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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它历经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资本市场形成以及从工业资本、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繁荣发展阶段，而今迈入数据资本市场时代。这四个阶段不仅深刻影响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变革。
资本市场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至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历经古希腊的商业文明，古罗马的法律和金融制度，度过黑暗中世纪的战争与瘟疫等灾难。在13世纪末至15世纪，西欧封建制社会逐渐瓦解，为资本市场的萌芽提供了土壤。这一时期，工商业得以发展，城市经济快速成长，自治城镇纷纷出现。
此时，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兴起，东西方交流逐步加强。文艺复兴的兴起和新航路的开辟，使人们思想和行为上走向开放，资本市场开始萌芽，并由分散逐渐走向整体。
古希腊还没有迈入文明时代时，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形成了苏美尔文明、亚述文明及巴比伦文明。两河流域最早的居民是苏美尔人。公元前4000年，两河流域最早的文明是由他们建立的。巴比伦人与亚述人继承并发展了苏美尔人的成就，使两河流域文明成为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篇章。其中巴比伦人的成就最大，因此两河流域文明又称为巴比伦文明。这里是《圣经》描述的伊甸园，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的下游建立了城邦，修建了灌溉工程，不仅灌溉了土地，而且预防了洪水。巨大的灌溉网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使成百万的人从田间释放出来，去从事工业、贸易或文化工作，产生了最早的商品和资本形态，创造了灿烂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遗憾的是，苏美尔地区的历次朝代更替，加上过度的农业开发和灌溉，导致地下水钠盐含量急剧增加，造成两河流域土地的盐碱化，一批批城市走向没落，文明逐渐衰落，该地区从一个灿烂的文明古国沦为穷乡僻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就此一蹶不振。
1.发达的农业和腓尼基人的航海贸易
两河流域充分的灌溉带来农业的富饶，当地出产了丰富的谷物和牲畜，大量的羊毛和皮革，居民也利用两岸边的芦苇制作席子、篮子等手工制品。但当地缺乏交易所需的贵金属、锻造武器的铜铁等金属，也缺乏建造用的石头等材料。两河流域的统治者以及寺庙的僧侣和政府的官员通过向商人借贷，鼓励他们走出平原，用平原产出的农牧产品和手工制品换取当时北非和海湾地区的金属等物资；商人们回来后，向当地居民出售商品，收回成本，获取利润，并向借贷者支付利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以农为本，相应农产品和与之关联的手工制品产出颇丰，这是农业资本转向贸易资本的必要前提。可见，发达的农业是贸易、借贷乃至资本市场产生的重要先决条件。
关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值得一提的是腓尼基人。腓尼基的居民以海上贸易为主。公元前10世纪时起，腓尼基人为连接与欧洲各地的贸易，各邦开始大批向海外殖民，殖民地遍布地中海沿岸各地，成为仅次于希腊人的殖民民族。现在许多欧洲地中海城市均在此基础上建立。
公元前7世纪，埃及法老尼科二世派遣腓尼基最优秀的航海家从红海出发环绕非洲航行，最终回到埃及，开辟一条新航道。腓尼基人穿越赤道，并绕过南半球，通过直布罗陀，进入了地中海，历时三年完成了航程。
腓尼基人驶过地中海，进入大西洋，向北一直到达英吉利，向南一直到达西非，这足以证明其航海能力。这次环绕非洲的航行距今已有2 600多年，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项伟大创举。
腓尼基航海家的航海经历，展现了人类早期贸易活动的历史画卷，可以说，从最初，贸易活动就与人类的航海探险活动密不可分，正是在航海探险活动中，产生了交易、贸易的需求，引发了公司制度并推动其发展，公司对资金的需求进而促进了贸易资本、借贷资本市场的诞生。
2.美索不达米亚的借贷资本
乌尔城大约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南部，寂静荒凉地矗立在平坦而干燥的平原上。这座沙漠里的废墟曾经是世界上第一座城市，有着约5 000年的城市文明史。地处于波斯湾和两河流域交界之处的乌尔港，曾经是幼发拉底河最繁忙的港口，周围布满了运河河道，港口充斥着各种商船、货栈和各类工厂。这个四通八达的港口城市，是许多商人进行贸易的理想场所。在这个城市里，人们承认泥板上记载的利润，债务不仅是一种财富，更具有时间上的价值，也可以在不同的人中流转。在当时，个人承兑票据存在显著的二级流动性市场，还款的承诺可以被视作通货流转。
现在看来，这些古老证券的流转程序有些复杂，需要邀请德高望重的见证人，见证人往往由寺庙和政府的官员来担任，还要请他们以神的名义起誓，并在泥板上刻下他们的名字。但无论如何，乌尔的资本在夹缝中艰难生长，不仅出现了支持商人远洋贸易的合伙人制度，还出现了支持个人未来规划的养老保险投资组合等。可以说，古巴比伦的乌尔城不但有一批非常具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和资本家，还有一套现存最古老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这些企业家和资本家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金融交易场所，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交易秩序。
