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接触并学习政治
（1807—1812年）

如果知道如何去战斗、如何获得胜利，就不需要再掌握其他知识了。

If we know how to fight and how to win, little more knowledge is needed.

克劳塞维茨的战斗结束在了普伦茨劳，普鲁士的战争还在继续。腓特烈·威廉退到了德意志北部偏远小城梅默尔[Memel，现立陶宛的克莱佩达（Klaipėda）] ，在那里重整残军。前面我们知道，沙皇亚历山大已经决定为普鲁士提供援助，1806年11月1日，俄国军队进入东普鲁士地区，就在4天前，拿破仑的军队已进入普属波兰地区。此时，拿破仑还在加紧构建供给系统，为冬季会战做准备，以便在时机成熟时发起进攻。12月底，法军开始向华沙方向机动。拿破仑一压进，俄军先行退出华沙。 俄军发动了一次突然反攻，令拿破仑大为吃惊，他集中兵力在东普鲁士反击。2月7—8日，法俄两军在柯尼斯堡以南约40千米的埃劳（Eylau） 再次交战，8000普军支援俄军。暴风雪交加中，两军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会战 ，最后俄军退向柯尼斯堡，双方伤亡官兵4万人，其中超过一半是法军。战争仍在继续。普鲁士的主要要塞均已失陷，且多数败给了人数与装备均不如己的法军，只有西里西亚进行了抵抗。后来，克劳塞维茨分析认为，普鲁士是因防御准备做得太糟糕才导致了这可怕的多米诺骨牌似的投降。老迈、疲惫的将军们各自为政，没有齐心协力定下扭转大局的决心；被侵略者一击，在巨大的失败面前，普鲁士的抵抗意志便如同纸板房子一样倒塌了。 ¹

经过冬季的休整，战事继续。5月初，拿破仑命令前线各军开始集结，继续推进对东普鲁士的征讨。5月底，普鲁士波罗的海城市但泽（Danzig） 被攻陷。1807年6月14日，法俄两军在弗里德兰[Friedland，现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普拉迪斯克（Pravdinsk）]开展争夺战。俄军最终不敌法军，向东部败逃。据估计，俄军在这次会战中的损失约为1.5万人，其惨状不亚于奥斯特利茨会战。这次失败促使沙皇亚历山大决定更改策略。 ²

1807年6月25日，拿破仑与亚历山大会晤于提尔西特 ，这次著名的会谈是在涅曼河（Niemen）上的一个木筏上进行的。拿破仑根本没把普鲁士当成一个强国对待，法俄两国皇帝均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对普鲁士来说则成了灾难，它没有主动权，只能被动接受。经过十多天的谈判，法俄于7月7日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Treaty of Tilsit），两天后的7月9日，法国与普鲁士也在提尔西特签订了和约。这两个条约让普鲁士损失了一半的土地和人口，同时背负了巨额的战争赔款。 1808年9月，腓特烈·威廉签订了另一个耻辱的协定。这个协定要求普鲁士保持中立，并将军队员额限制在4.2万人以内，并禁止其组建民兵，不可征兵。 ³

1806年11月，当奥古斯特亲王与父母团聚时，克劳塞维茨回到其曾经的驻地诺伊鲁平，在那里等候陪同亲王前往法国接受拘禁的通知。拘禁这种方式在他当时的时代是处置高级战俘的典型方式。一位被俘的军官，特别是像奥古斯特这样的王室成员，如果本人同意在官方正式交换战俘前，不再拿起武器作战，就将在战争期间被限制自由。作为亲王副官的克劳塞维茨随同亲王接受这种处置。在等候通知期间，克劳塞维茨又恢复了与玛丽的通信，同时撰写了3篇关于1806年会战的系列书信体文章并结集成文，很快以匿名方式发表在《密涅瓦》（ Minerva ） 杂志上。这篇信札发表于1807年2月，其中的思想对于其后期理论的发展非常重要，特别是他在信中最早展露出对于战争中非物质因素的重视。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仅依靠血肉之躯和枪炮弹药，而不考虑精神因素更狭隘的了。” ⁴ 同时，他强调了“德意志”而不仅仅是“普鲁士”这个概念，他正在成为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建立的帝国在欧洲产生了多重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唤起了普遍的民族主义。在克劳塞维茨所处的时代，“德意志”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法国的扩张和其权势的扩大，激发了统一德意志的理念，这一理念又转化为政治上的团结。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激情，对古典时代的倾慕，又进一步滋养并强化了许多德意志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思想。克劳塞维茨阅读这些知识分子的著作——歌德和费希特（Fichte） 可能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从中汲取智识营养。而他自己热忱的天性似乎也使得这些思想更易于被年轻的他接受。

