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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因分析的核心要素之一，是在探究性共同体中的理论构建，这个探究性共同体是你的同行，他们阅读你的作品，他们写的书会给你启发，你还会跟他们互动。你不是从一张空白地图启程的第一个社会探险家，你进入的是一个已有不少研究者绘制过的地域。实用主义者看得很清楚，创意正是从习惯中才能脱颖而出。
溯因分析同样建立在他人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受到其他质性数据分析方法的启发，从格拉泽（Glaser）和施特劳斯（Strauss）的扎根理论，到凯西·卡麦兹（Kathy Charmaz）和阿黛尔·克拉克（Adele Clarke）对扎根理论的当代阐述和拓展；从雅普·范·韦尔森（Jaap van Velsen）和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对民族志拓展个案法的演绎，到杰克·凯茨（Jack Katz）和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的分析归纳。我们从这些传统中得到启发，也会批判地看待它们。质性数据分析的主要方法带有其起源的认识论包袱。问题不是说它们老了，有很多“老”著作都值得反复阅读而不是扔到一边。问题在于，考虑到它们的写作背景，考虑到它们的探究性共同体，这些作品中的论点因年代久远而出现了偏差，扭曲了逻辑推理中一些宝贵的东西。质性研究中的归纳传统和演绎传统都表现出各自的局限性，以至于研究者们在自己著作的方法论部分都会程式性地提到这些传统，但在实践中的做法却总是截然不同。 [3]
这不仅是缩小研究者所说和所做之间的差距的问题。当研究者，特别是学生，遵循这些质性研究方法的建议时，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处境并不妙。也许在扎根理论关于从观察中归纳出理论叙事的忠告中，这个问题反映得最为明显。问题是分析过于经常地缺少理论内核：如果没有什么在意料之外，我们能做的就只有无休止地收集观察结果并对观察结果进行分类。当我们撰写本章时，在一个面向质性研究者的公告板上看到了下面的呼吁：
我一直在对两个研究领域中的各种现有定义进行生活编码（in-vivo code）
，看看从编码分析得到的理论能不能归入这两个研究领域。我得到了141个编码，把它们分成了11个逻辑类属。
这些类属有的能够关联到重要的理论，例如[……]，有的则不能。
我需要这样的帮助：
a.在编码结果与现有理论建立连接时，有什么原则？
b.在处理与现有理论没有逻辑关系的编码类属时，又有什么原则？
“生活编码”是扎根理论的一个术语，是指受访者自己表述出来的编码，是从受访者的自我反思中产生的抽象的观点。
对这个有些迷惘的研究者的答复是，只有描述是不够的。不过，回避理论建构的方法都有与生俱来的风险，即把数据分析等同于各种主题和子主题的简单集合。问题不是这位学者没有足够认真地阅读扎根理论。正相反，是因为他们太过于按字面来阅读扎根理论。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用溯因分析法来弥补许多优秀的质性研究者在审视访谈记录和田野笔记时所做的和所说的之间的差距。溯因分析为质性研究者提供了一种能够用来描述自己的分析实践的语言，不仅是为了取悦资助者或审稿人，也是为了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自己开展研究的方式。扎根理论的不同流派可能会帮助你梳理自己的观察结果中正在发生什么，溯因分析则能够详细说明怎样把这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联系起来：“这些观察结果能够成为什么理论的案例？”（Tavory and Timmermans，2019：532）
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经验上，我们开展研究都是为了获得意料之外的东西，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已知的东西。这绝对是本书所有论述的基础：研究是提出你还不知道答案的问题。你可能会有预感，但如果不愿意提出可能会得到你没预料到的答案的问题，或者比这还要糟，不愿意提出可能会得到你不想得到的答案的问题，你就不是在做研究。
现有的数据分析方法试图解决的真实的关切，是没有支撑的理论化。还有一些学者，他们开展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证明宏大的理论家们的灵感，或是推进预先设定的理论议程。这些学者在开始收集观察结果之前就知道杜波依斯（W.E.B.Du Bois）、布迪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或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这些人是对的，他们的理论能够解释自己的发现。他们相信自己将会发现的东西，选择性地忽视可能证明自己不对的任何迹象。
