今，所余者只有博物馆里那些水泥硬块了；当柏林墙还习以为常地挺立在那里，两个超级大国在大墙两侧的阴影里相互继续狂吠——尽管只用半大的嗓门儿，这时，一封邀请函通过邮寄摆到我的写字台上了。初始，我觉得接受这邀请的意义不大。容颜苍老的都市名叫马格德堡、萨勒河畔哈勒、耶拿和埃尔富特，它们许诺给我一次拖延了数年的旅行机会，劝我耐心等待，各种手续正在申办中。在等待过境进入那个孤傲而闭塞的工农国家期间，我开始犹疑不决，在我的中世纪回忆录中翻检，设想着不固定的同桌就餐宾客，胡椒味浓烈的肉菜，甜如蜂蜜的小米粥，荞麦粥里添加的各种腌制品。在司空见惯的拖延——入境两次遭拒签——之后，盖上公章的证件终于来了，旅途各站点也确定了，还提供参访奎德林堡、瑙姆堡的机会，尽管时间短暂。这两个地方的历史掩埋在我青年时代的教科书里。

我经常宴请一些已成历史的人物。有一次我同一名刽子手及其顾客入席吃家畜下水，也曾经同骑士团首领们坐在长条餐桌边进膳。多罗特娅·封·蒙陶 端上烤制的舍尼施鲱鱼，一道星期五食用的菜肴。吃过鲱鱼，有点奇特的多罗特娅女士给我们朗诵起中部高地德语诗，自诩对文学很在行的我们也受到中世纪宫廷抒情诗人维茨拉夫·封·吕根 的影响了，但仍有吹毛求疵的习性。舍尼施鲱鱼给小说的一章冠上了标题。

马格德堡是我们的第一站。路德教派的一位牧师，名叫奇谢，其子拒绝到人民军中服役，所以不得不去当建筑工人，以代替服兵役。奇谢同宗教和世俗办事机构保持书面和口头联系，他的耐心请求终于有了结果：我们被批准进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旅游，我还被允许在教堂和教区公用房当众朗读我最新出版的、论述鼠与人的小说选段呢。我在那边总是喜欢大声朗读，不得已时就去音响效果极佳、庄严肃穆的厅堂。我执拗地说服自己，相信中世纪比罗马帝国离我们更遥远。在哈尔茨山东边，比如在奎德林堡比在早期基督教维亚河附近的卡塔科姆贝会有更多的发现。我们在亟待修缮的教士住宅里过夜，吃饭时必做短时的餐前祷告。地板嘎嘎作响。墙基长满菌类植物。教士夫人立场坚定。

我们旅行期间，国家的监视是很有节制的，即便在哈勒，人们离开人满为患的教区大厅后又自发地去到附近拥有扩音设备的天主教堂，那里也座无虚席。对这超计划的“节外生枝”环节，国家也听之任之。我一页一页地读着，讲存活下来的老鼠是如何练习直立行走的。每次朗读耗时整一小时。然后是一个紧挨一个坐在教堂板凳上的听众提问，他们初始有些拘束，后来就放开了：“会留在这边吗？会申请出境吗？”——我说道：“那边也只是那边罢了。”但提问者也即将面临这种经历。

从一个世纪到下一个世纪，只不过是近在咫尺的一小段距离罢了。在埃尔福特，曾是奥古斯丁教团僧侣的马丁·路德学会了怀疑，我则在此城年久失修的建筑物包围中朗读自己的作品。一帮有东边那个国家特征的朋克“小混混”起先想捣乱，干扰朗读，但等我讲到老鼠故事时，他们就来兴致了。有传言说，心怀叵测的犹太人把鼠疫引到国内，这帮无知的年轻人现在已放弃鞭笞派 立场了。时下，这个国家及其机构似已疲惫不堪。那位耶拿牧师与妻儿共养一匹马，此马就像在童话中那样从厩门向外张望着。对持异议者的迫害历来层出不穷。战争可确定日期，也可注销日期。据说，图林根曾有从波希米亚逃亡来的瓦尔登泽派 信徒。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古战场附近，那幢教士住宅在蔓草荒烟中摇摇欲坠了。一块指路牌在指示方向。到处可见中世纪早期至晚期破烂的哥特式建筑。不管当今如何坚定地假装政治秩序井然，它将势必沦为历史的边缘物。

我现在该宴请谁呢？马格德堡——我在此城大教堂聚会厅朗读作品——给我提供的首位客人：蒂利，此君系罗马教皇党的皇家将军，曾放任部下公开抢劫这座沦陷在漫天大火中的城市，此事似乎还近在眼前，他却接受了邀请，但心情颇抑郁。我给他端上一道菜，用搅拌的猪血和腰花碎末烹制而成，甜中带酸，就名曰“黑酸菜”吧。

然后，我们在各种日程安排中抽出一天时间小憩。身边到处是三十年战争 残留的大屠杀遗痕。是否要等到回程途中顺便参访一下埃尔富特，这对我们才有吸引力呢？不，无论魏玛或布痕瓦尔德——这个永远与魏玛毗邻、得到精心保护的地方——都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那，去哪里呢？我们的旅游目的地已经很明确：“让我们去瑙姆堡吧，说不定那里的大教堂开放……”

临近八十年代末。是暮春时节吗？不，是秋季。我看见或想看见我们前院里苹果树压弯枝头的累累硕果。但我们望见眼前的瑙姆堡，它灰不溜秋，蜷伏在大教堂脚下，烟囱吐出的浓烟慢慢地在空中消散。这座冷僻的城市散发着褐煤烟味，堪称落后。酸味多于苦味。无雨，它远离萨勒河谷。只能猜测温施特鲁河在何处注入谷地。正如这个工农国家许多地方一样，此城老旧建筑犹如电影中的慢动作在慢性倾毁；如果在此安家，家必崩溃无疑。旁边的一些地块是新时期修建的板材建筑物。我们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因为午休，大教堂关闭。在紧邻一个似公园设施的场地，有一家出售小香肠和饮料的小店营业。我妻子买了一根东部烤香肠。很多年以前，当贯穿柏林的大墙修建完工了，她就逃离了她的国家，当她用西德马克算账，付钱，或在购买廉价商品时认为节约了多少，她都说着西边的货币。但对东边的香肠，她却称赞有加：“还是以前的味儿。”我呢，总算找到理由不得不说：“反正不是咖喱味儿。”