会战的失利及其所带来的耻辱对克劳塞维茨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他的那些信中显露无遗。给玛丽的信中，他说：“那些不堪回首的经历，流血的伤口，深深刺痛了我的思想。”他曾经期待，或者说他需要通过作战为自己赢得荣誉，他也曾相信自己的祖国需要通过胜利来彰显强大。但是，胜利女神没有如愿所至。会战中的某一时刻（也许是在普伦茨劳），他感到自己的祖国“已经被命运遗弃，并被抛入绝望的怀抱，普鲁士成为命运之神为死亡或不朽的事业而玩弄的傀儡”。但他仍对祖国和自己的未来抱有希望，并认为自己与祖国的命运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他努力保持谦逊——“个人的命运只是万能的主宰各国命运的天平上的一个微小的砝码”——但是，正如他对玛丽所说，“我必须说，我无愧于你对我寄予的小小的期待”。 ⁵

1806年12月30日，法方要求奥古斯特亲王前往法国的南锡，克劳塞维茨随同前往。克劳塞维茨的战俘待遇可能让现代读者感到吃惊。在那个时代，他们不必面对像安德森威尔（Andersonwille）战俘营 或英国监狱船（British prison hulk） 那样可怕的境遇，需要忍受的最糟糕的事是无聊——这一战俘普遍面临的问题。

在他与奥古斯特亲王从普鲁士前往法国的途中，克劳塞维茨路过了他1793年第一次参战的战场，看到当时会战的残迹，以及仍然处于一片瓦砾废墟中的美因茨城，同时还碰到了奥厄施泰特会战中的普军战俘。他说，最令人不快的时刻是离开德意志，听到的只有法语时。我第一次感觉到德意志的创造精神丧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语言环境的变化让他更为思乡，在赴法路上写给玛丽的信件中充满了他对自己祖国命运的忧思——有时也有对自己命运的感伤。“我的身体是强健的，”他向玛丽写道，“但精神上却不是。”“我非常非常沮丧。” ⁶

1月中旬他们到了南锡，但他的精神始终消沉，即便去巴黎的旅行也开心不起来。战争期间听不到朋友们的消息加重了他的忧郁情绪。沙恩霍斯特还活着的消息让他精神振奋了一些，他被拘禁以来还没有遇到一个让他特别心仪的德意志朋友。“唯一能使我快乐起来的是你的那些来信和回信。”他对玛丽说。如何度过拘禁时光是一个问题。他不想用学一件乐器来打发时间，觉得在这上面获得的回报不值为之所花费的时间。 他决定提高自己的数学和法语能力，并坚持记笔记（这些笔记本后来都遗失了）。很快他就可以讲流利的法语了，这一技能让其职业生涯格外受益。 ⁷

克劳塞维茨还告诉了玛丽一件发生在他与一位法国军官之间的不快，这位法国军官不但将法式傲慢展露无遗，而且对德意志表现出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态度：“我最近与一位年轻的法国上校接触较多，他是梅斯（Metz） 一所军事工程学校的校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在一次并非由我挑起的话题聊天中，他对我说话的态度俨然就像我是他最小的学生。”克劳塞维茨立刻结束了与这位军官的谈话，转向与一位女士聊些轻松的话题。“我以一种乐观的态度来记住这件事，不仅因为这是民族性格的一部分，还因为我也自问：是否会有一个德意志人像他那样，在对他人毫无所知的前提下，以这样一种可笑的假设 来对待他人？” ⁸

2月底，亲王又被命令离开南锡转到其他地方去 。巴黎附近有4个地方可供选择：桑利斯（Senlis）、博韦（Beauvais）、莫城（Meaux）或苏瓦松（Soissons）。奥古斯特选择了苏瓦松。他们于3月1日离开南锡。这件事促使克劳塞维茨思考法国人性格中的狡诈性，并担心法国是否会以奥古斯特为筹码做更多对普鲁士不利的事。在去苏瓦松的路上，他们参观了兰斯（Rheims） ，为这里的大教堂所倾倒（克劳塞维茨习惯性地对旅行中的建筑进行评论） 。3月14日，他们离开苏瓦松去巴黎游玩了14天。旅行中，奥古斯特使用“穆勒（Müller）”这个化名，他们去看画展、艺术馆，观赏戏剧，参加了几个著名沙龙的聚会。克劳塞维茨向玛丽倾诉：“上帝知道，这样的旅行与我的心绪是多么地格格不入！” ⁹