而我们的目标则不同：我们想在前人的基础上开辟新的领域，从而对他人有所启发。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立场出自专业和职业的考虑（原创性的价值、研究的影响等），不过对我们来说，这本质上是个存在问题：生命是有限的，研究又很费时间。你是想把自己人生最好的时光用来说一些大多数人已经知道的东西，还是志在启发他人，更不用说启发自己，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意外发现出现的时刻以及我们解释它们的能力，都是如此激动人心。解开研究中意外发现的谜题，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
溯因是一种科学探究逻辑，是对归纳式和演绎式科学推理的补充。归纳推理是寻找更多相似的事实，增强研究项目的经验基础，扎根理论者常常误解这一点。归纳推理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逻辑，帮助我们增加或减少对一种理论的信心。如查尔斯·S.皮尔士所述，这是一种 扩大 （ampliative）推理。通过累积事实来证明理论前提，意味着单个的观察能够得到更加一般性的结论。而演绎推理则相反，是根据理论预测来解释事实。这是一种 阐释 （explicative）推理。演绎推理基于流行的理论，设定了我们能够得到的发现的预期。如果观察结果与假设相悖，就能证伪这些理论；或者基于现有的观察结果，应该接受这些假设。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理论检验逻辑。
像归纳推理一样，溯因推理从观察开始寻找可能的解释。这样的观察结果不同于我们其他的观察结果，是相对于我们的预期而言的意料之外的发现。溯因需要条件：以应该发生什么为依据，意料之外才能成立。如布洛维所述：“一个好的理论能做出预测，也能培育意外发现。”（Burawoy，2019：51）从定义来看，意外表明没有达到预期。我们现有的理论不能完全解释这样的发现。分析的任务是弄清楚这些发现可能意味着什么，怎样理解这些发现，以及这些发现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如果观察结果是可靠的，就需要其他手段来加以解释，也就是理论推测。溯因是一种跨越式的诠释，是指我们得到意料之外的发现时，提出一种可能解释这种异常的、临时性的理论推论。溯因使我们超越已知，进入推理的王国。
皮尔士解释道，这种从事实到临时性假设的跨越依赖于一种可以推测的逻辑关系。他用三段论来解释，用C代表意料之外的发现，A代表溯因推论：“如果A为真，那么C理所当然为真。”
观察到一个意料之外的事实C。
不过如果A为真，C理所当然为真。
因此，有理由假设A为真。
（Hartshorne, Weiss and Burks，1931-1958，《皮尔士文集》第5卷第117页）
溯因推论是一种基于一定知识的猜测，使意料之外的发现能够被理解为理所当然。“溯因，”皮尔士说，“毕竟只是一种比较准的猜测而已。”（《皮尔士文集》第7卷第219页）
因此，我们也不能完全依赖溯因推论。溯因推论是对研究中意料之外的发现的看似合理的假设，这些部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溯因推理本身仅仅是临时性的，是需要检验的假设。为了增强溯因推论的可信度，研究者需要调整或完善自己的理论储备，纳入新的主张，然后再基于动态的理论推出可能的预期。于是，溯因通向了演绎：溯因推论具体指明了你在研究中应该期待哪些研究发现。收集更多的观察结果，就能更好地通过归纳来巩固理论，不过理论不断完善会需要新的溯因推论，所以，更有可能被更多的发现证伪。这就是为什么溯因是对演绎和归纳的补充。在每个研究项目中，甚至是在那些把纯粹的演绎假设检验作为书面要求的量化研究项目中，你也会发现一些演绎、归纳和溯因的时刻。
溯因分析的要点，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分析中，都要以创造力过程和发现新的理论观点的时刻为中心。可是我们怎样才能有新颖的观点？你应该闭上眼睛坐等灵感的启示吗？并不存在无法解释的“发现的情境”，那是神秘主义者或心理学家的领域。溯因也不是观点的灵光一闪。事实上，这正是我们与皮尔士的分歧之一。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发现的情境上，过于沉迷于本能，因此他的科学哲学的核心中，有一个神奇的黑匣子。受到达尔文（Darwin）进化论的影响，皮尔士认为人类已经进化到能够本能地提出来可能说得通的假设。但这种说法恰恰是在神秘化我们需要澄清的过程。我们认为，溯因分析也是推理，有赖于一个初步解释的可信度。溯因分析是一种我们能够在工作中提升的能力。
可能的溯因推论会有无数个，我们怎么决定跟进哪一个？皮尔士虽然执着于本能，却还是提供了什么才是好的溯因推论的基本指引。由于溯因假设是暂时性的，需要用演绎法去探究其结果，用归纳法来与新的观察结果进行对比。因此，溯因时刻告诉我们应该观察什么，在收集新的观察结果后又应该怎样进行理论化。 [4] 原则上听起来不错，但具体怎样操作呢？说到底，我们要跟进看起来最有理论前景的溯因推论，不过有一些方法能让研究过程更高效。后面的章节会论述怎样做才能对你最有利，在此之前，我们首先会概述一下过去十年间构建的几个溯因分析核心原则。你需要先理解这些原则，才能掌握后面的内容。
溯因推理不是等灵感在你耳边告诉你溯因推论，而是能够通过创建有利的研究条件来激发。意外惊喜当然可能自然产生，不过像求婚或生日派对等很多意外惊喜都经过了精心策划。意外发现需要协调，还需要相当多的幕后工作。