我们不同任何人交谈，也没有谁搭理我们，我们那部瑞典产的汽车中规中矩地停泊着。无论何处都找不到一条板凳坐坐。我们希望不要引人注目。时光在这里流逝还真有点特别哩。向前被封堵，逆行、倒转则被允许。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巴望走下楼梯，隐身在迥异的时段中。家乡逼仄的两居室、后来在军营和临时木板房里的生活、孩子们的吵闹以及各种嘈杂声都不能阻挡我逃离当今的时日。这样，我就很快置身在不同的社交群中。我发出邀请，他们也应邀前来。在纸上，很多事情皆有可能。

大教堂开放时，我们只能在一名导游陪同下参观。根据参观环节，首先下去看罗马风格的存放棺柩的教堂地下室，接着参观东圣坛，然后向我们介绍晚期罗马风格设有座位的教堂中堂之建筑细节。然而我能记住的只有对西圣坛连同讲经台大声着重的讲解。一位身着夹克衫连衣裙的妙龄女郎向我们和另外三对夫妻做介绍。我们听出她的标准德语里夹带少许图林根口音。她扬扬得意，用复数口吻道：“我们在此见到早期哥特建筑艺术的一个明证……”——“在我们研究了讲经台两边的浮雕后，现在就来面对十二位大教堂创办者的雕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对大众最为熟知的夫妻……”我们——团队里看似只有着西部服装的两人——听从她的指导。

我一旦回想，那个时刻便浮现在眼前，彼时我们迈步穿过西讲经台大门来到教堂东边供祭司和唱诗班用的圣坛，这些雕像按照画册的描述，应如真人一样大小，但眼见的却身材矮小，我们立马就失望起来，此刻瞅见他们真实地、高高地伫立在托架上，上方是石质华盖。这就是雕像真迹。他们各自流露出特有的表情。此前，康拉德和格帕、赫尔曼和微笑的蕾格琳狄丝、冥思苦想者蒂莫和易怒暴躁的西佐、格尔堡和威廉，尤其是立于以厌烦著称的乌塔旁侧的边疆总督埃克哈德，他们的石像照片已铭刻在我们心版。但，我们信以为真的照片骗我们一直骗到现在。围绕在讲解员身边的三对伉俪，其中一对也对我们这样说：“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矮小得多……”

我们不得不勉强接受所讲解的身高尺码，尤其对附着在石像上残存的油彩，那些给雕像造成错觉的不均匀油彩，不得不聊以自解。试图去想象教堂创办者雕像原本是多么五彩斑斓，这纯是徒劳。就是说，我们必须费劲地把每尊立像原作以其现今状态加以观赏。措辞明晰的讲解既没有顾及褪去的颜色，也没有考虑那些造成错觉的照片，它们是在用光考究、精心选择视角的情况下拍摄出来的。西圣坛里讲解的声音赋予每个字眼以不容更改的意义：“正如我们所见，这些单个或成双安排的教堂创办者雕像从1250年起就立于此间了，唯独被称为康拉德的雕像在1532年一场人为纵火的无妄之灾中——圣坛里的全部座椅被付之一炬——从托架上倾倒下来。后来对部分残体做了并不十分完备的修补才重新竖立起来。我们见到那位一直匿名的工匠在手工作坊里创造出来的这些劳动成果，为早期哥特风格，即使雕像身上那些被称为现实主义的服装褶皱与那个时代矫揉造作的布料皱纹大相径庭……”

讲解员讲述的文本是那么令人信服，好像她是首次讲述似的。我们被她带领沿圣坛左侧而行。她用一种稍带强制性并有明显教训意味的口吻告诫说，不要脱离队伍，也不要只在这一对著名、堪称楷模、被无数评论点赞的伉俪塑像身边驻足。我们站在未被立为君王的格尔堡和一度倾倒的康拉德雕像前。在我们仰视赫尔曼和用冠状头饰打扮的蕾格琳狄丝之际，我听见队里有一对夫妻耳语：“你瞧，她微笑的样子跟你妹妹爱尔维拉一模一样，有点儿挖苦意味。”——“是啊，像我们的爱尔维拉，真像。”

我们的女导游并未把这悄悄话当成耳边风，这是可能的。且听她往下说：“人说我们教堂创建者雕像表情自然，栩栩如生。我们同意这种说法，即使这种所谓的真实只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并不是衡量艺术的标准。正确的说法是，所有雕像的塑造都富于个性化，所以才对我们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感觉他们是与我们一样的人，但他们属于上层统治阶级，他们仿佛明确地在显示这种意识。马上就看到的边疆总督埃克哈德二世及其妻子乌塔更是如此，即意识到自己是那个时代的强权人物。与埃克哈德相关之事：此人好战，一直从国家利益出发，用铁腕手段震慑臣仆，镇压萨勒河以东的斯拉夫民族各邻国。据说他还谋杀了一位国君。像我们瑙姆堡工匠一样的伟大艺术家们——正如我们在这里所见——达到了这一目的：对阶级矛盾即使不彰显，也让它隐约透露出来。”

我们总算站到埃克哈德和乌塔面前了。女导游暗示性地莞尔一笑，好像对我们的不耐烦表示谅解似的。乌塔总是习惯于站在他左边，用右边高高竖起的大衣领子遮住自己半边脸。由于她的眼神流露拒斥感，所以人们就把遮掩脸部的大衣领子相应地视为她对丈夫的态度了。是的，我听见小队里有人耳语：“她对老头儿好像怒火中烧，这看得出来……”

事实是，在西圣坛对教堂创建者雕像的解说中已加进许多常常相悖的东西：浪漫，对幸福的期盼，以及纳粹时期关于种族的许多荒唐说法。人们各按自己的观察方式，说蕾格琳狄丝在微笑的有之，在会心莞尔的有之，在冷笑的有之，说她是波兰公主，从她典型的斯拉夫人面部特征即可看出，她冷笑时就像一个清洁女工，而乌塔乃地道北欧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所以，我们对创建者的出身和私人背景几乎一无所知，猜想多多，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对乌塔与威廉·封·康姆堡之间的暧昧关系，谣传也是没完没了，后者是忠诚的格尔堡的丈夫。可以确定的只是，乌塔出身于阿斯卡尼亚 王室，她与边疆总督一直无子嗣。

然后我们也听见如此讲解：“对大教堂创建者们的社会及社交背景，我们几乎不了解，说瑙姆堡工匠大师很熟悉他那个时代法国大教堂建筑，比如对‘一战’中在兰斯 被野蛮摧毁的雕像很熟悉，这也只是猜测罢了。我们可不要自我沉醉和迷失在名人逸事中，哪怕有些东西听起来很迷人。让我们不受任何影响吧，更多注重欣赏石像的美和强大的表现力吧。”

