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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照亮

几年前,我前往得克萨斯州韦科市寻找“编织者”,我想采访他们。所谓的“编织者”其实是社区的建设者,他们将城镇和周边地区编织在一起,促进公民生活。想要找到这样的人并不难。你只要去某个地方向那里的居民打听:“谁是这里最值得信赖的人?谁让这个地方运转?”人们便会告诉你他们心中钦佩的人。这些人撑起了这片社区,并为改善社区而奋斗。

在韦科,很多人都跟我提到了这个名字:拉吕·多尔西。这是一位93岁的黑人老太太,大半辈子都在教书。我主动联系了她,约她在一家餐厅共进早餐。其间我询问了她的生活和她所在社区的情况。

每个记者都有自己独特的采访风格。有些记者的风格是诱导型,他们用热情和赞许来诱导采访对象提供信息。有些记者的风格是交易型,他们的采访暗含交易:如果你提供了这方面的消息,我便告诉你那方面的消息。还有一些记者的风格则是讨人喜欢的吸引型。(在我看来,我的朋友迈克尔·刘易斯之所以能写出那么多精彩的作品,就是因为他实在太讨人喜欢了,人们为了留住他,什么都愿意透露。)我想,我的风格是学生型:认真恭敬地倾听,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过于亲密。我让采访对象教我一些事情,但一般不会问过于私人的问题。

在共进早餐的那个早晨,多尔西太太向我展现了她严厉的教官形象。她想让我明白,她是一个严厉、有准则、喜欢发号施令的女人。她对我说:“我爱我的学生,这份爱足以让我管教好他们。”说实话,我有点儿被她吓到了。

早餐中途,我们俩共同的朋友吉米·多雷尔走进了餐厅。吉米是位60多岁的白人,像泰迪熊般给人亲切和温暖的感觉。他建了一座教堂,供常在公路高架桥下过夜的无家可归者祷告用。他还负责筹建了家附近的收容所,无私地为穷人服务。多年来,吉米和多尔西太太一起参与了许多社区项目。

吉米在餐厅的另一头看到多尔西太太,便径直走到我们桌前,露出了最灿烂的笑容。接着,他抓住多尔西太太的肩膀,激动地摇晃起来。对一位93岁的老太太来说,这种摇晃有点儿过头了。他凑近她,离她的脸只有几厘米远,用响彻全场的声音喊道:“多尔西太太,你是最棒的!我爱你!太爱你啦!”

我从未见过一个人的神情变化得如此之快。多尔西太太的严厉管教者面孔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像9岁小女孩般快乐欣喜的模样。通过投射性质不一样的关注,吉米唤出了多尔西太太不同的面貌。可以说,吉米是一位照亮者。

那一刻,我开始充分意识到关注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出现方式,这种出现方式既反映了我们的实体存在,也映射了我们的内心状态,为他人如何与我们互动奠定了基调。有的人出现时展现出温暖和热情,而有的人则显得冷漠和封闭。有些人初次见面时,目光和蔼,充满着爱意,而另一些人则用拘谨冷漠的眼神面对所遇之人。

那目光、那第一眼,代表着一种对世界的姿态。寻找美的人可能会发现奇迹,而寻找威胁的人则可能会发现危险。如果你热情洋溢,对方很可能也会展现出光彩照人的一面;如果你拘谨严肃,对方很可能也会和你一样拘谨,甚至显得呆板冷漠。精神病专家伊恩·麦吉尔克里斯特写道:“关注是一种道德行为,它创造并展现事物的各个方面。” [1] 你的生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向世界投射了怎样的关注。

那么,从我的韦科之行中可以得出结论,你应该像吉米一样与人打交道,而不要像我这样。

但是,你可能会认为这样的比较有失公允。毕竟,吉米与多尔西太太相识多年,他当然会比我更熟悉她。吉米的性格热情奔放。如果我像吉米那样跟人打招呼,会让人觉得做作,那不是真实的我。

但这不是重点,我想表达的比这更深刻。吉米打招呼时的目光来自他对人的理解。作为一位牧师,吉米认为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因此,他无论面对谁,都将其视为拥有不朽灵魂的生命体,具有无上的价值和尊严。当吉米凝视每一张脸时,可以说他都是在凝视上帝的面容。与每个人打招呼时,他不遗余力地践行着自己信仰中的崇高使命:用耶稣的眼睛去看待这个人。耶稣的眼睛将爱洒向温顺卑微的人、被边缘化的人、痛苦中的人,以及每一个鲜活的人。吉米相信每个人都至关重要,以至于耶稣愿意为他赴死。因此,吉米会带着尊重和敬意去问候别人。他对我也一直如此。

