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深藏不露

一个词呼唤另一个词。债和责，债务的“债”和罪责的“责”。这两个字如此相近，在德语的沃土里如此牢固地扎下了根。然而事实是：债，不难对付，可以——即便像我母亲的赊账顾客那样——分期付款来偿还，而责，无论是证实了的、掩盖着的还是仅仅出于猜想的罪责，却清除不了。它总像钟表一样嘀嗒嘀嗒响，即使在通往乌有之乡的途中它也在场，占着地盘不放。它念叨着短小的咒语，不怕颠来倒去地重复，让你发善心暂时将它忘却，它却在睡梦中享受冬眠。它是不挪窝的积淀，去不掉的污渍，舔不干的水洼。它从小就学会了在听取忏悔的耳垂上避难，装出已过期不能再受追究或者早就被人原谅的样子，似乎自己小得不能再小了，微不足道，几近于无。然而，洋葱皮一层一层地收缩后，最嫩的那层上还是始终写着“责”：有时是突出的大写字母，有时则是顺带的从句或者脚注，有时是醒目的笔迹，有时则是古埃及文字，是那种难以辨认的象形文字，即便能够辨认，也得费尽周折。对我来说，言简意赅的三字铭文一清二楚：我沉默。

因为有那么多人沉默，所以这样的诱惑难以抵御：对自己的过失一言不发，代之以对普遍的罪责大声控诉，或者即使谈到自己也是虚晃一枪用起了第三人称：“他”曾是，“他”看见，“他”做了，“他”说道，“他”沉默……而且只是自言自语，反正内心里有的是地方玩捉迷藏。

一旦我叫来以前的那男孩——他就是十三岁时的我本人，严厉地考问他，心里真想处决他，也许就像判决某个对其苦难我无动于衷的陌生人，这时我眼前就会出现一个半大小子，穿着短裤和齐膝的长袜，老是做鬼脸。他总是躲着我，不想被人议论，不想受到判决。他躲到了妈妈的怀里，扯着嗓子大喊：“我当时是个孩子，还只是个孩子……”

我试图让他安静下来，恳求他帮我剥洋葱。但是，他拒绝回答我的询问，不想挺身而出充当以前的我。他认为，我根本没有把他“弄趴下”——他就是这么措辞的——的权利，而且还是“居高临下地”把他“弄趴下”。

这会儿他的眼眯成了一条细缝，双唇紧闭乃至歪斜，嘴巴也不安地变了形，竭力地扮着鬼脸，转眼又趴在了书上，沉浸在书里不见了，叫也叫不应了。

我看见他在读书。只有读书他还有耐心。他读书时会用两手的食指塞住耳朵，为了抵御妹妹在这狭小的房间里发出的欢乐的噪声。现在妹妹哼起了曲子，离他越来越近了。他必须留神，因为妹妹会突然啪的一下把他的书合上，要缠着他玩，妹妹总是爱玩，是个旋风一般停不下来的丫头。只有妹妹离他远远的，他才会觉得她可爱。

对他来说，打小起书就是木栅栏上的缺口，就是走进别的世界避难的道口。但是，我也看到他扮鬼脸，看到他无所事事，闲站在客厅的家具之间，如此心不在焉，以至于母亲不得不大声叫他：“你又在哪儿了？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不过，如果我只是假装在场的话，我又在哪儿呢？扮鬼脸的男孩去了哪些偏远的所在，同时又没有离开客厅或者教室？他往哪个方向放着长线？

一般来说，我是在去往时间纵深的路上，对那些滴着血的历史内脏贪得无厌，对那个黑咕隆咚的中世纪情有独钟，或者迷恋着那打了三十个年头仗 的巴洛克“时段” 。

就这样，那个叫我名字就会答应的男孩如愿以偿了，每天穿着不同的服装粉墨登场。我一直喜欢换人换地方，成为别的人，去别的地方，做那个“变色龙”——这家伙是我几年后在《痴儿西木传》 快结尾处遇到的，那时我正读着这本小说的普及本爱不释手：“变色龙”是一个可怕但有魅力的形象，他能从滑膛枪手的灯笼裤里溜出来，又钻进隐士皱巴巴的长袍。

元首演讲，闪电战，潜艇英雄，挂满勋章的王牌飞行员，还有军事上种种细节——对我来说，这些历历在目，何惧他人考问，我的地理知识一直延伸到黑山和希腊群岛，从1941年夏天起随着战线前移甚至推进到了斯摩棱斯克、基辅、拉多加湖。虽然这些无疑都是当前的事，但同时我也混迹于十字军的长蛇阵中东征耶路撒冷，担任红胡子大帝的御前侍从，作为条顿骑士团的一员在古普鲁士人 那里东砍西杀，被教皇大人一声令下革出教门，鞍前马后地为康拉丁王子 效劳，毫无怨言地成了斯陶芬王朝的陪葬品。

在维斯瓦河和潟湖之间，在离康拉德学校的尼科尔斯瓦尔德乡村教学点只隔两个村子远的地方，施图特霍夫集中营日益膨胀。我对城郊的这些成了家常便饭的不公现象视而不见，只有神权统治的罪行和宗教裁判所的刑讯才使我义愤填膺。一方面，我觉得钳子、烙铁和拇指夹之类的刑具用起来顺手；另一方面，我又发现自己在为被烧成焦炭的女巫和异教徒报仇。我恨的是格里高利九世，还有其他教皇。在西普鲁士的腹地，波兰农民被赶出家园，带着妻儿流落他乡。我仍然是腓特烈二世的随从，他把对自己忠心耿耿的萨拉逊人 移居到阿普利亚，还用阿拉伯语和自己的老鹰交谈。

回首往事，我觉得，那个扮鬼脸的中学生似乎成功地把从书中咀嚼出来的正义感转移到了退步抽身的中世纪。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在首次尝试创作那本计划中的鸿篇巨制时，就没去描述但泽幸存的犹太人如何被逐出在毛瑟巷聚居区和送进特蕾西施塔特集中营，也避开了1941年夏天那些大大小小的包围战，而是考虑在十三世纪里编织情节，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偏远的情节了。

那时有份学生报纸名叫《伸出援手！》，刊登了一则作文竞赛的启事。出自青少年之手的叙事作品有望获奖。

于是，扮鬼脸的男孩——或者说是那个自称是我但又不断地消失在虚构世界的灌木丛中的“我”——就在一本从未用过的硬面练习本上开始写了，写的不是什么练笔的小故事，不，而是立马就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汪洋恣肆，下笔千里。小说题为——绝对没错——《卡舒贝人》，卡舒贝人毕竟是我的亲戚。

小时候，我们经常越过自由城邦的边界，往科科施肯、楚考方向去看舅婆安娜。舅婆家四口人，挤在一间低矮的小屋里。奶酪糕、鱼冻、芥末腌黄瓜、蘑菇、蜂蜜、李子干、鸡肫、鸡心、鸡肝之类的杂碎，甜的，酸的，还有用土豆酿的烧酒，这些一股脑儿地全搬上桌，哭哭笑笑挺热闹。

到了冬天，舅婆的大儿子，约瑟夫表舅，会赶着马拉雪橇来接我们。这可真带劲，在戈德克鲁格越过自由城邦的边界。约瑟夫表舅用德语和波兰语同海关官员打招呼，但还是会被两边那些穿着不同制服的家伙骂上几句。这可就不怎么带劲了。听说在战争爆发前不久，他从柜子里取出了一面波兰旗和一面画着纳粹标志的旗子，大声地叫道：“要是现在打仗了，我就上树去，瞧瞧是哪边的人先过来，然后我就插上旗子，不是这面就是那面……”

