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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五分钟就要敲十点了。1942年4月24日，一个美丽而温润的春夜。
我匆匆走着，在跛脚老头这个角色允许的范围内紧赶慢赶，好能在楼门上锁前赶到耶林尼克夫妇家。我的“副手”克列仓在那里等我。我知道，他这次不会有什么大事要告诉我，就连我也没什么要和他说的，但不去赴约可能会带来恐慌——最重要的是，我不想给我们那两位好心肠的主人带来无谓的担忧。
他们用一杯茶来欢迎我。克列仓已经到了——此外还有弗里德夫妇。又是一次不谨慎的行动。同志们，我很高兴见到你们，但不是照这样全聚在一起。这可是条通往监狱和死亡的近路。请你们要么遵守秘密工作守则，要么就停止工作，因为这样你们会给自己带来危险，还会连累他人。你们不是都知道的么？
“知道的。”
“你们带了什么东西给我？”
“五月号的《红色权利报》。”
“真不错。那你呢，米列克
？”
“就那样。没什么新鲜事。工作进展得还不错……”
“好，那就这样。我们五一节后再见。具体的我会再通知。再见！”
“再喝杯茶吧，首长先生！”
“不了，不了，耶林科娃太太
，这儿的人太多了。”
“就一小杯，您请。”
新斟的茶水上升起热气。
有人按门铃。
现在，三更半夜？会是谁？
来访者们没什么耐心。响起一阵砸门声。
“开门！警察！”
快去窗户那儿！快逃！
我有枪，我掩护你们。
迟了！窗下站着几个盖世太保，手枪对着房间。便衣们穿过砸开的门，从楼道拥入厨房，再到正室。一个、两个、三个，九个男人。他们没看到我，因为我正站在他们的背后，在推开了的房门后面。我可以不受干扰地开枪。但九支手枪指着两名妇女和三个手无寸铁的男人。要是我开枪，他们会比我先倒下。就算我只是开枪自杀，也会引发乱枪，而他们会成为牺牲品。要是我不开枪，他们会坐上半年牢，也许一年，革命会把他们活着解放出来。只有克列仓和我出不来，他们会折磨我们——从我这里他们捞不到什么，从克列仓那里呢？这个人，他在西班牙战斗过，在法国集中营里熬过两年，正打着仗的时候从法国一路秘密潜回布拉格——不会的，这样的人一定不会叛变的。我有两秒的时间用来斟酌。要么是三秒？
开枪的话，我什么也拯救不了，只能让自己免遭折磨，但四个同志会为此白白丧命。是么？是的！
决定了。
我从藏身处走了出来。
“啊，还有一个！”
照脸上的第一拳。也许这拳本该把我打晕。
“举起手来！”
第二拳。第三拳。
就和我预想的一样。
收拾得堪称楷模的屋子，已然变成一堆凌乱的家具和破碎的玻璃。
继续拳打脚踢。
“走！”
他们把我塞进小汽车。手枪一直对着我。路上就开始审讯了。
“你是谁？”
“教师霍拉克。”
“你说谎！”
我耸耸肩。
“坐好，不然我开枪了！”
“您开吧！”
代替枪弹打过来的不过是拳头。
我们路过一辆电车。我感觉它好像装饰着白色的缎带。是婚礼电车？现在？深更半夜的？也许我开始发烧了。
佩切克宫。我曾以为自己永远也不会活着迈进这里。现在一路小跑着上到四楼
。啊哈！著名的II-A1：反共科。我感觉我甚至好奇了起来。
那个率领突袭小队的瘦高个子警长把手枪放进口袋，带我进了他的办公室。他给我点上一支烟。
“你是谁？”
“教师霍拉克。”
“你说谎！”
他腕上的表指着十一点。
“搜身！”
开始搜身。他们脱掉了我的衣服。
“他有证件。”
“名字是？”
“教师霍拉克。”
“核对一下！”
通电话。
“自然是没登记。假证。”
“谁给你的证？”
“警察局。”
一棍子打了下来。二。三。一定要数么？这个数字，伙计，你再也不会写到什么地方去了。
“叫什么？说！住哪儿？说！和谁联络？说！联络点在哪儿？说！说！说！不说就打死为止！”
一个健康的人能撑过大概多少下棍棒呢？
收音机播报零点。咖啡馆陆续关门，最后的顾客们返回家去，恋人们在门口流连，难舍难分。瘦高个子警长走了进来，脸上挂着愉快的笑：
“还好吧——编辑先生？”
谁告诉他们的？耶林尼克夫妇？弗里德夫妇？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我的名字。
“你瞧，我们什么都知道。说吧！别傻了。”
专门的词汇！别傻了就等于出卖。