为了实现溯因推理，我们要发挥质性研究的优势。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相比，质性研究有明显的短板。用调查研究者觉得有价值的方式生成一个随机样本，根本不可能。因此，质性研究容易遭到因变量抽样、选择性偏差和推广性有限等批评（Small，2009）。如果你以与实验研究者一样的信心提出因果关系的推论，将注定失败。与你毫不费力地得到的“自然”观察结果相比，通过双盲过程控制条件操控变量的研究者会占据上风。
不过，质性研究让我们有机会在自己和他人亲身经历社会生活的同时，观察社会生活全部的复杂性，观察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和不同面向。发挥这种方法的优势，就是要利用这种近距离的接触，边生活边探索，审视其他可能的诠释，密切跟进观察结果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同时还要关注外推结果是不是只是理论家的想象，理论是不是脱离了你的材料，还有你是不是的确缺少证据。在《溯因分析：质性研究的理论化》一书中，我们强调了发挥质性研究优势的4个关键要素，能够在得出溯因观点时为你所用。
如果你想为研究文献做点贡献，就必须加入一个探究共同体。因此，你需要熟悉主流的观点和理论名词。这不可能绕得过去。意外发现之所以在意料之外，只能是因为设定了一些预期。一般情况下，这些预期可能是对人们应该怎样表现的常识性概念。为了使研究发现具有理论意义，我们要有在田野地点希望发现什么的理论基础。每个研究项目都植根于相关文献的理论库之中。
这里，我们希望对一个项目是基于经验文献还是理论文献做些区分，也就是说区分一下阅读“文献”还是阅读“理论”。所有研究者都需要查询数据库中相似或相关主题的研究。例如，一位研究双向情感障碍患者的污名的研究者，可能会在医学数据库中进行关键词检索，查到5个相似的研究。接着，这位研究者会总结这些其他研究者的发现，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与污名是否相关。正因为这样的文献综述只涉及经验发现，不是我们想要的文献。
顺便说一句，研究者常常会说文献中存在空白，以此来证明一项研究的合理性，例如没有人关注过某种特定的污名和双向情感障碍的关系。填补这么小的空白，常常就是开展一项研究的理由。一般来说，相信我们，这个理由很糟糕。没人关注某个特定现象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你就应该去关注。我们的工作不是忠实地复制世界，寻找以前的制图员没有注意到的角落和缝隙。研究的价值应该是能说出一些有趣的东西，而不是指出一些东西存在（Katz，1997）。谁知道呢，也许没人关注过你选择的这个话题，恰恰是因为它跟其他案例过于类似，所以你的研究建议其实毫无意义。
为什么因为“没人关注过”就去开展一项研究这个理由站不住脚，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原因：到底有没有人关注过，取决于你回顾所有文献的能力。从整个社会研究者群体来看，其实可能有人 已经 关注过你选择的话题，或是十分相似的话题。所以，想象一下你的研究成果的某个读者或审稿人觉得她做过的一项研究跟你的非常相似。这样你就处于双重劣势：你既表现得不熟悉文献，又惹恼了一位审稿人，因为你没把她的研究算在里面。开展一个研究项目的理由应该是积极的。一项研究之所以会引人入胜，是因为它解开了一个重要的谜题（puzzle），为已有的理论对话加入了新的内容。你的任务是让读者相信你的研究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而不是填补了道路上的一个坑洞。
回到我们的例子，在一项关于双向情感障碍患者污名化的研究中，我们当然想知道其他人已有的发现，避免重复别人已经知道的东西。不过，我们感兴趣的相关性更高的文献，都是在探索深层的理论。精神健康状况会导致怎样的污名化？污名化是怎样产生的？怎样进行预判？会产生什么后果？我们面对的是海量的文献，有些最优秀的心理健康社会学家在其中留下了自己的成就（Pescosolido et al.，2008；Thoits，2011；Link and Phelan，2001，2014）。这么丰富的文献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好的一面来看，你能够跟很多人对话，也可能会有大规模的受众，他们本来就在关心你的研究话题。但这也会带来挑战：你有责任把握这样大量的文献，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一个已有很多人参与的领域中找到意料之外的发现，你不仅需要能够把自己的观察结果与不止一种理论建立关联，还要能够把自己的观察结果置于复杂的文献和思想的土壤之中。