后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我们还能看到母亲和被枪毙的弗朗茨表舅的兄弟姐妹聚在一起，不过他们只是在商店关门后偷偷地碰头。对战时经济而言，实物交易确实大有帮助：熬汤的鸡，乡下的蛋，这些可以换葡萄干、发酵粉、线团和煤油。在我家店里装满咸鲱鱼的木桶边上，就是一人多高带龙头的煤油箱，那气味永远也散不掉。留在我脑海里的还有舅婆安娜的登场：她带来换东西的是一只拔了毛的鹅，藏在她层层叠叠的裙子里，猛一下拖将出来，啪的一下扔在柜台上：“大该（概）有十胖（磅）重吧……”

她的口音就是我熟悉的卡舒贝方言。只要卡舒贝人把古老的斯拉夫语调咽下肚去，操起低地德语来倾吐烦恼和表达愿望，他们就总是省略冠词，为了保险起见，表示否定时还要连着说上两次“不”，放慢的语速如同放久了变味的酸牛奶，他们爱在酸牛奶里撒上拌了白糖的黑面包屑。

不知道从哪辈子起，卡舒贝人的残余部落就定居在但泽城外的丘陵地区了，统治者走马灯似的换，所以他们从来算不上是波兰人，但也从来算不上是德国人。随着最近的一次战争，德国人再次爬到了他们头上，一纸公告把许多卡舒贝人定位在“三等族群”上。这是在官方高压下采取的措施，但是也没有排除缓期执行的希望，因为他们还有可能升等，成为完全合格的德意志帝国臣民。姑娘们可以召之即来，参加义务劳动，而像扬表舅——他现在叫汉内斯了——这样的小伙子呢，可以应征入伍。

将这些苦难诉诸笔端，本来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处女作中充满了谋害和杀戮的情节安排在帝位空悬时代 ，安排在十三世纪“没有皇帝的恐怖时代” 呢？只能这样来解释：我喜欢遁入历史的崎岖地带，路越难走越好。但是写在纸上的也并非一段古老的斯拉夫风俗史，我的处女作要讲述的是小邦私设的公堂，是无法无天的行为，斯陶芬王朝覆灭后的这些状况提供了一种浸透了暴行的叙述素材。

然而这些没有留下一个字。烘托血亲复仇、因而腥风血雨的场面，对此的预感未能逐渐明朗起来。骑士、农夫、乞丐的名字，这些也没有流传到我的手里。什么也没有留下，没有教士的有罪判决，没有女巫的大声号叫。尽管如此，还是得血流成河，还是得堆起十几个甚至更多的火刑柴垛，用沥青火把点着后烈焰熊熊，因为第一章结束时，所有主人公全都一命呜呼：砍头了，绞死了，被木桩刺穿了，烧成焦炭了，或者五马分尸了。这还不够：死去的主人公连个为他们报仇的人都没有。

在这片用文字来翻耕的坟地上，我的处女作，我的这部叙事作品，就这样草草收场。假如那本硬面练习本还在的话，或许只有对断简残篇情有独钟的人还会有点兴趣吧。

让那些被掐死、被斩首、被烧成了灰或者被五马分尸的人，所有那些被吊在橡树枝丫上晃晃悠悠喂乌鸦的尸体，从此以后成为鬼，在接下去的章节中不断出没，吓唬幸存的平头百姓——我从来没想过这样做，我从来不喜欢鬼故事。不过，我用起虚构人物来也未免过于挥霍了，可见写作并非无拘无束，这一早年的经验使我后来成了精打细算的作家，在与自己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们打交道时懂得手下留情。

比如我让奥斯卡·马策拉特大难不死，在传媒界建立了自己的莫卧儿帝国 。我还让他称作“巴布卡”的外祖母活到了一百零七岁。为了替她祝寿，他甚至在时间交错的长篇小说《母鼠》中，强忍着严重前列腺炎的折磨，踏上了艰难的返乡之旅，去卡舒贝地区的路上风尘仆仆。

图拉·波克里弗克年纪轻轻就死了，但这点也只是猜想罢了。事实上，这个挺着个大肚子的十七岁少女在难民船“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即将沉没时获救了，后来中篇小说《蟹行》终于酝酿成熟，她便召之即来，作为七旬老妪再次露面。她有个孙子极端右倾，常在互联网上颂扬他的“烈士”。

我最宠爱的人物燕妮·布鲁尼斯也是如此。尽管受尽磨难，老是感冒，她还是熬过了《狗年月》。我对自己同样也手下留情，以便时不时地在作品中把自己抬出来，在不同领域里粉墨登场，或画，或写。

这个无节制的男孩，作为我的化身，可以不断地被挖掘出来。不管怎么说，他没能参加学生报《伸出援手！》举办的作文竞赛。或许这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幸好我没在纳粹为大德意志帝国青少年作家举办的比赛中获得成功。要不然，万一得个二等奖或三等奖什么的，夺得桂冠就更不用说了，我超前开始的作家生涯就会被人认为沾上了纳粹的褐色污点 ，那些永远是饥肠辘辘的文艺评论版就会如同觅得了一顿美餐，引经据典地说我是一个小纳粹，有随波逐流做帮凶的前科，就会给我打上烙印，让我永世不得翻身。不愁没有前来审判的法官。

不过，提供罪证，给人定性，打上烙印，这些事我也不需要别人代劳。因为作为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我本来就是个小纳粹。直到最后仍是执迷不悟。虽然也算不上极端狂热，但是眼睛总是条件反射似的直盯着那面据说“比死更重要” 的旗子，站在齐刷刷的队伍里训练有素地走正步。没有什么问号能损害我的信念，没有什么把传单偷偷地转送给别人之类的颠覆行为能解脱我的过错。没有说过针对戈林的笑话而引起别人的怀疑。其实我更多的是觉得祖国受到了威胁，因为它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

关于“布龙贝格血腥星期日”暴行 的报道使我大为震惊，战争刚开始，《但泽前哨报》上就充斥着这类报道，波兰人毫无例外地都被说成是刺客。我读了之后，就觉得德国的所作所为都是正义的复仇。要说批评，我充其量只会批评地方上的党魁，即那些身上挂满了勋章，因此得了个“锦鸡”雅号的纳粹头目，他们这些胆小鬼不愿上前线，只是在检阅游行队伍之后说些让我们感到乏味的空话，还不停地滥用元首神圣的名字。当时我们还是相信元首的，不，未受任何问号污染的我对元首深信不疑，直到——像那首未卜先知的歌里唱的那样——一切都化为齑粉。

反观历史，历史之镜中的我就是如此。这是抹不去、擦不掉的，并非写在一块小孩学写字的石板上，而且旁边也没搁着用来擦字的海绵。这会留在那儿，永远留在那儿，尽管到了现在，那些歌词只能记起断断续续的几句了：“前进，前进，号角嘹亮；前进，前进，青年无畏……”