当他们在兰斯参观时，克劳塞维茨由这里教堂的大钟，联想到他曾参观过的其他教堂的大钟，他写道：“钟作为宣告我们祈祷的崇高的声音，没有什么比它更接近于基督教所产生和培植的感觉了。”目前并不能确切知道克劳塞维茨是否认同基督教信徒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克劳塞维茨的一位法国传记作家怀疑他是新教的信仰者，但这也没有证据支持。在他这段时间所撰写的《关于历史与政治问题的笔记》（“Notes on History and Politics”）一文中，克劳塞维茨对宗教进行了一些评论，但里面没有明确地透露出他是一位传统的基督教徒。他确实在信中多次提到“上帝”，尽管有些像套话，如：“上帝给我一天生命我就努力一天，直到生命的终点。”1807年10月5日，克劳塞维茨在写给玛丽的一封信中说：“宗教不应分散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注意力；它是一种神圣的力量，按它的指引去做就会拥有高尚的生命和生活。如果我没有因为宗教的激励而做善事，产生伟大的理想，甚至获得希望，那只能说我没能将宗教信仰灌注到我的身体里。”同时，正如他所补充的那样，他不能也不会“把目光从现世移开”。 ¹⁰

在巴黎的时光对于克劳塞维茨来说并不那么惬意，他向玛丽抱怨亲王那“寻欢作乐的生活”。这与克劳塞维茨内向的性情正相悖，亲王越是寻求轻松、刺激的生活，就越让克劳塞维茨感到勉为其难。克劳塞维茨认为奥古斯特正在虚掷他的青春年华，当然，克劳塞维茨有些过于急于根据眼下的经历下判断了。拘禁生活对许多行为的限制让克劳塞维茨感到很沮丧，他向玛丽倾吐说，“我感到自己内心有一种为崇高目标而奋斗的热望”。普法之间的战争还在继续，他为自己不能参与其中感到气恼。但是，他也对这次参战经历进行了反思，“其中充满了糟糕、痛苦的回忆”。即使这样，他还在渴望胜利，对他来说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诱惑”；虽然看到普鲁士军队在这场战争中没能展现出获胜的实力，但这种渴望还是在他的心中挥之不去。“就我所掌握的军事艺术 知识而言，我没有看到我们的军队展现出一丝一毫的获胜潜质。”他认为领导力，像拿破仑那样精力充沛、富有创新和进取能力的统帅是法军胜利的关键要素之一。“我知道，胜利是由深思熟虑后的果敢、创新、迅捷来保证的（这就是那位年轻将军的优势——他以自己与生俱来的创新天赋让其对手们震惊）。”事实上，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为这样的将军：“我现在哪也去不了，也许有一天，在我年老体衰、步履蹒跚时，人们会将国家的命运和军队的领导权托付给我和其他像我这样的人。” ¹¹

难怪克劳塞维茨在流放他国期间总是流露一股忧郁情绪，普法之间的战事还在继续，围绕在他四周的世界正在坍塌，而他对这一切都无能为力，只能袖手旁观。玛丽的信件是少数几件能让他高兴起来的事。就在结束战事的《提尔西特和约》签订前不久，他写道：“我只担心和平；人们越想实现和平，危险就越大。”就在27岁生日后不久，他写信给玛丽说，由于自己没有接受过连续、系统的教育，再加上成长和生活环境的局限，他认为自己在智识上是“一块百衲布，因此是一件非常不完美的产品”。 ¹²

8月1日，亲王和克劳塞维茨结束拘禁，可以离开苏瓦松，但由于护照问题，还需要再等两个月才能回国。于是他们决定去从未造访过的瑞士（当时为法国所占领）旅行。8月5日，他们到达日内瓦（Geneva），闲逛时商议8号去萨伏依看雪山，然后11号取道日内瓦去洛桑（Lausanne），再到科佩（Coppet）长住一段时间，好好体验一下史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 的文学沙龙。 ¹³

