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意外发现

意外发现 ^[1] 是驱动研究引擎的燃料。社会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石峰（Feng Shi）和詹姆士·埃文斯（James Evans）基于来自研究文献、专利和科学事业的数百万条数据，总结道：“科学和技术因意外发现而进步。”（Shi and Evans，2019）在他们之前几十年，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就发现了经验研究中的“偶然性科学发现模式”（the serendipity pattern），这种模式是指“意外的、异常的和战略性的”观察结果成为构建新理论的基础。默顿的表述一如既往地发人深省。我们可能会认为意外发现是异常的，却通常不会觉得它们具有“战略性”。不过观察者需要能够战略性地看到偶然发现的理论意义。默顿补充道：“ 一位具有理论敏感性的观察者 ，才能从特别中发现一般。”（Merton，1968：158）我们怎样才能系统地获得意料之外的发现？你怎样才能让自己敏锐地察觉正在萌芽的意外发现？本书正是要给你这方面的帮助。

我们的第一本书《溯因分析：质性研究的理论化》（ Abductive Analysis：Theoriz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在越来越不切实际的质性数据分析领域标示了我们的主张。我们主要关切的是传统的数据分析方法削弱了质性研究的潜力。大多数质性研究者充其量不过是夸夸其谈那些他们在实践中并不会遵循的认知模型。研究文献的方法部分，无论是归纳的还是演绎的，大多都常常只是脱离质性研究数据分析实际的、老套的幻想。

我们与其他深入研究过实用主义先驱查尔斯·S.皮尔士（Charles S.Peirce）成果的其他学者持相同的观点（Locke，2007；Reichertz，2007；Strubing，2007），认为溯因，即基于意外发现的推理模式，在研究领域被低估了，特别是在理论发现中被严重低估。聚焦溯因推理，能够卓有成效而又合乎逻辑地反思质性研究和数据分析。溯因分析需要相当熟悉各种社会理论脉络，并深入分析观察结果，才能做出理论上的贡献。大多数有关质性研究方法的书籍，要么从零开始提出新的东西，要么是在检验、验证理论或进行普遍化外推。而溯因分析中的溯因，则是构建理论的过程，是在弄清楚什么样的意料之外的观察结果能够成为理论案例，以及这些理论案例和发现在哪些方面存在有趣的差别。

虽然在哲学上不一定精确，不过可以用烹饪的隐喻来解释这种区别。如果你翻开尤塔姆·奥托伦吉（Yotam Ottolenghi）最畅销的那本《很多》（ Plenty ），就能看到他那道水煮嫩菜搭配水瓜柳蛋黄酱的著名食谱。食谱开头是这样写的：“制作蛋黄酱时，要把大蒜、蛋黄、醋、芥末、盐和柠檬汁放到厨师机的搅拌碗里。在搅拌时缓慢滴入食用油，直到蛋黄酱变稠。加入水瓜柳和刨柠檬皮，放到一边。”（Ottolenghi，2011：12）如果你按照这些步骤，就能用这些食材，做出奥托伦吉描述的那道菜。这就是演绎逻辑。你很清楚自己会吃到的是什么，这道菜很好吃，不过常常跟当地的饮食相去甚远。虽然奥托伦吉是一位英国籍以色列厨师，在伦敦拥有几家小吃店和餐厅，但无论你是住在纽约布鲁克林（Brooklyn）的公园坡（Park Slope）食物合作社附近，还是能去洛杉矶的农贸市场，他的食谱都是一样的。相比之下，纯粹的归纳逻辑，则是从冰箱里随便拿出点什么，然后或煎或烤或煮，希望做出来的东西能好吃。基于扎根理论的传统，我们也许还会对比不同食物组合的风味来寻找模式。 ^[2]

