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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没有参考文献的论文，就像一个无人陪伴的孩子夜里走在一个不熟悉的大城市：孤独，迷失，可能遭遇任何事。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科学在行动》（ Science in Action ）
研究者们以为自己是在理论建构时，常常不过是用或多或少令人印象深刻的抽象说法来证明自己的观察结果。这种做法是“使用理论”来使研究发现更具说服力和合理性。即使是本章开头所引用的布鲁诺·拉图尔代表作品中的这句名言，也同样假定引用其他学者的作品首先是能力的体现，而不是知识的发现。诚如拉图尔所述，每个参考文献都用于支持你的推论。不过这样的看法忽视了一个更具说服力的观点。“使用理论”不仅是为了增强你的论点，还能体现你从数据中找到意外发现并参与智识对话的能力。理论建构不是换一种方式来表述你已有的发现，理论建构将通过一长串引文来证明你的研究，但主要目标并不在于此。理论建构应当帮助你参与到正在进行的、有关这个世界的学术交流中， 并且说出一些引人入胜的东西 。
最理想的理论参与应该实现两个目标：第一，让你更好地认识自己的经验领域，从而产生新的问题、新的意外发现和差异轴（axes of variation）；第二，帮助其他学者认识和预测自己工作中的新模式，无论他们跟你是不是处于同一个子领域。换句话说，理论建构既要做些“内部”贡献，即推动你自己的研究，也得做些“外部”贡献，关系到你的论点的传播程度。
不过，如果理论需要传播才能真正激发思考，那么传播方式总是相同吗？传播的目的地也总是相同的吗？毕竟，能够激发思考不是一种内在属性，而是一种关系属性，是激发 某个人 的思考（Davis，1971）。那么，谁才是这个特定的某个人呢？除此之外，如果溯因分析的一部分是带着理论进入某个领域，那么我们应该带上哪些理论呢？
学者们以不同的方式来划分理论，甚至划分“理论”这个词的含义。加布里埃尔·阿本德（Gabriel Abend）在查阅质性研究文献时意识到自己发现了理论的许多个不同版本，就开始一直编号到了7（Abend，2008）。我们认为，更有效的方式是思考两种理想类型的理论：一种直接指向他人在同一个子领域中针对类似话题开展的研究，另一种则以更加抽象的方式覆盖了社会生活更加广泛的方面。这两种理想类型的理论中，理论参与的方式不同，受众不同，所需的理论准备也就不同。这时，拉图尔的引言就很有启发性，理论能帮助我们在困难的地域中找到方向。但要怎么做呢？我们认为可以让这个比喻更进一步，用两种定向工具之间的差异来强调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理论，即地图和指南针。
假设你第一次去森林公园里的某个地方，你可能会在地图应用程序上查一下这个公园，找到它的位置，看看是在哪里。地图会给你提供一些可能的指引，既包括去公园的路线，也包括公园里的小道。就像那个在大城市的夜晚迷路的孩子一样，在森林里迷路也会很危险。如果你要去的公园离家很远，你不会说当地的语言，那么地图就非常重要。而指南针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工具。指南针在找到想去的那个确切目的地时给不了多少指引（除非你想去的是北极或者南极），却能帮助你穿越不同的土地找到要去的地方。指南针缺少特异性，却具有灵活性。地图是对一片土地的描述，而指南针提供的是方向，需要不断地校正才能应用于当下。
地图式理论展示了社会世界的图景，是外面有些什么的总坐标。换句话说，是关于世界的某个特定的部分到底是什么样的
实质性
理论。地图式理论的例子大多数是中型理论，这些理论支撑起一个学科，构成了各个子领域。组织社会学的地图式理论有“制度逻辑”“资源依赖”或“制度同构”。宗教社会学也会有自己的一系列理论，人们会争论“世俗化理论”的不同形式，或是“宗教亚文化理论”等。无论我们身处哪个子领域，都必须确定自己和一个或多个这种理论的位置。否则，我们就会进入田野，精心描绘任何人只要看一眼地图就能告诉我们的东西。可以想象一下，一位现代的制图师得意地向我们展示美国东海岸的地图，他做得很好，却似乎毫无意义。
不过会有个问题。虽然地图式理论描述了一系列研究和它们的相互关系，但我们的地点总是独一无二的，跟其他人绘制过的其他地方都不同。人们可能会觉得，绘制这个地点就是在做不同的、具有理论吸引力的贡献，但是只有在加上描述时才是如此。“是的，那里可能有片森林，”你其实是在说：“不过你不想看看这棵美丽的树吗？”如果你觉得自己应该在理论以外的其他方面做出贡献，也没问题。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述，这样的贡献同样是开展质性研究的可靠理由。但如果你追求的是更广泛的理论贡献，那么当别人不为所动时，你也不应该感到惊讶。