关于这一点的重要性，我们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唯一比声称不带任何理论就进入一个领域更糟糕的，就是只带着一种理论，也就是你“最喜欢的”理论，进入这个领域。只有一种理论或理论传统，意味着能让你意外的观察结果会非常有限。于是，许多优秀的研究者就被误导而反复“发现”社会资本，在华丽的措辞和大量的引文背后是原创性的缺乏，或者是从一开始就痛苦地知道自己能够做出的贡献有多么缺乏新意，他们的读者只能寄希望于经验数据足够有说服力，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此外，随着理论和概念在实证研究项目中的广泛应用，仅仅阅读与自己的话题直接相关的文献会存在选择性偏差，因此还远远不够。你将要把自己放到一个由志同道合的研究者组成的网络中，你们就一个话题或一个领域以及什么才是意外发现已有共识。不过更广泛的思考会提高意外发现的可能性，也会提升你思考怎样解释自己研究发现的方式的能力，这一点也同样重要。我们将会在下一章中详细论述，我们提倡在自己的分支学科的舒适区之外，在自己的领域边界之外，进入其他研究者的领域开展广泛阅读。
这里举一个我们喜欢的例子：安娜·米勒（Anna Mueller）和赛斯·阿布丁（Seth Abrutyn）开展了一项有关自杀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背景是社会网络研究（米勒）和社会心理学（阿布丁），最初的研究设想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阐述涂尔干（Durkheim）有关自杀的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建议是情绪和二元关系对自杀集群（suicide cluster）的影响，自杀集群是指一些自杀者在相近的时间和地点自杀而形成的群体。他们选择了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一个富裕街区“杨树林”，这里有一个青少年自杀集群（Abrutyn and Mueller，2016）。阿布丁告诉我们，他们在对“杨树林”街区的居民进行焦点小组访谈时，发现自己听到的故事并不符合“二元关系”的情感动力学：“安娜和我都意识到：第一，社区对自杀问题高度关注，没有表现出二元关系；第二，社区的团结程度很高，就像一个乡村小镇一样，每个人都各负其责。”这个谜题实在出乎意料（Mears，2017）。
面对这样一个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高度团结的社区，涂尔干有关“利他型”和“宿命型”自杀应该是相关度最高的类属，但这些类属不符合米勒和阿布丁在他们的观察中发现的强烈的羞耻感、成功的巨大压力和绝望的自杀尝试等这些叙事。他们还发现，流行病学文献能够提供的帮助很少，这些文献往往有太多描述性内容，而且讨论的是相互关系而不是过程。他们被这个谜题深深吸引住了，他们的分析主题之所以能够凸显出来，正是因为既与流行的理论不相符又令人费解。
在研究项目启动之初，我们主要将这些概念和理论当作启发式提问工具，帮助我们明确方向、进行思考、聚焦观察结果、构建问题和形成研究谜题。实现创新的方式之一，就是把不同领域或不同学科的东西带到自己的田野地点。
实现溯因推理还有一个补充条件，即在开始研究的第一天就要用好经验材料。扎根理论的编码范式强调并有效地发展了这种工作方式。不过，要进行溯因，我们就得重新思考扎根理论建议我们看待自己“发现”的分析类属和分析集合的方式。在扎根理论中，编码常常看起来像是数据分析的目的，而溯因分析的重点，却是对意外发现的时刻保持开放态度，并用于判定你手头的案例类型。通过放慢速度和留心观察，你就会更加慎重地思考自己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发现你曾经忽略过的谜题，并有时间去关注这些谜题为什么令人困惑。编码是数据分析中的分析性工作。借助现有的理论来抽象你的发现，能使你决定自己能够支持什么样的理论推论，也更清楚你的发现与其他人已有的推论有怎样的区别、在哪些方面有区别。这样看来，编码能够迫使你认真阅读自己的观察结果。编码的过程是搞清楚自己到底有什么的过程：通过将观察结果分离出来以进行陌生化，然后将观察结果放在与他人、与正在阅读的文献的对话中，以实现去陌生化。
田野笔记和访谈记录也会有帮助。研究者有时觉得他们好像只需要转录访谈中“重要的部分”，或者可以跳过田野工作中许多“无聊的”细节。虽然你可能觉得在第二十次看到同样的观察结果时，也许不需要记录得那么详细，但撰写和转录具体细节是无法被取代的。除了理论准备之外，你常常不得不放弃一些自己觉得理所当然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才能有意料之外的收获。文学理论领域的研究者已经证明，陌生化技巧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中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的那些方面。
除了陌生化以外，本书还提倡使用两种不同的编码方式：一种是更加初级的形式，你可以根据实际对古老的修辞学基本问题“谁做了什么、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有何后果”进行调整，用于分析自己的数据。系统地审视自己的观察结果，提醒自己关注在田野地点出现的各方人物、各个行动和各种后果。这种方式会迫使你弄清楚社会行动的各个部分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从而关注到被参与者视作理所应当所以想当然地忽略的东西，因此而有助于陌生化过程。不过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能够为你呈现数据中的模式和例外，来说明你的数据能够支撑哪种理论推论。你捕捉的是自己想要捕捉的行动吗？你还有其他应该去的地方吗？这就是为什么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就要编码。如果你想等到完成观察之后再编码，就没法再回去提出新的问题了。因此，开放编码是你下一步做什么的行军号令。当你觉得自己的观察结果中出现了一个主题，开放编码会提醒你阅读他人的研究和理论。这样做，反过来也会进一步激发你对应该在自己的素材中寻找什么产生新的想法。