我们曾乐于接受石雕的影响，或者说乐见其对我们发挥作用。我妻子在参观过程中一直默然无语，她名叫乌特，出生于正值人们对瑙姆堡的乌塔和对班贝克的那位骑士的崇拜臻达巅峰之时。三十年代中期，许多女孩受洗都取名乌塔或者乌特。当然啦，我在面对那个大衣领高高竖起的女子时，并没有想到将乌塔同乌特作比较，她们禀性各异。然而我们以前在做巡回朗读时顺道去了瑙姆堡，彼时一种推想，一种后果严重的推想，占据了我的心灵。

我对自己强调，我要把她们全都邀请过来，仿佛必须要兑现一个诺言似的。我在请柬上写：“值此本人参访瑙姆堡教堂周年纪念日，柏林大墙犹在之际……”可是，请柬寄往何处？我打算邀请谁呢？难道要邀请那些几乎湮没无闻的历史人物吗？邀请那个埃克哈德二世吗？那个在十一世纪贵为边疆总督，同索布人、波兰军团和某些阿斯卡尼亚人四处征战的人？或者，我的请柬应邀请当过瑙姆堡工匠大师模特的人？这位工匠在其工作室一定是根据从邻居中挑选出来的模特进行创作的，模特要么打扮得神采奕奕，要么扮成苦苦思索状。大教堂创建者不论是谁，仅仅提供了姓名。但是像蕾格琳狄丝这类爱笑的人，抑或像名叫蒂莫的愁眉苦脸者，这些人肯定能从瑙姆堡的里巷、酒店中找到原型。准确的时间是何时？大约是十三世纪中期，在确保无误的年份1250年的前两三年，彼时斯陶芬王朝开始分崩离析，亦即在弗里德里希二世被亚浦利亚 疟疾，一说被罗马教皇的毒药，夺走生命的前夕。旋即开始一个没有皇帝的恐怖时代。可是人们从遥远的巴勒莫 事件中察觉到了瑙姆堡行将出现某种情况吗？对历史时代转折点的预感引发了这位瑙姆堡工匠大师和助力他创作的模特们的思考吗？

在一个星期日中午时分，我向他们十二人全都发了邀请。用字条做请柬可以干很多事呢。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应邀前来。我在工作室前面的露天空地上、在尚未塑造成形的石块中间摆了餐桌：碗、碟、酒杯、勺、刀和两齿叉，两齿叉这个东西匆忙地走在时代前面了。一位肉铺师傅的年轻妻子——后来被当成蕾格琳狄丝的雕像模特——因为两齿叉笑得要死，但接着她第一个用这个东西叉起带皮熟土豆。我上的菜是凝乳土豆，这又再次超越时代了。唯有瑙姆堡一位金匠的女儿——工匠大师将其当成很晚很晚才名闻遐迩的乌塔的模特——一声不吭，似乎对每一小块食物都讨厌得要死，不想吃的东西就用长长的手指捏着。坐在她旁边的那位锻工，与身材颀长、用含贝壳化石石料雕成的边疆总督埃克哈德很相像，他撺掇身边的妞吃东西，但也白费劲。“吃呀，蠢丫头，味道好得很呢，这个Tartuffeln 或应叫它Erdäpfel ？”我说煎香肠是地道的图林根土产，她也不吃。而大教堂创办人迪特马和蒂莫的模特——两位来自郊区的制革工人——老是斗嘴，一面又狼吞虎咽，如此，烤架上的香肠就捉襟见肘啦。幸好我还有存货，十二条装的两袋小鱼，这个东西，挑食的乌塔吃得倒是津津有味儿。

被瑙姆堡工匠大师请来做威廉·康姆堡和格尔堡的布料商及其妻子不吭声，自顾自地吃着，初始只用勺子，继而使刀叉，他俩细嚼慢咽，好悠闲啊。最后上了一道樱桃冷汤，是用酸樱桃烹制的，我还在汤里加进面粉小丸子呢。桂皮和柠檬皮生出特别的滋味儿。他们每个人，甚至后来做乌塔模特的女子——她的嘴上唇薄下唇厚——全都要喝这个汤，把自己碗里的吃了个精光，最后还吧嗒吧嗒地舔勺子，连尤其注重市民教养和礼仪的格尔堡也不例外。

我设法同瑙姆堡工匠搭搭腔，这个汉子的身板儿不妨说有些瘦弱，让人几乎不信他能干石雕这个重活。那些从附近采掘来的含贝壳化石的石料，质量不稳定，他对此没少抱怨。“沙石，”他道，“比如那些从美因河畔采掘来的，我倒是更喜欢用，也不光因为这石料颜色发红。咳，说到底，所有的雕像放在一起，总归要有一点色彩衬托衬托，才能让单一的灰色鲜活起来呀。”他顿了顿，又说：“本来，我是不喜欢颜料的。”——“石头，它必须呼吸啊。”

我想知道，从主教方面说会不会有些为难，因为所有教堂创建人的模特全都是世俗化、人性化的，无一丝一毫的神圣气质。他微笑中暗含不屑，稍作迟疑补充着，意在让我明白，国内过度制作圣母像、圣者像用来做祭坛神像，或木刻，或石雕，对这些他一概厌烦。“如此花里胡哨，心不在焉，怎么去见上帝呢？”但主教对那些使石头复活的人们，对他们彰显出愤怒、悲哀、恐惧和日常生活小小欢乐的表情已感满足了。“他们若是真正虔诚，而且有足够的耐心，也会得到恩赐的。”

我内心已然有一种猜测在躁动，觉得这位瑙姆堡工匠大师也许是个伪装的瓦尔登派信徒，他从法国——以前他在法国也许觅到他的雕像模特了——把异端邪说带进来了，因为他预先认识到路德宗教改革及其后果，这个时间跨度着实让我惊诧莫名。他声称，是宗教改革的尘世纯朴保护了他的教堂创建者雕像免遭冲击神像者的狂怒破坏。“那些人对粗制滥造的圣母像、鄙陋教士搞的鬼画符般的圣徒像之类尤为恼恨，将它们砸了个稀巴烂！”他再次微笑，幸灾乐祸。

然后，那位金匠的女儿也因为穿越时代跃入当今而颇觉心悦。这个后来做了瑙姆堡乌塔模特的女子嚷嚷：“这里有可乐吗？”能用一杯冰镇可乐满足我觉得并不可怕的此女心愿，我已经很开心了。她接着说：“我得走啦。我还上班呢。到教堂大门前做雕像模特去。”她一走，我就对宾客宣告宴会结束。