无论你是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基督徒、犹太教徒、穆斯林、佛教徒,还是其他信徒,这种尊重和敬畏的姿态,这种每位所遇之人都拥有无上尊严的认识,都是你看见他人的先决条件。你可能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认为这很荒谬,但我请你相信灵魂的存在。你可能只是在和对方聊天气,但请你想一想,站在你眼前的这个人身上有这样一部分,它无色、无形、无重量、无大小,却让他拥有无上的价值和尊严。如果你相信每个人都有灵魂,你就会意识到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着超凡脱俗的火花。你就会意识到,尽管在权势、智力、财富方面,不是人人平等,但是在最深层次,在灵魂面前,我们生而平等。你如果把所遇之人都视为珍贵的灵魂,便会善待每一位你所遇到的人。

如果你能以这种方式与他人相处,那么你不仅仅是在观察或审视他们,你还在用一种温暖、尊重、钦佩的目光照亮他们。这目光会告诉对方:“无论你是否信任我,我都信任你。”成为一名照亮者,这是一种相处之道、一种出现方式、一种道德理想。

当你在践行照亮主义时,你的目光在说:“我想了解你,也想你了解我。”这种目光对以下问题给出了正面答案:“我对你来说有一定的分量吗?你关心我吗?我在你眼里重要吗?”这些问题是每个人在见面时不自觉想问对方的。也就是说,在你言语表达之前,你的目光就传达了这些答案。这是一种散发着尊重的目光。这种目光告诉我,我遇到的每个人都独一无二、不可复刻,并且在某些方面比我优秀,在某些方面很有魅力。如果我以这种尊重的方式靠近你,我便会知道,你不是一个简单易解的谜题,而是一个永远无法探究明白的奥秘。我会很荣幸地暂停对你的评判,让你做回自己。尊重是我们用眼睛献上的礼物。

在上一章中,我列举了一些对他人视而不见的原因:自我中心主义、焦虑情绪、客观主义、本质主义等等。在这一章中,我也会列举一些照亮者的特点。

温柔关怀: 如果你想看看如何照亮他人的范例,不妨回头看看罗杰斯先生过去是如何与孩子们互动的,看看电视剧《足球教练》里教练泰德·拉索是如何训练球员的,看看画家伦勃朗是如何描绘人的脸庞的。当你看着伦勃朗画的肖像画时,你看到的不仅是人物的疤痕和伤口,你也窥探到了人物的内心,看到了他们的尊严,看到了他们内心世界无法估量的复杂性。小说家弗雷德里克·布赫纳指出,伦勃朗画的并非都是令人惊艳的面孔。有时,画中人只是一位老爷爷或老太太,是那类你在路上碰到也不会多看一眼的人。但是,即使是最普通的面孔,“伦勃朗也能让我们惊奇地发现其非凡之处”。 [2]

小说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写道:“温柔是对另一个生命的深切情感关怀。它能察觉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能察觉我们之间的相似性和同一性。而文学建立在我们对任何生命的温柔之上。”看见他人亦是如此。

乐于接纳: 乐于接纳意味着你要克服不安全感和自我沉溺,向他人的经历敞开心扉。你要克制表达自己观点的冲动,不要问:“如果我站在你的角度,我会怎么想?”相反,你要耐心地做好准备,接受对方所提供的一切。正如神学家罗恩·威廉姆斯所说,我们希望我们的思想既松弛又专注,感官放松、开放、充满活力,眼睛充满柔情地注视对方。

主动探索的好奇心: 你要有一颗探险家的心。小说家扎迪·史密斯曾写到,当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经常想如果在朋友家长大,那会是怎样的。“我进朋友家门时常常设想,如果我永远不离开这里,那会怎么样。”她写道,“也就是说,如果我是波兰人、加纳人、爱尔兰人或孟加拉人,如果我更富有或更贫穷,如果我说这些祷词或持有那些政治观点,那会怎么样。我是一个机会均等的窥探者。我想知道成为其他人是什么感觉。最重要的是,我想知道相信那些我原本不信的东西,会是什么感觉。” [3] 在看懂他人的艺术中训练自己的想象力,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方式。