我就是傻。
“捆上。加码！”
一点。最后的电车驶回总站，街头渐渐空荡，广播向它最忠实的听众们敬祝夜安。
“还有谁是中央委员会成员？电台都在哪儿？印刷所都在哪儿？说！说！说！”
现在我已经又能安静地给棍棒计数了。唯一的，我还感觉得到的疼痛，来自咬烂的嘴唇。
“把鞋脱了！”
确实，脚还没麻木。这我感觉得到。五、六、七，现在棍子仿佛直接打进了脑髓。
两点。布拉格在沉睡，也许什么地方有孩子在梦中咿呀，男人抚摸着女人的腰身。
“说！说！”
我用舌头在嘴里转着，试图数清被打掉的牙齿。数不出来。十二？十五？十七？不，这是在这儿“审讯”我的警官的数目。有几个已然露出疲态。而死亡却迟迟不来。
三点。清晨从四郊而来，菜贩前往集市，清洁工走上街头。或许，我还能再等来一个黎明。
他们带来了我的妻子。
“认识他吗？”
我把血咽了下去，好别让她看到——这大概挺傻的，毕竟我满脸都是血，连指尖也一样。
“认识他吗？”
“不认识！”
她这样回答，甚至连眼神都没有流露出一丝心中的惊恐。金子般的人！她恪守了约定，任何时候都不承认她认识我，尽管现在这已然无济于事了。到底是谁告诉了他们我的名字？
他们把她带走了。我尽力用最快乐的目光和她告别。不过，也许这目光一点也不快乐。我不知道。
四点。天亮了吗？还是没有亮？被蒙上了的窗户没有回答。而死亡还是不来。得要我自己前去迎它么？要怎么去呢？
我打了谁一下，然后跌倒在地上。他们踢我，在我身上乱踩。是的，就是这样，这样很快就要结束了。一个穿黑衣服的警官抓着我的胡子把我拽了起来，满意地笑着，给我展示一大把揪下来的胡子。这就是出喜剧啊。我已经完全感觉不到疼痛了。
五点，六点，七点，十点，中午，工人们上班又下班，孩子们上学又放学，店里做着生意，家里煮着饭，也许妈妈现在正想着我，也许同志们已经知道我被捕了，也许他们已经在采取安全措施……万一我招了呢……不，别害怕，我不会的，相信我吧。终点应该是不远了。这一切已经不过是梦，发烧时的噩梦，棍棒落下，然后是凉水，然后又是棍棒，又是“说！说！说！”而我还是没能死掉。妈妈，爸爸，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生养得这么结实啊？
下午了。五点了。他们一个个的都累了。棍棒现在已经非常稀疏，隔许久才打一下，已然只是出于惯性。忽然从远方，从无限远的地方，响起一个温和轻柔、爱抚一般的声音：
“够啦！”
然后我坐着，眼前的桌子落下又升起，有谁给我水喝，有谁递烟给我，我捏不住，有谁尝试给我穿鞋，又说已经穿不上了，然后他们把我半搀半拖地带下楼梯，塞进小汽车，汽车发动了，又有人拿手枪对着我，我觉得这简直好笑，我们路过一辆电车，车上装饰着白色的花朵，婚礼电车，但这一切或许都只是场梦，或许只是发烧或是濒死，或许就是死亡本身。死亡之路本该艰难沉重，但这一切却已经不再沉重，毫无沉重可言，轻飘飘的，就像根羽毛，只要再呼出一口气，一切就都过去了。
过去了吗？还没有，依然没有。毕竟现在我又站着了，真的，站着，自己站着，没有别人搀扶，我眼前是一堵污黄的墙，近在咫尺，上面沾着些……是什么？好像，是血……是的，是血，我抬起手指试图去抹它……抹着了，还是新鲜的，是我的血。
有谁从背后打我的头，命令我抬起胳膊做下蹲的动作，到第三个时我倒了下去……
一个高个子党卫队员站在我身边，踢了我几下，想把我踢起来；真是白费功夫；又有谁向我泼水，我坐起来了，有个什么女人递药给我，问我哪儿疼，这时我觉得，我全部的疼痛都在心上。
“你没有心。”高个子党卫队员说。
“啊，我有心的。”我回答说，心中忽然涌起一阵自豪：我还有足够的力气，可以来捍卫自己的心。
然后一切又都消失了：墙、拿药的女人，还有那个高个子党卫队员……
现在我面前是敞开的牢门。一个肥胖的党卫队员把我拖了进去，脱掉我那破碎的衬衫，把我放到草垫上，检查了一下我肿胀的身体，吩咐冷敷。
“你来看，”他对另一个人说，一边摇着头，“看看他们下的狠手！”
然后又是从远方，从无限远的地方，我听见一个温和轻柔、爱抚一般的声音：
“撑不到早上了。”
五分钟后，敲了十点。1942年4月25日，一个美丽而温润的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