在柏林墙及其隔绝的一切坍塌，继而所有人无不担保或预示行将发生变化之后不久，我再次偶然见到了她，这偶然成了让人信赖的皮条客。我不是在瑙姆堡——这个小城现在无需入境许可，国家也不监视，可以随意参访——而是在科隆大教堂正门前见到她的。说得更准确些：我认定站在此地的那位上唇薄下唇厚的妙龄女子就是曾给瑙姆堡工匠大师当过模特的那位。

我因为有事去西德广播电台，就在大教堂附近，我于是依习惯从火车总站抄近路去广电大厦，趁便对教堂双塔脚下的夏日繁忙景象瞥了一眼；我每次路过此地都以为自己融入了一个民间节日，大教堂前广场上堪称五彩缤纷热闹非凡。可她就那样兀立着，显得孤独尤甚。

较长时间以来，站在庄严肃穆的建筑前做雕像模特，我不想说这是一种时尚，但大致可以说，它反映出人们普遍心神不安这一基本情绪，更有甚者，它与此处科学论证的、彼处纯粹来自预感的知识和感觉相契合，即知晓或预感世界末日的来临。青年人装扮成圣徒、托钵僧、异教徒或异端裁判所的审讯官，呆立在教堂正门或侧门前长达数小时之久，偶尔做出迟疑不决、大多是谦卑或替人祈福的姿态，随后旋即恢复呆若木鸡状。

她扮成瑙姆堡的乌塔，直接——即使隔开一点点距离——伫立在科隆大教堂正门前，如此这般，所有常去做礼拜的教徒或只想进教堂观光的游客不得不从她左边或右边擦身而过。她从头顶的冠冕到足尖一身灰色，或用喷雾盒均匀地微微喷洒变灰，一只小木头箱用来做她站脚的小平台，也被漆成灰色，给人印象如同化石一般。我手里有张照片，也许能比照出：她与原型乌塔一样，左手食指戴着戒指，这个饰品与石刻出来的毫无二致，挺迷惑人的。长及足部的大衣皱褶简朴地垂下，没有早期或晚期哥特式矫揉造作的格调。唯有左手撩起大衣料子的地方妨碍布料的严整挺括，然而在戴戒指的左手下方，布料又平整地垂向地面了。正如众所周知的照片所显示的那样，她用隐藏的右手将大衣领高高竖起，这样，右脸至下巴的圆形曲线、颈部的右侧以及额环下面的头部饰带全都被遮住了。我敢肯定，这无损于她的尊严。

再瞧她那眼神吧。在那张仿佛已然石化的脸上，灰色双眼从竖起的衣领上缘不加理会地觑着万事万物。但凡她想看的东西，似乎都令她不安，即便不是惶恐。没有什么东西能刺激她，来自世界各地的拍照游客也罢，与她保持恭敬距离玩轮滑和滑板的少男少女也罢——即使轮滑手或滑板手放肆地、挑衅地在她四周转圈——也都不会让她烦躁。有一小队日本男女一再对这位“石化人”鞠躬致意，为的是与她拍张合照。

但无人过于走近她，全都与她保持距离。所以那只灰色金属薄片小碗也离她有一点点远，它在期待路人的慈善捐款。我一直观察，听见硬币叮叮当当、噼里啪啦落入小碗，我甚至瞅见还有纸币落入：德国马克，荷兰盾，一张五美元纸币。显然，她是以扮雕像模特为生的，事情看起来就是这样呀。我在她附近站着，一直未见她有松懈的解除僵呆的动作。我克服内心障碍，把两马克硬币放进小碗，向她走近，再走近，然后靠拢她，仰脸对她耳语，似乎想让她忆及由我做东宴请宾客的情形：“嗨，乌塔。我当时是您的东道主啊。稍稍休息一下吧，去喝杯冰镇可乐，就在那边饮料小店，咋样？……”

她纹丝不动。我没有听见拒绝的恶语：“滚开，老头儿！”或“一边去！”她的眼神与某种悚惧粘贴在一起。她连撩起大衣的左手小指头也没有动一下。此际，一个骨瘦如柴、不是特别年轻、走路微跛的汉子走到我身边，略带外国口音说：“请保持距离，这位先生！”

这是谁啊？看来是与她搭伴的，靠姘居“吃软饭的货色”。没准儿他将金属片小碗里白天的进益尽收囊中了。从身材看，他肯定不是边疆总督埃克哈德，即使这家伙扬言动武就会立马出手。

“行，我这就走。”我边说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况且去西德广播电台录音的时间已到，我压根儿没转身回望，但等我办完事就再也见不到她站在教堂正门前的身影了。然而在从未出现过汹涌访客人流的侧门，有一个戴风帽的呆滞男士站在那里扮作中世纪僧侣模样，在他的厚纸板小盒里，报酬十分菲薄。我乘下一班火车去了汉堡，旅程中记下那些好像是石化的乌塔对我讲过的话：“清晰听到的是图林根口音。或者，她话语里夹带安哈特地方的腔调？无论如何，她不是萨克森女子……”

直到次年春季，也就是我在吕卑克的马里恩教堂前，在斯佩耶尔市和沃尔姆斯市，在慕尼黑教堂正门前对她惦念不已之后，才再次见到石头灰色的乌塔，连同飘在高高竖起的大衣领上方的灰色目光。她立于米兰大教堂正面墙前，置身在满坑满谷的人群中，鸽子在四周咕咕地叫个不停。她立于此，完全理所当然，俨如立在她的祖泽宝地。

我本不应该把瑙姆堡工匠大师对雕塑做的客观性的指点和评价视为纯系手艺匠人之言。就在宾客用膳完毕、把樱桃汤喝光之后——妙龄姑娘，即工匠眼中的乌塔声言马上要去“上班”当“雕像模特”——这时，他在其工作室面对部分已做粗加工、部分已塑造成形的石料说道，他正在寻找一个模特，她要有宁静而紧实、美丽又不带表情的圆脸，塑成石雕后要求人们对这张脸不断做新的解释。按他的心愿，这脸盘儿要充分凸显拒斥的表情，所以她的目光既可投向一切又不投向任何东西。“所余者就是观者的事儿了，由观者来填空。我现在就听到喋喋不休的荒唐废话了。”

此话是他当着这个模特的面讲的。可金匠的这位“千金”还在不停地喝可乐。她的心思用在别处，我现在知道是用在向前迈进的时代方面。十三世纪的恐怖在她看来什么都不是。与当今的野蛮相比，她认为往昔的痛苦已消失净尽，抑或与现实的痛苦混杂在一起了，所以她作为石雕原型对瑙姆堡大教堂参访者的影响可谓无所不至。