如果我们喜欢做出来的这道菜，可能就会决定按照自己“发现”的这个食谱，在家里时不时地做一做。演绎是从理论开始做出经验预测，而归纳则是对观察结果进行普遍化。

溯因逻辑则又不一样。你很想吃到那道水煮菜配水瓜柳蛋黄酱，奥托伦吉的书你差不多都能背下来，你最喜欢的那几页食谱都沾上油渍了。他的书就在你厨房的架子上，塞在其他烹饪书中间。你打开冰箱，扫视了一圈眼前的食物，把菜花推到一边，看看后面还有什么，结果发现自己没有大蒜，小萝卜也快烂了。不过，你发现了上周六购物时一时冲动买回来的一筐金橘。这真是个令人惊喜的意外发现，也是个不同寻常的烹饪挑战！你没有做奥托伦吉那道菜所需要的食材，但是你也许能够创造出一道融合金橘的甜味和酸味的新菜。这种像葡萄一样大小的水果，最佳的烹饪方式是什么呢？你可能不会用水瓜柳蛋黄酱，而是想试试柑橘糖浆。最后你做出来一道跟奥托伦吉的水煮嫩菜口味完全不同的菜品。你发明出自己的菜品。所以，溯因是一个创造性的时刻，是运用自己的已知，然后超越自己的已知去尝试新的东西。你有了意料之外的观察结果，形成了最有希望证实的假设，就是溯因。当然，是原本的食谱启发了新的菜谱，就像架子上其他烹饪书也同样提供了灵感，但自己的可能性成真的那个时刻实在是令人振奋。

科学研究中的溯因，是基于意料之外的研究发现提出新的假设这个过程的组织逻辑。知道自己有兴趣探究寻常的可能性，同时也对这些寻常的可能性无法充分解释的、新的、意想不到的发现持开放态度，溯因解决的就是二者的张力。溯因需要对大量的理论都有深入的理解，才能既在熟悉的土地上游刃有余，又能在进入陌生地域时探明方向。在使用创新性方法收集数据时，例如一个新的田野地点，一系列新的问题，一群被忽视的相关利益者等，溯因逻辑才能最好地发挥作用。另外还需要有足够的数据，才能体现不同分析维度之间的差异。简而言之，理论意义上的意外发现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而是植根于你怎样阅读同行的理论成果，以及怎样开展自己的研究。

《溯因分析》一书旨在提出一种新的认识论。我们构建了有关意义创造的实用主义符号学，解释了为什么编码过程中的陌生化也会有所帮助，强调了写作时着眼于探究共同体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在书中举了一些例子，不过本书更多的是我们的再思考，而不是一本操作手册。观察者指出，一些研究者已经在开展类似溯因分析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实现了自己的承诺：找到了不同学科的受众，大多数有关溯因分析的参考文献，都来自可以放心地说自己的工作也是规范的方法论的研究者。然而，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们都不仅满足于重新包装现有的实践。我们的目标是促进理论构建，这也是质性研究的优势。不过我们也承认，第一本书不会告诉你到底应该怎么去实现这个目标。

挑战在于，我们并没有，其实也不可能会有一个关于意外发现的傻瓜式的简明教程。我们再回到烹饪的例子。演绎法会给你一个可以照着做的食谱，归纳法会告诉你如果你把冰箱里的食材组合起来能做出一道什么样的菜，而我们描述的溯因观点的灵光一现，则需要认真关注冰箱里有什么，深刻理解不同的烹饪书，知道怎么协调不同食材的烹饪时间，才能做出一道新菜。这些怎么可能通过书的形式来教？这种知识来自在不同厨房里多年的实操。只是记住食谱，不会让你成为大厨。不过，虽然溯因式烹饪没有捷径，我们还是可以给你讲讲怎么规划采购，去冰箱和食品柜里找什么，以及怎样阅读烹饪书。

本书旨在把我们有关溯因的想法转化为具体的研究实践。我们认为，溯因分析是一种 不同的 质性研究方法，而不是仅仅给现有的研究方法贴上不同的标签。溯因分析是指明确地设计能够使数据中出现意外发现的可能性最大化的研究；以不同的方式处理文献；采取使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观念来进行数据编码；撰写研究报告时进行充分思考和反思，以形成溯因观点。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说明，从你开始思考要做研究的那一刻起，从收集第一批观察结果到形成最终的报告，溯因是怎样贯穿研究项目的始终。溯因法需要一种分析敏感性，使你沉浸到文献中，指导你收集经验材料，还要在这些观察结果出现时加以运用。意料之外的发现不会凭空出现，你必须去培养这样的发现。本书将会告诉你，怎样换一种角度去思考自己的研究，以找到意外发现。