指南针式理论则不同。指南针式理论是我们所称的 语法性理论 （grammatical theories），顾名思义，它们提供了社会生活的语法（Tavory and Timmermans，2009）。它们告诉我们的是社会生活是怎样组织的，超越了某个具体的领域。它们给出的是你怎样进入某个地域的一般性方法，即你应该怎么走，而不是你具体应该走到哪里去。这种理论的特点是包含一系列关键词。指南针式理论不属于哪一个子领域，而是强调一般性概念：例如“交换”“互动”“边界”“阶级冲突”或“结构”。指南针式理论也是研究生在思考“理论”是什么时常常会首先想到的那种理论，他们会想到福柯（Foucault）的一般性方法而不是他具体的理论谱系，会想到布迪厄的一般性社会学观点而不是他对教育或阶级的贡献，会想到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而不是他的科学社会学。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不会限制案例的边界，而是为超越某个特定案例的各种可能的故事提供了语法。
这种理论的一个例子，是我们两位作者都喜欢的、受实用主义启发的互动主义理论。如安塞尔姆·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所述，符号互动主义教学是“开放的、部分是不可预测的……互动被认为是由规则、规范、命令指导的；但互动结果并不总是或完全可以事先确定”（Strauss，1969：10；Schoenberg，1997）。因此，在符号互动理论中，社会既部分地嵌入结构，又能在日常生活中协商，总是开放的，受到田野中行动者的重新表述（rearticulation）。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号互动论回答了过程问题。符号互动不关心田野的真实结构或其中行动者的兴趣，而是一种有关日常生活的社会语法的理论（Henwood and Pidgeon，2003）。
实质性理论和语法性理论的区别，在于什么才算是理论贡献，对谁才算是理论贡献。对实质性理论来说，贡献的对象是界定相对清晰的某个子学科的受众。实质性理论要说服一群在相似领域开展研究的研究者的两个目标，这两个目标一个容易一些，另一个难一些。首先，需要说服他们你真的在田野中遇到了意料之外的东西。不过接下来，需要让这些研究者改变他们一直在用的地图，或者起码是认真审视他们一直在用的地图，才能把这样的发现转化为 理论 贡献。也就是说，需要向你的子领域中的研究者证明，你的发现的特征能够怎样迁移到整个实质性领域。你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不过关于在田野地点发现的特征的解释，需要比手头数据的实质性细节更具普遍性。
语法性指南针式理论的贡献则更难实现。虽然不是所有的指南针式理论都像互动论那样包罗万象，不过都需要超越某个领域的特定地图。无论是在加利福尼亚还是纽约，指南针都应该一样好用。因此，构建指南针式理论就需要完成两个任务。首先，就像实质性理论一样，你需要证明在你的田野中有引人入胜而又出人意料的特征。不过接下来，你马上就得证明不同的子领域中存在一系列问题，研究者应当采取不同方式去研究这些问题；你的社会地域中的导航方式，在其他某些方面需要重新思考。这是个更加困难的挑战，原因很简单：受众的界定没那么清晰。受众可能包括子领域中阅读你的作品的人，他们对你的作品有真正的共鸣；可能包括理论家，他们阅读你的作品是因为它与其他作品一样做出了一般性贡献，与其他类似理论能够有所呼应；还有可能包括分散在不同子领域中的受众，虽然他们研究的是不同的实质性问题，你依然会尝试说服他们调整自己的社会语法。
这些理论之间的区别相对比较清晰。它们的功能不同，在不同的研究地点所开展的工作的普遍性不同，在理想状态下，面对的受众也不同。构建地图式理论或指南针理论的文章，最终也会发表在不同的期刊上。此外，它们为研究者带来的意外发现不同，因此研究者能够进行的溯因形式也就不同，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详细展开论述。地图和指南针的比喻之所以有用，还有另一个理由：如果我们是认真的旅行者，就不会 要么 只带着地图 要么 只带着指南针就进入田野。这其实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相反，一个进入荒野的旅行者显然应该既研究了地图，又带上一个优质的指南针。换句话说，我们永远不会只带着实质性理论或只带着语法式理论进入田野。我们两个都得带上。