“超越时代，”带领我们团队参观西圣坛的导游已说过，“作为他们那个时代的艺术品，与其他教堂创办者相比，我们觉得乌塔·封·瑙姆堡特别亲近，她好像就属于我们这个社会，她仿佛从其阶级的强制中解放出来了，她仿佛眼前‘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目标’——而我们对目标还是模模糊糊的。”

用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FDJ（德国青年自由联盟）这一歌词引语提醒我们参观小组，与业已消亡的斯陶芬王朝相反，这个工农国家依然一直存在，即使只是个令人痛惜的破裂状态。可两年半后，这位精通业务的女导游面对大多穿西部服装的圣坛游客，可能再也察觉不出对时代发展坚信不疑的乌塔目光中的目标了；取而代之的，乌塔认识到近处的什么了？猜测到远方的什么了？保不定她的眼神就是空空洞洞，充其量就只忙于关注内心生活罢了。于是，瑙姆堡工匠大师的估计就兑现了，因为空洞的眼神总是要用意义填充，因为人人认为，必须给她的眼神设置一个目标，或者给它开启一扇深渊之门。

我也未能免俗，当我在由多个恣意“游戏”部分组成的米兰大教堂正面墙前见到她顶着闪烁炽热的南部阳光，她这个北方女子显得多么怪异，于是一个问题就使我全身发痒：她看到什么了？认识到什么了？惧怕什么了？她在回顾中见到了最后一批斯陶芬人——康拉丁纵马驰骋！——与非洲干旱地区数百万忍饥挨饿的儿童相比，大教堂广场上吃得过饱、肥嘟嘟的鸽子令她生厌了吗？抑或，她在百无聊赖打量着一批批老是身穿同样色泽杂乱的行头的旅行者吗？她为何站在米兰教堂前而非乌尔姆大教堂前——我寻找她的地方呢？

除她之外，也还有别的雕像模特。还有常见的托钵僧。一位维罗尼卡圣女 ，手里拿着擦汗手帕。一位埃及女神站在乌塔身边，但两人却没有目光接触，这女神满身镀金色，有鸟装饰在她头顶。与乌塔迥然不同的是——乌塔在中午酷热时也不流汗，反正我假装佛兰德旅游团成员靠近她时，未见她那涂成灰色的皮肤上有闪亮的汗珠滴落，这位身上只有缠腰布遮羞的女神，其镀金色的肉体似乎全都液化了。啊，可是这个……这个看似挥金如土的角色像……我认定这汗流浃背的霍鲁斯 正是我的乌塔那个微跛的伙伴、随时可能施暴的姘夫。我立马设法同他搭讪，已经站在他那镀金色小碗前面了，但没有朝碗里投币，暗含惩罚之意。就是他啊，这还能有错吗？！

然而，当我稍后躲进教堂广场旁侧拱廊阴凉处时，发现他身着衬衫和长裤便服，坐在街边咖啡店的小桌边。浓咖啡杯已喝空，水杯里的水还剩一半。他在读报，我首次从他身边走过时，还以为他读的是土耳其文报，但再次去到他背后装样找座位，我从那打开的双页版面大标题上认出是阿拉伯文。我敢肯定，他会从报纸的上沿偷眼观察和监控听命于他的女模特。他可能是埃及人，阿尔及利亚人，不，可能是黎巴嫩人。他牢牢掌控着乌塔。此疑虑，我是盲目滋生的。

我隔开四张桌子坐着。他付了款，拿着报纸走了。我留在原地，瞧见他目标明确地朝那模特走去，我也瞧见那女子不再坚持此前所做的僵呆姿态，只见她亦步亦趋，紧跟在他身后，手里拎着那个她用来站脚的、漆成石头灰色的小木头箱。我敢打包票，小碗里的硬币和纸币肯定都是跛子拿了。他俩消失在乱哄哄的旅游人群中。鸽群振翅高翔。这会儿我也付了款，有点儿匆忙，不能耽误去巴勒莫的航班呀。我被邀请参加一个关涉文学和历史的学术会议，又一次被邀请。

当聚会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在蒙德洛海滨浴场莫名其妙互相故意找碴斗嘴，以打发无聊时光——戏称对方是伪造者或窜改者，而我眼前浮现的却只有乌塔的那个伙伴和姘夫，想象他如何对她盘剥，性强制，如何用皮带抽她，就因为从小碗里倒出来的现金太少；我同时把历史人物埃克哈德也叫到身边来，此人拄剑而立，穷兵黩武，连婚床也似战场，所以其妻不得不对他防范以自保，所以婚后没有孩子，这位边疆总督在房事方面也就死了心，他这一脉从此绝种。我的乌塔遭受双倍的痛苦与折磨，这使我无法释怀，以至我直接冲进文学家和史学家们的纷争里，大声疾呼：“我们对中世纪的强制还懵然不知！皇帝坐在此间，悠悠万事，在巴勒莫，他不闻不问，比如对可怜的乌塔·封·瑙姆堡个案就不管，她在性生活方面受其丈夫、野蛮的边疆总督埃克哈德的奴役榨取呀。”由于我的插话和呼吁初始只引发众人沉默，所以我就开始讲述瑙姆堡教堂西圣坛里教堂创办人雕像的详情细节。就在我把乌塔石雕及其恶劣夫君转换成如今在米兰教堂前做雕像女模特这个话题，并用污言秽语对其跛脚伙伴、粗暴姘夫作比较之时，聚会的史学家全都拒绝这一类和其他类的时代跨越。一位德国中世纪专家甚至下意识地斥责我的法西斯主义：“纳粹分子 同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乌塔·封·瑙姆堡已搞过他们的种族崇拜了。可我们如今还硬要听这类非历史性的推测吗？”旋即掌声如雷，场面骚动。唯有一位意大利长篇小说作家——他以中世纪、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做背景写出一部小说并成功拍成电影，为我在时间轨道上加速来回做了辩护，他对时下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政局作了嘲讽和暗示，以证明此处和彼处的状况是何等黑暗，那宛如中世纪的黑暗。“或者，让我们的目光跨越亚得里亚海对巴尔干半岛各国作较长时间的观察吧，那我们就会惊惧不已，就会认识到，中世纪带着怎样的杀人实践追赶上了我们！”