第二种编码形式是从一个特定主题开始，基于一个能够特别好地体现这个主题的
指标案例
，你觉得这个主题在自己的观察中非常有前景。聚焦编码方法是审视从相似的场景、互动和情境中获得的材料，然后把它们编码为一组。
阅读相关文献也会更加聚焦。再次重申，目标是系统地弄清楚你的素材能够支撑哪种理论推论。
编码是为了发现观察结果中的模式和差异，既要解释主要的形式，也要解释其中的异常。我们特别希望鼓励质性研究者去探索数据中的差异，因为质性研究的重复观察特别有利于发现看似相似的情境之间的差异。为了搞清楚这种差异，就要建立一个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数据库。质性研究者能够长时间追踪一个现象，因此还能分析历时差异。第三种差异最为质性研究所独有：我们可以切换情境，看看同样的人在家中、在街角、在工作场所、在公园和朋友们在一起时的行为。我们也可以跟踪一个货物，从它的源头到进入商店再到最终消费的过程。我们把这种变化叫作情境差异（Tavory and Timmermans，2013）。对差异进行历时编码或情境编码，有助于你在研究项目中开展分析。不过，在溯因研究策略中只是找到差异还不够，差异会告诉你观察结果中有哪些类型，但不能让你形成理论观点。
你阅读他人的研究成果，你编码，但你的目标是什么？你 为了什么 去阅读或编码？作为社会科学家，质性研究者总是或隐性或显性地既想呈现一些东西，又想解释一些东西（Abend, Petre and Sauder，2013）。我们进行诠释的基础，是找到一个以令人感受强烈的时刻或模式的形式出现的谜题，然后看看怎样能够解决这个谜题。谜题是我们在社会世界中发现的特殊模式，诠释是有关社会生活为什么以现有方式运转的一个论点。
我们将之称为质性研究的危险边缘（Jeopardy）
原则。分析观察结果是一种探索，是找出你的研究能够回答哪个问题。你已经有了答案，所以你的任务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在危险边缘问答中，参与者得用问题形式来回应问题中的线索。问答主持人可能会说：“与产品技术型号不同，这种苹果的名字里没有‘A’，是以1911年第一个发现它的幼苗的人的名字命名。”参赛者要把自己的答案用问题的形式表述出来。在这个例子中，以问题形式表述的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是McIntosh”
。同样地，在质性研究中，随着项目的开展，你也会对研究问题的答案有些头绪。你的观察结果就是你的线索。现在，你需要提出符合这些线索的问题。于是，分析观察结果就是个套入（casing）的过程，就是为“它能够成为什么理论的案例？”这个能够帮助你在实现理论建构的问题中找到答案。与智力问答不同的是，分析观察结果给出的线索不会漫无边际。你不会只是被动地接到线索。我们将会证明，你通过编码和应用现有理论收集了观察结果并培养出溯因观点，就是在创建自己的线索。主要问题是，每个项目都更善于回答某些问题，而不是另一些问题（肯定会有不止一个问题）。你的观察结果支持什么论点？你的数据有什么优势？
你得尽可能诚实地回答这个挑战性问题，因为研究者常常在项目结束时才意识到，他们希望自己当时能寻找某个特定方向的数据，他们真的很想自己的研究问题能够触及那个方向。你最好的机会是跟进数据最有力的那个方向，而不是仅希望自己的数据能更有力的那个方向。在相近的方向上收集更多的数据，可能会导致你一直在追求永远够不着的那堆更绿的草，因为当你收集更多的数据时，可能会觉得如果换个方向继续补充数据，就真的能够回答最吸引人的那个研究问题。可是如果你真的换到那个方向，就会觉得如果再多些数据……问题是，你对什么才是一个漂亮花园的认识实在过于狭隘。停止寻找更绿的草，开始为眼前的这片草地浇水和施肥吧！
当然，构建一个研究谜题的方式不仅仅是通过观察。有些研究谜题源自理论谜语（riddle）。移民文献中的主导故事是伴有挑战、种族主义、成就和不满的融入过程。新移民会适应居于主导地位的白人文化的标准（Portes and Zhou，1993）。研究普遍将美国白人视为制定标准者，是他们定义了学术成就的规范和参数，并以此来衡量少数族裔的成就。黑人和拉美裔是用白人的成功标准来衡量的（往往达不到）。亚裔可以称得上是模范的少数族裔，不过还是白人在设定成功的标准，他们还是归属感的看门人。研究者梳理了这些理论，用于解释少数族裔和美国白人在学术成就方面的差异。
然而，希门尼斯（Jiménez）和霍罗威茨（Horowitz）对与硅谷中心三代以上白人学生一起就读高中的东南亚移民的研究，却并不符合这个模式。相反，如果从早期文献来看，他们的研究发现不能仅仅用意料之外来形容，而是真正的令人难以置信。在学业成绩方面竞争激烈的学校，都是由亚裔移民设定标准，而他们的白人同学却达不到。在高中“失败的”亚裔能在学校作业中拿到B或B+，而“失败的”白人只能拿到F。“是个白人”意味着不会选择大学先修课程（AP课程）。学生把好学的白人叫作“精神亚洲人”，而参与或重视课外活动的亚裔学生则被叫作“假装白人”，是被“美国化”或“洗白”了。教师对白人学生更加宽容，确保他们不会挂科。库比蒂诺（Cupertino）的学生、家长和教师都接受了白人和亚裔的这种成功标准的反转：白人代表着表现差、懒惰、学习成绩一般，而亚裔则表现好、勤奋、学习成绩好（Jiménez and Horowitz，2013）。