就像真正的旅行一样，你要去的每个新地方都需要一张新地图。如果只使用一张地图，就像是在说你将会只去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小镇上度假。这当然也是可能的。不过即使你喜欢美国东北部，你可能也会想去东北部不同的地方。即使你就待在一个小镇上，你也必须时常更新地图。无论在多小的空间里，都有新的地方不停地冒出来。子领域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
那么你怎么知道要选哪张地图呢？每个社会世界都很复杂，充满了同时发生又相互交错的现象。想象一张街区地图上只标注了下水道系统，第二张地图上只有每一种植被，第三张地图表示步行路线，第四张地图列出了有毒物质，等等。实质性理论就像这样，每一种理论都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这里用停尸房或广告公司来说明，我们曾在这两个地方花过一段时间。停尸房是关于死亡的地方，不过也是个工作场所，与其他的工作场所并无区别。广义而言，它也是一个医疗设施。既然停尸房里的人（活着的人）按照科学原则把其他人（死去的人）归为某一类，那么复习一下你的知识社会学也会有所帮助。广告公司也是个工作场所，这个工作场所生产公共文化，也生产关于“文化”是什么的知识。只要在田野中待两分钟，或是读一下任何有关广告专业人员的书，你就会发现组织内部不同职位之间有趣的专业权限问题。另外，重要的性别关系和种族政治也绝对值得关注（在“创造性”岗位上的女性很少，广告业几乎没有有色人种）。你会很快意识到，有 很多 地图可供参考。
在极端情况下，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兔子洞。你根本不可能读完与你的领域每一种可能的理论相关的一切，也不可能关注到正在发生的一切。它无穷无尽，还有些令人泄气。那么，你应该打包些什么？你必须得随身携带哪些地图？
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可以用两种互为补充的方法，来确定哪些地图与你的研究领域最为相关。第一种方法， 选择明显相关的地图 。如果你计划启动一个有关人们工作经历的访谈项目，肯定需要了解一些关于工作和职业的社会学。无论你的数据中在发生什么，考虑到你选择田野地点是根据职业活动，你都需要了解这部分文献。民族志也一样。如果你研究一个教会群体，最好让自己熟悉有关宗教的社会学；如果你研究城市街区内部的贫困问题，则最好能了解城市社会学和丰富的种族与民族社会学文献。
这一点看起来好像无须赘言，但你会惊讶地发现研究者有多么经常地进入一个领域却没有阅读最显而易见的文献。这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受到扎根理论的局限、懒惰或是无知，而是因为进入项目的那个特定的角度，有时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忽略这些显而易见的东西。例如，他们想研究扩展的亲属关系，所以在进行街头帮派民族志研究时只关注家庭社会学，而忽略了有关城市帮派的大量文献。或者他们想研究教会的组织结构，所以只阅读组织理论，而不熟悉宗教相关的文献。再或者，研究者研究社会健康网络，却没有参考有关健康和疾病的社会学和公共健康文献，这个例子简直让我们“抓狂”。他们假设健康和死亡相关的实质性问题对自己的研究无关紧要，所以文献阅读仅局限于社会网络。
恰恰相反，你的责任是熟悉其他人关于你的研究话题或相关话题已有的成果，没有捷径可走：当我们构思一个新的研究话题或确定一个分析主题时，第一步就是查询学术文献数据库，看看其他人已有的成果。我们输入一些关键词，开始浏览标题和摘要，选择几篇可能有用的文章，梳理它们的参考文献，慢慢地理清这个地域。我们会查询一个领域中我们不知道的术语；翻阅获奖图书和文章，了解这个领域中的人认为什么才能代表这个领域中最优秀的成果；如果我们走运的话，还可以咨询一个更熟悉这个领域的同事，试着迈出第一步。我们在写一篇文章时用到皮尔士的符号学类属来追踪和分析美国种族主义事件相关的视频（Timmermans and Tavory，2020），花了几个月时间阅读有关种族的社会学文献，缠着那些比我们更熟悉这个领域的同事们寻求建议，虽然写作那篇文章的主要原因是概要介绍与符号互动主义方法。