眼中有爱: 我们出生在启蒙运动之后,生活在一种将理性与情感割裂开来的文化中。对我们来说,“了解”是一种智力活动。当我们想要“了解”某件事情时,我们收集相关数据,研究它、剖析它。

但是,许多文化和传统从未接受这种理性与情感分离的无稽之谈,因此它们从未将“了解”视为一种仅限于大脑、脱离身体的活动。例如,在《圣经》中,“了解”包括研究、发生关系、关心、立约、熟悉、理解名声等。 [4] 上帝被描述为完美的全知者、万物的洞察者,他的眼睛不仅像科学家的一样客观,而且用带着完美的爱和恩泽的目光审视万物。

《圣经》中人类角色的好坏往往是根据是否遵从这种有爱的认识方式来衡量的。许多人类角色往往无法真正认识对方。在“好撒玛利亚人”的寓言中,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劫,受了重伤,躺在路边,奄奄一息。至少有两个犹太人与他擦肩而过,其中一个还是祭司。但他们都径直走到街的另一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帮助他,只是冷静而理智地看着他。只有来自被憎恨的异邦民族的撒玛利亚人,真正看到了伤者。只有他深入了解了伤者的遭遇,并真正给予了他帮助。在《圣经》的许多故事中,有许多人只是眼睛看见而实际上未真正看见。这些认识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智商不够高,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心。

不吝付出: 1939年,德国犹太人路德维希·古特曼医生逃离纳粹德国来到英国,在这里的某家医院任职。这家医院治疗截瘫患者,其中大部分是在战争中受伤的士兵。古特曼刚来那会儿,医院对待这些病人的做法是注射大量镇静剂,让他们只能躺在床上。但古特曼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减少了镇静剂的用量,强迫病人下床活动,并向他们扔球,和他们互动,目的就是让病人活动起来。结果,古特曼被传唤到了法庭,他的方法受到了同行质疑。

“这些都是奄奄一息的残疾人,”一位医生断言,继而问道,“你以为他们是谁?”

古特曼回答说:“他们是最棒的人。”

正是他的不吝付出精神改变了他对这些人的定义。古特曼继续组织截瘫患者比赛,先是在医院,然后范围扩大到全国。1960年,残奥会由此诞生。

看见整体: 误解他人的一大原因就是只看到对方的一部分。有些医生只看到病人的身体,有些雇主只看到员工的工作效率,我们必须抵制一切以这种方式把人简化的冲动。巴勃罗·毕加索的传记作者、艺术史学家约翰·理查森曾被问及毕加索是不是一个厌恶女性的坏人。理查森绝不会让自己的研究对象被过度简化,也不会抹去他的矛盾性。因此,他回答说:“那简直是一派胡言。你说他是一个卑鄙的浑蛋,但他也是一个富有同情心、温柔可爱、天使一般的人。你说他吝啬,但他也慷慨得令人难以置信。你说他放荡不羁,但他也有传统中产阶级保守的一面。无论你如何评价他,他的另一面同样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毕加索就是矛盾的集合体。” [5] 我们不也是一样吗?

伟大的俄国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曾写道:

最常见、最普遍接受的一种错觉是,每个人都可以用一些特定的词来描述,比如善良、邪恶、愚蠢、精力充沛、冷漠等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善良的时候多于残忍的时候,聪明的时候多于愚蠢的时候,精力充沛的时候多于麻木不仁的时候,反之亦然。但是,说一个人善良或聪明,说另一个人邪恶或愚蠢,那是绝对不正确的。然而,我们总是以这种方式对人类进行分类。这种做法大错特错。人就像河流:所有河流的水都是一样的,但每条河流总会在某些地方狭窄,在另一些地方宽阔;在这里湍急,在那里静止;在这里清澈,在那里浑浊;在这里寒冷,在那里温暖。人也是如此。每个人的身上都孕育着人类各种品质的萌芽,有时表现出这一种,有时又表现出另一种,他常常与先前的自己完全不同,但依然是同一个人。 [6]

————

成为照亮者是一种理想,然而,我们大多数人在很多时候都无法实现这种理想。但是,如果我们尽力用温柔、不吝付出、接纳的闪耀目光去照亮他人,那么我们至少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将不再把人们简单地归类为溺爱的祖母、严厉的教练或努力打拼的商人。这些陈旧的形容词往往是我们懒散地、随意地给他们贴上的标签。我们将朝着提升个人表现的方向前进。