对克劳塞维茨来说，与史达尔夫人相处的这段日子，是他战俘经历中最舒畅的时光，夫人高品位的学养深深打动了他。史达尔夫人对克劳塞维茨和亲王也非常欣赏，称他俩为“两位杰出的德意志人”。对于这样的评价，克劳塞维茨写道，“我们两个为此感到非常骄傲”。 克劳塞维茨远非第一个对她如此欣赏的人，但他对另一位经常在沙龙中出现的女性雷卡米埃夫人（Madame Recamier） 却不怎么恭维。雷卡米埃是位远近闻名的大美女，克劳塞维茨却将她评价为“非常平庸的交际花”，得出这一不友好的评价很可能因为奥古斯特亲王对她非常迷恋，甚至陷入单相思，以致和平协议已经签订，他仍不督促护照之事，这让他们为等护照又延耽了3个星期，克劳塞维茨很是恼火。虽有不愉快，但克劳塞维茨没有停止他对这场战争的反思，其中既有对自己个人层面的自省，也有对德意志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缺陷的检视，并认为这些缺陷均可在战争中克服。他宣称：“在战争中，一个充满活力的广阔领域被打开了，如果让我说出灵魂深处的秘密思想，我将是最暴力的。我将以残酷战争为鞭子，唤醒懒惰的野兽，并教它勇敢地打破因怯懦和恐惧而给自己套上的枷锁。” ¹⁴

在瑞士期间，克劳塞维茨和奥古斯特还参观了一所颇具革新性的学校。该校由著名教育家约翰·海因里希·佩斯塔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创办，其教学方法给克劳塞维茨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此还写了一篇名为《佩斯塔洛齐》（“Pestalozzi”）的论文 记录他在这里的所见所闻。佩斯塔洛齐摒弃了传统的老师填鸭、学生死记硬背式教学法，采用追问式教学，即老师向全班同学提问，在学生给出的回答的基础上提出更多的问题，通过这样一问一答不断地追问，帮助学生逐渐发展出自己的结论，由此将学生培养成一个主动思考、探寻的学习者，这本质上就是苏格拉底式（Socratic）教学法。克劳塞维茨一生都对教育和教学方法感兴趣。在巴黎，他还参观过聋哑人教育学院，对他们的教学方法非常赞赏。他还阅读并喜欢上了德意志浪漫主义运动时期著名作家卡尔·威廉·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Karl Wilhelm Friedrich Schlegel） 的作品。在整个拘禁期间，克劳塞维茨也在思考自己的职业发展。他不愿继续当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于是给导师沙恩霍斯特写信，看有没有其他岗位选择。促进这件事需要“耍点小滑头”，因为国王可能会追问调岗的理由。克劳塞维茨也考虑过向曾经的罗马将军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 学习，暂时退役，去“研究军事历史和战争艺术，同时静待国家需要他重新穿上军装的时刻”。 ¹⁵

1807年10月7日，终于等来了护照。克劳塞维茨和奥古斯特遂放弃了去意大利和罗马旅行的计划，踏上了回国之旅。在阔别10个月之后，他们于11月初抵达柏林。这时的柏林已经变成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沃土，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诗人兼作家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 （后来成为克劳塞维茨的朋友）等知识分子云集于此。浪漫主义运动 与启蒙运动 是相对而生的，是对启蒙运动中那些不成熟的理念，无神论的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对。是的，科学与理性固然重要，但人也是感情、情感和精神的产物，过去的许多经验仍然重要。但德意志版的浪漫主义充斥着反法情绪，许多年轻的德意志人，也包括普鲁士人，将启蒙运动看作是法国占领者的异族文化，缺乏灵魂，因而浪漫主义具有独特的“德意志性”。 ¹⁶

大失败不仅深深触动了克劳塞维茨，也同样狠狠刺激了普鲁士的军界与政界，决心对军事与政治施加改革，以求增强军政实力。克劳塞维茨被卷入了那场改革运动。参战、战败、受拘禁，这些经历拓宽了克劳塞维茨的视野。后来他这样描述自己：“从任何角度讲，笔者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鲁士军官。因此，如果说他对普鲁士军事制度的看法与大多数战友有所不同的话，那也只是独立思考的结果。尽管他天生就热爱自己的祖国和职业，但是在他看来还是有很多东西是非常不完善的。”他说，他“感到有必要毫不隐讳地把这些弱点揭示出来”，从而帮助“普军在其完全垮塌前将它重整起来”。 ¹⁷ 在克劳塞维茨的心中，建设一支新型普鲁士军队，乃至一个崭新的普鲁士国家——没有军队的普鲁士不能称为普鲁士——是自己对祖国母亲的情怀。

坐在普鲁士权座最上首的是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他是一位过于谨慎多虑、优柔寡断、内心矛盾的君主，但内心仍有抱负，不想成为拿破仑控制下挣扎的又一个德意志小君主，因而不甘心以失败作为一切的结束，于是愿意接受与其心灵深处的信念相背离的改革。但是，腓特烈·威廉需要一个干才来组织改革，这个人要有决心、有能力推动必要的改革。腓特烈·威廉将卡尔·冯·施泰因从拿骚召回，任命他为事实上的首相。由此确保了政治改革的推进，当然任命施泰因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¹⁸