找到你所需要的地图式理论的第二种方法也同样重要，即我们所指的 参与原则 （Katz，2015）。这是严肃的质性研究分析工作的主要标志之一。作为质性研究者，我们工作的出发点是受访者或研究对象认为最重要的点。没错，我们看待社会世界的方式会受到理论的影响，所以提出某些问题，而不会提出另一些问题。不过，我们交谈的这些人会继续他们的生活，分享他们关心的东西。参与原则很简单：质性研究者必须像对待自己研究领域显而易见的理论构建一样，认真对待这些先入为主的主位（emic）关注点。
这里有一个与我们的直觉相悖的例子：有药物成瘾问题的人会撒谎。他们的谎言包括吃药，他们在哪里，跟谁在一起，做了什么，钱花到哪里去了，还包括撒谎本身。作为质性研究者，你怎么面对这些谎言？你应该尊重地听下去吗？你应该怎么使用这些谎言？在一个有关替代药品对阿片类药物和其他药物成瘾者效果的评估项目中，人类学家托德·梅耶斯（Todd Meyers）研究了成瘾治疗中的谎言，不仅发现谎言会破坏个体和医疗机构的关系，还发现药物治疗系统的目标是“欺骗”身体，以为治疗成瘾的药品其实就是真的成瘾药物。这些药品就像双面间谍，又是灵药又是毒药，而治疗目的本身就深深地自相矛盾。梅耶斯通过认真倾听谎言的作用，接受了谎言就是谎言，而不是对研究者能够接触到的真相的扭曲，证明欺骗与希望密切相关，因而在治疗情境中大量使用（Meyers，2014）。
然而，在你的探究共同体中，这些田野现场的解释与现有的理论化有不同的价值。我们并没有指望受访者能提供理论。他们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对自己的生活进行理论构建，通常是感性的。在停尸房工作的人会有一种理论，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尸检对象中某种人比另一种人更多，在广告公司工作的人会有一种理论，解释为什么有的客户是“好客户”。不过，如果我们所做的全部工作不过是重复这种最初级的理论化，那我们就是失败的研究者。实际上，这正是乏善可陈的质性研究最常见的特征之一：复述对话者的类属和民间理论（Brubaker and Cooper，2000）。你要做的不是把他们的关切当成社会理论，而是当成查阅社会科学文献的指引。例如，当伊多的学生和合作者索尼娅·普雷拉（Sonia Prelat）发现她访谈的阿根廷商人不停地谈论过去的经济危机，以此来解释当前的不稳定状况时，她不得不停止阅读有关工作和职业的文献，转头阅读有关集体记忆的文献。另一位学生伊丽莎·布朗（Eliza Brown）发现自己有关试管婴儿医患咨询的民族志笔记经常回到钱的问题上，所以不得不阅读更多的经济社会学文献。作为质性研究者，我们应当从自己的访谈对象和研究对象的关切出发，去查阅这个地域更多可能的地图。
找地图的方法不止这两种模式。研究中总会有曲折和反复，你就需要查阅其他方面的文献。我们在本书中始终强调，无论是找到意外发现还是解释意外发现，质性研究中真正的工作是对数据片段进行编码、解释差异和构建理论叙事。我们认真分析数据以找到可能的主题和谜题时，可能会发现我们的对话者没有特别强调的主题，而这些主题在观察结果中会反复出现。这些时刻，就会需要相应的地图。
我们怎样选择指南针式理论呢？这是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相对来说，在田野现场很少会被迫需要选择用布迪厄的术语还是用理性选择理论来思考，或是被迫选择阅读互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看起来也许工作量的确很大。你不可能阅读一般性理论的所有内容，如果你是个面临时间压力的研究生，还得牢牢掌握这一带的地图，就更加不可能。
这里有一些指导性原则。首先，你很快也会发现，地图和指南针通常是打包出售的。买两张地图，就会免费送一个指南针。有一些子领域喜欢某一种指南针胜过另一种。这很像阿黛尔·克拉克和雷伊·斯塔曾将互动主义和扎根理论称为“理论方法包”（Clarke and Star，2008），有一些“指南针地图包”能够帮助研究者找到自己的实质性研究领域对应的特定的指南针式理论。例如，无论是不是昙花一现，无论地图和指南针是否十分契合，有关科学和技术的当代研究大多数都得应付行动者网络理论。除了这些领域之外，同样存在寻找特定指南针理论的压力，只是更加分散。不是所有的城市民族志学者都是互动主义者，但只要粗略浏览他们的子领域，就会发现互动主义这个指南针式理论塑造了民族志领域。同样地，教育学学者不一定必须深入阅读布迪厄的全部作品，但如果这么做的话，会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所在地域的地图。
关于选择理论就说这么多。这些导航工具的区别不仅在于其特异性，还在于怎样带你找到意外发现的方式。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述，溯因分析的关键之一，在于意外发现总是在理论预期的背景下才会出现。如果理论的基本结构不同，我们就必须问问自己在研究过程中会出现哪些不同类型的意外发现。