这本书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所指的质性研究结合了经验叙事和理论叙事。我们赞同华康德（Loïc Wacquant）的观点，“生动的民族志和强有力的理论绝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加强前者的最佳策略是增强后者”（Wacquant，2002：1524）。我们假设你也和我们一样有通过质性研究进行理论构建的目标，否则你为什么会读这本书呢？但是，也许我们不应该假设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也许应该先去证明理论构建本身是值得付出努力的。毕竟，其他处理经验材料的方法也很有说服力，而理论绝不是那些方法的核心。

在质性探究的许多热点问题中，研究者的主要出发点并不是理论构建，而是从事应用研究。例如，许多质性取向的医疗研究者的目标是在公共卫生、医疗或健康服务框架中取得更好的成果。他们会审视为什么病人不接受医疗手段，或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广告怎样销售药物（Paterniti et al.，2010；Schoenberg，1997）。还有的质性研究者把自己的技能用到技术公司，生产能够有市场的产品。施乐公司（Xerox）的研究部门已经组建20多年，其中包括研究人机交互的民族志学者，他们试图设计出直观易用的复印机。他们的某些工作，特别是首席研究员露西·萨奇曼（Lucy Suchman）的工作（Suchman，1987），也涉及理论构建，但该部门的目标是帮助工程师设计对用户友好的机器。从全球来看，许多质性研究者，也许是大多数质性研究者，都是基于合同来开展研究，他们投标政府项目，申请基金，向资助机构提交建议书。由于这些机构很少对推动理论发展感兴趣，所以质性研究者更像是让它们的资助结构好看一些的顾问或专家。资助机构常常会花钱来做数据收集，但给分析提供的经费却很少，所以最终的出版物主要呈现的是描述性观点。

一些出色的研究也并不以理论创新为目标，而是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证实许多人已有的猜想。德瓦·佩格（Devah Pager）用实验方法对求职者进行种族画像的研究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她发现雇主们雇用一个身负重罪的白人男性的可能性，比雇用一个没有犯罪记录的黑人男性的可能性要大得多（Pager，2003）。这个研究在理论上没有创新，但在揭露劳动力市场制度性的种族偏见方面却十分重要，佩格的研究涉及重要的政治较量，因此而极具意义。在佩格的追悼会上，作家塔——内西·科茨（Ta-Nehisi Coates）谈到她的研究证实了有色人种的经历，为他们提供了决定性的论据，从而反驳了那些说歧视“只存在于想象中”的说法。

还有一些研究者被质性研究人文主义的一面所吸引，对抽象化和理论化的目标则不感兴趣。质性研究者的首要工作，就是深入贴近地形成人类状况的纪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并不孤独，而是与记者、拍纪录片的人和小说作家共同身处在一个拥挤的场域。纪事一方面是外部的人向内看，另一方面是内部的人向外看。他们会通过社交媒体、访谈、博客、纪录片、新闻文章、评论文章、自我反思、日记、网络群组、视频和回忆录等方式，讲述自己和彼此的故事。

虽然人文主义、例证型和应用型质性项目开展质性研究还有其他目标，但即使目标不是构建新的理论，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自觉也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也许这些研究在理论上可以更大胆。事实上，这类研究传统中最强有力的例子，也都内含着理论的维度。

萨奇曼为施乐公司所做的工作极具影响力实非偶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深厚的社会互动论和民族志方法功底。忽视理论的应用研究，其应用也有受到局限的风险。同样地，一些最好的研究看起来只是“证实”理论，但实际上并不囿于此。例如，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那本经典的《不平等的童年》（ Unequal Childhoods ）可以看作是证实了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形成和文化资本概念。但拉鲁的书也因方法论的创新而闻名，她把自己置身于拥有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父母的家庭中，去观察不同阶级的社会化过程。《不平等的童年》从经验和理论上阐明了家庭和学校中不同阶级的社会化机制，方法论无疑是让这本书如此引人入胜的重要因素。