我们前面已经提起过，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卡尔·冯·施泰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而且是一个出了名的“暴脾气”。腓特烈·威廉曾经因为“顽固、傲慢、固执和不服从”免过他的职。他的行事风格与沙恩霍斯特截然相反。沙恩霍斯特负责领导军队改革，更倾向于通过委婉柔和的方式促成变化。但不论是施泰因还是沙恩霍斯特都认为，如果没有人们对国家真诚热切的爱，是难以实现革新的。“最关键的一点，”施泰因于1807年写道，“是要在全体国民中唤起一种道德的、宗教般的爱国主义精神，再激发他们为国家解放和民族尊严而献身的勇气和信心，在此基础上，抓住最有利的时机掀起一场为摆脱异族奴役而不惜流血和牺牲的斗争。” ¹⁹ 他们想要动员起普鲁士人民的爱国力量，就像拿破仑和法国大革命在法国所唤起的民族力量那样。

施泰因、沙恩霍斯特等改革者深切地认识到，必须要进行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让普罗大众，也就是普鲁士的农民和中产阶级们关心自己祖国的命运，扭转他们固有的认为国家是在利用和压迫自己，自己只不过是被动的忍受者的观念。施泰因于1807年废除了农奴制，并在1808年通过给予地方市政府自治权实现了权力下放， 但在实行某种形式的国民代表大会问题上遭到了反对。 ²⁰

因在奥厄施泰特会战中的英勇表现，沙恩霍斯特立刻得到重用，并在普军大退却时担任坚强的领导。腓特烈·威廉决定依靠沙恩霍斯特来建立一支新型普鲁士军队。1807年7月，国王组建了军事改组委员会（Military Reorganization Commission）。虽然开始时受到一些挫折，但沙恩霍斯特最终成为委员会的领导者 。委员会成员有过多次变动，但始终全部由军官组成，其中包括沙恩霍斯特、奥古斯特·奈特哈特·冯·格奈泽瑙、赫尔曼·冯·博延（Hermann von Boyen） 、卡尔·威廉·格奥尔克·冯·格罗尔曼（Carl Wilhelm Georg von Grolman） ，这些人在1806年前在普鲁士军中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对于他们的任用实质上意味着打破了由贵族把持军队的局面。沙恩霍斯特的父亲是一名中士；格罗尔曼的父亲是一名被封为贵族的法官，格奈泽瑙的贵族出身同克劳塞维茨一样并不那么根正苗红；克劳塞维茨后来也加入了这个委员会，担任沙恩霍斯特的助手。他们全部来自中产阶级。 ²¹

委员会认识到，普鲁士的民众没有真正与政府团结在一起，以致在对法作战中，最重要的民众的支持力量没能得到利用，必须要通过这次改革，改变这一现状。克劳塞维茨和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看到了，法国大革命释放出来的政治和民众的力量是如此之强大，他们也想把本国这样的力量释放出来。克劳塞维茨后来写道：“通过坚强的信念，以及在法国民众中燃起的激情，大革命将一个国家全部的重量都压在了力量的天平之上，而在此之前，站在天平上的还只是一国的常备军和国家有限的财政收入。” ²² 军事改革是最重要的改革——它是将普鲁士从法国占领者魔爪中拯救出来的关键。但是，如果没有社会改革，孤立的军事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政治精英们也必须被动员起来。

简言之，沙恩霍斯特认识到，重塑军队必须首先重塑国家。在1807年给克劳塞维茨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们必须在国家内部唤起独立自主的意识，使他们有机会认识自己，独立处理自己的事务，只有做到这些，国家才能够获得自尊，并赢得他人的尊重。”沙恩霍斯特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就像克劳塞维茨在后来论述时说的那样，他不像有些改革者，“像个江湖骗子，或是认为自己的思想多么地前无古人、石破天惊从而自我陶醉、夸夸其谈”。沙恩霍斯特非常稳重、低调、有分寸，他让人们相信，他的计划并不是去做什么革命性改变，“只是一些理智的微调”。克劳塞维茨还非常欣赏沙恩霍斯特那精明的判断力，以及注重用历史数据来支撑自己的思想和结论的作风。 ²³

