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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现如今，还是在前些年，用第三人称把自己伪装起来，这始终是一种诱惑：当“他”快十二岁，却还眷恋着母亲的怀抱时，某些事即将开始，某些事已结束。但是，那些开始，那些结束，能精确地说到某个时刻吗？只要是涉及我的，就能。
在斗室狭窄的空间里，我的童年结束了。当时，在我长大的地方，前后左右同时爆发了战争。战争震耳欲聋地开始了，在“定期班轮”架满火炮的船舷边
，在向波兰军事基地西沙洲对面的市郊港口“新航道”飞来的俯冲轰炸机声中，还有远到争夺但泽老城中波兰邮局的装甲侦察车瞄准目标的射击声，近到从我们的收音机，也就是从放在客厅餐具架上的“人民接收器”
里传出的广播声：这些钢铁般铿锵有力的声音在朗富尔区拉贝街一幢三层出租公寓的底层住宅里宣告，我的童年结束了。
甚至连具体钟点也永远留在记忆中。从此刻起，这个自由城邦
离巴尔干巧克力厂不远的机场就不再仅供民用了。从出租公寓的小天窗往外看，只见自由港口的上空升起了一阵阵黑烟，随着不间断的攻击和从西北方吹来的微风，散而复聚，去而复来。
远处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上传来了隆隆的炮声，这艘参加了斯卡格拉克海峡
战役的老舰退役了，现在只能用作军校的训练舰。飞机发出有层次的噪声，人称“俯轰”，因为它在战地上空侧着身子俯冲下来，发现目标，投掷炸弹。一旦去回忆这炮声和噪声，便会有这样的问题萦绕在脑中：我从长出乳牙、换了恒牙后遭遇的一切，早都随着进学校的日子、打弹子的儿戏和结了痂的膝盖，随着最早的忏悔秘密和以后的信仰痛苦变成了乱七八糟的纸条，这些废纸条从此之后就尾随着一个人，他刚被写到了稿纸上就再也不愿意长个儿，用尖锐的歌声击碎各种形状的玻璃器具，手里拿着两根小木棍，因为他的铁皮鼓而名声大噪，此后就在书的封面和封底之间供你引用，天知道要在多少种语言中获得永生；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去回忆童年，要去回忆如此确定、难以改期的童年末日？
因为有这样那样的事要加以补充。因为有些东西会吵吵嚷嚷地缺席。因为前车已然倾覆，我后来才亡羊补牢，因为我无法遏制的成长，因为我与失物的对话。还有个理由不得不提：因为我要说出最后的话。
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会躲藏起来。它爱献媚奉承，爱梳妆打扮，而且常常并非迫不得已。它与记忆相悖，与举止迂腐、老爱争个是非曲直的记忆相悖。
你若是缠着它，向它提问，回忆就像一颗要剥皮的洋葱。洋葱剥了皮你才能发现，那里面字母挨字母都写着些什么：很少有明白无误的时候，经常是镜像里的反字，或者就是其他形式的谜团。
第一层洋葱皮干巴巴的，一碰就沙沙作响。下面一层刚剥开，便露出湿漉漉的第三层，接着就是第四层第五层在窃窃私语，等待上场。每一层洋葱皮都出汗似的渗出长期回避的词语，外加花里胡哨的字符，似乎是一个故作神秘的人从儿时起，洋葱从发芽时起，就想要把自己编成密码。
于是便唤起了好胜心：这些草书必须辨清，那些密码必须破解。于是就驳斥了那些个都硬说自己是真理的东西，因为谎言，还有它那位名叫“作弊”的小妹，经常充当回忆中最靠得住的部分；回忆落在白纸上写成黑字后就显得可信，吹嘘自己的细节像照片一样历历在目：我们出租公寓的后院里搭了个棚，油毛毡棚顶在7月的酷热中闪闪发光，在无风的时候发出一股麦芽止咳糖的气味……
我的小学老师是施波伦豪尔小姐，她的衣领是赛璐珞做的，可以刷洗，总是扣得那么紧，脖子上总是留下一道道勒痕……
星期天，女孩们站在索波特海滨的木栈桥上，头上系着蝴蝶结，警察小乐队演奏着欢快的曲子……
我的第一只蘑菇是牛肝菌……
当我们学生因为天气太热而停课……
当我的扁桃腺又开始发炎……
当我到了嘴边的问题又咽了下去……
洋葱有好多层皮。层层何其多，剥掉重又生。你去切洋葱，它会让你流眼泪。只有去剥皮，洋葱才会吐真言。在我童年结束前后发生的一切，都在用事实叩门，这过程比你希望的更糟糕，它时而要你这样讲，时而要你那样说，最后使你误入歧途，谎话连篇。
但泽及周边地区的夏末，天气持续晴好。战争爆发了，西沙洲的波兰守军抵抗了七天刚刚投降，我就在郊区港口“新航道”——乘坐有轨电车经过萨斯佩和布勒森很快就能到那儿——捡了一大把炸弹和榴弹的碎片。在那段时间，战争似乎只在特别广播节目中进行，小男孩，那个好像是我的小男孩，用捡来的这些弹片换邮票，换五颜六色的香烟画片，换读烂了的或刚印好的书，其中包括斯文·赫定
的《戈壁滩游记》，天晓得还换了些别的什么。
回忆得不清晰，有时反倒能更接近真实，尽管只是近了一根火柴棍那么点儿距离，尽管绕了不少的弯路。
