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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步从门踱到窗，七步从窗踱到门。
这我知道。
庞克拉茨监狱牢房的这段松木地板上，我已经踱过不知多少来回了！我曾经坐过牢，也许正是这一间， 那时是因为我过于急切地捍卫了苏台德地区德意志人的自治权，过于清楚地预见了捷克小市民们的民族政策会给捷克民族带来什么后果。 而现在，他们正把我的民族钉上十字架，牢房前的走廊上是 来自苏台德地区的看守 ，外面的某个地方，瞎了眼的政治女神们又在纺着 报复和民族仇恨 的线。 [1] 人们得经过多少个世纪才能看穿这一切？前进之路上，人类已经不得不经过了多少间牢房？还得再经过多少？啊，聂鲁达的耶稣圣婴a，人类通往救赎的道路依然没有抵达终点。但是，请别再睡了，别再睡了！
七步过去，七步回来。一边墙上装着折叠式单人床，另一边墙上钉了暗淡的褐色小格，里面摆着陶碗。是的，这我知道。现在这里只是稍加机械化罢了，集中供暖，抽水马桶代替了粪桶——最主要的是人，这里的人机械化了。就像自动机器。一旦按下电钮，也就是说锁孔里响起钥匙声，或者监视孔被掀开——囚犯们就会跳起来，不管他们正在干着什么，都会跳起来排队立正，牢门打开，牢房室长一口气报出：
“立正！267号住三人一切正常。”
是的，267号。我们的牢房。不过在这间牢房里，自动机器运转得不那么正常。跳起来的只有两个。那段时间里，我还趴在窗下的草垫上：一周，两周，一个月，一个半月——我仿佛重新出生了一回：脑袋能转了，手能抬了，身子能撑起来了，甚至能尝试翻过身来了……毫无疑问，写起来确实快，比经历起来快多了。
牢房也经历着变化。牢门上的标记从“3”换成了“2”。现在这里只剩我们两个了，卡尔利克，用悲歌埋葬我的两人中年轻些的那个，已经消失了，留在这里的只有对他那颗善良的心的回忆。其实我只在半梦半醒中见过他，仅仅是他在这里和我们共度的最后两天。他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而我则一次又一次地在他讲述的半途就沉入睡眠。
他叫卡雷尔·马列茨，是个机械工人，在胡德利采附近某个地方的矿井开升降机，从那里带出国内斗争需要的炸药。他被捕已经快两年了，现在要去接受审判，也许是去柏林，一大群人去，谁知道结果会是怎样呢？他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爱他们，非常非常爱他们——“可这是我的责任，你知道，我只能这么做。”
他时常在我身边一坐就是许久，强逼着想让我吃点东西。我吃不下。周六那天——难道我在这儿都八天了么？——他下定决心采取了最强硬的手段：汇报监狱管理员
，说我自打到了这里，这么长时间一丁点东西都没吃。监狱管理员，这个穿党卫队制服的庞克拉茨监狱助理医师，总是心事重重，不经他批准，捷克医生连片阿司匹林都不能开。这个监狱管理员亲自端来了一份病号汤，站在我旁边，监视着我喝完。卡尔利克对自己的干预成果很是满意，第二天他就自己动手了，往我肚子里倒进了一份周日的例汤。
但汤之后的就不行了。打烂的牙床连周日特供的炖牛肉里煮烂的土豆都嚼不了，肿胀的喉咙又咽不下任何稍微有点硬的东西。
“就连炖牛肉，炖牛肉他都不想吃。”卡尔利克埋怨道，在我身边悲哀地摇着头。