接着，再次爆发违和的口角。我沉默良久，然后就逃避后续的报告和钻牛角尖式的争论，这易如反掌。在短时参观位于蒙雷阿尔和市中心的斯陶芬人和诺曼人时代名胜古迹后，我并未直接返航，而打算在米兰做途中停留。可惜大教堂正面墙前只有日常普通的旅游活动了。我向人打听是否看见某个雕像女模特，他们只是耸耸肩，权当回答。她不在，我心忧。

这种伤感在持续。工作可使人分散精力，会想别的事情；首批出现的衰老征兆劝我不仅要活得更健康，而且要珍惜和节省自己的情感，但我的那种渴望从未消减。我感觉失去了一位恋人，而自己也被抛弃，孤苦无告，仿佛必须把某个从未拥有过的东西埋葬，而且要将此失落当成秘密加以守护。这件事，我未向任何人披露，即便我妻子，也没有向她招认一词半句。我该招认什么呢？难道我要写一份自供状，交代我与一位妙龄女郎多年的艳情吗？而这女郎因职业关系乔装呆滞，我注视她，她却不理会我；哪怕我轻率地鼓起勇气对她引诱，搭讪，真真实实想点燃她的热情，她也压根儿不理睬；个中缘由，皆因她沦落在另一个人的掌控中。而对此人，我也只能暗中怨恨怨恨罢了。我与她从未有过床笫之欢，所以我妻啥都不知；但她已预料，当年顺道去瑙姆堡旅游——柏林墙犹在之时——已产生后果。

逝水流年。那个世纪也与之俱往。一种新币在流通。当我在旅行中面对各地一直还在干雕像模特工作的人，我就不由自主对她思念，想她在听灰色小碗里欧元硬币叮当之声。那是近来欧洲流通的币种。

我已别无他法。我那喜欢运用，不得已时必须运用的能力，即纸上宴客的能力也无法施展了。我曾三番五次诚邀瑙姆堡那位匿名工匠大师及其扮演教堂创办人的模特赴宴品尝鱼汤、狍脊肉、奶酪和核桃。但他们全都未到，包括蕾格琳狄丝、格尔堡、蒂莫和西佐的模特。他们全都被自己那个时代俘获，或者不愿被当今的种种加速和危机弄得心烦意乱。我们所担心的气候变化、养老金制度行将崩溃以及全球化的后果都不是他们的话题。至于乌塔，我希望她还能被吸管和一杯可乐所吸引。她也没有接受邀请。

我老是与其他客人一起进膳，让自己走进遥远的时代以分散注意力，比如坐到火堆边的尼安德特人 中间，或者试吃孟加拉菜肴。反正，供我散心的活动多的是。

然后我就看见她了，不，是认出她来了，尽管她服装的质地与以往迥异，谦卑的姿态与昔日有别，容颜又过度地施了红色扑粉，扮成一位创造奇迹的圣女。我并未寻觅却与之邂逅，真三生有幸！其时恰逢法兰克福书展。我与出版商们吃完饭偶然来到银行区，也许这不能叫“偶然”吧。在餐后小吃之前我就开溜了。心里有点儿不安，开溜的时机不妥嘛，无奈心已在回家的旅途上，于是借口说想去买一种特殊香烟存着。就在这时我见到她了，在一个找不到香烟商店的地方！

她立于德意志银行前，更确切地说，立于该银行主门与一个雕塑品之间，雕塑品是个“8”字形滑道，乃资金无限循环之象征，其完美的抽象形态与鳞次栉比的高楼那过度反光的正面墙相匹配。她扮作圣女伊丽莎白站在小平台上，略显怪异，却也处之泰然。小平台与她的模特身段颜色一样，由红色的美因河沙石凿刻而成。小碗也是这颜色，时不时有匆匆走过，但鲜有惊异表情的银行职员和富有的银行客户往小碗里投币。间或，也有摩天大楼老板层级里的某人丢下一张纸币。从“接待说明”得知，此地没有游客经过，也无人拍照。

那位与我的乌塔长相很像的雕像模特——不，乌塔就是这模特——手拎一个篮子，篮子也像由石头凿成，里面堆满新鲜的玫瑰花，当然是红色的。它们在给圣女传奇中的玫瑰奇迹画插图哩：图林根有个铁石心肠的伯爵，其妻伊丽莎白违背他的意志，每天拎一篮面包去接济贫者病者和孤儿，伯爵严禁妻子送食物。但她仍旧带着在厨房里匆忙集拢的面包边角和碎块穿过城堡后面的小门行走在半路上，却被伯爵当场逮住，他怒不可遏，扯掉篮子上的罩布，但他瞅见的却是满篮的玫瑰花，那些含苞欲放的、盛开的和生气蓬勃的花朵。伯爵顿感羞愧，从此心肠就不那么硬了，他的妻子也可以给那些食不果腹的人们送面包了，想送多少都行。据说这事发生在几百年前，而今，我的乌塔·封·瑙姆堡进入这一传奇角色，纵然她未被封为圣女。

她的目光泄露了自己。伊丽莎白不可能呆呆地望着空旷处发愣。尤其她那上唇薄下唇厚的嘴是不会被错认的。走得更近一点观察，她拎着满篮玫瑰的左手小拇指特别长，与当时那只手的小拇指完全相符。食指彼时戴着戒指，撩起厚重的大衣布料形成皱褶。可德意志银行前提篮子的伊丽莎白没有戴戒指。当时她用右手竖起大衣领，不让丈夫和世人看见她右脸，现在她则用这只手给特别慈善的银行客户分赠篮子里的玫瑰，一面从略高的小平台向下弯腰鞠躬。

这情景我注视良久。银行前人来人往。不断有黑色大型轿车驶来，司机为大亨开车门。大亨又被称为领导人员，他们朝伊丽莎白稍微瞄一眼便匆匆离去。两个并排步行的警察巡逻，说明这幢高楼是需要保卫的。可是我对乌塔的那个黎巴嫩伙伴却遍寻无着。也许，吃软饭的皮条客灭绝了。他也可能被驱逐回贝鲁特或大马士革做生意去了。扮作伊丽莎白的我的乌塔可能不再从属任何人，已从内心和外部的强制下解放出来了，不再挨打受骂，不再受卑鄙的处罚、羞辱、威胁和折磨，可以自由自在根据自己的心情和需要进入这个或那个角色了：今天她是图林根分赠玫瑰的伊丽莎白；明天是深深思念在世间闯荡的儿子帕西法尔的赫泽莱德。我也可以将她想象成站在弗莱堡大教堂前，手执箴言册的天使，甚至把她想象成爱笑的蕾格琳狄丝类型，笑时脸上现出小酒窝。在瑙姆堡教堂西圣坛，蕾格琳狄丝是与乌塔相向而立的。反正，许多雕像可以生动地供她模拟。我的乌塔终于摆脱一切桎梏了！

