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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26日，法国作家埃马努埃莱·卡雷尔带着他的儿子在斯里兰卡一家悬崖顶上的酒店度假，同行的还有他的女友埃莱娜和她的儿子。坦白来说，这次旅行是失败的，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卡雷尔曾以为，埃莱娜会是其一生挚爱，会与他白头偕老。但他突然意识到，尽管埃莱娜对自己有一定的吸引力，但自己却从未真正爱过她。很明显，他们已经越来越疏远。圣诞前一晚，他们还认真讨论了分开的问题。“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彼此渐行渐远，不带一丝敌意，却也充满了遗憾。”卡雷尔写道，“这真是太糟糕了。我无数次感慨或许我没有爱人的能力，但埃莱娜不同，她值得被爱，这一点在爱情中难能可贵。” [1]
第二天早上醒来，卡雷尔陷入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中，他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幻想彻底破灭。这段关系的结束是他的错。他总是以自己的想法为主，无法对对方敞开心扉。他回顾了过去几段失败的感情，不免自怨自艾，觉得自己注定要孤独终老。卡雷尔最近正在阅读一本小说，其中有一段话深深触动了他：“今天早上，我真希望有一个陌生人用手帮我把眼睛合上。但我独自一人，所以我自己闭上了眼睛。”
不出所料，卡雷尔、埃莱娜还有孩子们都笼罩在阴霾下。斯里兰卡的美景也未能让他们沉醉其中，忘记忧愁。旅行持续了3天，他们便准备回去了。无精打采的他们取消了原定于当天上午的水肺潜水课程。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拯救了他们，因为那天早上发生了海啸。
两天前，卡雷尔在酒店餐厅遇到了另一个法国家庭——热罗姆、德尔菲娜和他们可爱的4岁女儿朱丽叶。海啸发生的那天早上，热罗姆和德尔菲娜去镇上买生活用品，留下朱丽叶和她的祖父在海滩上玩耍。朱丽叶在岸边嬉水，而她的祖父则坐在沙滩椅上看报纸。突然，老人感觉自己被卷进了黑色水流的旋涡之中，他很确定自己快被淹死了，孙女可能已经遇害。
海浪最终把他冲到了陆地上。他艰难地穿梭在倒塌的房屋、树木和道路之中。突然，海浪逆转了方向，退去的巨大水流再次席卷而来，想要将他卷入汪洋大海。他紧紧抓住一棵棕榈树，苦苦挣扎。水中的一段栅栏将他压在树干上。家具、人、动物、木梁和大块混凝土从他身边冲了过去。
洪水退去后，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还活着，来不及庆幸，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他从树干上滑下来，站在浅水区。一个女人的尸体从他身边漂浮而过。他明白现在需要尽快去镇上找到朱丽叶的父母。他找到了朱丽叶的父母，却突然意识到此刻或许是小两口最后的幸福时光。他告诉他们，朱丽叶死了。
卡雷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德尔菲娜听到女儿遇难的消息后声泪俱下，悲痛万分，热罗姆把妻子抱在怀里，紧紧地抱着她，从那时起，他只有一个目标：我再也不能为我的女儿做任何事情了，所以我要拯救我的妻子，不能让她倒下。” [2]
他们现在要做的是共同面对这场灾难：要找到女儿的尸体，把她带回家安葬。朱丽叶遇难的当晚，卡雷尔一行人与热罗姆夫妻俩一起吃了晚餐，之后的几天这两个家庭都待在一起。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在各大医院打听有关朱丽叶的消息，一起安慰海啸中的其他受害者。在这些天的相处中，卡雷尔看得出来德尔菲娜深受打击。她不再哭泣或尖叫，常常看着天空发呆。她饭吃得很少，饭到嘴边时，手总是止不住地颤抖。她的整个世界都是围绕着女儿转的。这场灾难却将她与女儿永远地分开。热罗姆总是关切地注视着她，希望妻子能够振作起来。
卡雷尔的女友埃莱娜得知海啸发生后立即行动起来，四处奔走，为劫后余生的幸存者们提供帮助，安抚他们的情绪。埃莱娜是一个有使命感的女人。她给保险公司和航空公司打电话，安排行程，与哀悼者坐在一起。她觉得自己和卡雷尔的使命是一致的：帮助幸存者。但卡雷尔的状态却完全不同。他仍然自我封闭，认为自己一无是处。他写道：“我认为自己是个平淡无奇的丈夫。”海啸发生的那个晚上，他与女友躺在床上，试图去触碰对方的指尖，但没有触摸到。那一刻他感觉“好像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后来，卡雷尔去附近的医院帮忙寻找朱丽叶的尸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穿过一间间散发着恶臭的房间，一排排尸体臃肿而灰暗。在寻找过程中，他和德尔菲娜遇到了25岁的苏格兰女士露丝，露丝与丈夫来到这是为了度蜜月，海啸发生时她正站在离丈夫10英尺远的海滩边，海浪将他们冲散了。她在医院里日复一日地等待着，她深信，她如果睡着了，就会错过有关丈夫的消息，那么他就再也不会活着回到自己的身边了。露丝已经好几天没吃没睡了。“她的决心让人害怕。”卡雷尔写道，“你能感觉到，露丝似乎已经有些紧张性精神分裂了，若再这么下去，她离死亡也不远了。德尔菲娜和我明白，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阻止这一切发生。” [3]
