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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漫长封建时期的资本市场萌芽中产生的与农户家庭紧密结合的手工作坊、具有一定规模和分工的工场手工业，以及依附于皇权、官府统治阶层的“官商”，为公司制度的产生准备了人力、生产资料以及思想基础。而后中国公司的发展大致可分为清朝末期、中华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及改革开放后四个主要时期。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家庭手工作坊和官商都是重要的经济组成部分。其间也产生了具有一定规模和分工的工场手工业。
家庭手工作坊通常是家族经营的，世代相传，熟练掌握着某种工艺技术。这些作坊规模较小，生产的产品种类较为单一，但技艺高超，品质优良。在封建社会中，家庭手工作坊的产品往往通过商贩或地方市场进行销售，对满足广大人民的生活需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商则是指官府经营的商业。在封建社会中，官商的规模较大，涉及的行业也较为广泛，如盐、铁、酒、茶等。官商通常利用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资源优势，控制着大量的商业活动，是封建社会经济的支柱之一。
家庭手工作坊以家庭为单位，经营规模小，生产能力有限。生产过程主要由家庭成员完成，劳动力来源单一。产品主要用于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或作为赋税缴纳给封建国家。受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生产活动缺乏灵活性和创新性。由于缺乏市场竞争，其发展受制于封建经济制度。
工场手工业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也有一定的发展，尤其是在明朝时期，官营和民营的手工作坊逐渐增多，出现了如景德镇瓷器、苏州丝绸等著名手工业产品。这些作坊采用分工合作的模式，提高了生产效率，产品也更加精细。然而，相对于欧洲的工场手工业，中国封建社会的工场手工业发展相对较慢，规模也较小，技术和设备也较为落后。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体制和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官商由封建国家经营，规模较大，生产能力较强。生产过程由官府组织完成，劳动力来源广泛。产品主要用于满足封建国家的需求，如皇族奢侈享用、军事、祭祀等。经营方式较为灵活，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在封建经济制度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市场有较大的影响力。总的来说，虽然封建社会的家庭手工作坊和官商的规模、经营方式和产品种类有所不同，但都为满足人民生活需求、推动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都是当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而言，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期，封建地主、封建大商人、封建官僚较难放弃封建剥削而转向资本主义剥削。资本主义关系不可能萌芽于封建官府和封建地主型的工商业，而受压迫的私人普通工商业倒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关系萌芽于农村的家庭手工作坊、小商品生产者以及城市手工业。资本主义在工业中的发展，先后经历了简单协作制、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的历史顺序。就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关系萌芽来说，并无机器工业可言。而工场手工业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简单协作制则是将较多的工人组织在一起，尽管没有明确的分工，但不能因此抹杀后者的历史地位。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关系萌芽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作坊、官商以及具有一定规模和明确分工的工场手工业。其中，明朝时期随着资本积累逐渐发展起来的工场手工业最接近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然而，在中国，工场手工业出现以后，简单协作制尚与之并存，官办商业形态也与前两种形式长期并存。有些工场手工业并不是从简单协作制直接转化过来的，尤其是没有一个特定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可见，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十分曲折，时兴时衰，时存时亡。后来出现的工场、作坊往往不是原有企业雏形的延续和扩大，经历了三四个世纪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直处于萌芽期。
清朝末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经济思想的传入，中国的传统经济体系开始受到冲击，资本市场也随之萌芽。这一时期，国内出现了一些新兴的金融机构，如钱庄、票号等，它们为当时的商业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促进了资本的流动和配置。同时，随着商业活动的增加，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也逐渐出现，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投资选择。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许多特权。在这些特权的保护下，外国列强不仅向中国输出商品，而且逐渐增加了对中国殖民地的投资。外商在中国开辟商埠，建立了大量的企业，这些企业大多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并把外国股份集资的方法带入中国，大量发行股票。同时，来华投资的外国人，为了筹集现代大工业所需的巨额资本，迫切要求华商的“合作”，于是，在外商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成为一个显著的现象，从轮船、保险、银行到纺纱、煤气、电灯各个行业都离不开中国人的附股。