甚至不能以“是别人将我们引入歧途”为借口，为那男孩，也就是为我开脱。不，是我们，是我自己甘愿走入歧途。

可是，洋葱能否嗫嚅着辩白，指着第八层皮上的几处空白说：你又没什么责任，你当时只是个傻小子，又没干什么坏事儿，没去检举别人，没去告发拿帝国元帅胖戈林开涮的大胆邻居，看到本该在前线却在度假的人也没去打小报告，那些人总是吹嘘自己如何机智地避开了佩戴十字骑士勋章当英雄的机会。不，不是你告发了那位参议教师 ，他竟敢在历史课上旁敲侧击地对最终胜利表示怀疑，把德国人民称作“一群被阉割了的公羊”，而且他还是个讨嫌的教书匠，所有的学生都对他不满。

这话兴许没说错：检举别人，到纳粹区党部、街区管理员 、这所或那所学校的看房人 那里去给别人泼脏水，这可不是我的特长。不过，有一位拉丁语老师，他的副业是神甫，所以希望别人以“阁下”相称，有一天他不见了，再也不声色俱厉地逼你背单词了，突然就无影无踪了，我却仍然没敢问个为什么，尽管他一消失，大家就说起施图特霍夫集中营，这地名让人听了不寒而栗。

很快我就满十四岁了。我们的收音机，所谓“人民接收器”里传来了特别节目，又是吹号又是打鼓地开始报道德军在俄罗斯草原上的包围战大捷。当李斯特的《前奏曲》日复一日地被滥用时 ，外面发生的事情扩展了我的地理知识，不过我的拉丁语成绩仍然是不及格。

我眼前浮现出自己再次转学去圣约翰读书的情景。圣约翰是老城里的高级中学，位于屠户巷，离市博物馆和三一教堂不远。该校有哥特式风格的地下室，能引诱你顺着小道爬进《狗年月》，所以后来我就能毫不费力让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就是那两个亦友亦敌的同学埃迪·阿姆泽尔和瓦尔特·马特恩到那儿去上学，让他俩从体育馆的更衣室猫着腰转进方济各会的地下通道……

几个月后，我的拉丁语老师施塔赫尼克阁下回来了，继续在圣约翰教书。我仍然没有急着提问，尽管大家都说我这个学生不仅倔，而且爱插嘴。

不过，反正他也不能回答。从集中营放出来的人都这样。要是我问了，只会给从外表上看没什么变化的施塔赫尼克带来额外的麻烦。

话虽这么说，我的沉默必定还是给我造成了极大的精神负担，否则我就不会觉得非要在原则上是反观历史的《比目鱼》中给这位拉丁语教师、自由城邦中央党 前主席、有福者多罗特娅·封·蒙陶不倦的代言人立起一座读者不可能视而不见的丰碑了。

他，还有那位哥特时期的女隐士。他为使她能被封为有福者 而努力。我们一提起她的瘦身疗法这个话题，施塔赫尼克阁下就会如痴如醉。要引诱他越过拉丁语句子结构的雷池，其实并不难，你只要问起她，问起他那位神圣的多罗特娅就行了。

是什么毁了她和刀剑制造匠之间的婚姻？

哪些奇迹应该归功于她？

为什么他们被活活地圈封在玛林魏尔德修道院的大墙里？

她逐渐消瘦，但是否仍有骄人的身材？

所有这些，还有他始终扣得严严实实的衣领，都被我从记忆中呼唤出来，为了纪念一位拉丁语教师。

然而，后来为施塔赫尼克阁下谱写的颂歌只能获得部分的掌声。在对沉湎于忏悔的多罗特娅·封·蒙陶的一生和饿死这件事进行评价时，我们的视角截然不同。七十年代中期，为了写作《相聚在特尔格特》这部小说，我和妻子在明斯特地区就当地在巴洛克“时段”的种种细节进行调研，当时我们就去拜访了在一座女修道院里安度晚年的施塔赫尼克。那是一间宽敞而且陈设舒适的修道室，非常适合于交谈。在交谈过程中，我避免在天主教的耕地上引起任何冲突。修女们周身裹得严严实实，只是在接待我们时才能看见她们的脸。乌特因为是新教出身，所以看到老人在这样一群修女的包围中能过安逸日子，不免觉得有点儿惊讶。

带着俏皮的神情（他以前当拉丁语教师时从不这样），施塔赫尼克阁下称自己是“金鸡独立女流中”。比起我记忆中的形象来，坐在对面的他有点儿发福了，看来修道院的伙食挺合他胃口。

我们闲聊着，只是偶尔提到那位后来终于被封为有福者的女人。在政治方面，他还是坚持中央党的立场，不过他认为在如今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里，中央党的观点留下的不多了。他赞扬了在圣心教堂听我忏悔的温克神甫，说他“颇为勇敢地”照顾了教区里信奉天主教的工人。他还记得圣约翰学校的这位或那位老师，也记得校长，校长的两个儿子在“俾斯麦号”战列舰沉没时——用他的话来说——“找到了”死神。

不过，他不太情愿回顾往事：“当时那日子真难熬啊……”——“不，不，当时没人告发我……”

仁慈的他似乎已经忘记了，我当时在他的拉丁语课上是个差生。

我们谈起了但泽，当时高低远近的塔楼和山墙还像明信片上那样漂亮的但泽。我简单地讲了讲自己几次前往格但斯克的情况：“听说重建后的圣三一教堂像以前那样漂亮了……”他听了很高兴。不过，当我说起自己学生时代的沉默是一种尚未过期、还得追究的罪责时，他只是微笑着摆了摆手。我想，我听到他用拉丁语说了一句话：“我赦免了你的罪。”

母亲虔诚的程度平平而已，她并不怎么逼我去教堂。尽管如此，我还是自幼受到天主教熏陶，会在忏悔室、主祭坛和圣母祭坛之间画十字。圣体匣，圣饼龛，这些单词我爱背诵，因为念起来悦耳动听。不过，在唯独相信元首之前，我究竟相信的是什么？

对我来说，当时圣灵要比圣父和圣子容易理解。在朗富尔的圣心教堂里，祭坛上的各色形象，昏暗中的画面，还有烟雾缭绕中的鬼魂，这些都在滋养我的信仰，滋养我与其说是天主教的、不如说是异教徒的信仰。少女玛利亚以肉身向我靠近，我这个变色龙是认出了她的大天使 。

除此之外，我还吃饱了真理，那些真理在书本里暧昧地独居，成了我谎言的温床。不过，这个十四岁的男孩究竟读些什么书？

肯定不是虔诚的宗教小册子，也不是硬让“鲜血”和“土地”押韵的宣传品。无论是牛仔明星汤姆·米克斯的系列故事，还是卡尔·迈一卷又一卷的长篇小说，这些同学们百吃不厌的精神饲料，我都觉得索然无味。暂且这样说吧，凡是放在母亲书橱里——这真是运气！——随手可得的，我都读。

一年多前，我在匈牙利首都拿了个奖，奖品是一座镶嵌着铅色边框、因而显得颇为怪异的壁炉钟，似乎要宣告我将来只会“铅一般沉重地停滞不前”。我向匈牙利出版社我的责任编辑伊姆雷·巴尔纳打听《布达佩斯的诱惑》的作者是谁，该书曾使少时的我陷入迷惘。

过了不久，这本大部头的烂书就被从古籍堆里翻了出来，送到了我手中。书是现在已无人记得的作家弗朗茨·克门迪写的，1933年由柏林的神殿廊柱出版社推出，足足五百页，描述的是一战后在咖啡馆里百无聊赖的男人们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和好运气，下意识里也在谈论无产阶级革命和反暴动，顺带也涉及安放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过主要还是在讲一个离乡背井的人，他一文不名，但却极有抱负地离开了这座被多瑙河一分为二的城市，见了世面后带着一个腰缠万贯的女人衣锦还乡，在布达佩斯坠入了虚幻恍惚的爱河。