教育家帕克·帕尔默曾指出:“每一种认识论都会成为一种伦理。我们知识的形态会决定我们生活的形态;认识者与被认识者的关系会决定自我与外界的关系。” [7] 帕尔默的意思是,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决定了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慷慨地对待他人,我们就会变得慷慨;如果我们冷漠地对待他人,我们就会变得冷漠。帕尔默的这段话至关重要,他指出了古老问题的现代答案: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几个世纪以来,男性作家和哲学家们(比如伊曼努尔·康德)致力于建立庞大的道德体系。这种体系将道德生活描绘成无私、理性的个人在遵守抽象的普遍原则时的所做作为。这些原则始终将人类本身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我认为,强调抽象的普遍原则并无不妥,但它有些缺乏人情味,也脱离了现实语境。它没有关注到独特的个体应该如何与另一个独特的个体相遇。就好像这些哲学家对提出连贯的抽象原则和哲学上坚不可摧的体系如此感兴趣,以至于他们开始害怕特殊的人(也就是我们这种混乱的生物,还有我们所处的混乱情境),害怕个体之间的相遇和交往,而人际交往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核心内容。

20世纪下半叶,哲学家兼小说家艾丽丝·默多克提出了新的见解。她认为,道德主要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甚至不是在重大时刻做出的重大道德抉择。比如,在工作中发现欺诈行为,我要举报吗?道德主要体现在你如何关注他人。道德行为每天都在不断发生,即使是在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常时刻。 [8]

在默多克看来,最基本的不道德行为是不能正确看待他人。她发现,人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充满焦虑和怨恨的物种。我们不断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构建对他人的认知,以满足自我虚荣心并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总是抱有成见,居高临下,忽视对方,毫无人情味。因此,一开始便没有正确看待对方,何谈善待对方。当人们看不见对方、认识不到对方的人格时,邪恶就会出现。

在默多克看来,最基本的道德行为是能够对他人投以“公正且充满爱意的关注” [9] [10] 她写道:“爱就是对个人的了解。”这并不是说你必须像对待恋人一般爱慕每一位所遇之人,而是说应该以耐心且敏锐的目光看待他人,不以自我为中心,克服偏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更敏锐的洞察力,更加深入地了解另一个人。善良的人努力投出无私的关注,努力看见他人所看见的一切。这种无私的关注会让一些微小的举动变得伟大。它们包括在单位欢迎新员工、倾听对方的焦虑并表示关心、举办聚会让所有人都有融入感。大多数时候,道德关乎在复杂的生活环境中体贴他人的技巧,关乎如何成为处理身边琐事的高手。

然而,这种关注也蕴含着更深远的意义。用老生常谈的一句大话来说,向他人投入这种关注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默多克在她著名的演讲《善的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Good over Other Concepts”)中描述了婆婆M和她蔑视的儿媳D之间的故事。婆婆M表面上对儿媳D十分客气,但内心却看不起她。

M知道自己可能有点儿高高在上、传统守旧、老气横秋。M也认识到,她可能在某些方面正在与D竞争。毕竟,她们都在争夺她儿子的时间和感情。或许,她也意识到自己在用一种不恰当的方式看待D。于是,有一天,她决定改变对D的看法,这是她智识上的善举,也是她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以前她认为D“举止粗俗”,但现在她决定将之视为“淳朴自然”。以前她认为D“平凡普通”,但现在她觉得D“清新脱俗”。M试图摆脱势利心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与她的外在行为无关,因为她的外在行为一直是典范。这一切与她内心的净化有关。默多克相信,善恶源自内心,M希望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美好,不再那么刻薄。

默多克对如何看待他人的见解与个体直接相关,她的建议具体可行。她写道:“生活中真正有价值的事物,唯有对美德的追求。” [11] 正如她所说,我们可以“在观察中成长”。 [12] 在我看来,这种道德发展哲学极具吸引力和说服力。

————

让我举例来说明默多克笔下的“公正且充满爱意的关注”。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多次采访治疗师兼作家玛丽·皮弗,探讨她在从事这项理解他人的治疗工作中的经验与见解。当然,皮弗接受过专业培训,但她告诉我,她治疗的技巧就是没有技巧,她只是通过与病人对话来进行治疗。她认为,治疗师与其说是为病人提供解决方案,不如说是“给予(病人)关注,这是最纯粹的爱的形式” [13]