和我的回忆发生摩擦的东西，大都能撞伤我的膝盖，让我事后感到阵阵恶心：瓷砖壁炉……后院里拍地毯用的棍子……夹层里的厕所……阁楼上的箱子……鸽子蛋大小的一块琥珀……
或是母亲的发卡，或是炎炎夏日里父亲在四角上打了结的手帕，或是形状不一、具有特殊交换价值的锯齿形榴弹片和炸弹片——谁还保留着这些东西，谁就会想起一些比生活来得更真实的故事，即使只是作为让人轻松的借口。
我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收集画片，乐此不疲。画片可以用兑换券去换，在母亲的烟盒里。商店打烊后，她总是把“小棍儿”——她把自己这一小小恶习的帮凶叫作“小棍儿”——从烟盒里敲出来。每天晚上，她都要喝着君度酒
隆重地享受这一恶习，心情好的话，还吐上几个袅袅的烟圈。
让我心驰神往的画片色彩斑斓，再现了欧洲画坛上的杰作。所以，我很早就说得出美术家乔尔乔涅、曼坦尼亚、波提切利、吉兰达约和卡拉瓦乔的大名，虽然发音不准。一个躺着的女人裸露着后背，一个长翅膀的男孩替她拿着镜子，这场景从我的童年起就和画家委拉斯开兹的名字姻娅相连。在杨·凡·艾克笔下的《吟唱天使》中，最让人难忘的是位于画面最后方的那个天使的身影，我巴不得像他，或者像阿尔布雷希特·丢勒那样有一头鬈发。我向这幅挂在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里的丢勒自画像发问：为什么这位大师要画自己戴着手套的形象？为什么他那顶怪帽子和右下方灯笼袖上有如此醒目的条纹？是什么令他如此自信？还有，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的年龄——他当时才二十六岁——写在画上的窗台下面？
今天我知道，是汉堡巴伦费尔德区的一家香烟画片服务公司提供了这些可用兑换券来换的精美绝伦的复制品。如果有人订货，该公司还提供四四方方的相册。打理我画作的画商，在吕贝克市的国王街开了家旧书画店，靠他帮忙，我又把上述三位大师的作品都弄到了手，从此就毫无疑问了：这本1938年版的文艺复兴画册一共印了四十五万份。
我一页页地翻阅，翻着翻着眼前出现了自己当年在客厅桌上往相册里贴画片的情景。这次贴的是晚期哥特式作品，其中有希尔罗尼穆斯·博斯的《圣安东尼的诱惑》：圣安东尼的周围尽是些半人半兽的怪物。黄色管装的雕牌胶水刚开始往外冒，一种几乎是节日般的气氛就逐渐弥漫开来……
当年的许多收藏家也许因为太迷恋艺术了，所以都没命地吞云吐雾。我却从那些不在乎兑换券的吸烟者身上得了好处。收集，交换，贴进相册，归我所有的画片越来越多，我充满童心地、后来又善解人意地对待自己的这些财产：比如帕米奇安诺的《长颈圣母》，圣母细长的脖子上冒出一颗小脑袋，高度超过了背景上直指苍天的立柱，她允许十二岁的男孩像天使一般无比亲密地抚摸她的右膝。
我生活在画片中。因为做儿子的坚持香烟画片的收藏要全，所以母亲不仅捐献出了自己比较有限的享受——她虔诚地用金烟嘴抽中东香烟——带来的收获，而且还捐献出了这个或那个对她有点意思、对艺术却无所谓的顾客在柜台上塞给她的兑换券。父亲是所谓“殖民地货物商”，出外办货有时会给儿子带些颇为热门的兑换券回来。祖父是木工师傅，他手下的伙计也拼命抽烟，这对我非常有利。那些相册可能是圣诞或者生日礼物，高深莫测的解说词之间留着大量空白。
最后就有了三本相册，三本我视若至宝的相册：蓝相册里贴着哥特式和文艺复兴早期的作品，红相册向我展示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金黄色的相册不完整地收藏着巴洛克时期的图片。让我苦恼的是，给鲁本斯和凡·戴克留下的位置却仍然空着。后继无货，补给不足。战争爆发后，兑换券的来源大不如以前了。吞云吐雾的平民成了离乡背井抽着朱诺牌或R6牌香烟的士兵。我的一个最可靠的供货人，啤酒酿造股份公司的马车夫，在争夺莫德林要塞的战斗中阵亡了。
其他系列也开始流通了：动物、花卉、德意志历史的亮丽画面，还有影星们涂脂抹粉的脸蛋。
此外，开战后每家都发了食品卡，烟草制品根据特殊联票定量供应。但我在战前就托了雷姆茨玛制烟厂的福积累了自己的美术史知识，所以这种官方规定的匮乏局面对我的影响并不严重。有些空白后来也都填补上了。我有两幅拉斐尔的德累斯顿圣母像，用其中一幅换来了卡拉瓦乔的爱神，这笔生意后来才被证明是值得的。
我还是个十岁孩子时，就能一眼辨认出人称“格里恩”的汉斯·巴尔东格和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弗兰斯·哈尔斯和伦勃朗、菲利波·利比和奇马布埃之间的区别。
《玫瑰丛中的圣母》是谁画的？那位戴着蓝头巾、抱着孩子、拿着苹果的圣母又是谁画的？
我让母亲考问我，她用两个手指按住了画的标题和画家的名字。做儿子的回答百发百中。