这部长篇小说至今读起来似乎还散发着新鲜的油墨味，却是当年母亲的藏书之一。当儿子的很快就读完了她收藏的那些五花八门的书，不过书名暂时还来不及说，因为这会儿我看见自己正坐在离圣彼得中学不远的市图书馆阅览室里如饥似渴地寻找新的读物。

圣彼得中学是我的中间站。教师开会后决定让我转学到那里去，因为我必须离开朗富尔的康拉德学校：有个体育老师殴打学生，用单杠和双杠折磨我们，而我竟然在他面前“桀骜不驯，厚颜无耻”——我父母读到这样的评语后失望极了。

不过，什么叫“我看见自己坐在图书馆里”？我最多只能依靠母亲战后带到西德保存下来的几张照片，为那个半大小子另外构思一张自画像。诚然，那脸上还没有一粒粒的青春痘，还没有我后来涂皮特拉龙牌刮胡水、搽杏仁粉徒劳地与之搏斗的小疙瘩，但是突出的下嘴唇——我天生有下颚前突症——已经使我看上去不那么像小孩了。我严肃，甚至有点儿阴沉，像一个提早进入青春期的学生，估计会在教书匠面前桀骜不驯，要是谁敢去惹，他没准还会动手。

而且果真动手了。一个教音乐的胖老师，用尖细的假嗓子唱《野玫瑰》 ，我们就用爵士乐般的喧闹和抽搐来为他伴奏伴舞。他见状开始训斥我，只训斥我一个，还推推搡搡的，于是我伸出左手揪住他的领带不放，由于战时条件有限，他脖子上的领带是纸做的，经不住拉扯就断了。这一来就又有足够的理由让我转学了，说得好听点就是采取预防性的教育措施：我从圣彼得学校转到了圣约翰中学。难怪我后来自我封闭，连母亲也不爱搭理了。

我看见的就是自己这样灰溜溜的形象，看见自己在去图书馆的路上。图书馆藏书逐渐丰富，全得归功于汉萨联盟的市民意识。后来仗快打完时，城里成了一片火海，原以为图书馆肯定也化为灰烬了。然而到了1958年春天，我去现在属于波兰的格但斯克，寻找当年但泽的遗迹，却发现市图书馆完好无损，内部还是以前的木护墙板，显得古色古香，所以我毫不费力地就能看见那个穿齐膝短裤、正在阅览室的一张桌子边遨游书海的半大小子：没错，脸上没有小疙瘩，不过头发却挂在前额上。凸下巴，还有那下嘴唇。鼻梁又弓了起来，他依然那么爱做鬼脸，而且不仅仅在读书的时候。

时间一层叠一层。它掩盖着什么，最多只能从裂口处辨认出来。通过这种必须用力撑开的时间裂口，我看见了自己，同时也看见了他。

我已上了岁数，他却惊人地年少；他从书里读出未来，我却已被往昔赶上；我的烦恼和他的不同；我和他的关系何止是近，却不得不穷于应付那些对他来说不是可耻的事，不会给他打上耻辱烙印的事。我和他，我俩之间隔着时间，一片一片消耗掉的时间。

我，三十岁当了父亲，刚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为使下巴看起来不过分凸出而留起了小胡子，正在为一部永远吃不饱的手稿寻找当地的细节。而他作为年轻的我，却不让任何事情任何人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包括眼前的这位爱穿灯芯绒上装的先生。

相反，我的视线却在四处游荡。翻着从档案馆弄来的1939年的旧报纸，我随意浏览着战争爆发后《但泽前哨报》上的日常报道。虽然上了年纪的我在本子上记下了朗富尔和老城里的电影院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放了哪些片子，比如在多米尼克斯瓦尔街的歌舞影院上映的是汉斯·阿尔贝斯主演的《为坎尼托甘城供水》，但是扫视的目光同时也落到了那个十四岁的男孩身上。男孩在离开我三张阅览桌的地方坐着，正在全神贯注地看一册配有大量插图的《克纳克富斯画家专论》。

他身边还堆着好几册。显然，他正在拓展自己通过收集香烟画片而奠定了基础的艺术知识。他头也不抬地把关于马克斯·克林格尔 的那一册放到一边，马上又拿起另一册翻了开来。

收集细节的成年人只是随意地从《但泽前哨报》的经济版上摘录市场价格和股市牌价：班贝克公司的丝绸价格稳定，粮食贸易呈上扬趋势。“丧失了人性的波兰人”在史称“布龙贝格血腥星期日”的9月3日大肆屠杀。在这些连篇累牍的渲染暴行的报道使他再度大惊失色之前，他看着自己，不，是看着那男孩——阅读了一册又一册的《克纳克富斯画家专论》，男孩先是为油画家、雕塑家、速写画家克林格尔的多才多艺所折服，不过这会儿，在被另一册中关于卡拉瓦乔放荡生涯的描述迷住之后，又希望能在安塞尔姆·费尔巴哈 的画室当学生了。眼下男孩最感兴趣的是在罗马工作的德国人。他要当艺术家，要出名，无论如何，志在必得。

在时光中穿梭漫游的成年人来自巴黎，虽然成了艺术家却还没出名，此刻他觉得，眼前的这位自己的年轻化身似乎又失踪了，即便呼唤，不断地呼唤，也不会听到任何回音。

这次与我自己的邂逅，是可以举一反三的事情。如此超然于人世之外的我，也在其他地方看到了自己，比如在耶什肯塔勒森林里，或者在古滕堡铸铁纪念碑前的台阶上。旺季还没到来的时候，我把借来的书带到波罗的海边，蹲在空空的海滩篷椅里读将起来。不过，读书的好去处首推阁楼，出租公寓的阁楼上有扇天窗提供光线。在狭窄的两居室住宅里，我发现自己站在母亲的书橱边，书橱赫然眼前，比客厅里别的家具更为醒目。

其实不过是一个齐额高的小书橱。玻璃上有蓝色护帘，以免书脊受到强光的直射。还有连珠镶边作为装饰。书橱是纯胡桃木的，据说是某个学徒满师考试的作品。那小伙子站在我祖父开的家具作坊里的木工刨台旁，在我父母结婚前夕制作了一件可以充当贺礼的家具，以此结束了自己的学徒生涯。

打那以后，这小书橱就放在客厅窗户的右侧，紧靠着那属于我的壁龛。从客厅左窗透进来的光线斜射在钢琴和摊开的乐谱上，在窗台下安身的是我妹妹的留言册、洋娃娃和毛绒玩具。这丫头既不扮鬼脸也不看书，却因为性情开朗而成了父亲的掌上明珠。她几乎从来不惹事。

商店打烊后，母亲不但弹奏一些慢悠悠滴水般的钢琴曲，而且好像还是读书会——天晓得是什么读书会——的成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就不再是成员了，因为战争爆发后不久新书来源就枯竭了，再也没法扩大藏书规模。