要想帮助这些受难者，还有许多细节有待商榷，他们一边等待，一边讨论。他们互相讲述了关于自己的故事。德尔菲娜向卡雷尔讲述了她和家人在法国的生活，讲述了热罗姆每天下班都会回家和妻女一起吃饭，讲述了朱丽叶对动物的喜爱，以及她坚持喂养兔子的故事。德尔菲娜描述起那段生活时仿佛它已经过去了几个世纪。
热罗姆始终关注着妻子，希望她能振作起来。吃饭时，他试图让每个人都振作起来，讲故事、大声说话、抽烟、倒饮料，尽其所能不让沉默笼罩着他们。与此同时，卡雷尔留意到热罗姆一直注视着德尔菲娜，感慨道：“他用眼角的余光注视着妻子，我不禁想，也许这就是真爱，一个真正爱妻子的男人。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了。然而，德尔菲娜始终保持沉默，毫无波澜，那种平静令人感到可怕。”
他们都围着德尔菲娜转，似乎是在默默地乞求她不要离开，和他们待在一起。一天晚上，在餐厅用餐时，德尔菲娜看到一个小男孩滑到妈妈的腿上，妈妈抚摸着他，小男孩也盯着妈妈看。卡雷尔也看到了这一幕，心中不禁为德尔菲娜而感叹：她再也没有机会坐在女儿的床边，给她讲故事、哄她入睡了。德尔菲娜注视着母子俩走进房间。她注意到丈夫正在看着自己，勉强挤出一抹微笑，喃喃道：“他还这么小。”
露丝借用了埃莱娜的手机，给远在苏格兰的父母打了电话，告诉他们她还活着。她在通电话时，卡雷尔和埃莱娜一直在一旁看着。过了一会儿，露丝开始哭泣，接着是一连串的抽泣。就在刚才，她从父母口中得知，丈夫还活着。得知这一消息后，德尔菲娜哭着冲上前抱住了露丝。
卡雷尔写道，他们当时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后来又彻底分开：他们因悲伤而聚在一起，又因某人的幸运而分离。卡雷尔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他注视着餐桌对面的众人。“我知道我们爱他们，我相信他们也爱我们。” [4] 他回忆说。他走进了身边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感受着他们的感受，透过他们的眼睛看到了一些东西，理解了他们为了生存所做的一切。他在这场危机中领悟到的东西，正是他炙手可热的回忆录《别人的生活》（ Lives Other Than My Own ）所呈现的：其他人、不同的视角。
当他们踏上返回法国的漫长旅程时，卡雷尔开始对埃莱娜有了不同的看法。以前，他总觉得她有些忧郁。现在，他把她想象成了“小说或冒险电影中的女主角、勇敢而美丽的记者，在激烈的行动中毫不退缩”。他们坐车前往一所学校，在那里他们可以洗澡和整理行李。卡雷尔在脑海中思索着，人们的身体是多么的脆弱。“我看着埃莱娜的身体，她是如此可爱，却又被恐惧和疲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感受到的不是欲望，而是一种强烈的遗憾，需要关心、需要珍惜、需要永远的保护。我想，她可能已经死了。她对我来说很珍贵，太珍贵了。我希望在她变老的那一天，即使她的肉体变得衰老而松弛，我仍然爱她。悲伤、宽慰和爱交织在一起，我的心中五味杂陈。我紧紧拥抱着埃莱娜，告诉她，我不想分手了，永远也不想。她回答道：‘我也不想分手。’” [5] 卡雷尔下定决心，一定要和她共度余生。他写道：“我告诉自己，这漫长的一生我一定要和她一起度过。如果我需要在死前成功地做成一件事，那就是和埃莱娜共度余生。”接下来的日子里，卡雷尔最担心的就是埃莱娜会离开他。而埃莱娜记忆深刻的是他们真正走进对方内心的那段日子。他们最终结婚了，并迎来了他们的小女儿。
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明两点。首先，它生动地展示了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感受。在卡雷尔的这段经历中，每个人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尽相同，这取决于这件事对他们的影响，也取决于他们的生活经历以及当前面临的挑战。
对热罗姆来说，他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拯救心情低落的妻子。这一点毫无疑问。从听到女儿死讯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最重要的是让妻子重新振作起来。对德尔菲娜来说，她的任务很简单，就是经受住这一打击。对埃莱娜而言，海啸释放出了她真正的自我——成为在危机中为他人服务的人。对露丝来说，她的任务是静静等待，祈祷丈夫能够安然无恙。卡雷尔虽未亲历海啸，但他的不幸经历堪比海啸。他自我封闭，独来独往，未能在那种情形下振作起来。