无论是在家里这样猜哑谜，还是去学校上美术课，我总是得“优”。但从中学一年级开始，课程表上多了数学、化学和物理，情况就不妙了。我心算还行，但是一写到纸上，那些二元方程式十有八九就解不开。直到中学二年级，我的成绩全靠语文、英语、历史和地理这些科目得的“优”或“良”支撑着。虽然，我全凭想象或实物写生的炭笔画和水彩画屡屡博得夸奖，这对学生来说是一桩好事，但是，中学三年级的成绩单上开始有拉丁语分数，于是我完蛋了，只得和其他留级生一起，把这些玩意儿又都重新啃了一年。这使得父母忧愁不已，我自己倒没什么，因为对我来说，天晓得能通往哪个好地方的紧急通道早就敞开着了。
如今当了祖父，我承认自己当年有点懒，但也有点上进心，不过总而言之一句话，不是个好学生。这样坦白交代，试图安慰自己那些苦于成绩差劲、老师无能的孙辈，可惜效果并不明显。孙辈们唉声叹气，似乎不得不拖着按教育学标准衡量过的大石块
往前走，似乎必须在罪犯的流放地度过中学时代，似乎正在美妙无比地打盹却受到了学习压力的侵扰。不过，当年校园里的恐惧从来没能使我的睡梦变成沉重的噩梦。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还没戴上中学生的红校帽，还没开始收集香烟画片。只要看来又会是一个无止境的夏天，我就会在但泽湾的某处海滩上用湿漉漉的沙子堆城堡，塔楼高低不一，四周还有围墙，里面住着幻想中的生灵。沙堡不断受到海水冲刷，无论堆得多高，都会无声无息地坍塌。然后，湿漉漉的黄沙又开始流过我的指缝。
《堆起的沙堡》
是我的一首长诗的标题，写于六十年代中期。当时我四十岁，是有三儿一女的父亲，中产阶级的地位似乎已经奠定。第一本小说的主人公和作者都出了名，他把自己双重的自我禁闭在书里，绑上了书市。
那首诗谈到了我的出身，谈到了波罗的海：“原籍是堆起的沙堡，东临……”还提出了问题：“何时，何地，为何而生？”虽然句句不全，但是滔滔不绝地展示了损失，唤起了记忆，俨然成了失物招领处：“海鸥并不是海鸥，而是……”
那首诗以圣灵和希特勒的形象划定了我当年生活的范围，以弹片和炮火唤起了对开战初期的回忆。诗结尾时，童年岁月成了淤塞不前的河流，只有波罗的海还在用德语、波兰语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
战争开始后没几天，母亲的表弟，也就是邮递员弗朗茨表舅，加入了保卫黑维利乌斯广场边上的波兰邮局的行列。战斗转眼就结束了，遵照德军的命令，还活着的对手几乎都被军法处置，就地枪决了。论证、宣布和签署死刑判决的那个战地法官，在战后却毫发未损，继续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当法官，判决、签署判决书。在阿登纳总理老不见结束的执政期，这种现象司空见惯。
后来，我在书中对参战人员作了调整，以便波兰邮局保卫战能迎合某种叙事方式。我这样使纸牌搭起的楼阁
轰然坍塌，词语横飞；但是当年我的家人却讳莫如深，他们再也不谈突然消失的表舅了。表舅由于与政治无关，或者说尽管与政治有关，但仍然很受人欢迎，星期天经常带着孩子伊姆加德、格雷戈尔、玛格达和小卡西米尔过来串门，喝咖啡，吃蛋糕，或者下午来和我父母一起打斯卡特牌。可是现在他的名字没人提了，似乎他从未存在过，似乎涉及他和他家人的一切都不可言说。
母亲来自卡舒贝地区的亲戚以及他们不知叽里呱啦说什么的热闹劲儿似乎都——被谁？——咽进肚里不见了。
连我也没有再三提问，尽管随着战争的爆发我的童年也结束了。
或者说，我不敢提问了，因为我不再是孩子了？
难道像在童话里那样，唯独孩子才提得出正确的问题？
莫非我是因为害怕得到一个颠倒黑白的回答，所以干脆就不提问了？
这是不愿张扬的耻辱，就在那个稀松平常、随手可取、能激活记忆的洋葱的第六层或第七层皮上。我写这种耻辱，写这种尾随着耻辱而来的内心羞愧。那些难得一用的词语进入了亡羊补牢的程序，而我时而宽容、时而严厉的目光始终停留在一个男孩身上：他穿着露出双膝的短裤，跟在秘而不宣的一切后面打探，却仍然未能说出这三个字：为什么？
男孩即十二岁的我，被现在的我盘问得尴尬万分，无疑无法招架。我在加速消逝的当今，在楼梯上每跨一步都要权衡斟酌，我的呼吸都能听得见，我听见自己在咳嗽，能多快活就多快活地走在通往死亡的路上。
表舅弗朗茨·克劳泽被枪毙了，抛下了妻子，还有四个孩子，有比我大的，有和我同龄的，还有比我小两三岁的。我再也不能和他们玩了。他们不得不从鱼贩子集居地的老城公家住宅里迁出，搬到乡下去，母亲在楚考和拉姆考之间有一个雇工棚和一块耕地。我那邮递员表舅的孩子们今天依然生活在那里，生活在丘陵起伏的卡舒贝地区，忍受着老年常见病的煎熬。他们的回忆和我的回忆大相径庭。他们没有父亲，而我的父亲不离左右。在这蜗居里，他离我实在太近了。