小书橱里摆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恶魔》，紧挨着威廉·拉贝的《雀巷春秋》、席勒的《诗集》、塞尔玛·拉格洛芙的《古斯泰贝林的故事》，和苏德曼的什么作品肩并肩的是汉姆生的《饥饿》、凯勒的《绿衣亨利》以及另一位凯勒写的《自我的假期》。在拉贝的《饥饿牧师》和施托姆的《白马骑士》之间可以找到法拉达《小人物，怎么办？》的踪迹。达恩的《罗马争夺战》或许就依偎着题为《拉斯普廷和女人》的画册，我后来把该画册作为歌德《亲和力》的对照读本，献给了这么一位：他出于层次迥异的原因成了书迷，通过这种极具爆炸性的混合物入门，学会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字母。

这一切，而且不只是这一切，构成了我的精神食粮。《汤姆叔叔的小屋》或者《道林·格雷的画像》也在帘布后的图书宝库里吗？还有哪些狄更斯和马克·吐温的作品在随时待命？

我敢肯定，越来越为生意担心而再也没空读书的母亲和她的儿子一样，并不知道小书橱里有一本禁书：维吉·鲍姆 的《化学系女生海伦妮·维尔菲》。这部长篇小说在1933年前就引起了满城风雨，它叙述了一个胸怀抱负、身无分文的女大学生的故事，描写了一座有大学的小城市，那里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生活中有爱，但也不乏对死亡的憧憬。女大学生后来怀孕了，所以书里还讲到了江湖郎中和刮宫天使，也就是——依照法律条文——非法的堕胎行为。

恐怕母亲没看过这本书，没有作为读者体验过这位勇敢的女生经历的痛苦，因为当十四岁的儿子在客厅桌旁埋头阅读，全神贯注于书中年轻的女主人公的不幸以及后来身为人母的幸福时，她只是让我“快起身”，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反感。

随着时光的推移，我读了维吉·鲍姆别的作品，比如后来被拍成电影的长篇小说《旅馆里的人》。八十年代初，我写了游记小说《大脑产儿或德国人正在死绝》，预见了那些不想生养孩子、只要实现自我者的节欲以及他们至今奉行的自我崇拜，同时也就预见了联邦德国人口的老龄化，预见了随之产生的退休金制度的持续危机和长久维持的两人世界的乏味状态。那时，她笔下洋溢着异国风情的故事《巴厘岛上的爱与死》在勾勒悲情剧的背景方面确实对我大有帮助。不过，我再也不像早年那样忘我地沉浸在维吉·鲍姆据说只有娱乐价值的叙事艺术中了。

晚饭一端上桌，父亲就会嚷嚷：“看书又不能当饭吃。”

母亲却愿意看到我“埋在书堆里”。她这个深受顾客和代理商欢迎的女店主虽然有时也精神恍惚做悲哀状，总体上还是一个乐天派，还喜欢挖苦别人，爱开个她称之为“恶作剧”的小玩笑，因此她会兴致盎然地向这位或那位客人，比如向以前曾在“皇家咖啡”一起当学徒的女友证明沉浸在书本中的儿子是多么全神贯注，方法是偷梁换柱：用一块棕榄肥皂偷换掉我埋头看书时只是偶尔咬上一口的果酱面包。

双臂交叉，一脸微笑，因为她胸有成竹，她就这样自信地等待着偷梁换柱的结果。儿子咬了口肥皂，等到又在书上细细地啃了四分之三页后，才发现在客人面前出了洋相，这时母亲就会乐不可支，客人也被逗笑了。自那以后，我就忘不了这种名牌肥皂的滋味了。

下嘴唇凸出的男孩还会时不时地咬肥皂，因为在我容易出现各种变体的记忆中，被母亲偷换的有时是香肠面包，有时是奶酪面包，有时又是一块葡萄干蛋糕。至于说到下嘴唇，那么在我发现额上的头发垂下来时，它会自告奋勇地去吹开，挺管用的。这种事在我埋头看书时经常发生。有时母亲会从自己精心烫过的头发上取下一个发卡，夹住儿子那过于柔软、老是垂下来的刘海儿。我只好听她摆布。

我是她的唯一，她的一切。无论我给她惹了多少麻烦——中学三年级时留级，脾气倔而得罪人，不得不一再换学校——她始终如一、丝毫不减地为爱读书、爱乱画的宝贝儿子感到自豪。只有大声去叫，儿子才会暂时告别那时光倒流的梦幻世界，然后——根据双方的愿望——做她怀里的乖宝宝。

我常常吹牛，喋喋不休的大话总是这样起头：“等我发了财，出了名，我会带你……”这些话她百听不厌。“……然后我们俩去旅游，从罗马玩到那不勒斯……”看来没有什么比我夸的这些海口更让她心满意足了。她从心底里热爱美，也热爱凄美，常常打扮得像中产阶级一般雅致地独自、有时也顺带捎上丈夫去市立剧院。只要我又开始海阔天空地吹牛，她就称我是她的“小培尔·金特” 。她像喜欢猴子一样把大话连篇的儿子当宝贝，原因也许要到她幼年失去的东西中去寻找吧。

父亲的家很近，拐过街角就是，在埃尔森街上。祖父的家具作坊也在那里，圆锯从早到晚不停地轰鸣。家里不断地吵架，兄弟情稍纵即逝，那些喧闹声躲也躲不了，耳边只听到“和他们真是没什么好说的了”——“他们就是不肯从家里滚出去”，等等。与此相比，对外祖父外祖母，对母亲的三个兄弟和唯一的妹妹，我只是听人说，还看到少许遗物，这才有点儿了解。母亲的妹妹名叫伊丽莎白，不过别人喊她“贝蒂”，后来嫁到“帝国” 去了。除了她之外，就只剩母亲一个人了。

当然，还有卡舒贝亲戚，但是他们住在乡下，也不是正儿八经的德国人，自从有理由隐瞒他们的存在后，他们就更不算什么了。她父母是住在城里的卡舒贝人，接受了中产阶级市民的生活方式，早就不在人世了：她父亲在一战爆发后不久在坦嫩贝格 阵亡，接着她母亲也死了，不想活了——因为儿子中有两个战死在法国，最后一个也是当兵的儿子被流感夺去了生命。

阿图尔死时才二十三岁。保尔二十一岁就阵亡了。战争即将结束时，流感又要了阿尔方斯的命，那会儿他十九岁。但是我的母亲，未出嫁时的姓名是海伦妮·克诺夫，说起自己的兄弟来就好像他们依然活着似的。

我家住在拉贝街的出租公寓中，是十九家房客之一。有一天——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当时是已经十四岁了，还是仍然才十二岁？——我上了阁楼，那是我秘密读书的地方，可以打开的天窗下放着一把已坐得不像样子的扶手椅。房客都有木板条隔出的小间堆杂物，其中一间是我家的，我在那儿撞上了一只用细绳捆扎着的箱子，我，或者说是那早就积累了一肚子叙事素材的男孩，在那里面获得了指点迷津的发现。在那些破烂货和旧家什下面，有一只特别的箱子等我好久了，至少我是这样解释此项收获的。

箱子在那些用坏的弹簧床垫下面？

箱子的皮面上是不是刚有只鸽子一溜小跑，从屋顶天窗飞了出去？

它受了我的惊吓，是否留下了新鲜的鸽粪？

打了结的细绳是不是马上就解开了？

我掏出了小折刀？

我是不是害怕了没敢动？

我把这只不算太大的箱子搬下楼去，乖乖地交给了母亲？

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各种可能性都有可替换性：1942年过去了一半，这时官方颁布了《防空法》，规定顶层阁楼必须腾空。于是箱子被发现了，被她或者被我——反正不管被谁吧——打开了。里面是寥寥无几的遗物，是她死于一战期间的两兄弟以及被敌我不分的流感夺去生命的小弟留下的。