公元前18世纪的乌尔资本似乎有了一丝冒头的曙光，但对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农业社会，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资本积累的速度很低，资本永远不可能成长起来。商人们为了赚更多的钱，需要剥削更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这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撕裂，因此在古代中国、古巴比伦等农业社会，大多重农轻商，商人阶层被阶段性地、有组织性地打压，成为一种常态。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贸易和资本市场的萌芽也在公元前1788年被拉尔萨王朝的国王瑞姆辛一世以一道敕令无情地扑灭。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终未能逃脱治乱循环的历史宿命，此起彼伏的王权更迭在两河流域不断出现，权力中心从一个城市转向另一个城市。
在古希腊则是另外一番景象，这里没有如同两河流域、黄河流域那样连绵的大河，而是崇山峻岭和深峡河谷，险恶的地形使得古希腊无法建立与其他文明同期的农本文明。大大小小数百个城邦并存，谁也无法吞并谁。土地的贫瘠迫使希腊人走出地中海，与周边地区频繁进行贸易往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经商很受推崇，商人逐渐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阶层。商业的发展为公平买卖、自由平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理念奠定了基础，也为资本市场的萌生提供了条件。随着商人阶层的不断崛起，王权势力逐渐削弱，雅典作为一个商业城市崛起了。在建立了以财产多寡为标准划分社会阶层的制度后，资本成为雅典的主宰。
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的讼词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古希腊的金融图景。这一图景中描绘了银行存款、账户、合同、风险等金融概念。投资者可以通过委托代理制度，投资船长和水手进行海上贸易。资金不够的商人可以借助合伙人制度、抵押贷款制度，融得更多的资金。有存款的手工业者可以把钱存到银行家那里，依靠他们的专业能力，获取稳定的收益。
古希腊适应自己的地理禀赋，站在周边农业文明的肩膀上，建立了以工商为导向的城邦国家，培育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商业文明。通过航海、贸易和海外殖民，古希腊迅速集聚大量财富，也埋下了现代金融、政治、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论的种子。
罗马本是台伯河畔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镇，既不临海，也不靠山，只有为数不多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于忙着做生意的希腊人来说，偶尔也会路过罗马，但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商旅的尽头，而只是个单纯的驿站。
罗马人从希腊人这里学得字母表，略作改变成为拉丁字母。他们把希腊诸神请进自己的庙宇，在顶礼膜拜的同时，也给这些神祇改了名称，安排一些新的工作。他们派出使团在雅典和斯巴达游历，学习古希腊的法律和政治。他们复制了雅典的等级制度，进行人口普查，按财富划分社会等级，比如规定进入元老院的财富标准是25万第纳尔，进入骑士阶级的财富标准是10万第纳尔。只有拥有足够的资源来为士兵和马匹提供装备，才能有资格参与政治生活；没有达到财产要求的，将被剥夺职位。
当然，他们也很快学会使用古希腊强大的金融工具。古希腊是一个商业社会，主要通过资本运作支持远洋贸易，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罗马把从希腊学到的资本知识，充分运用到了他们的扩张事业中。军队需要报酬，需要食物，需要被长途运输到远离罗马的地域，这些都是极大的开支。为此，罗马通过货币经济，发展出了复杂的金融工具，比如银行汇票、包税人公司等，用来处理跨期交换，促进资本形成和控制不确定性。
与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相比，罗马人不但好勇斗狠，还很有文化。在罗马，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建立在财富基础上。罗马人普遍认为，财产的基本形式是私有，公民的一切财产都应该得到保护（仅限于罗马公民）。为此，罗马制定了大量法律，用于规范社会活动。在罗马，法理学变成了一门真正的学科，法学家们享有盛名。为了规范政治家们参与商业活动，公元前218年，元老院制定了《克劳迪法》，禁止元老院议员利用政治优势谋取经济利益。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曾评价：“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凭借强大的军队和资本工具，古罗马继承了古希腊的文明成果。公元前338年，当希腊联军被马其顿击败时，罗马已经成为当时意大利半岛最大的城邦。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征服了希腊，希腊正式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
关于中世纪，传统概念是指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覆灭至公元1453年文艺复兴开始前的时期。在整个欧洲历史发展过程中，中世纪其实是从由罗马帝国统治的古典时代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过渡，而整个欧洲历史向来是依靠封建统治的发展作为主线，所以中世纪也可以看作欧洲封建阶级建立统治地位直到资本主义思想萌芽的一段时期。