这就是我的表舅，波兰邮局的职员，他胆小怕事，爱操心，很顾家，并不生来就是视死如归当英雄、后来据说名字用波兰文镌刻在纪念铜牌上永垂不朽的料。
1958年3月
，我费了些周折弄到了波兰签证，从巴黎经华沙到了格但斯克这座在废墟中重建起来的城市，寻找昔日但泽的遗迹。在断壁残垣的背后，在布勒森的海滩上，后来又在市图书馆的阅览桌上和未被战火摧毁的裴斯泰洛齐学校附近，最后在两位幸存下来的邮局职员家的卧室兼厨房里，我发现和听到了足够的小说素材。然后，我下乡去拜访还健在的亲戚。在那里，在一座小茅屋门口，我受到了被枪杀的邮递员的母亲，也就是我的舅婆安娜的欢迎。她口音浓重，说了一句颠扑不破的真理：“啊，小君特，你长大了！”
在她这样欢迎我之前，我必须先消除她的疑虑，按她的要求出示护照，我们变得像外国人那样陌生了。不过，她接着就领我去了她原先的土豆地，现在这里铺了混凝土，成了格但斯克机场的起降跑道。
第二年夏天，战火已经四处蔓延，成了世界大战，所以我们中学生在放假时不再满足于在波罗的海岸边重温当地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还要海阔天空、夸夸其谈地议论一些境外的大事。我们的话题总是集中在我军占领挪威的问题上，尽管一直到6月，广播里的特别报道都在声嘶力竭地宣称接下来的法兰西战役是迫使宿敌归降的闪电战：鹿特丹、安特卫普、敦刻尔克、巴黎、大西洋海岸……就这样，我们地理课的内容随着国土的扩张而不断地扩充：接二连三，节节胜利。
不过，在下海游泳的间隙，我们钦佩的仍然只有“纳尔维克的英雄”。我们躺在沙滩上，在家庭浴场晒太阳，心里却万分向往能去“遥远的北国”双方激烈争夺的狭湾，多么希望能在那里让自己的躯体洒满荣誉的光斑，尽管假期过腻了的我们身上散发出的是妮维雅润肤霜的气味。
在没完没了的英雄崇拜过程中，我们先是赞颂我们的海军，庆祝英国佬的溃败，然后又谈到我们自己。我们中有几个，包括我本人，希望再过三四年——只要仗还在打的话——就能加入海军，就能如愿当上潜艇水手。我们穿着游泳裤展开了竞赛，看谁能说出更多的军事壮举：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韦迪根
指挥九号潜水艇取得胜利，接着是海军上尉普里恩击沉“皇家橡树号”，后来我们又用“浴血奋战来的”纳尔维克大捷来为自己涂脂抹粉。
这时，一个叫沃尔夫冈·海因里希斯的男孩说话了。他喜欢，也被公认为善于吟唱叙事谣曲，甚至能应邀来上几段歌剧的咏叹调，但他的左手残废了，“没有参加海军的资格”，因而也就能够确保大家对他的同情。我们正说得来劲，他突然大声叫嚷起来：“你们都在胡诌些什么！”
接着，我的这位同学——因为他确实是我的同学——伸出他健全的右手屈指数来，列举了我们有哪些驱逐舰在纳尔维克大战中葬身海底或遭受重创。他俨然是个专家，了解许多细节，说一千八百吨级的战舰中有一艘——他还能说出那艘战舰的名字呢——当初只能接受搁浅的命运。一只手才五根手指，根本就不够用。
每个细节，连英国战列舰“厌战号”上装备了什么武器，每小时速度有几节，他都了如指掌。敌我双方的战舰有些什么特点，我们这些海港城市的孩子也能如数家珍，像祈祷一样能背诵舰艇吨位、乘员人数、火炮门数和口径、鱼雷发射管数量、下水时间。但是，我们还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纳尔维克战事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我们日复一日地从关于国防军战况的广播报道中得知的内容。
“对北方发生的真实情况，你们两眼一抹黑！惨重的损失！妈的，损失惨重极了！”
虽说大伙儿非常震惊，但还是平静地听着，因为他，沃尔夫冈·海因里希斯，究竟从哪儿获得了这些匪夷所思的消息，我们没有问，我没有问。
五十年后，当那种现在凑合着作为“德国统一”推出的玩意儿开始留下痕迹时，我们去参观希登塞岛，这里是我太太乌特的家乡，严禁汽车行驶的小岛。它位于被吞并了的东部地区的海岸前，迷人地横卧在大海和浅海湾之间，不怎么受到风暴潮的侵袭，却越来越多地领教了席卷而来的旅游潮。
在原野的小路上走了好久，我们去诺伊恩多夫找马丁·格鲁恩。他是我太太小时候的朋友，曾冒险划着船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逃往瑞典，几年后又决定回到这个工农国家，最后在此定居下来。看不出他曾历经艰险，他给人的印象是个深居简出的顾家男人。
喝着咖啡，尝着蛋糕，我们天南海北地闲聊：他在西方事业有成，当上了经理，常常代表克虏伯公司去印度、澳大利亚等地出差。他还谈到他曾打算以合资公司的形式开展东西德之间的业务，但是没有成功；他最后的乐趣是在故乡的水面上用鱼笼子捕鱼。
这位分明是心满意足的叶落归根者突然话锋一转，说起了一个熟人：此人住在维特村——岛上三个村子中的一个，“斩钉截铁地”宣称当年在但泽和我是同窗。此人姓海因里希斯，没错，名字是沃尔夫冈。