人们用地图时会遇到哪些类型的意外发现？子领域中有怎样的溯因模式？一般而言，读地图能够带来两种相互补充的意外发现，如果你遵守了上文 “读明显相关的地图” 这个原则，就更是如此。第一种意外发现，是我们在地图上没看到的东西，在田野中却很明显。你去一个不太熟悉的地方，通过读地图来做好准备。然后，当你用地图在那个地域中导航时，却发现一个不应该在那里的峡谷明明就在那里。你又检查了一遍地图，确保你不是看漏了。真没有，那里真不应该有个峡谷。相反的情况也可能会发生。你用的这张地图显示，在你穿越的这片地带中央有一条湍急的河流，但等你到那里时，却发现不过是一条浅浅的小溪，人们都不需要停下来试试水深就能穿过。这就是意外发现。
当然，大喊“意外”还不够。遇到意外发现并不是探究的终点，而是探究的起点，或是探究的过程。一旦找到意外发现，理论贡献就在于绘制地图，而不是满足于指出错漏。从实质性理论的视角来看，做出理论贡献不是证明地图有错 本身 ，而是证明它错在 哪里 ，以及哪里有变化（或从哪里开始就错了），最终是要修正实质性理论。不过，溯因的关键时刻还是意外发现的时刻。
切奇莉亚·梅尼瓦尔（Cecilia Menjívar）的《支离破碎的联结》（ Fragmented Ties ）一书，就是这样一个实质性意外发现的例证。这本书是有关美国萨尔瓦多移民的民族志和访谈研究，得出的结论十分引人注目。有关移民的文献通常假设移民有着相同的地位，所以移民网络是（情感和劳动就业中）支持和援助的来源。不过，美国有关无证移民的论战则反映出不同的结论。如梅尼瓦尔所示，法律地位渗透在移民网络的结构中，导致了新的、令人不满的地位区别，而“移民网络”这个概念忽视了这种区别。与文献相比，有证和无证移民的法律地位差异描绘出的图景远没有共同族裔联结那么美好。与移民网络在物质、经济和情感上提供相互支持的浪漫观点不同，梅尼瓦尔发现新来的萨尔瓦多人和他们已经定居的亲人和朋友之间的联结脆弱而充满冲突，并且很快就会耗尽（Menjívar，2000）。
这里的意外发现正是发现了地图上没有体现的模式。梅尼瓦尔研究的移民网络与主流文献中“应然”的行动方式不同。当然，重在怎样解释这个意外发现。梅尼瓦尔采取了双重策略。第一个策略是指出实质性理论不够谨慎。移民网络总是不像“移民互帮互助”的想法那么简单直接。这是质性研究中一种常见的措辞，在访谈记录和民族志田野笔记的显微镜下，一切看起来都更复杂、更多样。不过第二个策略更有说服力，梅尼瓦尔聚焦法律地位，认为合法性模式的变化会改变这种联结的运作方式：美国政府通过法律类属来区分移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地图没有起作用，因为一场政治地震改变了这片土地。
另一个例子是柯林·杰罗马克（Colin Jerolmack）和埃德·沃克（Ed Walker）的“请选我的后院”（Please in My Backyard）一文，文章主题是宾夕法尼亚州农村地区水力压裂（天然气液压钻井）政治，描述了研究者在田野中遇到意外发现并分析意外发现（Jerolmack and Walker，2018）。文章以杰罗马克关于一个成为水力压裂产业中心的社区的民族志为基础。他在这个社区中待了一段时间，发现许多家庭都因水力压裂而直接受到损害：他们的饮用水被甲烷气体污染，他们的房产上不断有卡车驶过，或者液压泵的噪声和燃烧的火焰让他们整晚都睡不着。然而，杰罗马克的田野地点的人们欢迎水力压裂，即使给他们造成了人身伤害，也依然维护这个产业。这与他正在阅读的环境正义这个子领域的文献相反，那些文献都关注弱者在抵抗环境危害方面有多么无能为力。他发现了一个与“别选我的后院”（not in my backyard, NIMBY）的故事相反的故事，即“请选我的后院”（please in my backyard, PIMBY）的故事。
这个意外发现是意料之外的研究发现的第一个火花。这个意外发现使杰罗马克的故事不但在理论上令人困惑，还在情感上具有张力，至少从环境社会学的角度是这样。不过与梅尼瓦尔通过描述政治环境中的结构性改革来解释她的理论谜题不同，杰罗马克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他没有去回顾历史，而是审视了从自己的数据中看到的其他过程。与基本上是个人主义取向的“别选我的后院”主义还是“请选我的后院”主义讨论相反，杰罗马克看到，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在一起谈论水力压裂，共同认识自己的社区。他发现，这些聚会和讨论是一种动员形式。随后，他与政治行动和社会运动方面的社会学家埃德·沃克合作，将这个环境社会学视角下的意外发现与有关动员和集体行动的文献关联起来。他们证明了居民支持水力压裂的“无声动员”，这种支持的基础是自由意志个人主义的道德观，以及对左翼环保主义者和政府干预的怀疑，同时也是出于那些通过租赁自己土地赚到钱的人的团结一致。换句话说，社会运动文献能够部分地解释环境正义理论视角下的这个意外发现，不仅能解释 这个案例 为什么有所不同，还能敦促环境社会学家考虑他们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动员形式。