然后他就和“老爹”平分了我那份，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唉，你们，你们这些不曾经历过1942年庞克拉茨监狱的人哪，你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炖牛肉是个什么东西！定期，就连在最糟糕的日子里也一样——那些日子里饥饿让肚子咕咕直叫，洗澡时出现的是些包着人皮的骷髅，那些日子里就连战友也至少用目光从自己同伴那份食物上偷下一口，搅着番茄萃取汁的令人作呕的干蔬菜糊都成了令人期盼的佳肴美味——就连这样最糟糕的时候，仍每周定期两次——周四和周日——杂役
们会在碗里敲下一大勺土豆，再淋上一小匙带那么几根肉丝的汤汁。它好吃得就像是奇迹，是的，但这还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实实在在地唤起了对人间生活的记忆；在这个残酷的、不正常的盖世太保监狱里，它是某种文明的、正常的东西，人们说到它，话里都是甜蜜和快乐。——唉，又有谁能领悟到，这一小匙好汤汁，这由生命不断凋零的威胁来调味的汤汁，能有多高的价值啊！
过了两个月，我自己也理解了卡尔利克的诧异。连炖牛肉都不想吃——再没有什么能如此清楚地向他证明：我已经离死不远了。
就在当天夜里，两点，他们把卡尔利克叫醒了。他得在五分钟内准备好启程，仿佛只是要他出去转一小圈，仿佛他面前并不是可能会直通生命尽头的路途，新的监狱、集中营、刑场，谁知道要去哪儿呢？临走前，他向着我的草垫低下身来，抱住我的头，吻我——走廊上响起套着制服的奴才粗暴的叫喊，表示庞克拉茨监狱里不需要感情这种东西——卡尔利克跑出门去，锁孔一阵响……
……然后牢房里就只剩我们两个了。
我们还会再见面么，伙计？下一次的离别又会是什么时候？我们这剩下的两个人，谁会先走？到哪儿去？又是谁来传唤他？穿党卫队制服的看守，还是不穿制服的死神？
现在我不过是写下了这些念头的回声，初次离别后，它们留下来陪着我们。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这位伙伴离去时产生的念头常伴着或淡或浓的情感再次浮现。门上的“2”又变成了“3”，然后又变成了“2”，又是“3”，“2”，“3”，“2”，新的难友来了又去——只有那两个，当初留在267号牢房里的那两个，依然忠诚地在一起，那就是：
“老爹”和我。
“老爹”是——六十岁的教师约瑟夫·佩舍克，教师联合会会长，比我早八十五天被捕，因为他以草拟自由捷克学校改革提案的方式，“阴谋推翻帝国”。
“老爹”是——
可是，伙计，你要怎样才写得出来呢？这可不是个轻松活儿。两个人，一间牢房，一年时光！这段时间里，“老爹”这个称呼上的引号已经消失了；这段时间里，两个不同年纪的囚徒成了真正的父与子；这段时间里，我们互相交换了习惯和口头禅，甚至说话的腔调——今天你再瞧，哪些是我的，哪些又是老爹的，哪些是他带到牢房里来的，哪些又是我带来的！
他通宵达旦地守着我，用浸湿的白色敷布驱赶逼近我的死亡。他清洗我伤口里流出的脓血，丝毫不顾及自己，一直假装闻不到弥漫在我草垫四周的腐败气息。他把我那件碎成布条的可怜衬衫洗干净，拼凑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受审的牺牲品。后来缝补已然无济于事，他就给我穿上了他自己的衣服。他给我带来雏菊和草茎，这是他趁早晨半小时的放风时间，在庞克拉茨监狱的院子里冒险采来的。他用充满爱意的目光伴我去接受新的审讯，再把新的敷布覆盖在我带回来的新的伤口上。每当我被带去夜审，他总是不睡，一直等到我回来，把我安置到草垫上，精心给我裹好毯子，才去睡觉。