我又提了几个问题，于是一切都得到了证实：手残废了，歌唱得不错——“现在仍然如此，不过近来唱得少了”。
然后，乌特和他就只谈了些家乡岛上的故事，在那些故事里，活着和死去的人们在用低地德语聊天打发时光。马丁·格鲁恩小时候就希望、后来也的确见了大世面，现在他不无自豪地指给我们看墙上挂着的各种面具、五色壁毯和木刻偶像。我们最后喝了杯白酒。
在穿越原野回来的路上，乌特和我在维特村寻找那座沙丘后面的房子，海因里希斯夫妇就住在那里。开门的是一个气喘吁吁的大块头，我只是从那只残废的手上认出了他。犹豫了片刻，昔日同窗热烈拥抱，双方都有几分动情。
在阳台上坐下，双方都故作欢快状，接着四人出去找了一家饭店吃鱼，是那种煎得脆脆的比目鱼。他不愿意再像以前那样唱歌，比如唱那首《魔王》。但没过多久，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了1940年夏天在海滩上的那次闲聊，那次闲聊都过去几十年了，但是心头疑问犹存。
虽然时隔多年，我还是想从他嘴里听个究竟：“当初你怎么会了解得比我们多的？正如你当初说的那样，我们两眼一抹黑？你怎么会知道在纳尔维克海战中被击沉和重创的驱逐舰的精确数字？还有其他那些个情况，你都从哪儿知道的？比如，挪威的一支装备陈旧的海岸炮兵连先是打了几发直接命中，后来又——也是从岸上——发射了两枚鱼雷，把‘布吕歇尔号’重型巡洋舰击沉在奥斯陆狭湾？”
海因里希斯说话的时候，脸上乌云密布，却始终让你依稀感到有一丝笑意。当年，他回家后对我们这帮同学的愚昧无知冷嘲热讽，结果挨了父亲一顿揍。是啊，他这样自我炫耀，有可能引火烧身。那年头告密者可多了，学生中也不乏其人。父亲每天晚上都偷听英国敌台，把了解的情况告诉了儿子，但是严禁他到外面去多嘴多舌。
“是的！”他说，他父亲是一个真正的而不是那种事后自封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他这样说道，好像当儿子的必须将自己贬为事后自封者似的。
接着我听到了一段受难史，这故事如同压低了嗓门的控诉词从我、从他的同学的耳边溜了过去，因为我没有提问，像当年一样没有问，甚至在沃尔夫冈·海因里希斯突然从历史悠久、令人崇敬的康拉德学校消失之后也没有问。
暑假过去后不久，或者说头发上还有残余的海滩沙粒纷纷扬扬往下掉的时候，我们的这位朋友不见了，但也可以说他还在，因为谁都不愿意站出来反驳“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定论式的悄悄话，因为我又咽下了，又没有说出“为什么”这三个字。
直到现在，我才听到海因里希斯说，他父亲在但泽还是自由国家的时期
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党员，后来又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市议员，在市议会中反对当时的党魁劳施宁
和格赖泽尔
，反对结党营私，反对后来德国国家人民党和纳粹联手执政。因此他受到监视，后来在1940年初秋被盖世太保抓进了集中营。这座集中营建于但泽被并入大德意志帝国后不久，离淡水湾不远，根据旁边的一个渔村命名：从但泽城的韦尔德站搭乘小火车，在席文霍斯特坐渡轮过维斯瓦河，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到施图特霍夫了。
父亲被捕后不久，他母亲就自杀了。接着，沃尔夫冈和妹妹被送到乡下奶奶家，那地方够远的，远得足够让同学们忘记他。但父亲被送入集中营后又进了惩罚队，在俄罗斯战役中负责在前线扫雷。这项任务叫作“升天突击行动”，伤亡率惊人，不过却给了他向俄国人投诚的机会。
1945年3月，苏联第二集团军占领了已是一片焦土的但泽。我同学的父亲也和胜利者一起回来了，如愿以偿地找到了自己的儿女。战后不久，他就带着孩子们离开了波兰，一路上很安全，因为同路的都是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最后，他选择了苏占区的港口城市施特拉尔松德作为这个残缺家庭未来的归属地。
他被任命为州议会议长
。因为集中营的教条灌输并未能动摇他的政治信仰，他马上就着手建立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而且从者甚众。但是自从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被强行合并为社会主义统一党之后，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他反对上面规定的思想一体化，因而受到百般刁难，受到锒铛入狱的威胁，受到布痕瓦尔德