在人文主义研究方面，开展质性研究的一个常见的理由，是研究本身能够揭示并消除受众对一个共同体的看法和这个成员的行为之间的分歧（Katz，1997）。研究者通过大量的观察证明，那些被斥为不正常的人毕竟也是人，而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或被媒体美化的人，他们的缺点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多。这种访谈研究或民族志方法用普遍的人文主义来看待极端行为，同时也描述了文化的特异性。如果没有理论和概念，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哪怕这些理论和概念不过是被放在尾注里。最广为人知的质性研究著作，无论是米切尔·邓奈尔（Mitch Duneier）的《人行道王国》（ Sidewalk ）、马修·德斯蒙德（Matt Desmond）的《扫地出门》（ Evicted ）还是特雷西·麦克米兰·科顿（Tressie McMillan Cottom）的《深刻》（ Thick ），都广泛地借鉴了社会理论。但你需要阅读这些文献，才能知道作者在文本中是在跟谁对话。他们的人文主义研究项目不仅具有理论维度，还发展了理论维度，因此吸引了本来就对某个具体研究领域感兴趣的人以外的读者，也因此而与新闻记者富有人情味的报道区分开来。

虽然开展质性研究有许多种理由，并且每种理由都受益于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不过我们所倡导的这种方法，能够充分发挥科研人员作为学者的理论技能。质性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尽力避免研究对象被视为无足轻重。有了理论，研究才能超越一个小小的具体领域。开展我们所倡导的这种研究的理由，是我们发现了一些与直觉相悖的、出乎意料的东西，并从中构建出理论。我们的目标是基于学术成果，培育一种处理质性数据的特定手段，从而做出理论和概念上的贡献。这些概念和理论化不仅仅是对相关经验的抽象，如果成功的话，还能启发新的视角，形成新的研究焦点。如果理论能证明一个地点发现的模式对另一个地点发生的事物有所启示，那么其中必然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

举个本书的两位作者都很欣赏，随后也会在本书中再次提及的例子。雷伊·斯塔（Leigh Star）和詹姆斯·格里塞默（James Griesemer）在研究一所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鸟类标本收购时，提出了“边界对象”（boundary object）的概念。他们将边界对象概念化为一种磋商策略，适用于持不同利益的各方不需要也不想要彼此冲突时的情境。一个边界对象会足够统一，所以具有某些共同的意义；同时也足够有弹性，在不同的社区中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意义（Star and Griesemer，1989）。边界对象的概念本身 就是 一个边界对象，就证明了边界对象的作用。这个概念得到广泛传播，用于调解千差万别的情境。已有数十项研究使用到边界对象的概念。研究者用边界对象来审视相同的议题怎样对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意义，而不需要分裂原有的议题，或是将原有的议题折中为一个主导的比喻。同时，这个概念还证明了社会互动中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即含糊其词在协调行为和弥合观点中的积极作用。成熟的理论和概念很有用，超越了它们的发端，会成为智识的必经之点，成为看待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成为传统的延伸和对未来的学术研究的启示。

作为学者而倾尽全力，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容忍全是术语又难以理解的学术词汇，或是赞成僵化的理论框架。尽管我们喜欢皮尔士，但我们并不喜欢他的术语，他对深奥的词汇有着莫名的偏爱。读者将会清楚地看到，我们更喜欢灵活的概念，这些概念凸出明显的维度和已经通过反复应用证明有效的中层理论，来抽象化观察结果。不过，这也的确说明了我们的方法的特点，即从其他理论框架的坚实基础出发，明确地去思考理论。

我们在观察结果中寻找意外发现。意外发现不会突然跳出来，我们要基于现有理论，分析性地探究和对比观察结果去发现这些偶然。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同寻常或令人困惑的发现时，就需要调整自己的理论框架，才能正确地处理这些发现。我们也会收集更多的观察结果，审视其他可能的解释。因此，溯因分析不仅是一种分析方法，也是一种研究取向和抽样策略。我们基于实用主义思想和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历史，认为理论构建是在摸索中前进的（Swedberg，2014）。理论构建由一个探究共同体开启，其价值取决于是能够抓住你的社会学想象力、激发更多的研究，还是最终被遗弃在尘封的图书馆书堆里。