见她一身暖色调装束，引人瞩目的姿态，沉静如水的意韵，我真高兴。在我，德意志银行此刻俨然更加光鲜亮丽了。我终于鼓起勇气，向她走近，再走近。这次可不是直接对已然变成伊丽莎白的乌塔打招呼，“嗨，”我说，“再次见到您，多好啊！”我把自己的心愿假装成请求，写在小纸条上，可读，也很礼貌。纸条上说，银行打烊后，我想同她美美地吃上一顿，在宁静氛围中叙谈叙谈。

我隐瞒了自己的姓名，冒充是她的景仰者。纸条儿我没有放在硬币中，而置于剩余的玫瑰花丛；我向她靠得很近，乌塔也没有把自己当作伊丽莎白予以回应。毕竟，她没有从花堆下抽出传达信息的字条，没有无缘无故把它揉成一团朝那个象征资金不断循环的雕塑品方向扔掉。我离开时，还边走边朝我钟情的乌塔鞠躬致意。我相信，我是值得她眷顾的。我甚至把她的一丝微笑存入了我的账户。

我请柬上所写的聚会地，不是精致的法兰克福饭店，也不是热闹的博览会宾馆，而是我果断选择的火车总站候车大厅里的餐馆，这仿佛是早就计划好的。这样选择，一来因为我喜欢坐在候车厅内，不光旅途中如此；二来因为我认为，像她这个一地一地漂泊的萍踪无定者对此类聚会点知之甚稔。我在旅途各候车室和站台曾经常常四处张望寻找她。

从六点钟起，我就耐着性子盯着旋转门看。我已让人摆好两人餐桌，也请服务生拿了一个花瓶插上紧急购来的玫瑰花。在等候期间，根据菜单，我把两个套餐整合在一起，至于主菜，则在小牛腰花配小扁豆汤和博览城里颇受青睐的“一锅煮”之间犹豫不决。前餐可在鲑鱼和腌制小鲜鱼之间选择。餐后小吃我决定向她建议来一块巧克力慕斯蛋糕。这会儿我面前已放上第二杯啤酒了。我依旧保持耐心，快到七点，她来到桌边了，我并不感到意外。

“我总算到啦，”她道，“卸妆稍稍有点费事。”我相信自己听出了马格德堡和哈伯施塔特一带的口音，但在餐桌边落座的既非瑙姆堡的乌塔，亦非图林根的伊丽莎白，而是一位芳华不再、已三十出头的女士，但她不是陌生人。上下唇的特点一点没变，小拇指过长的特点也一如从前。她即使凝视我，目光也是在捕捉某个远方的东西，而不是感知我这个人。至于长梗玫瑰，这个话题她如数家珍，没有任何遗漏。我在她那张直面我的脸上——面无表情，为预料中事——寻找并发现鼻根上方两条陡峭的皱纹。滔滔不绝说着话的嘴唇两边，刻有的皱纹线条也异常分明。皱纹赋予她的神色不是辛酸，而是坚毅。左侧的头发被修剪得较短并染成红褐色。双耳挂着廉价的耳环，这让我有些失望。

真是口若悬河啊！不，她不是说，而是唠叨个没完：什么城内交通混乱啊，宾馆价格高昂啊，什么天气啊，此等无关紧要之事，不一而足，中间还插入说她新买的鞋子——那种厚底增高鞋——有些挤脚，对这抱怨完了就来了客套：“承蒙邀请，真高兴啊。”稍微顿了顿，我真巴望她就此打住。这时我听见她说：“早该入正题啦。”

口气认真，大有责怪之意。我尴尬，意识到自己有点考虑不周，于是拿起菜单，犹如诗朗诵一般向她推荐套餐。她几乎听不进去，继而自作主张，好像没有其他选择余地，斩钉截铁道：“干吗吃那些！我就吃肉排，和过去一样。”我向她建议，维也纳肉排配一杯意大利低度红酒如何，她说：“我就喝可乐。”我对这话并不感到惊诧。我的建议似乎伤了她的面子，她于是补了一句：“我最爱喝可乐，这，你是知道的呀。”我的雕像模特现在身着米色裙、衬衫和夹克衫，这样的打扮有人可能会说她与我交往频密，相知有素了。

我还不敢冒昧同样用“你” 称呼她，向她提问也是小心翼翼。首先我想知道她的出生地在哪，她笑了，我瞅见她的牙齿有残缺。“那个小城你知道呀。它很有名哩。尼采 在那里进校读书，诺瓦利斯 也来自那个地方。我孩提时代，男孩们就叫我乌塔了。你若想知道的话，我本名叫尤塔。”

于是我就叫她“尤塔小姐”。因为她不吃前餐，我只好勉强以小扁豆汤代为承乏，继肉排后，此汤也被端上桌了。她咀嚼着，一面心直口快地打开了话匣子：柏林墙快要倒塌时，她穿过匈牙利越境到这边来了，与她同来的还有一位女同学，这个同学比她快活，我得知此女总有发笑的理由，那就是，她笑，脸上就漾出甜美的“小酒窝”。我好意提醒她回忆那个与历史上的乌塔面对面的公主蕾格琳狄丝，但我除了听她讲学校男生和少先队小伙子过早地将她视为乌塔外，其余有关瑙姆堡、大教堂和西圣坛之事一无所闻。

我也就不问了。一切似乎都应自明自解。然而想听她细说她的那个黎巴嫩人，那个异乎寻常缺席的伙伴——推测中的异类姘夫，这事儿委实挠心，让人觉得好痒痒，但我只得到一个简短的解释：“如果你指的是阿里，那，他是我男友。”

当我的乌塔——这会儿我得叫她尤塔了——还一直吃着肉排，我则兴味全无，用汤勺舀小扁豆吃，在这当口，我对阿里是黎巴嫩人的猜测完全被否定了。本来，阿里名叫赫伯特·阿里，从父亲方面说他是俄籍德国人，但从母亲方面说他又是半个哈萨克斯坦人，所以他决意做个穆斯林，取名阿里。“他原本要回哈萨克斯坦。这个故事真说来话长。无论如何，他回我就跟他一起回呗。”

我很谨慎，暗示我参访米兰时无意间发现，她男友阿里在仔细阅读一份阿拉伯文报，他逐行阅读，我的这一观察被证实了：“他会多种外文哩，不单是阿拉伯文。是在此间西方附带学会的。阿里这个人嘛，你得知道他对政治相当热衷，我呢，兴趣要淡一些。他以后没准儿会变得十足狂热，但这正是我喜欢他的地方。”