我们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每个人对待和体验这些情况的方式却各不相同。阿尔多斯·赫胥黎捕捉到了这一现实的核心意义：“经历不在于身上发生了什么，而在于你如何处理身上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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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现实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客观现实，即所发生的事情；另一层是主观现实，即如何看待、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并赋予其意义。主观现实有时可能更为重要。正如耶鲁大学心理学家马克·布雷克特所言：“幸福感并非取决于客观事件本身，而更多地取决于个体如何看待、处理以及与他人分享这些事件。” [6] 这个主观层面正是我们在了解他人时想要关注的。我们不应该问“这个人经历了什么？”或者“他的简历上写了什么？”，我们应该问：“这个人是如何解释所发生的事情的？他是如何看待事物的？他是如何构建现实世界的？”如果我们想了解一个人，这些才是我们真正需要了解的。
性格外向的人参加派对看到的房间与内向的人看到的截然不同。受过室内设计师培训的人和受过安全专家培训的人看到的房间也会大相径庭。治疗师欧文·亚隆曾让一位病人总结自己每次在小组治疗中的体验。亚隆才发现，这位病人对每次治疗的体验与自己完全不同。这位病人并未留意亚隆和其他成员分享的深刻见解，而是关注了一些个人行为的细微之处，比如如何称赞他人的服装或如何为自己的迟到道歉。 [7] 换句话说，虽然我们可能一起参与了同一项活动，但我们每个人都有着独特的体验。正如舞蹈家、小说家阿娜伊斯·宁所言：“我们并非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看待事物，而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本性来看待事物。”
我讲述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展示了一个人整体视角的变化，即他对世界的看法、解释和体验方式是如何转变的。通常情况下，我们的主观意识会逐渐发生改变，但如果经历了重大打击或极端事件，我们的意识可能会立即发生转变。
故事一开始，卡雷尔认为自己是一个郁郁寡欢、以自我为中心、无能为力的人。他觉得埃莱娜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但他并不爱她。然而，海啸让他豁然开朗，彻底改变了他对自己、对埃莱娜以及对世界的看法。他从专注于自我转变为关注他人。他觉得自己肩负着新的使命：全身心投入这段感情，与埃莱娜共度余生。这并不是因为他做出了理性的决定，改变了对埃莱娜的看法，重新认识了自己，而是因为他内心深处涌出了某种情感，改变了他所有的观念。
德尔菲娜的转变则更为戏剧化。或许你听过父母告诉孩子，当你的孩子出生时，你会发现自己的人生观发生了转变。同样，如果孩子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你的人生观也会再次转变。德尔菲娜已经习惯了抱着朱丽叶、喂朱丽叶吃饭、和朱丽叶玩耍的生活方式。她的心中围绕这些共同经历建立了一种模式。然而，朱丽叶的离世改变了一切。海啸前，她对生活有着特定的看法。海啸后，她被动地转向了另一种视角。她不得不经历悲伤的过程，其中既有令人痛苦的时刻，也有过去美好回忆涌入的时刻。当她想到朱丽叶在生命最后几秒钟里经历的恐惧时，她可能会反复遭受痛苦和折磨。然而，慢慢地，她心中的模式会重新形成。她的观点将适应新的外部现实。她将构建新的视角，将朱丽叶放在她的记忆和内心中，这一视角将永远成为海啸后她看待世界的一部分方式。这种克服悲伤、重塑内心的过程是无法有意识地控制的。它沿着出人意料、特立独行的轨迹流淌——同样来自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每个人都在不断地重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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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更好地观察和理解他人，你就必须知道你在观察的是谁。你得搞清楚人的定义是什么。上述这一悲惨的小故事呈现出了人类的一个核心真理：每个人都是一种视角。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他们将生活的经历融入其创作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极为个性化的对世界的独特看法。