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同样的问题：我们到底怎样才能通过意料之外的发现实现理论构建？如果我们不遵循扎根理论的常规方法，又应该怎么 做 ？我们发现，有些回答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这是一些专业的研究方法著作（Abbott，2004；Becker，1998）。有几本方法论书籍中全是启发式提问，聚焦用不同的方法来分析和梳理观察结果，换一种方式来审视，从而知道应该怎样推进自己的工作。我们建议，启发法可以用来作为灵感的来源。如果回到我们烹饪那个隐喻，这就像是作者告诉你分别按照材质、按照风味、按照烹饪时间来组合食材，看看这样做能够让你怎样重新思考自己的烹饪选项。在许多情况下，这正是激发你烹饪想象力的灵感源泉。

这本书不会停留在启发式提问。我们的目标是给你提供核心操作方面的建议，包括怎样整理冰箱，怎样组织采购才能实验有趣的食谱，怎样学会思考不同的烹饪书提供的不同可能性等。抛开烹饪的比喻，我们的目标是组织研究架构，使你对拥有理论潜力的意外发现具有敏感性。技巧当然很有用，但通常只是研究者全部才华的一部分，而且总是在研究过程的后期才会用到。从你决定一个田野地点比另一个更有价值的那个时刻，到你在一次访谈中决定问这个问题而不是那个问题，研究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在为理论化做准备。

作为一名质性研究者，你要处理好自己的研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你的成果中可能会包含一些与某些人对世界运转方式的假设不同的观点。你要在其他人会看到明显分歧的地方，建立起联结。你要证明人们觉得很平常的结果其实很少真的能实现。同时，你的研究不仅和普罗大众对世界的认识相悖，也会与研究同僚们对世界的认识相悖。因此，质性研究在理论基础上常常是颠覆性的。如我们所述，这种颠覆的潜力在于你提出的问题、你在研究中采取的观点和你收集的素材。

内容概要

本书将带你走过研究过程中的不同时刻。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概述溯因分析的一些基本原则，然后就开始深入探讨怎样开展能够产生意外发现的研究。我们从理论开始：你应该读什么，怎样读，读到什么时候为止。我们用 地图 和 指南针 的比喻，证明文献能够为你提供“预期的里程碑”，这些里程碑能够指引新的理论道路。我们建议你要熟悉自己所在的子领域的理论结构。除了实体理论（substantive theory），社会学中还有更多抽象的导航工具。像布迪厄的惯习、资本和场域，互动论的情境定义，还有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聚集视角等，这些理论都不会告诉你某个特定的领域是什么样的，然而，它们会告诉你怎样穿越不同的地域，以及可以期待 什么样 的现象。

建构理论地图以理解社会生活，不只是社会科学家在从事的工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在发明理论，以帮助自己学会怎样根据已经发生的事物去采取行动。我们强烈建议你认真关注作为你的研究对象的人的想法，以及他们当前的关切。我们将这个原则称为 参与原则 （principle of engagement），这是质性研究最重要的方法论准则之一，贯穿本书的始终。你当然不应该按照你的对话者（interlocutor）所见定义某个他们身处其中的特定的社会，但我们认为，真正理解他们的关切和想法会对你有所帮助。这不仅是一种正确的道德立场，也是一种实用的分析立场。听听人们怎么摆布自己的世界，会像阅读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一样，催生出意外发现。溯因出现的时刻，就源自所有这些理论灵感。我们鼓励你策略性地阅读文献，以它们为基础，设定自己的研究预期。

接下来的一章将关注研究设计问题。我们将民族志和访谈研究作为两个最主要的方法论基础，认为质性研究设计的难点，在于聚焦和去焦研究、近距离观察特定问题和远距离分析社会生活的相互联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所有的研究都需要收集足够的数据，才会有产生意外发现的可能，不过不同的质性方法面临的挑战不同。在几乎无比灵活的参与式观察法中，我们需要在不断变化的研究中保持 聚焦 （focus）。为了保持聚焦，我们可以增加一个田野地点作为对比案例，或者在参与者日常生活的不同地点对他们进行影子研究。而访谈设计受到问题形式和时间的限制，比民族志方法要严格得多，我们在访谈问卷中要注意广度，特别是在研究初期要有策略地对问题进行去焦，才能使意外发现出现的可能性最大化。由于聚焦和去焦的相互作用，我们组织研究的方式与社会科学领域的通常做法有所区别。我们提倡要不断地、敏捷地调整，分析观察现象的细节，回过头来探索被其他人忽略的方面，这样才能注意到意外发现。