从移民文献中现有的理论共识来看，这些发现令人震惊。现有文献将美国白人视为归属感的看门人，是他们决定着移民人口能够融入美国社会的哪些种族或哪些阶层（Portes and Rumbaut，2001）。这些发现也与有影响力的种族化理论相悖，该理论认为根深蒂固的、白人霸权的种族社会制度将少数族裔置于从属地位（Bonilla-Silva，2003；Omi and Winant，2015）。希门尼斯和霍罗威茨用移民人口的巨大规模和聚集程度来解释学业表现标准的这种巨大反转（他们开展研究时，库比蒂诺的人口中白人占29%，亚裔占63%）。不过用相对规模来解释还不够：在其他情况下，白人学生在数量上为少数，却依然能够定义成就的标准。阶级结构也有影响：移民的经济社会地位已经等同或超过了居于主导地位的群体。该地区没有第三个能够比较的种族群体，不过研究者们预测道，即使库比蒂诺拥有大规模的拉丁裔或黑人人口，白人依然不可能设定成就的标准。希门尼斯和霍罗威茨的研究，支持了强调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移民文献。有的融入理论在帕克（Park）和伯吉斯（Burgess）的理论基础之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将融入的概念放宽为将一个群体吸收到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中、实现种群融合的过程（Alba and Nee，1997）。
再次重申，观察中的细节将会促进这样的诠释和理论构建。杰克·凯茨就民族志学者怎样通过观察中丰富而生动的细节来进行诠释并做了文献综述（Katz，2001，2002a）。观察到某个场景，可能会使人好奇它为什么会发生，不过要回答 为什么 发生，首先得回答它是 怎样 发生的，也就是成为现在这样的过程。问一个学生她为什么选择法学院，你很可能会得到一个答案，通常是重复申请文件中个人陈述的内容，能够反映人们追求高等教育的全部文化动机：赚钱、帮助客户、追求公正。如果你换成 怎样 式问题，例如你怎样来到了这所法学院？当时你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你当时还有哪些选择？你怎么选择了这里？你就更有可能得到一个结合了规划和偶然的答案，其中有未了的心愿、失败的经历和其他可能的职业选项。你会发现这个过程中既有信心又有疑虑，还有很多有趣的部分，能够推动分析而不是限制分析。把人们对这两种问题的回答放在一起，常常会产生更多的谜题。
要审视对引人注目的事件的观察结果，这样的事件可能是意想不到的互动话轮、悖论、冲突、矛盾、谜团、困境、荒谬和不确定，再进行逆向思考或“倒推”。研究者要审视的，是在这个观察结果发生的特定情境中，是什么让它自然而然地发生。可以把“必要性乃发明之母”这句话换个说法，研究者的任务是寻找“必要性的条件”来解释创造性的时刻（Katz，2002a：73）。这样，基于社会力量的初步解释就变得灵活、有趣而又出乎意料。听起来熟悉吧？没错，这就是溯因逻辑在过程性诠释中的应用。
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溯因分析不是从一个研究问题开始，而是以一个研究问题结束，这正是你不断聚焦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结果。你从直觉开始，有文献和自己的毅力的支持。也许你和自己有兴趣研究的那些人一起生活过、工作过或一起参加过志愿服务。你自己的立场永远不能完全归入社会学家们通常关心的那些类属，但会影响你的预期，以及你可能会有意外收获的地方（Robertson，2002；Reyes，2020）。你的直觉也许已经很具体。但弄清楚你到底在研究什么、你的田野地点到底有什么好，才是研究过程的产出。在整个分析过程中，你都在完善这个问题。
这是一本关于溯因和怎样开展溯因分析的书。不过我们的研究也借鉴了其他实用主义理论。虽然你不需要先读过那些书中的任何一本才能阅读本书，但如果读过的话，可能会觉得我们的例子和我们的思考更加清晰。
除了溯因之外，我们还借鉴了来自皮尔士的符号学研究。符号学定义了质性研究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对于会话分析者来说，最基本的分析要素是话轮构建单位（TCU），即完成一个话语的会话的轮换。在两个人之间的小规模会话中，“你好吗？”“很好。但是我的背还是疼。”只要在“但是”这里换一种语调，这个话语中就有了转折，可以分成三个话轮，分别是问题、第一次回答和对问答的阐述。研究总统新闻发布会和警民沟通等不同主题的会话分析者，会把他们的数据分成这样的基本单位。
对民族志学者和访谈者来说，跟话轮构建单位相应的基本“底层”单位是意义建构的过程：一个符号表示一个对象
，并能够对世界产生某种影响，就称为符号学行为。皮尔士将意义的这种基本行为概念化为符号的三元体：
我将符号定义为任何能够被其他事物（即符号的对象）决定的事物，而符号又决定着对一个人的影响，我将这种影响称为符号意义。
因此，后者由前者直接决定。（Hartshorne, Weiss and Burks，1931-1958，《皮尔士文集》第8卷第343页）