中世纪时期，罗马的经济体系并没有因为瘟疫和战乱而断裂，罗马金币还在流通，通往君士坦丁堡、非洲和东方的贸易路线并未完全停息，北欧国家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虽然中世纪的欧洲经济已经彻底倒退到以农业为主，资本秩序全面崩溃，但也有例外情形，在意大利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资本复苏的曙光出现了。凭借远离政治中心、边缘的地理位置，威尼斯在陆地和海洋、东方和西方的夹缝中寻找生存机会。
10世纪晚期，随着瘟疫的消失，充足的人力打破了低生产、低消费的恶性循环，欧洲的货币经济日益普及：诞生了轮犁、织布机、磨等新机器；也产生了葡萄种植和养护方法以及凸轮机械技术。宗教狂热的年代，一旦酒足饭饱，就会雄心勃勃，迫切想要做些什么，于是，十字军东征开始了。十字军东征并非仅仅深刻改变了欧洲、宗教和经济版图，有一群精明的商人已经从中发现了巨大的商业机遇。热那亚人沿地中海岸建起了广泛的贸易据点，迅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威尼斯人也获得了荣誉和利润。为了保卫朝圣者的安全，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二世决定设立圣殿骑士团，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圣殿骑士团变成了欧洲最大的跨国金融机构。圣殿骑士团创建了一个系统，朝圣者可以在欧洲存钱，然后在圣地取出。圣殿骑士团不仅吸收存款，而且发放贷款，并担任欧洲王室之间的支付中介，也担任信托经理管理债务。他们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拥有强大的关系网和精良的装备。而后在非常强势的君主——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主导下，圣殿骑士团被解散，各国国王所欠圣殿骑士团的很多债务都被免除了。圣殿骑士团所精心编织的金融网络随之崩溃。
欧洲商业复兴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首先，十字军东征是促使商业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十字军东征是欧洲社会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运动，它加速了欧洲地区的商业交流和贸易交往，西欧社会出现了一波大量筹集资金、出卖不动产或抵押财产以换取现金的浪潮，同时地中海商业区的商业和交往因东征而迅速加强。威尼斯加强了同君士坦丁堡、埃及和叙利亚等地的贸易，热那亚和比萨密切了同科西嘉、撒丁尼亚、巴巴利海岸以及法国南部的贸易，意大利人成为香槟集市上主要的商人集团。
其次，国际长途贸易极大地刺激了欧洲的商业复兴。地中海是欧亚非三大洲相互联系交流的舞台，在这里进行各种商品的贸易，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香料和丝绸。国际长途贸易也刺激了农业市场和出口工业的发展。农业因市场需要受到刺激，事实的确如此，因为欧洲庄园的自给自足从一开始就不是绝对的——不仅民众需要与外界交换食盐，庄园主也需要从外界购得上等的酒、精美的丝绸和香料等奢侈品。为此，他们出售自己多余的农产品，以获得用于购买外部商品的货币。当国际长途贸易带来的奢侈品和其他商品的品种越来越多时，庄园剩余产品出售的规模也就越大，最终农业成为交换经济的一部分。国际长途贸易的发展还催生了新的出口工业，即商业在取得重大发展以后，商人便开始以商业资本哺育和推动出口手工业，佛罗伦萨呢绒纺织业的迅速发展便是最典型的例证。
反过来，农业市场和出口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商业和交往的进一步发展。13世纪时，不仅工农业生产全面增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生产已多为销售服务，一种或多或少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大地产正在扩展。工业的发展同样推动了商业贸易和交往的发展，13世纪，佛兰德尔地区从事出口纺织工业的商人，其羊毛原料依靠进口；佛罗伦萨的纺织手工工场的原料主要从英国或西班牙进口。不仅如此，商人们还把制成品销往欧洲各地，14世纪时，原料和制成品的进出口数量有了更大增加。由此可见，出口工业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加强了各地的商业联系和交往。
资本市场的形成阶段跨度约在公元1500年至1870年，也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当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日益封闭时，凭借美洲的白银资本，欧洲主导了世界的贸易秩序，并形成了一个以西欧为中心的资本市场体系。从15世纪到18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在经济上主要是“重商主义”，在思想上主要是“启蒙思想”。16世纪，从威尼斯开始进行的经济扩张，矛头直指地中海和西欧，通过一些中转站再向波罗的海和挪威延伸，又通过地中海东岸诸港，向印度洋延伸。而从18世纪晚期后，欧洲贸易的触角伸向全世界，英国伦敦成为世界的中心。