据统计，19世纪华商附股的外国企业资本累计在4 000万银两以上。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政府洋务派兴办了一些官办、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如1872年李鸿章筹办的轮船招商局，以及后来的中兴煤矿公司、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大生纱厂等，都采用了募股集资的方法。随着这些股份制企业的出现，中国出现了股票这种新的投资工具。
洋务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从它开始引进先进生产力。它先是从创办军用工业开始，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到1872年又开始创办民用企业，如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官局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公司就是轮船招商局，它也是近代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成立十年就已在海外设立多家分支机构，年利润在160万两白银以上，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本国公司的力量。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公司的主要特点是官督商办。所谓官督商办，是指官府利用私人资本创办近代民用工业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即政府监督，民间运营，这也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公司热”很快冷却的原因。这种政策实际上意味着清政府对民间力量是防而不放的，不信任市场规则，而只由当官的说了算。虽然刚开始对新的民族工商企业创立起到了一种启动和促进作用，但它不能长久。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正式宣告官商体制的失败。
1894年以后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阶段。以张謇为代表的一批民营企业家在发展民营企业的道路上艰难摸索，企业发展缓慢。人们也在积极思索是什么原因阻碍民间资本的发展。梁启超认为是没有法律，他在《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中指出：“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强有力之法治国之下乃能生存，中国则不知法治为何物也。”还有社会制度的问题，民间企业活动和民营公司与专制政府本就是一种天然矛盾体，专制制度下代表资产阶级的商人的利益不可能得到保障，一切都是皇帝与朝廷的，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和法律保护下的产权制度都是奢谈。
民国政府前十年是中国民营企业飞速发展的时期。以荣宗敬为代表的企业家的努力卓有成效，新建厂矿企业和新增资本的速度和规模都是空前的，超过了过去半个世纪的成就。1912年到1919年，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快，火柴、榨油、造纸、化工等轻工业也迅速发展。其中，广东成为烟草、造纸和火柴工业中心，上海成为金融、纺织、食品和机械制造中心，天津成为纺织和航运中心。主要原因是辛亥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法令法规的保护，社会舆论的认同和感召，以及一战爆发为中华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时机。民族工业发展的明显特点是：从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沿海，发展不平衡；发展主要在轻工业，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一些主要工业部门，外国资本超过民族资本；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这一轮公司热也很快沉寂了下去。到了民国中后期，官僚资本主义盛行，国民政府大肆收购公司为国有，使公司处于高度管控中。这种政策几乎与清末的官督商办如出一辙，忽视了市场经济规律，再加上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沦陷区的破坏，历经一次次战争、动荡、民族危亡，当最基本的安宁都无法维系，甚至国家主权都不能得到维护的时候，当救亡成为首要命题的时候，失去了生存土壤的中国公司不得不再次沉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终于拥有了立足的基础。当时的经济模式仍然是政府高度控制的计划经济模式，主要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世界陷入了对自由市场的反思。同时，许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纷纷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底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我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采取了计划经济的方式进行国家经济建设，国家拥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源，包括土地、工厂、矿山等；政府也拥有大多数行业企业，并指导其生产经营。在这个时期，中国的企业主要分为两类：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这一时期国企得到了蓬勃发展。当时国企的主要特点为：管理体制方面，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制度；生产经营方面，企业完全按照政府指令性计划安排经营活动；劳动人事方面，国家统一分配、统一管理；产品销售方面，国家实行统购包销；财务管理方面，国家实行统收统支。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国有企业实现了资源集中，避免了因过于分散而导致的资源浪费，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随着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发展，这种管理模式越来越显露出弊端，尤其是由于国家统一管理，政企不分，造成企业积极性下降，效率低下，远离市场，丧失活力和竞争力。集体企业则是以农民、工人等集体所有制形式存在的企业，如农村的农民合作社、城市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等。总之，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和僵化，中国企业在这一时期面临着诸多问题，如资源配置不合理、管理效率低下等。