由此可见，意义建构由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其中第一个要素是 符号 ，可以是没有理由的约定俗成，也可以是与相应的对象联系更加紧密的特征。反过来说，符号本身并不能独立存在，而是存在于符号与对象的关系中，符号表示对象，或为对象提供意义。一个符号能够揭示一些东西，但由于人类感知的局限性，这样的揭示必然是不完全的：符号只关注对象的某些方面。于是，第二个要素就是 对象 ，也就是符号表示的任意实体，既包括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东西，也包括我们大脑中和公共文化中的观念。
不过，皮尔士的三元体中最具原创精神的观点，是意义建构，是实践的成果。为了证明这个观点，皮尔士认为意义建构的每一个行为中都包含一个符号意义，即符号和对象的相互影响。意义建构中的任何行为都要通过符号意义才能完成，除非意义建构对行动者产生了某种影响，例如开始形成理解、情绪或行为，否则就谈不上建构。皮尔士借助符号意义概念，认为符号链意味着某个特定的符号化过程是否产生了影响。要理解意义，就要遵从符号化的顺序。他的符号学理论中，这三个要素构成了一个不可简化的三元体。一个符号标识、标志或代表一个对象，决定符号意义，而一个对象又反过来限制了在当前情境中可能会有的符号的范围。
回到上文有关背疼的简短会话，其中有两个基本符号学单位：引发回答的问题，以及对回答的阐述，这个阐述限定并表达了“很好”这个词。意义构建的符号学行为超越了话语。这些行为包括一个人逃离一只正在叫的狗（狗叫也同样是一种行为）、打开炉子烧水、听音乐时发现山上冒烟等，其中会包括思想和情绪反应的改变，例如当爱人抚摩你大腿内侧时的欲望。这样的行为可以是机械的，可以是有意的，也可以是偶然的；可以是人性的，也可以是与人性无关的。任何能够给什么东西赋予意义，或者给先前的想法、行动或感受赋予新的解释的东西，都能产生某种影响，从而成为意义构建的基本符号学行为。与话轮构建单位相比，基本符号学单位的定义没那么清晰，却更加全面。
以探索意义构建的符号学理论基础为出发点，能够形成一种理论启示，帮助质性研究者理解观察中微小的细节。接受符号学传统的主要观点，即可以把行为和互动看成意义的不断迭代，使我们能够更加灵活地认识和理解世界，这一点与质性研究的优势尤为契合。无论你感兴趣的是工厂里工人和管理层之间的冲突模式，还是非裔美国穆斯林怎样应对社区迅速贵族化（gentrify）带来的挑战，你的观察结果中都会包括涉及当下的意义构建、对未来应用的预测和对过往经验的借鉴。实用主义符号学为你提供了梳理、分离和关联这些基本单位的方法。使用这些基本单位，能够细致地观察行动是怎样展开的。 [5]
豪尔赫·戴卫·曼奇拉斯（Jorge David Mancillas）当时还是一个刚读完研究生第一学季的博士生，他坐在斯蒂芬办公室的桌子旁，掏出一本《溯因分析》，然后腾了点地方放了两份访谈记录。访谈对象是两个参加帮派的男人，一个是38岁的老黑帮，另一个是他年轻一些的朋友。豪尔赫的问题是他们怎么带着会死的可能性生活下去。他又打开自己的包，掏出了更多的书。所有的书都是关于生死的。他有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死亡否认》（ The Denial of Death ），那是一本有关生死的社会学通识类教科书，还有一些其他的书。豪尔赫指着我们那本《溯因分析》的橙色封面，小心翼翼地说他非常喜欢在课间休息时阅读这本方法书，但很明显他有个迫切的问题要问。他想知道：“我怎样才能产生这样的溯因观点？我从哪里开始呢？”
从哪里开始，这是个好问题。豪尔赫急切地想获得先机。那么，他从哪里开始溯因推理呢？思考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是看看豪尔赫摊在桌子上的东西，从其中一个来开始。他应该从访谈记录开始，还是从《死亡否认》开始？这取决于你研究的动因：你感兴趣的是关于死亡的精神分析理论如何历久弥新？如何在当代“黑人的命也是命”行动和新冠肺炎疫情中依然有所启示，还是你更重视自己的访谈对象？怎样回答都没有错，但你怎样关联这两个动因，却决定了你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豪尔赫最在乎的是他的访谈对象。他想研究自己在帮派中的幼时朋友，他们怎么应对在这么年轻的年纪却会遭遇近在咫尺而又无所不在的死亡，这看起来是个值得深入的主题。从访谈记录入手，的确是个不错的开始。在大多数研究项目中，访谈记录都是需要符号化的对象。这么做的话，就会限制可能的理论符号。如果靠数据来推动项目，在研究项目初期花几个月时间试图把握理论文献就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这些理论文献可能与项目并不相关。你当然需要对这些文献有一些了解才能开展工作，如果观察结果与特定的文献有了共鸣，再进行深入的钻研。不过数据会告诉你这个文献与项目的方向是不是相关。
豪尔赫和斯蒂芬一起阅读了访谈记录。豪尔赫的第一个问题与死亡相关，但那位年轻的帮派成员立刻说起了贫困：
死亡吗？我觉得……我有点害怕。我不是说害怕死亡，可是我害怕死了以后就没有人管我的家人。我不想如果我死了他们就过不下去，或者我没有留下什么让他们开心的东西。比如说钱，像钱之类的东西。我知道我家里穷透了，所以我怕死，因为他们很穷，又不是说我死了能给他们几百万，你懂的吧？我的人生想做出点什么来，这样我就不用操心钱，我的家人就能过正常的生活。