我听够了的那些内容，母亲噙满泪水回忆起的那些难以忘怀的损失，都在箱子里得到了证实：三兄弟出于各自的爱好、以不同的天赋开始了的事业，都半途而废了。

三小堆遗物各用一根丝带捆扎着放成一摞，分明在告诉你：老二保尔想当画家，曾经绘制舞台布景小试牛刀。我在箱子里发现了布景和服装的设计图，是他为歌剧《自由射手》或《漂泊的荷兰人》画的。不过也可能是为《罗恩格林》画的，因为赫然在目是一幅天鹅速写，好像是能在舞台上开的车子，不由得我不相信，这幅彩笔画是初夏时牺牲的保尔舅舅的遗物。这些画页之间没有找到勋章。

后来死于西班牙流感的小弟阿尔方斯学的是烹饪，满师后打算带着一脑袋的精美菜谱去某个欧洲国都——布鲁塞尔、维也纳或者柏林——发展，争取爬上豪华宾馆厨房主管的位置。这些写在他从北海叙尔特岛寄来的信里，他在岛上疗养院里当厨师，那是他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工作。从日期来看，信是他在应征入伍并于1918年春奉命去练兵场之前写的。

在写给姐姐海伦妮的信中，他夸夸其谈，兴致勃勃。在那些关于疗养院的故事里，他先暗示自己和贵妇人们有些风流韵事，然后便一五一十地说起了自己学会的厨艺，夸起了芥末汁蒸鳕鱼、茴香花鳅片、莳萝鳗鱼汤。至于别的鱼，那是我后来为纪念阿尔方斯舅舅补烧的。

母亲自称最喜欢大哥阿图尔。在两年后因腹部中弹而一命呜呼之前，他似乎已经看到自己戴上了诗人的桂冠。

其实早在当学徒时，他就初露头角了。高门附近有一家帝国银行的分行——那幢房子经历了上次战争劫后余生，如今以其繁荣年代 的气派为一家波兰银行服务，他在那儿当学徒时就在一家但泽当地报纸上不时地署名发表诗歌，每首都由好多节组成，押的韵也还算中听。咏春诗或者咏秋诗足有一打以上，这首写在万灵节，那首又成于圣诞节。如今我在箱子里发现了刊登着他的诗作的剪报。母亲后来评价道，这只箱子里的遗物为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当儿子的听了这话颇为重视。于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在被自己的长篇小说手稿压得久久喘不过气来之后，他便假托母亲最喜欢的大哥的名义推出了几个短篇，发表在柏林文学论坛的系列平装书里，署名阿图尔·克诺夫。我乐意这样，一方面是为了不让这些短篇小说遭到那些爱发脾气的评论家的恶意攻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阿图尔·克诺夫短暂的一生能获得少许死后哀荣。

他的处女作——如果不算那些多少抹了点艾兴多夫色彩的早期诗歌——获得了还算友好的回响。在评论家们看来，这位被发现的才子显然在模仿名家，尽管如此还是大有前途。一位意大利女出版商虽然表示暂且不会考虑翻译这些短篇故事，但还是希望能看到这位迄今为止默默无名的作者以后会有更优秀的作品问世，比如一部以家庭为题材的叙事作品。她说，毋庸置疑，这位作者的发展方向是长篇小说。

阿图尔·克诺夫的短篇在书市上流传了二十年，始终以笔名作掩护，直到卢赫特汉德出版社的一位其实在清醒时对人挺关照的编辑——克劳斯·勒勒尔——喝醉后揭开了我这位诗人舅舅的面纱。

阁楼，还有那上面满是杂物和蛛网的木条隔间。后来，奥斯卡·马策拉特在邻居家孩子追上来欺负他之前，也和我一样在阁楼上避难。他在那上面练唱，歌声的有效距离极远；而对我来说，重要的是那只劫后余生的箱子。

我看见箱子磨损的皮面上黑斑点点。不，没有鸽子咕咕叫透露什么消息，唯独我在秘密读书处的边上发现和打开了这只箱子。迫不及待地打开，用我的三刃折刀打开。霉味扑面而来，似乎打开的是一座墓穴。尘土飞扬，在阳光中翩翩起舞。我在箱子中找到的东西成了指路牌，发现者从此被它送上了终生的旅程；他直到现在才感到疲倦，只有回首往事让他保持清醒。

我三天两头地去这个藏身处。屋顶的小天窗可以打开，从这里能眺望一个个后院、栗子树、糖果厂的油毛毡房顶，能眺望小而又小的花园、若隐若现的棚屋、拍地毯的架子、养兔子的棚子，一直到路易丝街、赫尔塔街、圣母街上的房屋，那三条街构成了眼前这方方正正一大块区域的边界线。不过，我还能看得更远。从与画家、诗人、厨师——母亲提起这三位时总要奉送几个形容词：大都是闷闷不乐的保尔，经常是耽于梦幻的阿图尔，永远是兴高采烈的阿尔方斯——这三位相遇的地方，我沿着一条航线飞往那乌有之乡，恰如返程中的我现在试图准确地着陆，而在这着陆的地方却空荡荡一无所有，没有坐坏了的扶手椅，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等我归来。

啊，要是有些什么该多好，即使不是箱子，那么纸盒也行啊，只要里面放着最早的涂鸦就行。但是，初期的诗歌没留下半行，卡舒贝长篇小说唯一的一章没留下一页。那些线条如幻梦一般盘旋的素描画，那些精细到了连爬满青苔的墙砖都不放过的水彩画，现在也是一张也看不到了。在父母逃难的包裹里，无论是以聚特林字体写下的押韵的诗，还是画着素描画的纸，全都不见了踪影。找不到当年学校里的练习本，上面的作文虽有些严重的正字法错误，却都得了非“良”即“优”的高分。没留下任何东西可用来证明我的起步。

或者我应该说服自己：当初涂抹的那些东西连张纸片都没有留下，真是棒极了？！

因为，假如发生以下的事会多么尴尬？假如在青春期男孩倾诉心情的文字里，果真找出这样的押韵句子来：创作日期是4月20日，受到希特勒青年团诗人如门采尔、鲍曼的表现主义颂歌风格的影响，受到席拉赫 的影响，赞扬的是对元首的永不动摇的信仰。“荣誉——生育”“鲜血——烈焰”“号角四起——危机四伏”，这类押韵和对仗一定会让我觉得后怕。假如第一部长篇的未完成稿里果真有对可怜的卡舒贝人不利的种族主义胡话：一个长脑壳的骑士团骑士砍掉了几十个斯拉夫人的圆脑壳。还有其他被人灌输的幻想的产物。

不管怎样说吧，我敢肯定的是：假如不是在出租公寓的阁楼上就是在地下室里能找到素描作品的话，那么在这堆素描里找不出一幅可能被人说是和挂满勋章的战斗英雄酷似的肖像。不，我从未尝试过去画比如酷似海军上尉普里恩或者歼击机飞行员加兰德的肖像，尽管这两人是我当时的榜样。