就像艺术家一样，每个人都会将一生的经历融入对这个世界的复杂呈现之中。这种呈现，造就了你的主观意识，将你的记忆、态度、信念、创伤、爱、恐惧、欲望和目标整合成你自己独特的观察外界的方式。这种呈现有助于你解释感官所捕捉到的所有模糊数据，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辨别在发生某件事时什么才是重要的，更敏锐地体会不同情境下的感受，弄清楚你想要的东西、你爱的人、你敬佩的人、你是谁以及你在特定时刻应该做什么。你的大脑创造了一个世界，其中有美好也有丑陋，有刺激也有乏味，有朋友也有敌人，而你就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不是用眼睛看世界的，而是用整个人生的经历来看待这个世界。
认知科学家将这种人的观点称为“建构主义”。过去半个世纪人们对大脑的研究证明，建构主义认为人们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每个人都在积极地构建自己对现实的感知。这并不是说客观现实不存在，而是说，我们只能主观地接触到它。诗人约翰·弥尔顿曾写道：“心灵有属于它自己的地方，它本身就可以把地狱变成天堂，也可以把天堂变成地狱。”
当我们试图理解他人时，我们要不断地问自己：他们是如何看待这种情况的？他们是如何体验这一时刻的？他们是如何构建现实世界的？
让我简单地介绍一下脑科学，你就会明白这个构建过程是多么的彻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环顾房间。这一动作并不是你在创造什么，而像是你在观察客观存在的东西。你睁开眼睛，光波涌入，你的大脑记录下你所看到的：一把椅子、一幅画、地板上的一团灰尘。这感觉就像是使用老式照相机——打开快门，光线涌入，将周围的一切记录在胶片上。
然而，这并非真实的感知方式。你的大脑固定在黑暗而坚硬的颅骨内，无法直接感知外部光线或环境。经过视神经进入视网膜的信息非常有限，这些信息再传递到视皮质的整合层。大脑的使命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努力理解这个世界。你的感官给你提供的是一张低质量、低分辨率的世界快照，而你的大脑则被迫将其转换成一部高清的长篇电影。
为此，你的视觉系统会把你已经掌握的知识应用到当前的场景中，从而建构对世界的理解。你的大脑不断地自问：“这个情况和先前的哪种情况相似？”“上次发生这种情况后，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你的大脑会投射出它所期待看到的一系列模型。然后，眼睛会审视并报告它们是否看到了大脑所预期的东西。换句话说，“看”不是一个被动接收数据的过程，而是一个主动预测和修正的过程。
神经学家安尼尔·塞思写道，感知是“一种生成性和创造性的行为” [8] ，是“一种以行动为导向的主动建构，而非对客观外部现实的被动记录” [9] 。或者正如神经科学家莉莎·费德曼·巴瑞特指出的那样，“科学证据表明，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触摸到的、尝到的和闻到的，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世界的模拟，而不是对世界的反应” [10] 。而我们普通人并非神经学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建构性活动，因为这些活动都是在无意识中发生的。这就好像大脑在创作庞大而复杂的普鲁斯特式小说，尽管我们具有意识，但可能根本感觉不到这种创作。
社会心理学家非常热衷于指出这种预测-修正式观察方式的弊端。为此，他们甚至设计了一些恶作剧，在某个场景中引入一些我们无法预料到的东西，而我们不会注意到这些东西。或许你听说过隐形大猩猩的实验。在该实验中，研究人员给受试者播放了一群人传球的视频，要求受试者数出穿白衣服那一队传球的次数。 [11] 视频结束后，研究人员问：“你在视频中看到大猩猩了吗？”大约一半的研究对象都感到一头雾水。他们再次观看该视频时脑子里已经有了“大猩猩”这个概念，这一次，他们惊奇地发现有一个穿着大猩猩衣服的人径直走进了人群之中，在那里站了几秒钟，然后才走了出去。他们之前没有注意到“大猩猩”，是因为他们没有预料到在视频中会出现大猩猩。
我对这类实验非常感兴趣，其中还有一个实验描述的是一名研究人员向一名学生询问去大学校园某个特定地点的路线。 [12] 这名学生开始为他指路。然后，两名“工人”——实际上是另外两名研究人员——突然扛着一扇门从二人之间经过，遮住了二人的视线。问路者偷偷地与其中一名工人交换了位置。工人走后，指路的学生实际上正在给一个与刚才完全不同的人指路。而大多数指路的学生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会继续指路。由于我们脑中存在一种固有观念，认为一个人不可能神奇地变成另一个人，所以在发生此类情况时，我们并不会注意到这种变化。