沙恩霍斯特将改革的矛头直接对准迂腐守旧的普鲁士军队，首当其冲的是被贵族所占据的军官队伍。容克集团——包揽军官职务的普鲁士贵族群体——需要将军官的位子让与中产阶级中的精英。“一片沙化的草地上能长出什么呢？”施泰因在提及普鲁士军官队伍时这样写道，“这群附庸风雅、没心没肺、木讷、半瓶子墨水的男人，恐怕只配做下士或图书保管员吧？”国王应该不会同意施泰因这样的评价，但是他认可这番尖酸话语的背后所指。1808年8月6日，他颁布敕令明确了新的军官选拔标准，由此军官的岗位向在和平时期接受了必要的教育或在战争中表现突出的人打开了大门。 军官候选人必须年满17岁并能够通过招录考试。 ²⁴

改革委员会最初收到的建议中 ，有一份来自奥古斯特亲王，那是他在法国接受拘禁时所写，克劳塞维茨协助完成了这份建议书。亲王的多项建议被采纳，如将普鲁士军队的军种划分为炮兵、骑兵、步兵；改革后勤系统，所有兵种减少和简化辎重；在战术层面更好地整合轻步兵与线列步兵。亲王还在建议中对士兵体罚制度提出了质疑，但没有提出必须将其废除。改革者们认为有必要废除，因为如果一个人总是被其上级责打，怎么能指望他生发出荣誉感、人格尊严和自我价值感呢？最终，改革者们禁止了对轻微违纪行为的体罚，同时建立了一个更为公平的军事司法体制。沙恩霍斯特还实现了对军事教育系统的改革 ，并以国王敕令的形式于1808年8月颁布。不久，在柏林建立起多所军校，柯尼斯堡和布雷斯劳（Breslau） 分别建立了预备军官学校，学制为9个月。他还在柏林建立了一个军官学校，后来改名为战争学院（Kriegsakademie）。学院学制为三年，从中选择优秀毕业生招录到总参谋部工作。 ²⁵

普鲁士人还不得不思考如何改进士兵的招募和编成。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在1700年代（18世纪），普鲁士军队主要由外国雇佣兵组成，由国家摊派给各行政区的税收供养。1806年的失败，加上拿破仑的扩张使这个系统难以为继。招募外国雇佣兵已无可能，各行政区对于可招募的兵员数量也有一定的限制，这一点也让一些改革者异常痛恨。改革委员会声称国家中每一名男子都有保卫王国的义务，有些人力推实行普遍兵役制——男性人口一部分参军入伍，剩下的编入后备军。他们认为，这才是国家重生的核心所在。 ²⁶

但是，1808年时这样的计划还不能付诸实施。一方面，根据1808年与拿破仑签订的《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普鲁士军队的员额被限定在4.2万人以下，并且禁止建立后备军。另一方面，国王拒绝了改革派的普遍兵役制方案——原因之一是害怕这会影响军队的专业化水平。他还不赞成建立后备军，认为这样做“有损于王室的权威”。 另外，财政上的吃紧和来自法国的压力也让国王不敢有太大的举动。“征兵区体制（canton system）”仍然保留，这极大地限制了普军的规模。为解决这一问题，沙恩霍斯特提出了一个被称为“速成兵制度（Krumper system） ”的解决办法。即，每个连队都有自己的征兵区，每月征5名新兵入伍，同时让同等数目受过训练的士兵复员，这样就可为战时储备后备军。这一体制于1807年开始实施，直到1809年才在全军铺开，1811年就结束了，只取得了有限的成效。1813年时，普鲁士军队拥有了65675名受过训练的后备兵员，加上固定的4.2万人的现役编制，普军只能建立一支由6个旅编成的军队，远未达到改革委员会所设想的6个师的目标。 ²⁷

但是，普军的装备得到了更新升级，普鲁士人建立了更多的兵工厂以生产武器装备。战术上的改革也在推进。根据1811年颁布的敕令，所有的轻步兵都要作为散兵进行训练，转为轻步兵（散兵）的部队也还需像进行线性作战的步兵一样进行梯队战术训练，这样就有效消除了轻步兵与线性步兵之间的差异。 沙恩霍斯特还主持编制了新的步兵、炮兵和骑兵操典。克劳塞维茨最终参与编写了步兵操典，1812年该操典正式公布。 ²⁸

1809年3月，普鲁士建立了一个新的部门——战争部（Allgemeine Kriegsdepartement）。这样，普鲁士所有的军事活动终于实现了集中统一领导。也许国王害怕兵权集中于一人对其不利，迟迟没有任命战争大臣。战争部下设两个部门。 沙恩霍斯特担任总参谋部的领导，即总参谋长。军事经济部长由弗里德里希·卡尔·冯·洛图姆（Friedrich Karl von Lottum） 担任。两个人均可直接向国王进言。以前成立的高级军事机构要么撤销，要么整合进这两个部。 ²⁹