皮弗在内布拉斯加州草原上的小镇长大,身边充斥着相互冲突的观点。她有一个自由派的富有姑姑,一个保守派的农民叔叔。她的家人性格迥异,有的喜怒形于色,有的寡言又少语,有的喜欢旅行,有的不喜外出,有的精明练达,有的迂腐守旧。了解这种人类多样性能让你在迎接新的人进入你的生活前做好准备。

在《只有心理医生知道》一书中,皮弗写道:“在治疗中,就像在生活中一样,视角决定一切。” [14] 在她的实践中,她展现出一种积极的现实主义态度。与弗洛伊德等老一辈大师认为人类被黑暗的驱动力、压抑和竞争的本能所驱使不同,服务员出身的皮弗看到的人类是脆弱的,他们一直在追求爱,但有时会陷入困境。因此,她试图站在每一位患者的角度思考,带着同情心看待他们。在她看来,每一位患者都在竭尽所能。她的基本观点是要善待所有人。

有些治疗师会将病人与其家庭分开来看。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病人家庭存在的问题,并将其贴上“问题家庭”的标签,然后将病人的痛苦归咎于家庭。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家庭成员确实会有虐待行为,受害者需要逃离这样的家庭。然而,皮弗始终会寻找家庭中的美好之处。她写道:“虽然家庭并不完美,但它们也是我们生活的意义、联系和快乐的最大来源。所有家庭都有点儿疯狂,但这是因为我们人类难免都会有发疯的时候。” [15] 在一次艰难的家庭心理咨询后,皮弗无意中听到父亲提议带全家去吃冰激凌。她把这家人叫回了办公室,表示为父亲的慷慨之举感到高兴,父亲听后眼眶湿润。

皮弗认为,在治疗过程中,不必说个不停。“灵感总是悄然而至,”她写道,“它会轻轻地敲门,如果我们不开门,它便会主动离开。” [16] 她提出的问题旨在引导人们往积极的一面思考:你是否应该原谅自己?当你再次与父母亲近时,你希望他们理解你生命中的这段时光吗?在职业生涯的早期,皮弗往往通过询问病人他们如何被别人对待来了解他们。但随着经验的积累,她发现应该问的是:你如何对待他人?你让他们感觉如何?

她给予的那种关注,可以改变一个人。

皮弗讲述了另一位治疗师的故事。这位治疗师的治疗对象是一对长期互相迁怒的母女。在一次治疗过程中,她们又开始争吵,言语中充满了怨恨、批评和指责。然后是短暂的沉默。母亲打破了这一沉默,说道:“我想到了‘进退无路’这个词。” [17] 女儿听后很震惊。这正是一直在她脑海中盘旋的那个词。她一直在想自己和母亲的关系为何会走到这一步。那一刻,在经历了种种纷争之后,她们都放下了武器,开始以与之前不同的眼光看待对方。治疗师向母亲表示祝贺,并说:“我就不打扰你们俩了,你们俩再好好谈谈吧。”这就是照亮的时刻。

[1] Iain McGilchrist, The Master and His Emissary: The Divided Brain and the Making of the Western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33.

[2] Frederick Buechner, The Remarkable Ordinary: How to Stop, Look, and Listen to Life (Grand Rapids, Mich.: Zondervan, 2017), 24.

[3] Zadie Smith, “Fascinated to Presume: In Defense of Fictio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24, 2019.

[4] Parker J. Palmer, To Know as We Are Known: Education as a Spiritual Journey (San Francisco: HarperCollins, 1993), 58.

[5] Nigel Hamilton, How to Do Biography: A Primer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39.

[6] Leo Tolstoy, Resurrection, trans. Aline P. Delano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11), 59.

[7] Palmer, To Know as We Are Known, 21.

[8] Iris Murdoch, The Sovereignty of Good (Abingdon, U.K.:Routledge, 2014), 36.

[9] Martha C. Nussbaum, introduction to The Black Prince, by Iris Murdoch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2003), xviii.

[10] Murdoch, The Sovereignty of Good, 27.

[11] Murdoch, The Sovereignty of Good, 85.

[12] Murdoch, The Sovereignty of Good, 30.

[13] Mary Pipher, Letters to a Young Therapist: Stories of Hope and Heal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6), 180.

[14] Pipher, Letters to a Young Therapist , xxv.

[15] Pipher, Letters to a Young Therapist, 30.

[16] Pipher, Letters to a Young Therapist, 43.

[17] Pipher, Letters to a Young Therapist, 109. 4PW2pL8R/SuQIhMNGvt7ijcKP0WIvDeYB4TTyo0emecRDovWo2rUvWClaJJBEz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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