假如这样，那么会怎样？诸如此类的推测没一点儿用处，然而生命力却极顽强。箱子早已踪影全无，但是箱子里的内容却滋养着人们的推测。

被迫迁居前不久，母亲把儿子的杂物放进了一只宝莹牌洗衣粉的包装纸盒，却在匆匆忙忙地上路时忘了带上。这只纸盒会暗自低语透露出什么吗？

还有什么适于用来揭露我这个需要用无花果叶来遮羞的人？

与我这一代的作家相比，即与那些定居在博登湖、纽伦堡或者在北德低地平原长大，因此学历证书、早期作品应有尽有的同行相比，我是一个战后被驱逐的家庭的孩子，小时候的东西没有什么保存下来，所以只得呼唤“回忆”女士这位最不可靠的证人，她喜怒无常，经常偏头痛发作，此外还有一个随行就市、待价而沽的名声。

因此还得去寻找辅助手段，不过那些手段也是意义不明，只是含混的方式不同罢了。比如，伸手去拿斜面工作台 上方格层里备用的那些或圆或方的东西，如果经常乞灵于你发现的这些东西，它们就会开始窃窃私语。

不，那不是硬币，也不是陶片，而是蜜黄色、透明的几块东西，秋天般的红，或秋天般的黄，樱桃大小，你瞧这块，都有鸭蛋大小了。

这是来自我那叫“波罗的”的小水塘的黄金：琥珀，在波罗的海岸边发现的，要不就是一年多前从小贩手里买来的。那小贩在立陶宛一座以前叫梅梅尔的城市摆了个露天货摊，向游客兜售各色抛光擦亮的纪念品，比如项链、手镯、书桌上的镇纸、带盖的小匣，不过他也卖未经加工的或者只是部分抛光的琥珀。

我们是和于尔根和玛利亚·曼泰结伴从库尔斯沙嘴坐渡船来到这里的。原本只打算参观“塔劳来的小安妮”纪念碑，缅怀一下诗人西蒙·达赫 。但在一个乱云飞渡大风起的日子里，我开始挑选，犹豫了好久，终于还是下手了。

我发现或者买下的这几块琥珀都有包体。在这一块水滴状的化石里似乎是冷杉针叶，而在那一块发现的东西里可以辨认出青苔般的藓类植物，另一块里则是永生的蚊子，细小的蚊脚都能数得清楚，成对的翅膀一应俱全，似乎它正要嗡嗡地起飞。

我拿起鸭蛋大小的那块对着光照，赫然在目的是嵌在其中的僵硬的小虫，横七竖八，五花八门。这是一只蠕虫吗？那是一只不再爬动的蜈蚣？只有长时间地仔细观察，琥珀才会倾吐出自以为万无一失的秘密。

无论何时，只要我的另一种辅助手段即假想的洋葱拒绝吐露真情，用难以解码的线条把信息刻在潮湿的洋葱皮上，我都会伸手到我贝伦多夫 工作室里斜面工作台上方的格层里去找，从存放在那里的琥珀中挑选出合意者，至于那是买来的还是自己发现的，倒是无足轻重无所谓的事。

瞧，这块蜜黄色的琥珀，透明，只在发硬的边缘上有点儿泛白。对着光，照上足够多的时间，使自己头脑中不断的嘀嗒嘀嗒声暂时停下，也不受其他什么的干扰，不受与时政或别的现实问题相关的异议的干扰，也就是说心无旁骛——这样的话，我就能看到自我，我取代了琥珀包体中的昆虫，刚才还是一只扁虱，现在成了我的全部：十四岁的我，一丝不挂。我的阳具安安静静地还是小男孩样，就像爱神的阴茎，就像一个才华绝世，然而也能害人性命的艺术家在我的一张香烟画片上勾勒的那样。不过，一旦只是为了恶作剧，或者在玩弄几下之后勃起射精，它就有点儿成人样了。

在卡拉瓦乔的笔下，爱神的那玩意儿显得那么娇小玲珑，像个欢乐的小衣角，显得那么纯洁无辜，虽然这长翅膀的小男孩正怪笑着从床上爬下，他刚在那儿成功地扮演了教唆者和帮凶的角色。而我那玩意儿，睡着时还是老实巴交毫无恶意，这会儿它却毫无幽默感地陷入了罪恶的深渊。它醒来了，雄赳赳地要插入，不管什么地方都要插入，哪怕是木头上的节孔，在布勒森澡堂的那些小木屋里不难找到这样的节孔。

要是耐心地追问，琥珀还能让你知道更多的事情：那挂在我身上的玩意儿，或者说，密封在树脂中的自画像上挂着的那小鸡鸡，是无理智的，而且准备无理智地过一辈子。虽说因其《圣经》般历史久远的功能，它还是日常用品，也能短时间内使它安静下来，但是光用手已经不能让它满足了。它的头——又名龟头——目标明确地想要有别的消遣，想要立刻从痛苦中获得解放。尽管做的都被证明是傻事，然而急中生智，它的点子还真不少。它也有抱负，不乏运动员的雄心壮志。它是个惯犯，无论什么惩罚都不能让它金盆洗手。

只要我还信天主教（从信到不信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我的阴茎就是极耐用的忏悔内容。说起它来，我想起了那些最不可思议的罪恶。它和天使们干淫乱的勾当。它甚至连一只纯洁的羔羊都弄到了手。它的行为，它的恶行，连老听我忏悔的温克神甫也大吃一惊，而他可是一位见多识广的教士，凡是人做得出来的没他不知道的。但是忏悔帮助了我，帮助我摆脱了每周一次的放松——这可以认为是，可以硬说是那倔强的小挂件在泄欲吧。

不过后来，十四岁的男孩发现自己完全不信上帝了，那个和他一起长大的器官要比东线的战事给他带来更多的担忧。在东线，我们以前势不可当的装甲部队在莫斯科郊外陷入泥淖，接着又被冰雪挡住去路。“慈父严寒”救了俄罗斯。

可是，谁来救救陷入困境的我呢？

所有欲望现在都指向一个芳名。我经历了初恋的痛苦，后来任何一次幻想症的发作都不能与之相比，牙痛就更是差远了，尽管这种折磨也伴随着时起时落、不断延伸的痛苦。

因为我的初恋既不知始于何时，也没有导致行动，否则就能描写直到肌肤之亲，甚至直到云雨之欢的全过程了，所以也就是说说而已，结结巴巴地说些炽热或者浮肿的词句罢了。自从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问世以后，鱼雁往来和床头私语时常用这些词句。要不，我长话短说吧。

我的欲望如同猛犬，扑向一位姑娘，一位我在上学途中遇见的姑娘。这时，康拉德学校的旧建筑里不再是男生一统天下，从曾经名为海伦妮·朗格学校的古德龙学校迁来了女生。

上午和下午教室里轮班上课。乌普哈根街上人来人往。她来，我走。或者说，我已经上完了五节课，她还得熬过同样多的课时。她和一大群女生混在一起，我却是出了名的独行侠。我拎着书包，从咯咯笑着的女孩们中间穿过，不敢多看一眼。

她既不漂亮，也不难看，不过是一个头发乌黑、拖着长辫的女生罢了。我觉得她的脸在黑发的包围下显得那么娇小，句号、逗号、破折号，三下五除二就能画出来 。薄薄的嘴唇紧闭着。鼻根处的眉毛连在一起。

我认识更漂亮的女孩，甚至在祖父的木棚里抚摸过某个亲戚家的女孩。还知道另一个姑娘名叫德罗亨，从东普鲁士的巴滕施泰因来，说话也带那里的口音，在我们这儿待了一个夏天。

不，我不能对我那扎着乌黑辫子的挚爱直呼其名。也许她还生活在某个地方，像我一样活了下来。作为一个老太婆，她肯定不愿意受到一个东翻西找瞎回忆的老头子的骚扰。何况这老头当年在上学时就让她感到尴尬，最后还深深地伤害了她。