讨论完研究设计之后，我们将在第5章和第6章进入分析工作的体例部分，即编码。我们从扎根理论的开放编码的一个更加系统的版本开始。在最初几轮编码中，我们试图获得对数据的更深入的、陌生化的感觉，采取的主要手段是对数据引人注目的结构进行图示分析和详细描述。我们对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 动机语法学 （grammar of motives）进行了调整（Burke，1945），同时借助了至少从亚里士多德时代流传至今的修辞问题：谁做了什么、何时、何地、何种方式、有何实际后果。就我们的观察结果提出这些基本问题，能够使我们关注到访谈或田野数据中那些要么觉得理所当然、要么被完全忽略的东西。这种开放编码有两个好处：首先，使我们思考数据中的行动和互动是怎样推进的，从而寻找田野中的过程，特别关注其中的机制性解释；其次，帮助我们看到仍然未知的东西，既包括我们的对话者提到的内容，也包括数据中的沉默和空白。因此，编码为我们的数据收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这就是为什么要在田野工作过程中尽早开始并持续进行编码，而不能等到田野工作的最后。

第6章是对开放编码的补充，这一章的重点是 聚焦编码 （focused coding）和 指标案例 （index case）。开放编码试图从观察结果的“噪声”中解码出一个有理论前景的主题，而聚焦编码重在阐述你根据经验和对现有文献的熟悉程度推测出的那个主题的确具有理论前景。虽然这些主题反映了数据中的模式，却并不是从数据中“出现”的，而是早已体现在你用到的相关理论传统中。 指标案例 像是数据中的“零号病人”，锚定了研究结束后形成报告时的经验叙事和分析叙事。选择指标案例并评估它的效用，然后基于指标案例来审视差异，这就是聚焦编码的重点。

在第7章中，我们呈现了一种路径，在你还不确定在自己的研究项目中什么值得追求时，采取这种路径最有效。我们再次回到参与原则，你的责任就是认真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从丰富的理论写作传统和我们作为研究者的实践经验出发，我们聚焦自己所研究的社会世界中的 张力 （tension），用这种方式来加深对这个社会世界的熟悉程度。我们借助文化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对幽默和仪式的研究，概述了在我们所研究的世界中寻找“结构中的笑话”的价值。我们不是为了揭露 到底 在发生什么，而是因为理解这些张力背后的深层模式，能够为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研究项目的理论问题提供线索。

在第8章中，我们证明写作过程充满了各种分析性的决定：把什么写进来，怎样叙事，怎样回应可怕的2号审稿人，还有怎样吸引受众。这些决定不只是装门面而已，而是实实在在地构成了你的理论贡献。写下自己的研究过程也就成了一种能力的考验（trial of strength）：你觉得意料之外的东西，真的有那么新颖、那么出人意料吗？你觉得什么才是意料之外的发现？你觉得自己能够怎样进行理论干预？可能都需要做出巨大的调整。溯因适合先设定意外发现、再得出理论结论的文本组织形式。我们鼓励你使用这种形式，采取一种能够加强你的理论构建而不是模糊你的理论构建的写作风格。我们提倡用文字到数字再到观点的方式进行反思性写作，以此来说服你的受众，让他们接受你想让他们读过之后能够获得的那些东西。

第9章是全书的总结，是对质性研究的反思。最后我们还增加了附录，说明溯因在新兴的计算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地位。过去几年中，该领域已经建立起“大数据”溯因 方法。

最后，我们自己的方法也要经得起实用主义信条的检验：如果我们强调意外发现的时刻，这对研究过程到底有什么贡献？评判本书的标准是能不能使你的工作有所改变，无论是在设计研究全局时，还是进入研究的许多具体方面，这种改变要体现在你将在电脑屏幕上打开的文件夹里；体现在你增加到自己的访谈问卷的问题上；体现在你写文章和写书时怎样组织数据结构的方法中。我们希望，这些或大或小的改变能够贡献于有创新、有创意的理论建构。 zPsQu3PQS3+GbOEDgCJwUmsZfDn0EiV7rQr3LGPGSSrEDuVkchOEXgxe1WKPyL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