因此，当我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穿梭时，会发现手头的地图已经没用了。无论是人、组织还是机构，都不会以我们的前辈预期的方式行事。我们花更多时间探索这个领域时，会发现行动者面临的新问题将我们引向不同的文献。于是我们就去阅读那些文献，试着找到一个更可靠的理论抓手。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杰罗马克和沃克的案例中，第二个领域的文献有助于解释某个场域中第一个显而易见的领域的文献应该能够解释的东西。重点不是我们要像有时要求研究生去做的那样“关联两个领域的文献”。划分文献的领域并没有真正的价值，只能说明作者有动脑的能力而已。重点在于，一个地图中出现的意外发现可以与另一个地图，也就是另一种实质性理论关联起来，来部分地解释这个意外发现。
所以，实质性意外发现相对来说直截了当。要么是不应该出现的东西出现了，要么是应该出现的东西没有出现。分析这些意外发现的方法各有不同，上面举的例子只是许多人在用的两种策略，不过意外发现的本质很简单。
相比之下，语法式指南针理论的缺陷就没那么清晰。由于这些理论本身的分散性质，研究者不太可能预先知道，从语法式理论出发，去哪里寻找意外发现。这种意外发现也肯定更多的是机缘巧合。不过重要的是，至少就本书强调的理论贡献而言，语法式意外发现与实质性理论很像，都来自经验发现。
让我们回到斯塔和格里塞默的边界对象概念。这两位研究者并不是从边界对象的想法开始研究的，而是对一个理论谜题的概念创新。他们希望了解美国研究博物馆的兴起。19世纪，由于业余博物学家的努力，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早期形式在美国得以普及。但建设专业的博物馆需要一种不同的方法。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成立于20世纪初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脊椎动物博物馆（MVZ）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偶然案例，因为它的第一任馆长约瑟夫·格林内尔（Joseph Grinnell）对自己的决定及其实施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的记录中还包括与博物馆的赞助人（也是狂热的业余动物收藏家）安妮·M.亚历山大（Annie M.Alexander）大量的往来书信。通过这些档案资源，斯塔和格里塞默开始认识到捕猎者、馆长和业余收藏家在收集物种方面有多么巨大的差异。这里的谜题是：馆长将博物馆变成一家科研单位的意图、业余收藏家翻箱倒柜的藏品和捕猎者的生计之间的分歧。捕猎者知道怎样捕捉动物，但他们几乎完全不会去保护动物，只会保护它们珍贵的毛皮。
如斯塔和格里塞默所述，实际的工作开展就是收集藏品的最大公约数，既能让不同的行动者达成共识，又能实现专业科学方法的理念。虽然科学家、收藏家和公众都有兴趣保护加利福尼亚州的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类的完整记录，不过收藏家对严谨的科研工作就不太感兴趣。因此，格林内尔需要努力实现技术的标准化，以确保收集标本的质量。捕猎者提供了许多标本，不过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金钱，而不是完成记录和保护工作。
斯塔和格里塞默在档案记录中发现了许多使集体行动得以顺利开展的物品，包括标准化的程序，也有用于协调集体行动的野生动物图表，无论是捕猎者、收藏家还是科学家都能使用这些图表。但该如何从理论上解释这一点呢？
当然，这项研究的启动不会是与理论无涉的，而是直接受到两种有力的语法式理论的直接影响。第一种是由斯塔（安塞尔姆·施特劳斯的学生）和格里塞默带来的实用主义理论倾向。就像霍华德·贝克尔的《艺术界》（
Art Worlds