16世纪航海业和探险的成功和地理大发现，使欧洲贸易的发展达到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地理大发现导致了世界贸易中心的转移，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地理大发现后，世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和荷兰的安特卫普成为中心贸易城市。欧洲面临的是一个更加广阔的全新市场。贸易中心的转移促进了跨洋贸易的发展，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也加快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在黑奴贩卖、印第安人鲜血和枯骨之上，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建立起了他们庞大的帝国。西班牙从亚洲、非洲和美洲掠夺了大量贵金属。西班牙还在美洲及其他殖民地建立起了具有很强依附性的单一产品经济。美洲的白银首先流入西班牙，导致了西班牙物价的飞速上涨和货币的极度贬值。结果，大贵族、农民、教士都无法再靠其收入过活，社会地位日益降低。那些通过输入白银发财致富的冒险家和商人们却没有把财富投资在工商业上，而是购买贵族头衔，借以分享贵族的特权。与此同时，西班牙的工业制成品因为通货膨胀造成的工资上涨和成本增加，而无力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形成了贵金属输入越多国内工业越落后的恶性循环。最终西班牙在后来与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贸易角逐中，因为国内落后的工业和航运业而惨遭失败。
大西洋三角贸易推动了西欧、北美地区的工业发展，最为突出的是英国，三角贸易推动了英国纺织业、造船业以及其他工业制品的飞速发展。15世纪—18世纪中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早期殖民掠夺的进行和大西洋贸易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不断发展壮大。欧亚非及美洲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世界贸易和资本市场已经现端倪。
18世纪末以来，得益于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四次工业革命，公司制度不断发展，逐渐走向成熟，对资本市场繁荣和现代经济增长起到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公司制度从简至繁、不断创新的发展历程中，资本形态逐步从实物、货币等有形资产形态走向股票、债券、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形态，资本市场规模不断壮大并走向繁荣。
工业革命后，资本通过与产业、技术的结合成为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的主导力量，最终在资本和技术相互作用的推动下，经济开始了持续而广阔的经济增长。此后的世界不断表现出新的特质，资本市场逐渐形成并崛起，最终超越宗教、国家，成为支配当代社会的重要因素。
从革命到战争，资本重塑权力结构，对阻碍社会发展的旧的资本秩序进行清理。资本在各个产业之间腾挪游离，不断尝试新的富有生命力的产业，推动新技术和新的企业形态的发展，形成创新资本市场。在利润的指挥下，金融资本市场的出现使得资本更具流动性和灵活性，在全球形成了资本市场体系，塑造了一个令人恐惧的金融资本帝国，金融资本成了目的本身而非社会经济发展的助力。可以说，只有新技术创造的新经济，才能满足资本永不停歇、源源不绝的欲望和贪婪。各国科技创新的背后实际上是各国金融资本推动下的技术创新资本之间的竞争。
1698年发明的蒸汽机打开了工业化的大门，引起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为支持不断增长的贸易，公路、铁路、桥梁、港口和运河网络迅速扩张，工业革命也为农业、服务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最终，资本和技术相互作用，推动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人类社会进入工业资本市场时期。这一时期资本市场的发展是由工业革命的兴起与发展推动的。此阶段，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化的推动使得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机械生产的兴起、劳动分工的深化以及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雇佣关系的形成，都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则进入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时期。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发展，金融资本市场逐渐崭露头角。这一时期，金融机构对资本市场的经济活动的影响逐渐扩大，甚至起到支配和控制作用。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市场等金融机构蓬勃发展，资本家可以通过投资和融资活动获取更多的利润，并实现资本的流动和有效配置。
20世纪以来，随着全球资本的崛起，资本主义制度演进到现代资本主义阶段，其特点包括：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跨国公司的崛起、金融化的加剧、科技创新的推动等。市场经济成为主导力量，自由竞争和私人财产权得到保护和推崇。这一阶段也带来诸多问题，如贫富分化、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在利润的指挥下，跨国资本推动建立了一个全球金融体系。20世纪7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资产涌向金融资本。广义的金融部门取代铁路、钢铁和汽车制造业的位置，塑造了一个令人恐惧的金融帝国。在这个新的金融帝国中，金融成了目的本身，不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一时期，经济飞速增长，复杂多样的融资方式涌现，投资者对于高增长股票及并购概念趋之若鹜，层出不穷的基金源源不断地为华尔街提供资本，美国开启了金融化的时代，变成一个金融帝国，美联储是这一帝国的引擎，纽约证券交易所（简称“纽交所”）则是心脏。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和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都昭示着金融资本需要寻找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