那位老黑帮也提到了贫穷的感受：
就像我说的一样，哥们儿，在来这儿[美国]以前，我不知道自己穷，因为我小时候在那儿[墨西哥瓦哈卡]从来不会觉得“啊，我的鞋子真破”。有时候我甚至都不穿鞋，我就在街上光着脚跑！你知道的，穿着二手的衣服……那里没有人管我穿着从旧货店买的破二手衣服，也不关心我的鞋或者[墨西哥]凉鞋。有时候我都没有鞋。你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就是开心。直到来了这儿[美国]，我们才发现“什么，我们是穷人！”，就像是，你看我手上有个伤疤，兄弟。因为我妈妈在我12岁生日的时候买不起一件背心给我，我就一拳砸在门玻璃上。不是因为我恨我的妈妈，而是因为那个年龄我很沮丧，我想的是，“为什么我们这么穷？”
豪尔赫跟斯蒂芬谈到贫困这个主题时，解释说这个帮派曾经住在洛杉矶西部一个富裕社区，但因为房价上涨，帮派成员都搬离了，分散在洛杉矶的东边，不过他们还是会定期回到那个社区自己的地盘。跟他最亲近的一家八口，挤在洛杉矶东南部一家汽车旅馆的一个房间里。访谈记录中全是有关贫穷、需要钱、想要钱的内容。也许豪尔赫需要看看不同的书。与阅读人类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弗洛伊德有关死亡的理论的运用相比，对他来说，思考贫困与死亡、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会有意义得多。于是，他需要读一些帮派生活经济学（Venkatesh，2000；Bourgois，1996）和社会阶级再生产（Willis，1977），甚至默顿的参照群体理论（Merton，1968）等不同的文献。现在还是需要读一读《死亡否认》，但还得读很多其他的书和文章。
回答豪尔赫的问题的第二种方法是回顾他的研究项目，想想它的开端。豪尔赫的研究其实不是从这些访谈记录开始的。在本科生阶段，他就参加了麦克奈尔导师的项目（McNair mentoring project）并写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帮派成员怎样预测和看待过早死亡的可能性。（Mancillas，2017）他当前的研究项目，正是建立在这些临时性的研究尝试基础之上。豪尔赫就读博士的第一学季，都是跟一个有个年轻儿子的帮派成员的家庭一起度过的。不过，观察无处不在。一些帮派成员试图通过开设大麻药店参与正规经济。豪尔赫也观察到这个家庭和房东的冲突，还有家中兄弟们之间的冲突。因为他有驾照，几乎所有的笔记中都写到了开车去买酒的经历和在洛杉矶找停车位的麻烦。
重点是，分析并不是从那天、从斯蒂芬的办公室才开始的。有的项目在我们进入田野时才真正开始，但许多项目则不然。研究者的兴趣会随着时间慢慢成形，通常不是一个戏剧性的选择时刻。他们机缘巧合地在这里读到了一些东西，在那里上了一节课。所以，看到了另外的文献，这些都或多或少地融入了他们的项目，而不是做出重大的决定。豪尔赫已经无数次选择了他将要研究的内容，已经缩小了可以选择的研究路径。他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与伴有死亡、死去或成瘾的生活有关。如果溯因分析的目标是弄清楚一个人有哪种案例，那么这个项目已经很好地界定了自己的范围。
最直接地回答豪尔赫的问题，在研究项目中，不会因为记录了前两次访谈或读了一些有关生死的书，就能立刻形成溯因观点。溯因观点也不是一天天慢慢构建出来的。事实上，你得花大量的时间，通过编码观察结果和阅读不同文献来为溯因推理打好基础。大多数观察结果都会符合他人已有的观察和理论结果。大多数阅读都没什么参考价值。你会因为可能建立与文献的关联而兴奋一段时间，不过后来又舍弃了这种可能。在城市民族志等日益成熟的领域，进行创造性推理的门槛越来越高，因为轻而易举能够实现的目标都已经有人实现了，相应的文献越堆越高。答案是研读你的素材，进入田野，广泛阅读，和你的探究共同体一起讨论你的想法和发现。我们在本书中贯穿始终的观点，是有一些方法能够用于训练这些过程，但溯因没有捷径可走。
溯因观点将会少之又少，它们的数量和影响力可能不成正比，这正是它们值得追求的原因。我们的结论是，即使你的志向不是从根本上改变理论，只想对自己的数据有个最基本的解释，你依然能够在本书中找到开展质性数据分析的许多有用的建议。因为无论你在理论上有多大的追求，处理数据并用数据形成文献成果的基础工作都是有用的。
医学院的医生们会相互提醒，如果更常见的诊断结果的可能性更大，就不要做出不符合常情的诊断。他们说：“如果你听到马蹄声，想到马，而不是斑马。”溯因要寻找的是斑马，不过你们大多数都只能找到马，本就应该如此。不过，斑马可能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就像许多开车走1号公路（Highway 1）从旧金山到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的人经过赫斯特城堡（Hearst Castle）时一样。本书是在马群中寻找那只孤独的斑马的田野指南。
我们的一位同事兼朋友帕梅拉·皮克特（Pamela Prickett）想了想这个建议并补充道：“是的，寻找斑马。不是寻找独角兽。”确实，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追逐神奇动物，而是靠经验可以观察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