）一样，作者回顾了博物馆历史上不同行动者的贡献。他们没有假设自己已经知道那些主要的行动者是谁，而是保持开放性，基于每个人的角色和影响创建了一个清单。从这种实用主义传统出发，他们也假设自己寻找的是非常实用的答案。也就是说，不是人们内心深处相信什么，而是他们在
建立
一所研究型博物馆时做了什么。斯塔和格里塞默在整篇文章中贯穿的第二种理论，要归功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出现，这种理论认为非人类的行动者“行动体”（actant），在任何此类世界中都是同等重要的要素。
回头看来，斯塔和格里塞默的理论观点很简单。他们认为，不是各方定期磋商分歧并就科学收藏的意义达成了共识，而是像野生动物图表、最低限度的规定甚至动物毛皮等东西促进了集体行动的协同，因为它们 是 一个联合项目的最大公约数，不需要参与各方复杂的磋商。边界对象是协调许多不同视角共同行动的关键所在。“边界对象”，他们写道：
既足够有弹性，能够根据当地的需要以及使用它们的各方的限制条件进行调整，也足够有力度，能够在不同的田野地点之间保持共同的身份。它们在一般性使用时结构很弱，在每个田野地点使用时结构就变得很强。它们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体的。它们在不同的社会世界中有不同的含义，但它们的结构在不止一个世界中又足够相同，因此可以识别并作为转译的手段。创建和管理边界对象，是在相互交叉的社会世界之间构建和保持一致性的关键（Star and Griesemer，1989：393）。
斯塔和格里塞默的理论创新，已经成为社会学家的一个首选概念，帮助他们寻找既能够协调多个社会世界、又不会消除所有内部群体的差异的对象和工具。在主要以谈判和共同的“情境定义”来对协调行动者的行动进行理论构建的理论背景下，斯塔和格里塞默证明了有时是对情境的 定义不足 （under definition）促使人们有能力一致行动，而不是通过达成共识实现了这个目标。这个观点开启了一个社会学家能够探索的全新的地域，远超过科学这个子领域社会学的具体地图。就像好的指南针式理论一样，边界对象也在不同领域中应用得很好，例如在弹性理论（resilience theory）中的应用（Brand and Jax，2007）。斯塔和格里塞默的例子也表明，做出“指南针式理论”贡献不需要我们换掉自己一直在使用的那个指南针，而是需要我们去校准它。边界对象的概念依然植根于互动主义理论，但它有不同的定位。不是所有的指南针式理论创新都能造就“宏大理论”。理论化的重点不是丢掉我们过去的导航方式。就像大多数地图式理论贡献不需要有全新的地图一样，更偏向语法式理论的贡献很少需要有全新的指南针。
本章阐明了我们认为在田野中什么才是理论上的意外发现，并将做出理论贡献的模糊愿望阐述得更加具体。我们总结了基于经验研究的理论贡献的主要特征。这并不是说没有其他的理论写作方法，例如提高抽象程度，最终的写作模式中经验好像永远不敢露脸。不过最好的理论化，包括某些人认为的“纯理论”，例如皮埃尔·布迪厄、杜波依斯或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作品，都与我们展示的这些研究相似，始于数据中的意外发现和理论建构。
最后，这种思考理论建构的方式也会影响我们 怎样 阅读（Swedberg，2012）。从许多方面来看，溯因分析的问题是要求你在一个永远也读不完的世界中阅读，而且是广泛地阅读。如果有抱负的扎根理论研究者为了阅读理论，就有永远陷入永无休止的主题和子主题清单之中的危险，那么一位溯因分析研究者可能会觉得他们永远也不可能阅读足够的书以获得相应的意外发现。那么，你应该怎样阅读？何时阅读？你能停止阅读吗？
实质性阅读和语法性阅读的节奏不同。阅读实质性理论的爆发通常是一阵一阵的。第一次阅读爆发会发生在你进入田野之前。美国研究生训练中的论文选题和“综合考试”会完成一些这样的阅读。你必须在自己进入的这个子领域中广泛阅读。你会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把自己沉浸在文献中。然后就是跟着引人入胜的引文和参考文献，每隔几个月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有趣的文章发表在这个子领域的出版物上。在某些学科中，会告诉有抱负的研究者，把阅读新文章的摘要作为一天工作的开始。虽然我们现在不会这么做，不过一个月左右查阅一下子领域的期刊总是会有帮助。随后，你在田野中会跟着自己在笔记或记录中发现的有趣的观察结果，经历其他几次阅读爆发，把你带入另一个实质性领域。