这就是我们相处的开端，之后共度的时光也是一样，就算后来我已经能用自己的双腿站起来，偿还我作为儿子所欠下的恩情，也还是一样。
但照这样，想一口气就全部讲完，伙计，这是不成的。267号牢房在这一年间的生活是丰富的，它所经历的一切，老爹也都按着自己的方式经历了。这一点是必须说明的。而我的叙述还没到头呢。（这里面甚至带着点有希望的味道了。）
267号牢房的生活是丰富的。差不多每个小时牢门都会打开，有人进来检查。这是按规定对共产党重犯进行的严密监视，但其中也有纯粹的好奇。这里常常会死去一些本不必要死的人。而人人都认为必死最后却没死掉的，则非常少见。就连其他走廊上的看守们也会过来，聊上几句天，或者沉默着揭开毯子，内行地品味伤口，然后按各自的天性，开些冷嘲热讽的玩笑，或者发出友好点的腔调。其中有一个——我们开始叫他“吹破天”——他比别人来得更勤，常常满脸笑容地询问，这个“赤魔”是不是需要点什么。不，谢谢，他不需要。几天之后“吹破天”发现这个“赤魔”到底还是有需要的：得刮胡子了。于是他带来了刮胡子的人。
这是我在这里结识的我们牢房之外的第一个囚犯：鲍切克同志。“吹破天”的好心帮了倒忙。老爹托着我的头，鲍切克同志跪在垫子旁，努力地凭一把钝刀片在山毛榉树丛中开出一条道来。他的手在颤抖，眼里含着泪水。他相信他是在给一个将死之人刮脸。我尝试着宽慰他：
“胆子大一点，伙计，我既然撑过了佩切克宫的审讯，应该也能撑过你刮个脸。”
但力气确实就只有那么一点，只得时常停下歇一歇，他要歇，我也一样。
两天后我又认识了另两名囚犯。佩切克宫那边的警官先生们没什么耐心。他们传我去，因为监狱管理员每天都往传票上写“经不起运输”
，他们就下了命令，无论如何也要把我运过去。于是两名穿走廊杂役制服的囚犯带着副担架站到了我们的牢房门前，老爹费力地给我穿上外套，同志们把我放上担架抬走了。其中一个是斯科舍帕同志，他后来成了整条走廊的周到大叔，另一个是……
。下楼梯时，我在倾斜的担架上往下滑，他向我低下身来，说：
“撑好！”
然后又放低声音补充道：
“撑住！”
这一次我们没在犯人登记室停留。他们抬着我继续前行，经过长长的走廊往出口去，走廊上满是人——周四，犯人亲属们来取换洗的衣服——他们都望向这场不太欢乐的游行，眼中含着同悲共苦的神情，这我可不喜欢。于是我把手挪到头边，握成拳头。或许他们会看见，并且明白我在向他们致意，或许这不过是个傻傻的手势，但更多的我还做不到，力气还不够。
到了庞克拉茨监狱的院子里，他们把担架放上载重卡车，两个党卫队员坐到司机身旁，另两个把手按在打开的手枪枪套上，叉开腿站在我脑袋旁边——我们就出发了。不，道路实在不理想：一个坑，又一个坑——还没开出两百米，我就失去了知觉。这般驶过布拉格街头真是滑稽：定员三十名囚犯的五吨载重卡车，现在为了区区一名囚犯浪费着汽油，前头有两个党卫队员，后头还有两个，手里握着枪，用掠食者的凶狠目光紧盯着一具尸体，生怕他溜了。
第二天这出滑稽剧又演了一遍。这次我一直撑到了佩切克宫。审讯没持续多久。弗里德里希警官不太小心地碰了碰我的身子，于是我又在昏迷中被运了回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已经不能再怀疑自己还活着了。疼痛，生命的亲姐妹，非常清楚地提醒着我，我还活着。庞克拉茨的人们也已陆续获知我侥幸逃过一死。从穿透厚重墙壁的手指叩击声中，从杂役们分发食物时的眼神里，传来了最初的问候。