这个名字的暗示，那地方现在又开始关人了。
没过几年，海因里希斯的父亲就死了，是含恨死去的，因为他受到了自己同志的排挤。儿子却在中学毕业后和同学马丁·格鲁恩去罗斯托克上大学，不久就成了经济领域杰出的学者。格鲁恩划着船叛逃后，先是在隆德市
，后来追随卡尔·席勒
在汉堡继续学经济，而海因里希斯则为独裁党效力并事业有成，不论风向如何转变，即使乌布里希的路线变成了昂纳克
的方针，他都岿然不动。到了晚年，他甚至声誉鹊起，地位陡升，当上了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的所长，以至于柏林墙刚倒，工农国家的专政刚垮，取得了历史性胜利的西德人就认为必须立即对他进行——当时的说法是——“评估”，而这意味着，使他从此以后什么都不是。
这是许多被认定历史不清白者的共同遭遇，而那些历史清白者一如既往地明白什么肯定是不清白的历史。
我们在维特村拜访这位朋友时，他已经重病缠身了。他妻子暗示我们，为她丈夫担心是有理由的，他常抱怨胸口堵得慌，呼吸困难。但他有时还是强打精神在施特拉尔松德做税务顾问，学会了去钻制度上的漏洞。
沃尔夫冈·海因里希斯，这个被德国国情毁了的人，在我们造访后没几个月就死于肺血管栓塞。但是对我来说，作为少年时代的同学，他的身影始终挥之不去：在高中毕业典礼上，他曾高歌一曲卡尔·勒韦的《钟表》；说到海军知识，同学们谁也不是他的对手。他的身影始终挥之不去，因为我满足于什么都不知道，或者只知道些错误的东西，因为我孩子气地装傻，一声不吭地接受了他的失踪，从而再次绕开了“为什么”这三个字，以至于现在剥洋葱时，我的沉默还在耳朵里嗡嗡作响。
必须承认：这只是一种程度有限的痛苦。然而，“要是我的父亲像沃尔夫冈·海因里希斯的爸爸那样坚强，而不是在自由国家但泽的强权气氛还不很浓厚的1936年就已经加入纳粹党的话，那该多好啊！”——诸如此类的抱怨是廉价的，充其量只会引起耻笑。我心中的嘲讽者会发出这样的耻笑，只要听到类似的借口：“假如我们当时不是……”“倘若我们当时没有……”
然而，我没有“不是”，我不是“没有”。表舅离开了，同学没回来。但是，这个我必须追踪的少年，在发生了恐怖事件的地方最容易找到：战争爆发前不到一年，光天化日之下，暴力通体透亮。
我刚过了十一岁生日，但泽和其他地方就有犹太教堂被烧了，玻璃橱窗被砸了。我虽然没干什么，但也在好奇地看热闹：在离我读书的康拉德学校不远的米歇尔街上，冲锋队来了一伙人，在朗福尔区犹太小教堂打砸抢，还试图放火。对这次极为喧闹的行动，城里的警察全程只作壁上观，也许是因为火并没真正地烧起来。目击这一暴行，我也许最多就是惊讶罢了。
最多如此。我在记忆的落叶堆里努力搜寻，却没发现任何对我有利的证据。明摆着，我的童年里没有怀疑的乌云。正相反，我容易被打动，无论那时激动人心、人心激动地冒充“新时代”的日常生活隆重推出什么，我总是要上前去凑热闹。
推出的东西确实既密集又诱人：收音机里，电影院里，马克斯·施梅林
高奏凯歌。施特恩费尔德百货商店前放着几个小罐子，为冬令赈济会多少募点儿捐吧：“不让一个人饿死，不让一个人冻死！”德国赛车手——比如贝尔恩德·罗森迈尔——驾驶的“银箭”
风驰电掣，让人望尘莫及。飞艇“齐柏林伯爵号”和“兴登堡号”令人赞叹，这些城市上空的亮点成了明信片图面的主题。在《每周新闻》中，我们的“兀鹰军团”
用最新的武器装备帮助西班牙人摆脱“赤祸”，获得解放。在校园里，我们玩攻打“阿卡莎城堡”的游戏
。此前几个月，奥运会上到手的一大堆奖牌使我们欣喜若狂。后来，鲁道夫·哈比希成了我们的飞毛腿。在《每周新闻》里可以看到，德意志帝国在密集的探照灯光下灿烂辉煌。
但泽还是自由城邦的最后几年里——那时我十岁，叫我名字的男孩就完全自愿地加入了少年团，这是为将来正式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做准备的组织。人们称我们是“小屁点儿”，也叫“狼崽子”。在圣诞节的餐桌上，我希望得到包括船形帽、领巾、腰带和肩带在内的全套制服。
虽然我记不清自己当初是否特别激动，是否以小旗手的身份挤上了观礼台，是否想当身上挂饰带的小队长，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我参与其中了，即使不停地哇哇唱歌、咚咚敲鼓让我感到厌烦之后，我仍是如此。
诱人的不光是制服。“青少年必须由青少年来带领！”这一口号挺合心意，而且还有相应的活动：在海滩边的森林里搭帐篷露营，做野外游戏，在城南丘陵地区费力地堆成日耳曼人露天法场的漂砾之间燃起篝火，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下和向东伸展的林间空地上庆祝夏至和清晨升旗仪式的到来。我们唱歌，似乎歌声能使帝国日益强大起来。