改革开放后，中国公司才真正迎来了它们的春天。改革开放的号角在1978年吹响，党和政府开始落实工商业者政策，为个体私营经济和各类非公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私营经济在法律上的地位得以确立，其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保护。在这一阶段，民营企业开始再生并逐渐成长。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生产要素的重组，无一不是公司发展所需要的，特别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指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更是为公司的发展注入了强心剂。公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逐渐走上轨道，公司才随之步入正轨。这一时期中国企业发展变化的特征主要是摆脱了政府机构附属物的地位；企业所有制结构实现多元化；企业经营机制实现转换；企业管理水平显著提高；经营管理观念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企业组织结构趋向合理化；企业制度创新取得显著成效。
民营企业的发展速度与规模同样惊人。个体私营经济（当时的民营经济）的重新生长与两个“偶然”事件相关联。一个是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冒险实验，掀起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潮，由此导致了农村个体经济的发展；另一个是解决下乡知识青年返城就业问题，开启了个体经营的先例，推动了城市个体经济的发展。中国民企创业40年的历程，也是中国企业家创新的历史。例如，1981年由李东生创立的TCL集团，最初生产磁带，后扩展至电视、手机等领域；1984年由柳传志创立的联想集团，最初从事计算机销售，后发展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公司；1987年由任正非创立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最初销售电话交换机，现为全球通信设备巨头。这些企业至今仍在各自领域发挥“领头羊”作用。最初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政策不健全、法律未成熟时，他们完成了自己第一阶段的创业。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民营企业进入多元化扩张的“黄金年代”，曾经禁止民营企业涉足的产业也逐步开放，房地产热、证券股票热、开发区热轮番出现，新产业的崛起让中国企业迅猛发展，并开始具有品牌意识。2008年到2018年，是中国企业发展的转折节点。在大众创业和“互联网+”浪潮的席卷下，以阿里巴巴、腾讯等为代表的企业迅猛生长，给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个体创业提供了契机，每个人都可以做老板、开网店，做B2C（企业对顾客电子商务）、C2C（顾客对顾客电子商务）；与此同时，很多行业从供不应求变为供过于求，企业要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必须转型再造，锻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中兴事件、华为事件等都给中国企业过去的创新模式敲响警钟——中国企业需要谋求核心技术，只有以创新和核心技术为基础，才能从竞争的迷雾中，拨开一条看见日出的道路。
公司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在一个动荡年代，公司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展起来。公司的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持，在一个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中，公司只会沉寂。公司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和成熟的市场环境，没有法治和市场的土壤，公司将无法成长和壮大。同时，公司的发展也会为一个国家带来经济的发展与技术的革新。改革开放以来，公司总是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它使市场因素得到了重组，同时也让国人有更多机会参与国家的重要经济决策。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就是公司，它为市场引进了新的技术与管理方式。公司在整个市场经济中相当于一个细胞，必须拥有强大的竞争力，才能优胜劣汰，给社会带来创新。
公司也承担着更重要的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尤其是在数智经济时代，科技公司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需要承担更多责任。在经济责任方面，它们在推动创新与增长、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数字化技术优化流程，降低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创造就业与培养人才，助力人才成长；反对垄断，促进公平竞争，维护健康的竞争环境等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在政治责任方面，高科技公司通过数据安全技术，发挥着保护数据安全，防范网络攻击，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在打击虚假信息、网络诈骗，维护网络秩序，助力社会和谐方面也积极发挥作用；它们还为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持，助力政府治理效率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在社会责任方面，高科技公司已经全方位融入人们生活，需要在保障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提供优质服务；弥合数字鸿沟，让更多人享受数字红利；践行绿色发展，助力环境保护，推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勇于担责，积极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