这种阅读模式可以部分地预测，有阅读的爆发和相对平稳的时期，而语法式阅读的节奏则有所不同。有时几个月过去了，都不会有任何的语法式阅读；有时你会发现自己完全沉浸在一系列著作或围绕一个概念的辩论中。如上文所述，这是在田野中要重视实质性/语法性理论包的问题。事实上，语法式理论一直会在那里，等着你去读。反过来，这就像是持续存在着一种不算大的压力，让你去阅读和思考各种相关的语法式指南针理论。不过不需要那么费力。把指南针式理论，包括行动、实践、权力和结构理论，都当作工作中持续的一部分。你需要快速阅读这些理论去“了解一切”，在这种阅读中没有明确界定的终点。这更像是智识生活中持续不断的嗡嗡声。这种想找出深刻的思想者写了什么的好奇心，可能就是我们中许多人都读到研究生的原因。
然而，如果你在田野中遇到一个像是语法式意外发现的意外发现，那么阅读的压力就发生了变化。如果你的目标是贡献于语法式理论，就得围绕你试图做出贡献的那个概念或过程方法大量阅读、认真阅读。没错，为了确保你不是在重复前人做过的工作，就需要像对待一个子领域一样对待语法式概念或过程，你得深入了解这个概念或过程是怎么论证的，以及为什么要论证。所以，语法式理论阅读的高峰出现在你与田野的接触中，不过只有在你不断尝试这种理论化的背景下，才会成为可能。
但是，这又提出了一个更加难以回答的问题。什么时候停止阅读呢？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又是一个存在问题。毕竟，如上文所述，你在田野中会遇到太多可能重要的事物。例如，你访谈的工厂工人可能有家庭，并在访谈过程中不断提及。你应该变成一个家庭方面的社会学家吗？可是他们也把自己称为“男人”。那么你应该变成一个性别方面的社会学家吗？再接着还有教育问题，这实在是个重要的问题。那么，现在怎么办？你应该就这样永远阅读下去吗？
更现实的是，对许多人来说，停下来开始写作的想法十分可怕。伊多在以色列（Israel）读硕士时有位导师阿维·科尔多瓦（Avi Cordova），这是一位才华横溢、极具魅力的教师，影响了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几代学生的思想。这位导师曾经告诉伊多，他始终认为写作同时需要无知和无畏。科尔多瓦既不无知也不无畏。他总是觉得在动笔之前还需要知道更多，他总是不够无畏地假设他对现象的理解就是正确的理解。因此，他重新调整了自己的精力，继续教书、思考和阅读，他从未写作。
担心阅读太多或阅读太少都可能会阻碍最好的研究项目。不过在实践中，找到这样的平衡可能不像抽象上看起来那么麻烦。其中一个实践的答案就是意外发现。你遇到一个意外发现之后，就停止阅读其他实质性话题。这不是说你永远停止阅读，不过起码要有一段时间聚焦于这个意外发现，以及构成其必要背景的实质性领域。
无论是回答现实问题，还是回答存在问题，另一个答案都需要我们退后一步。试图覆盖受访者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地填补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的巨大的无知，不自觉地假设写作是一件孤独的工作——在文章或书的结尾，作者需要想象她已经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决定性的、持久性的贡献。就像是一张永恒不变的地图，由一个永远可靠的指南针支撑。如果我们这样想象自己的工作，那么每一次没能覆盖这个领域的某个方面的失败都是不可挽回的，无知的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
我们的书是一个探究共同体中持续进行对话的一部分。我们当然希望在对话结束时能够展示一张更好的地图，不过如果每次我们说点什么，都希望对话就此结束的话，那我们就是糟糕的对话者。这就好比希望我们的地图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唯一的一张地图。如果我们正在进行持续的对话，那么何时停止阅读、开始写作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不那么令人担忧了。如果有什么与阅读的文献、听你演示的同事、跟你讨论你还不成形的成果的人相关的又十分有趣的东西，你觉得想说，就可以停止阅读。然后，你就开始写作。把自己的写作成果呈现给不同的受众，也同样重要。很可能有人会指出一些你应该阅读的东西。要欢迎这样的建议，而不要害怕。不过，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说明你已经有初稿了，而不是只有焦虑和桌上堆积成山的文章和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