然后我又从她那儿听到，她男友阿里在一次政治争论中——有人把他当成俄国佬加以谩骂——受了伤，从此不良于行，跛脚。“我讲得太多啦！”她嚷嚷，一面把肉排和可乐都咽到肚里。“我马上就得走啦，走之前……”她似乎在向我道别，她还有个愿望。我付款后，她在挎包里翻找出一把火车站有数码编号的行李自锁保管箱的小钥匙。

她走在前头，丢下玫瑰花不管不顾，我拿着钥匙在后面跟。我找到并打开那个自锁保管箱，从中取出一个分量不轻的小包裹。在站台拥挤的人群里，小包裹我不是交给我的乌塔，而是塞给阿里的女友尤塔了。我们谁都不问，当然也没有谁答。“下次再见！”她边喊边拿包裹，消失在人群中。后果由此酿成。但没有“下次”了。

在这样一个时代，世间总有某地引爆精确到秒的定时炸弹，以及外行手工鼓捣出来的爆炸物，这些消息也许会在许多人中间传开，尤其对损失有限的爆炸；但因为传开的爆炸地点是福与祸，更俗气的说法是赔与赚的持久标志，那么对法兰克福交易所的袭击就意味深长了。所幸在散播越来越多恐慌的疯狂发作后，交易所行情已然止跌。困难中那一线光明，与其说是在事发地被亲眼所见，还不如说是被魔法召来。

在交易所大门前，也就是在象征性的牛和熊青铜雕塑的背风面，爆炸物造成相当大的财产损失。六位交易所投机商被玻璃碎片击伤——其中包括两位小股东保护协会律师，他们被送到附近一家医院治疗。动物雕塑，特别是熊被金属碎片损坏。损失最大者，莫过于当天和翌日报道的证券行情暴跌；人们回忆起很多很多年前一次史称“黑色星期一”的股灾。

人们也立即在报纸大标题上读到在世界各地被追查的人名和恐怖组织。一场大追捕开始了，没完没了的资本抽逃也联袂发生了。尽管法兰克福交易所只是象征性地遭到破坏，但有人建议必须赶紧迁址。数篇评论文谈到这件过热的大事时又顺便提及，这是一次偶发的幸事，因为根据一些目击者的陈述，他们在炸弹爆炸前看见一个年轻女子化装成中世纪圣女站在交易所大门范围内。另外的目击者在上周工作日也看见她立于同一位置。其他见证人在10月份就已经瞅见她以同样或类似的打扮站在德意志银行前面了。她在交易所前也给那些乐善好施的股票经纪人和其他行人赠送玫瑰花，一如她在德意志银行前所为。警方证实了她在这两家机构前面的表演，也是被允许的表演。

大追捕一无所获，晚了一个多星期，那个圣女才被证实是扮演图林根伊丽莎白的模特，从而成了犯罪嫌疑人。这化装女子的照片甚至通过媒体也散播开来了。尽管警方加大侦缉力度，但迟迟未能将其捕获。拖延、再次拖延很久之后，侦查机关才对一个有指向性的说法认真对待起来，它本来很早就应给警方指点迷津的。说的是一个牵狗的小伙子在内城名胜古迹前，也在交易所前售卖一份无家可归者的杂志，在爆炸发生后，他四处散布说，他在去的途中见到那个“滑稽的圣女，在回途中她就不见了，只剩那个她用来站脚的小木箱还在”。牵狗者甚至对围观的人说：“炸弹就藏在小木箱里，这是明摆着的事啊。”可谁会相信一个流浪汉的话呢？

这一切发生在11月11日，一个乌云密布的日子，就在黄昏即将降临时。牵狗者说，虽然雨势不大，但八成还是毛毛细雨把圣女赶走了。她在匆忙中，把自己站脚用的小平台，也就是那个不祥之兆的小木箱给忘了。指点迷津的热点线索于是被冷落。在世界范围寻找炸弹袭击的幕后策划人，这马上又成了人们的谈资。对作案嫌疑人及其组织的指证一再把中东，尤其固执地把黎巴嫩带进街谈巷议的猜测中。只有我，对此事知悉甚详。

当时我同我的乌塔——下班叫尤塔——在火车站餐厅用勺子喝小扁豆汤，她把肉排切成小块一一吃下，这时我很喜欢听她讲阿里这半个哈萨克斯坦人及其家庭的故事。但我这位穿便装的雕像模特讲阿里又不愿多讲。于是我猜想，从父系方面说，阿里的祖父还是个地道的伏尔加河流域德国人，初始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这家人——全是门诺 教派的农民——在斯大林死后定居在哈萨克斯坦。阿里的父亲在此间娶了一名地道的哈萨克斯坦女子成家，或者没准儿只是与她保持暧昧关系。于是，当时还名叫赫伯特的阿里被哈萨克斯坦人当成德国人而横遭谩骂。许多人，包括阿里的父亲，便带着儿子来到联邦德国，可他们在这里又被当成俄国佬诅咒。这时阿里想起他的穆斯林母亲，她留在哈萨克斯坦，已另外成家。由于阿里既不愿当德国人，也不愿当俄国人被人臭骂和侮辱，所以才学习阿拉伯文，并且涉足政治。

她吃完肉排，对我说起悄悄话，是与她情人有关的上述故事。她只向我透露，阿里有机会就要回哈萨克草原，她呢，也会不顾一切跟他一起去。

她而今安在？有时我想象，她在辽阔无垠的远方，裹着一条粗羊毛毯，呆立着，目光空洞，不投向任何事物。

我再也没有重游瑙姆堡，可能近期要去一次，一如当年同我妻子一道去。我们将穿过教堂西读经台的大门，伫立在供祭司和唱诗班用的圣坛中，瞻仰教堂创建者雕像的风采。他们是格尔堡和蕾格琳狄丝，迪特马和威廉·封·康姆堡，蒂莫和西佐，格帕女士，拄剑的边疆总督和他身边的夫人，他的夫人还一直抓住时机，越过高高竖起的衣领，对所有当下咄咄逼人之事、过往的惊骇之事和未来恐怖之事予以审视。

也许，以后我会对妻子讲述一切，我同乌塔大致经历的一切，我觉得，自己已进入一个雕像模特的视域了。

乌尔夫半岛
2003年8月13日 8lYoGo0Yp8BMRGJegUJqXFY/ODFf5fw9/lFIwyl4dLAfv/u2YsIhWlPPwKgehUu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