守旧派们对改革百般阻挠，他们要么担心自己和子孙的特权不再，要么顽固地认为这种时新的作战训练方式过于强调理论学习，在他们看来责任感和在齐射火力前保持镇静才是一名优秀士兵的特质所在。1809年3月，国王回应了反对者的诉求，重申指挥官的任命仍由他来决定。 ³⁰

在法国拘禁期间，克劳塞维茨就开始活动关系以便获得新的任职。尽管11月回国时，他仍是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但情况已经开始有所改变。1807年11月和12月，奥古斯特在给克劳塞维茨的信中请他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凡是当前这个“虚弱、弊病丛生的”普鲁士条件允许的，沙恩霍斯特都尽可能去做，以播种下国家新生的种子。他们正在调整组建一个新的军事体系，其中之一就是组建一个全新的总参谋部。沙恩霍斯特想让克劳塞维茨到那里去发挥才干。 ³¹

1808年4月1日，克劳塞维茨陪同奥古斯特亲王来到柯尼斯堡，绝大多数王室成员都搬到了这里。奥古斯特亲王对于炮兵改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来柯尼斯堡就是想协助这一改革，克劳塞维茨也非常高兴到此与沙恩霍斯特相聚。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成为其密友的改革委员会成员奥古斯特·奈特哈特·冯·格奈泽瑙。还在瑞士时，克劳塞维茨在给玛丽的一封信中坦言，他这一生只对两个人报以真诚的深情，一位是玛丽，一位是沙恩霍斯特，并且觉得此生可能再也找不到第三个这样的人了。 ³² 格奈泽瑙将成为这第三个。

到柯尼斯堡后不久，克劳塞维茨就与格奈泽瑙结识了。与多数军官不同，当然与多数改革派军官相似，格奈泽瑙姓氏中的“冯”也不那么纯正。他出生于萨克森，于1786年以炮兵军官 身份转到普鲁士军中服役，父亲是一位没有贵族身份的退役炮兵少尉。他比克劳塞维茨大20岁，当1807年克劳塞维茨重回普军时，他已经是一名中校了。1806年战局开始时，格奈泽瑙还是一名上尉，当年10月就被晋升为少校。在波罗的海要塞城市科尔贝格保卫战中，他勇敢地担当起指挥责任，组织了顽强的对法作战，并一直坚守到1807年7月2日，战果辉煌，由此声名大振，8月17被授予“功勋”勋章。那个时候，普鲁士其他要塞指挥官要么很快败逃，要么不发一枪就向法军投降。玛丽后来写道，克劳塞维茨与格奈泽瑙几乎是一见面就感到相见恨晚，与他的友谊就像与沙恩霍斯特一样亲密。 ³³

在柯尼斯堡，克劳塞维茨走进了普鲁士最核心的权力圈子。他经常与安东尼·海因里希·拉齐威尔亲王（Anton Heinrich Radziwill） 及其夫人路易丝公主（Princess Louis） 在一起。路易丝公主是奥古斯特亲王的姐姐，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有教养和博学的女士。克劳塞维茨也经常与那些致力于让普鲁士恢复昔日辉煌的改革派们在一起，其中包括施泰因；一度担任普鲁士首相的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 ；哲学家、教育改革家、外交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等。 ³⁴

另外，在柯尼斯堡期间，克劳塞维茨还发现了一个玛丽母亲试图将玛丽嫁给他人的小阴谋。玛丽的母亲为玛丽物色了一位她认为对女儿再适合不过的人——马林韦尔德（Marienwerder）的财政局长亚历山大·祖·多纳伯爵（Count Alexander zu Dohna） ，并委托近友施泰因充当介绍人。克劳塞维茨为此非常恼火，但也明白了冯·布吕尔伯爵夫人想要什么样的女婿——多纳家族是普鲁士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同时也是大地主贵族。亚历山大的兄弟卡尔·弗里德里希·祖·多纳（Carl Friedrich zu Dohna） 与克劳塞维茨同为沙恩霍斯特的参谋，他娶了沙恩霍斯特的女儿朱丽叶（Julie）。后来，亚历山大·冯·多纳接替施泰因担任内务大臣。 ³⁵