1951年，达特茅斯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之间进行了一场极其激烈的橄榄球比赛。赛后，两队的球迷都非常愤怒，他们都觉得对方球队恶意踢球。之后心理学家让学生们在平静的环境中重新观看比赛录像，然而学生们仍然愤怒地指责对方的犯规次数是自己队的两倍。他们的想法受到质疑时，双方都把比赛录像作为证明己方正确的客观证据。正如研究这一现象的心理学家艾伯特·哈斯托夫和哈德利·坎特里尔所说：“这些数据表明，人们不只是单纯地观看比赛。‘比赛’对大家而言确是‘存在’的。但只有当某些事物对一个人的目的来说具有意义时，他才会切实体验到。” [13] 不同学校的学生根据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构建了两种不同的比赛。或者正如精神病学家伊恩·麦吉尔克里斯特所言：“我们选择用来理解事物的思维模式决定了我们会发现什么。” [14]
研究人员总是喜欢揭露我们观察方式中的缺陷，但我一直惊讶于人类大脑在构建一个丰富、美丽的世界方面是多么出色。例如，在正常的交谈中，人们经常会说错话和念错字。 [15] 如果你孤立地听别人说的每一个词，你可能连其中的50%的含义都听不懂。但是，由于人类的大脑非常擅长预测句子中可能会用什么词，你可以在别人的谈话中轻松理解对方要表达的全部意思。
宇宙是一个单调乏味、寂静无声、苍白暗淡的地方。我指的是字面上的意思。宇宙中没有颜色和声音，它只是一堆波和粒子的集合。但因为我们拥有创造性的头脑，所以我们能感知声音和音乐、味道和气味、色彩和美感、敬畏和惊奇。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你的头脑中，而不是在宇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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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神经科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想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大家了解，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如果说你的大脑要做大量的建构性工作才能让你看到眼前的实物，那么想象一下它要做多少工作才能构建你的身份、你的人生故事、你的信仰体系和你的理想。地球上大约有80亿人，每个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永不重复的方式看待世界。
如果我想了解你，我至少得了解你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我想看看你如何构建自己的现实，如何创造你人生的意义。至少我要走出我的视角，进入你的视角。
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建构主义提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一种与他人交往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将你限定在某种框架中，然后像观察实验室样本一样观察你。我不会像许多人类类型学体系，如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测试、九型人格、星座等那样，把你归为一种类型，或将你限制在某个标签下。
相反，我想把你视为一个积极的创造者。我想了解你如何建构自己的观点。我想问你如何看待事物。我希望你能教我，你所拥有的那些持久的能量是如何影响你对当今世界的看法的。
我想和你互动、同你交流。了解一个人与了解一件事是不同的，因为在你了解我的同时，我也会了解你。高质量的对话是这种方法的精髓。
如果我们要成为“照亮者”，我们首先需要提出问题并参与解答。我们需要问一问：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是什么？你看到的情况和我看到的一样吗？然后我们需要进一步询问：哪些经历和信念使你对问题有这种看法？比如，我可能会问：是什么样的童年经历让你如今仍从局外人的角度看待世界？什么样的家庭生活对你产生影响，让你这么重视节庆和宴请？你讨厌求人帮忙，这是为什么呢？你似乎拥有一切，却缺乏安全感，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我们进行这些对话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如何构建现实的。我们会更加了解对方，也会更加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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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啸发生之前，卡雷尔认为自己是一个孤独、缺乏爱的能力的人。他对生活充满了雄心壮志：“我不安于现状，常陷入持续的紧张，但我仍追逐着荣耀的梦想，甚至牺牲了我的爱情，因为我总幻想着有一天，在其他地方，我会找到更好的东西。”他被一套模式所禁锢，这套模式让他永远不满意自己的生活，永远无法看到身边人的美好。