只有我的妻子对我的状况一无所知。她孤零零地枯坐在牢房里，不过一层楼之下、三四间牢房之远，她活在焦虑和希望之间，直到她隔壁的女犯在早晨半小时放风时对她耳语，说我已经完了，据说我没扛过在审讯中受的伤，死在牢房里了。然后她就乱了脚步，在监狱院子里四下乱走，世界在她眼前旋转。女看守朝她脸上来了一拳，以示“安慰”，试图把她赶回意味着正常监狱生活的队列之中，这些她都毫无感觉。当她再用那双无泪的、善良的大眼睛环视牢房的白墙时，又看见了什么呢？第二天又传给她另一个消息，说不是的，我并不是简单地被打死的，而是忍受不了疼痛，在牢房里上吊了。
而那段时间里，我正在那可怜的草垫上蠕动着。每个夜晚，每个清晨，我都会执拗地侧转身体，好给古斯蒂娜唱她心爱的歌。我在歌声中倾注了那么多的热情，她怎么能听不见呢？
如今她已经知道了我的情况，听见了我的歌声，尽管她比那时离我更远了。如今就连看守们也已知道267号牢房会唱歌，对此习以为常，他们已不再在门后大声嚷嚷，叫我们安静了。
267号牢房在歌唱。我歌唱了一生，又为何偏偏要在生命尽头，在这对生命的感受最为强烈的时候，停止歌唱呢？那老爹佩舍克呢？啊，他是个特例！他痴迷地热爱歌唱。对音乐他一没耳朵，二没声线，三没记性；但他怀着那么美好、那么忠实的情感热爱歌唱，又在歌唱中找到了那么多的欢乐，以至于当他从一个调门滑到另一个，当他嘴巴明明想要A调，却固执地唱出了G调，我都全然不觉。于是我们就歌唱；忧思袭来时我们歌唱，心情愉快时我们歌唱；我们用歌声送别也许永不再见的伙伴，用歌声迎接来自东方战线的好消息；我们为寻求安慰而歌唱，我们因内心欢乐而歌唱；我们就这样歌唱，正如人们长久以来一直歌唱一样，正如人只要还身为人就会歌唱一样。
没有歌声就没有生命，就像没有太阳就没有生命一样。而我们在这里更是加倍地需要歌唱，因为阳光照不到我们身上。267号牢房是朝北的，只在夏季那几个月，西沉的太阳能有片刻在东墙上勾勒出栅栏的影子。——这时老爹会站起身来，倚着折叠床，凝视这转瞬即逝的到访……这就是你在这里能瞥见的最悲伤的目光了。
太阳啊！这个圆圆的魔术师，如此慷慨地照耀着大地，在人们眼前创造了多少奇迹！而生活在阳光中的人们却这么少。是的，太阳会照耀下去，而人们会生活在它的光辉中。能知道这一点很美好。而你毕竟还想知道一件远没这么重要的事：太阳还会同样照耀到我们身上么？
我们的牢房是朝北的。仅仅在夏季，在天气晴好的日子，我们能看几回日落。唉，老爹，我是多想再看一回日出啊！
[1]
《绞刑架下的报告》第一版于1945年秋在捷克斯洛伐克发行。从第一版开始，正文若干处屡次被删改，直到95评注版恢复原样。本书中将重要的删改部分用黑体标出。某些不影响理解的小改动，不再特别标出。（例如第一版中古斯塔为了克列仓的家人，在所有出现他名字的地方都只用了代号“米列克”）。
此处从捷克语第一版起被改为：“庞克拉茨监狱牢房的这段松木地板上，我已经踱过不知多少来回了！我曾经坐过牢，也许正是这一间，那时是因为我过于清楚地预见了灾难性政策的后果。而现在，他们正把我的民族钉上十字架，牢房前的走廊上是德国看守，外面的某个地方，瞎了眼的政治女神们又在纺着背叛的线。”
伏契克在这里援引了捷克作家扬·聂鲁达诗集《星期五之歌》中的《圣诞摇篮曲》。聂鲁达在诗中提到耶稣基督的牺牲：“因为你教导兄弟之道/世界又把你推向苦刑/在人类的锁链断裂之前/还需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安睡吧，耶稣圣婴，安睡。”而伏契克则呼唤圣婴：“别再睡了，别再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