我们的中队长是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男孩，来自新苏格兰居住区，比我大不了两岁。这个好样的家伙很幽默，能倒立行走。我敬佩他，他笑我也跟着笑，我对他是亦步亦趋，言听计从。
就是这一切吸引着我，使我摆脱了家里压抑、沉闷的小市民气氛，摆脱了父亲，摆脱了柜台边顾客们的闲话，摆脱了狭窄的两居室住房。在那套住房里，只有客厅右窗台下低矮的壁龛归我用，对我来说一定是够用了。
壁龛的几层隔板上堆着书，堆着我贴着香烟图片的相册。平生第一次搞雕塑用的橡皮泥，鹈鹕牌写生簿，装着十二种厚颜料的盒子，只是顺手收集的邮票，乱七八糟的杂物，还有我的秘密记事本，都在那里找到了栖身地。
现在来回顾这一切，几乎没有什么像窗台下的小壁龛那样清晰如在眼前了。我在小壁龛里找到了好几年的安慰。左窗台下的小壁龛则归妹妹瓦尔特劳特所有，她比我小三岁。
说在小壁龛里找到安慰，是因为我虽然是少年团的“小屁点儿”，穿着制服，一边唱着《我们的旗帜在头上飘扬》
，一边吃力地齐步走，但是我也爱待在家里，摆弄自己放在小壁龛里的各色宝贝。即使在整齐的队列中，我也是个独来独往者，只不过并不十分令人注目。我随大流，但我的思绪却总在四方云游。
此外，我从公立学校转到了高级中学，成了康拉德学校的一员。就像大家所说的那样，我可以上高级中学了，戴上了高级中学传统的、饰有金色字母C的红帽子。我以为自己有理由趾高气扬，因为我是名校的学生了。不过，父母却不得不用好不容易省下的几个钱分期交付这所名校天晓得是多少的学费，每月的这笔开销是个沉重的负担，但他们在儿子面前从不明说。
殖民地杂货店紧靠着通往家门的那条又长又窄的走廊，我母亲以“海伦妮·格拉斯氏”为店名独自经营。被称作“小威”的父亲威廉只是布置橱窗，负责从批发商那里进进货，写写价目牌。生意马马虎虎，甚至可以说不太景气。在用古尔登币
的年代，海关的限制措施使得买卖没有保障。每个街角上都有竞争者。为了获得额外出售牛奶、奶油、黄油和新鲜奶酪的许可，家里不得不腾出了靠街面的半间厨房，煤气炉和冰箱只能放在一间连窗都没有的斗室里。连锁商铺“皇家咖啡”拉走了越来越多的顾客。你只有准时付清所有账单，那些代理商才会继续供货。赊账的顾客太多了，特别是那些在海关、邮局、警察局供职的公务员的太太。她们总是诉苦，还价，斤斤计较。星期六打烊关门后，父母总是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手头又紧了。”
所以本来就应该看出，母亲是挤不出钱供我每周零花了。我没完没了地抱怨，同学的口袋里或多或少地都有些零钱叮当作响。这时，她便把一本用得皱巴巴的八开账本推到我面前，那上面记着一大串顾客欠的账，按她的说法，这些人都“靠借贷过日子”。
我翻开面前的账本，那上面字迹工整地记着姓名、地址和最近曾略有下降但又在不断上升的数字，多少古尔登，甚至连几个芬尼都写得清清楚楚。这是一个女商人的结算，她有理由为自己的店铺担忧；也许这也是一面反映宏观经济形势的镜子，外面失业的人数有增无减。
“星期一，公司的代表就会来要现钱。”这成了她的口头禅。但是，母亲从来没有在儿子、后来也没有在女儿面前强调每月要交多少学费，没有以此让孩子觉得心中有愧而俯首帖耳。她从来不说这样的话：我为你们做出了牺牲。你们要报答我才行！
这就是我的母亲：深思熟虑，想到一切可能的后果——她可没闲工夫实施这样的教育方法，我和妹妹一开始震耳欲聋地吵架，她就会对顾客说“请稍等”，急急忙忙地从店里赶过来，也不问“是谁先和谁吵架”之类的废话，而是一言不发地给两个孩子两巴掌，然后又赶回去继续态度和蔼地接待顾客。这就是我的母亲：温柔、体贴、热心，常常为了什么而感动得泪如雨下，只要一有空闲就会陷入梦幻之中，把一切自认为是美好的事情都说成是“货真价实的浪漫”。这就是我的母亲：她是天底下最操心的母亲，有一天她把那本八开账本推到儿子面前许诺说，只要我愿意出去讨债，她就会从要回来的古尔登和芬尼中拿出百分之五来作为对我的酬谢。这就是我的母亲：她让我带上伶牙俐齿——我确实能说会道——和写满数字的账本在某个下午或者在我为——在她眼里是愚蠢无聊的——少年团服务之余，去拜访那些拖欠货款的顾客，强烈要求他们结账，即使不是马上还清，至少也得分期支付。
然后她还给我出主意，说每周有个晚上要特别注意充分利用：“星期五发工资，你得这时去把钱给要回来。”
我那时十岁或者十一岁，在上高级中学一年级或者二年级。就这样，我成了一名精明老练、总体上也颇为成功的讨债人。用一只苹果或者几颗糖果可别想打发我。我会说些什么让负债人的心肠变软。即使是冠冕堂皇、犹如涂上圣油的借口，我也会听而不闻。谁要是胆敢威胁，我可是决不买账。谁要想关上房门了事，我会伸出脚去顶住，使他难以得逞。在星期五，我会指出他们的周工资已发，更加坚决地要求结账还钱。我连星期天也不放过，它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在大大小小的假期里，我更是从早到晚马不停蹄。