然而，这场海啸带来的创伤改变了他固有的模式。海啸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痛苦，卡雷尔在这种情况下也开始与他人亲密接触。他与这些受难者坐在一起，与他们交谈，听他们讲述各自的经历。他用与以往不同的方式了解他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这些受难者的“照亮者”。
当他融入别人的生活时，他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和深刻。他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他人，也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他身上更有人情味了。他投入了更多的感情去感受这个世界，用更多的智慧去看待这个世界。这就是深入了解他人给一个人带来的影响。正如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罗伯特·凯根所指出的，眼睛看得越透彻，心里爱得越温柔。
一个人所做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把生活中的教训、艰难、惊喜和世俗现实提炼成自己的意识，从而逐渐以更善解人意、更智慧、更人性、更优雅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萧伯纳说得好：“生活不是寻找你自己，而是创造你自己。”
[1] Emmanuel Carrère, Lives Other Than My Own, trans. Linda Coverdale (New York: Metropolitan, 2011), 2.
[2] Carrère, Lives Other Than My Own, 11.
[3] Carrère, Lives Other Than My Own, 31.
[4] Carrère, Lives Other Than My Own, 43.
[5] Carrère, Lives Other Than My Own, 51.
[6] Marc Brackett, Permission to Feel: Unlocking the Power of Emotions to Help Our Kids, Ourselves, and Our Society Thrive (New York:Celadon, 2019), 63.
[7] Irvin D. Yalom, The Gift of Therapy: An Open Letter to a New Generation of Therapists and Their Patients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9), 31.
[8] Anil Seth, Being You: A New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Dutton, 2021), 97.
[9] Seth, Being You, 281
[10] Lisa Feldman Barrett, How Emotions Are Made: The Secret Life of the Brain (New York: Houghton Miflin Harcourt, 2017), 27.
[11] Stanislas Dehaene, How We Learn: Why Brains Learn Better Than Any Machine . . . for Now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21), 155.
[12] Michael J. Spivey, Who You Are: The Science of Connectednes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20), 19.
[13] Quoted in Dennis Proffitt and Drake Baer, Perception: How Our Bodies Shape Our Minds (New York: St. Martin’s, 2020), 170.
[14] McGilchrist, The Master and His Emissary, 97.
[15] Barrett, How Emotions Are Made,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