不，我初恋情人的名字还是不提为好，除非去拿琥珀时发现她只是封闭于其中的蚊子或者蜘蛛，我对着她大声呼唤、诅咒、恳求……

我不会轻易罢手，这是我根深蒂固的性格特点，直到今天还试图在这一或那一领域展示自身的韧性。当时，男生或多或少都知道古德龙学校女生上午和下午在教室里的座位，所以我就留下了几封信，留在猜想她——我难填的欲壑——可能坐的位置上。就像囚犯之间秘密通信，我把信贴在课椅翻盖下面。写的是些傻乎乎的东西，时而会得到傻乎乎的回复。不，不是诗句，诗句不是我校园书简的组成部分。连她和我当年是否都在各自的纸条上签过名，我都没有十分的把握。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不得不换学校。转学后，我天天坐五路电车从郊区朗富尔到但泽老城，放学后再从相反方向回家。狭窄的街巷，砖砌的塔楼，似乎就隐藏在歪斜的旧屋和街面的山墙之后的中世纪，这一切以化石的形式展现着历史，即便不能使你心情平静，也会让你心不在焉，更何况在圣彼得高中学校有个美术女教师让我倾倒，她名叫莉莉，是为服兵役的老师代课的。不过在1942年与1943年之交的冬天，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前后，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她对我会是多么重要。

一直等到再次转学之后，我们这个岁数的学生才应征入伍，当上了空防助手，穿上了神气的制服。军邮员送来了初恋情人的信，收信地址是皇帝港高炮连，我在那儿受训，将被培养成一名六号位炮手。

记不清来信中用娟秀的字体写了些什么。不过我这刚穿上制服的炮手自以为了不起，便迫不及待地纠正了信中的几个错字，像老师一样用红笔批改后另写了一封可能诗意盎然的信，连来信一同寄了回去。

打那以后，我的初恋情人就沉默不语了。我自己到了十五岁，甚至在那以后很久还写错字，是啊，直到今天在正字法方面都没有把握，在当时却毁了一件好事，这件好事初露端倪，本来可能不仅仅让我那按照卡拉瓦乔画上的尺度始终待命的器官得到满足。

这以后一片空虚。惬意地维护着的孤独。剩下的是时而睡去、时而醒来的热欲。这热欲在我空防助手生涯结束后仍不消退，后来在长篇小说《狗年月》描写离家出走在港区棚屋里生活的章节里沉淀下来：在面目完全不同的人物身上，在完全不同的男生的粗话之中。和当时的我一样，这些男生兴高采烈，因为他们不仅摆脱了日益荒唐的希特勒青年团义务活动，而且连学也不用再上了。

虽然那部结构错综复杂的长篇小说顺带也讲到爱情，一种洋溢着疯狂的爱情，然而在此必须申明：书中那个图拉·波克里弗克，那个周末来访时弄得皇帝港高炮连鸡犬不宁的瘦弱姑娘，她和我的初恋情人毫不沾边。

琥珀声称能让我们回忆起比我们愿意回忆的更多的事情。它把早就该消化完、排泄掉的东西密封储存。它弄到什么柔软的还有水分的东西就纳入收藏。它不接受托词。它什么都不忘记，把从无底洞里挖出来的秘密当新鲜水果拉到集市上卖，还斩钉截铁地宣称：那个用我名字的小男孩当时还是虔诚的，即使不信上帝，那么对玛利亚还是信的，虽说在十二岁时就在教义问答课上骚扰了扎辫子的姑娘。我和她同岁，一位神甫助手在圣心教堂旁边神职人员住的屋子里为我们首次领受圣餐做准备。忏悔词中的记过簿——什么是可以宽恕的罪孽，什么是重罪，什么是死罪——我们背得滚瓜烂熟。我甚至还和姑娘的一个兄弟并排站在那儿，临时担任弥撒助手，手持摇铃和香炉，眼睛看着放圣饼的神龛，看着圣体匣。

没错，时至今日我还能流利地“在台阶上祈祷”。犹如《尤利西斯》中开篇即登场的人物穆利根，我会边刮胡子边用拉丁文念叨：我要走上主的祭台……

此外，我十三岁时——已经超越了天主教鼓捣出的所有奇迹——还是去教堂了，不过只是为了在星期天下午守候那姑娘，尽可能靠近忏悔室，在辫子后面一排。

蜡黄的石化树脂甚至还能透露出忏悔的秘密：我向那位资深神甫和盘托出，把自己年少手淫的目的一五一十地灌进了他的耳朵，不料连姑娘的名字，我欲望的港口，也漏了出来。接着就听到尊敬的神甫大人在忏悔室的格子窗后轻轻地咳嗽。

不止如此。后来，当那位梳着辫子的忏悔者还在忏悔室边上清理自己的罪孽时，我离开了教堂的长凳，来到了圣母玛利亚的祭坛前，故意地或者只是恶作剧地开始……

不，我边说，边把带蚊子的那块琥珀放到其他琥珀中间，其他琥珀的包体不同：有苍蝇，有蜘蛛，还有小甲虫。不，干那事的不是我，那只是写在书上，只有在书上才是真的。那些恶行缺乏证据。不然的话，为什么不久前，也就是在2005年初夏，十位远道而来的译者以及责任编辑赫尔穆特·弗里林还要和我一起访问格但斯克？此行的目的是搞清楚，我在处女作《铁皮鼓》中耍了什么花招。我们一行人参观了与这部长篇小说中跳跃式变化的情节有关的各处作案现场，其中就有圣心教堂。这座教堂在战争中劫后余生，却不见小说中描写得细致入微的圣母玛利亚祭坛，眼前只有威尔纳黑圣母 ，头上是镀金的光环，光芒四射，吸引着虔诚的波兰人。就在边上，在神龛的烛光背后，兴师动众地去世的前教皇和最近选出的德裔新教皇的照片跃入了我们的眼帘。

而在那边，在我少时亵渎神灵的地方 ，在这新哥特式风格的所在，一位年轻的神甫意味深长地微笑着，一点儿也不像当年尊敬的温克阁下。他请我在一本译成了波兰文的《铁皮鼓》上签名留念。于是作家就当着惊异不已的译者和编辑的面，毫不犹豫地在书名下方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何必犹豫呢，又不是我当年在圣心教堂的圣母祭坛前折断了那把“小酒水壶”。干那事的是某个别有用心的人，某个没有弃恶的人，某个不愿长大的人……

而我，我在长大，不断地长大。还在十六岁参加纳粹青年义务劳动军时，我就长足了。要不就是这样：我当了兵，只是由于走运或者纯属偶然才大难不死熬到了战争结束，这时个子才终于达到了一米七二？

这个问题无足轻重，无论对洋葱还是对琥珀而言都无足轻重。它们想确切了解的是别的事。还有什么深藏不露的事：难为情地咽下肚的事，不断改变装束的秘密？还有什么事像虱子卵粘在阴囊毛上？千言万语地回避的言语。思想的碎片。让你隐隐作痛的事。依然隐隐作痛…… PpkMYdFaUj3e8pjdLnQQPzXklaIVZvmteiGKbNQ5FBqSs114QVZg87Epc6dHSO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