很快我就要回来一些钱，不料这笔款项却导致母亲开始考虑儿子的教育问题，把他过高的利润从百分之五降低到百分之三。我虽然不满地嘟囔，但也只得接受现实。她却说：“我这样做，是想让你不要骄傲。”
但是到了最后，本人的经济状况仍然要好于许多这样的同学：他们住在乌普哈根路或斯特芬路的那些带有双重房顶、列柱门廊、露天平台、另有小门专供仆人出入的别墅里，他们的父亲是律师、医生、粮商，甚至还拥有工厂和轮船。我把自己获得的纯利润放在一只空的烟草罐里，藏在窗台下的小壁龛里。我买了大量写生簿作为储备，买了书，好几卷《布雷姆编动物辞典》。我这个影迷手头宽裕了，即使去老城中最远的电影院，甚至去奥利瓦宫廷花园的“罗西”过瘾，包括来回的无轨电车票，也都不成问题了。有新电影上映，我总是场场不漏。
当年，在但泽还是自由城邦的年代，科教片和故事片之前都要加放《福克斯有声每周新闻》。哈里·皮尔让我目不转睛，《胖子和瘦子》让我开怀大笑，我看到查理·卓别林扮演的淘金者在吃鞋子和鞋带，我觉得美国童星秀兰·邓波儿有点傻，也算不上十分可爱。我的钱足够我把巴斯特·基顿的无声片颠来倒去看上好几遍，他的滑稽让我悲伤不已，他的悲伤让我忍俊不禁。
那是在2月她的生日还是在母亲节？反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我还相信，我能送母亲一件特别的礼物，比如说一种什么进口货。我伫立在橱窗前，思来想去，享受着选择的痛苦，在施特恩费尔德百货商店的椭圆水晶盘和电熨斗之间犹豫不决。
最后，我选中了造型优美的西门子电器。母亲一点不含糊地问清了这件电器惊人的价格，在亲友面前却避而不谈，好像这是七宗死罪之一似的。父亲完全明白必须为能干的儿子感到自豪，但也不能泄露我暴富的原因。电熨斗一用完就立刻被收进柜子。
讨债的实践还给我带来了别的收益，不过这种收益在几十年后才作为叙事的素材或曰乏味的物权显出它的好处来。
我楼上楼下地跑，在那些出租公寓里，每层的气味各有千秋。热水洗衣服发出的臭味压倒了烧白菜的香味。再上一层楼，你就能闻到猫咪或者尿布呛鼻的气味。从每扇房门背后都会飘来特别污浊的空气。不是酸味，就是焦味，那是家庭主妇们正在用火热的钳子烫头发。上了年纪的女人身上发出樟脑丸和传统薰衣草牌科隆香水的气味。还有死了老伴的退休者满嘴呼呼的酒气。
通过闻到、听到、看到和感觉到的一切，我知道了什么是工人四口之家的贫穷和苦恼，什么是僵硬地用标准德语骂人、基本上失去了支付能力的行政官员的高傲和愤怒，什么是孤独的女人想在厨房里的桌边和人聊上几句的需求，什么是邻居之间可怕的沉默和不断的争吵。
一切都积聚起来，宛如内心的存款：那些无论是否喝醉都出手打人的父亲，那些高八度破口大骂的母亲，那些一声不吭或者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的孩子，还有持续不断的百日咳，叹息，诅咒，程度不一的哭泣，对人的恨，对狗和金丝雀的爱，没完没了的浪子的故事，还有无产者和小市民的故事，前者是低地德语夹杂着波兰语的骂人话，后者是如同砍成一截截木棍似的官方语言，各种各样的故事，在有些故事里，推动情节发展的是不忠，而在另一些故事里，这我后来才明白，讲的是灵与肉，意志坚强的灵和弱不禁风的肉。
这些，还有好些别的——不仅是我讨债时讨来的打——都在我身上浓缩起来，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比如等到叙事的作家缺少素材了，找不到词语了，这些库存就能派上用处。我只需要让时光倒流就行了，只需要把气味嗅上一嗅，把臭味分一分类，楼上楼下跑上一趟，按几下铃或者敲几下门就行了，尤其是在星期五的晚上。
甚至可能是这样：以前和自由城邦的古尔登货币打交道时精确到芬尼，后来从1939年战争爆发时起开始收取帝国马克——人见人爱的五马克银币，这些经历通过艰难的实践成了我坚定的信仰，我从此毫无顾忌，从不让步，无论是在战后做黑市生意倒卖打火机的火石和刮胡子的刀片，还是后来成了作家和耳朵有点背的出版商们在合同上讨价还价，我都不会让步。
因此我有足够的理由感谢母亲，是她早早地教会了我在和钱打交道时要务实，即使讨债也得这样。七十年代初我动手写那本《蜗牛日记》，被两个儿子弗朗茨和拉乌尔逼着一字一句地描述自己，我的话简明扼要：“我受的教育既好又不好。”这也是指我当年讨债的实践。
我忘了顺带提一下那三天两头要发炎的扁桃腺，它虽然在童年结束的前后能让我有几天不用上学，但是也妨碍了我一味追求金钱的售后服务活动。母亲把蛋黄搁在玻璃杯里拌上糖，端到病还没全好的儿子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