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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对北京市民人生哲学更为深刻的省思，在形而上的生命哲学层面上。作者借老李追问存在诗意的眼光，洞照出了好心人张大哥生活的庸常特质。张大哥以常识为人生指南，规避对存在的个性化思考，规避人对存在方式的新鲜探索，在日常生活的烦忙劳碌中放逐了生命的内在体验性、放逐了心灵世界。
“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作媒人和反对离婚。”这个问题的要害，首先在于放逐了婚姻中的爱情体验内涵，其次在于不能理解有个性的生活方式。“张大哥的全身整个儿是显微镜兼天平。……在天平上，麻子与近视眼恰好两相抵销，上等婚姻。”“自然张大哥的天平不能就这么简单。年龄，长相，家道，性格，八字，也都须细细测量过的；终身大事岂可马马虎虎！”张大哥越是热衷于掂量男女双方的条件，就越是遗忘了婚姻中应有的感情契合、个性认同这些开启诗意存在之境的因素。
张大哥的庸常人生状态，以“作媒人和反对离婚”这一“事业”为核心，而涵盖张大哥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因儿子被抓而精神崩溃那一非常时期外，他一直乐滋滋地陶醉于自己的庸常人生世界中，并且努力使得这种庸常人生状态臻于精致圆熟。这体现在张大哥对饮食起居日常生活的细致化追求上，也体现在张大哥对人情关系的细心维护上。在作者看来，“他的生命就是瞎热闹一回，热闹而没有任何意义”。
《离婚》还着意强调张大哥在北京市民中的代表性，从而达到对北京市民文化的深度反思。张大哥本身就是一个“‘复数’的象征”
。财政所诸同事以及李太太都有这样的特征：只注重礼节人情而不关注他人的真正之需。“这群人们的送礼出份资是人情的最高点，送礼请客便是人道。救救天真？退一步说，安慰安慰张大哥的心？出了他们的人道范围！”他们把张大哥敷衍生命的人生态度推到了极端。极端的情境使得他们的请客送礼少了一份张大哥惯有的热忱，多了一份冷漠。然而张大哥渡过难关后又理解了他们曾经的冷漠。这既表现了张大哥的温厚性格，也展示了张大哥之热忱与他们之冷漠在遵循常识、敷衍生命上的本质共通性。
作品不仅揭示出张大哥自己沉浸于平均化的庸常人生状态中自得其乐、放逐诗意的特点，而且通过张大哥与老李的思想交锋揭示出这一庸常人生态度对他人诗意存在的压抑性质。承接老李展望生存诗意的话语，张大哥说：“神秘是顶有趣的，没事儿我还就是爱读个剑侠小说什么的，神秘！《火烧红莲寺》！……哎？我老实不客气的讲，你是不愿意解决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因此，你把实际的问题放在一边，同时在半夜里胡思乱想。”这里，张大哥把老李难以言说清楚的、带着点神秘色彩的生命诗意追问，阐释成《火烧红莲寺》一类“顶有趣”的“神秘”刺激，就已经削去了老李原话中所蕴含的思考存在可能性的思想向度；随后，以“解决问题”的思路反驳追求“诗意”的思路，更是以常人沉沦的生存状态平整个性化的生命思考。张大哥这种对他人的热忱、善意，让人从人情上难以拒绝，从而赋予其庸常人生哲学一种强制的力量，得以平整旁人追问生命诗意、追寻个性化生存的思想萌芽。正如徐德明所言：“张大哥成了一种文化的‘匿名统治’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