玛丽对母亲的这一安排毫无兴趣，后来这件事成为两人的私密笑话。当玛丽听说克劳塞维茨与施泰因建立了友谊，感到非常高兴。她的母亲对施泰因非常敬重，因此她对克劳塞维茨说：“如果他（施泰因）很喜欢你，那我母亲——不管是否愿意——都会亦步亦趋的，从而也就会使我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当然，此时的布吕尔夫人对克劳塞维茨的态度还没有松动。1808年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玛丽在给克劳塞维茨的信中说：“至于妈妈，她的态度还是没有改变。”但她鼓励克劳塞维茨再多些耐心，并补充说她相信母亲的反对情绪正在弱化。 ³⁶

同时，克劳塞维茨还在为职业发展犯愁，并继续努力争取新的岗位。奥古斯特亲王已经正式向沙恩霍斯特提出建议将克劳塞维茨晋升为上尉，沙恩霍斯特说这应该没有问题，特别是在亲王将要去一支炮兵部队担任指挥官的当口。但是，对于克劳塞维茨来说，他明白亲王这样做是想让自己继续留在他身边工作，而这正是他极力想摆脱的。但沙恩霍斯特不想违背奥古斯特的意愿，克劳塞维茨决定直接上书给国王，向国王坦陈如果一名军官在6年时间里一直在一个岗位上任职对其是多么有害，特别是这个岗位没有什么军事职责，如果再随亲王去炮兵任职，这将意味着他被剥夺了个人职业发展的机会。“我所担心的是，”他对玛丽倾诉道，自己将会被列入“无职，只领半薪” 的军官队伍中去。他觉得可能在国王眼里，自己和那些无功无过、表现平庸的军官们没什么区别。 ³⁷

克劳塞维茨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他不但面临着法国强制要求的战后根据条约削减军队的现实，还面临着普军自己的军官筛查压力。由于战败，普军自己内部开始了非常严格的审查、甄别和消除在1806年战局中失职或有不体面行为的军官，以恢复军官队伍的声誉和能力。军事改组委员会建议国王设立一个专门的调查机构，对每个部队的指挥官在战争中的行为进行调查，最后共有208名军官，包括142名将军中的103人脱离了军籍，几乎3/4的军官被开除，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 ³⁸

克劳塞维茨写就了准备呈给国王的信，打算一旦奥古斯特亲王获得新的任职就立即呈递上去。他告诉玛丽自己可能会升职并再次获得自由。尽管沙恩霍斯特不是特别支持克劳塞维茨调离亲王，但克劳塞维茨仍然相信沙恩霍斯特一定会尽可能帮助他，因为这位将军 曾满怀信心地对克劳塞维茨描述过他要做的一揽子关键事项，可见将军对他的信任。克劳塞维茨写信给玛丽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因内心强烈的渴望而将自己从狭窄的个人生活的小圈子中拉了出来。” ³⁹

克劳塞维茨的信递送给了国王，沙恩霍斯特也在旁帮衬劝说国王，解释克劳塞维茨这一请求的合理性。1808年8月19日，国王回复说，如果奥古斯特亲王物色到一位满意的炮兵军官担任副官，他将会考虑克劳塞维茨的请求。克劳塞维茨继续等候，并对玛丽开玩笑地说：“我在后厨期待着。”调侃归调侃，对自己的境况，特别是对未来的担心，他曾经的悲观又回来了：“这个时代是伟大的，难以形容的伟大！”他对玛丽说，但他担心绝大多数人，甚至是最明智的人，可能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可能是过多地受到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写道：“玛丽，记住我的预言吧：在我们的头上将出现一个更为阴霾密布的天空，我们将不知不觉被笼罩在黑夜和硫磺气之中。” ⁴⁰

尽管名义上还是奥古斯特的副官，但克劳塞维茨私下也为沙霍斯特和柯尼斯堡的改革委员会工作。除了继续安抚克劳塞维茨耐心等待时机，1808年9月，沙恩霍斯特让克劳塞维茨来做他的“笔杆子”，撰写文章和文书。如有关重整军队的新的军事法规和其他规定，发表在报纸和学术期刊上的评论文章等。他还完成了撰写“英雄谱”的任务，即把军人在战争中最突出的事迹搜集起来，写成一本小册子以“唤起集体主义精神”。有些文稿沙恩霍斯特直接签发了，有些进行了修订。在克劳塞维茨看来，尽管这些工作不甚重要，但总比无所事事好，且有些也是很有益处的，同时这也是沙恩霍斯特对其信任的证明。 ⁴¹

尽管沙恩霍斯特的影响力很大，但在普鲁士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的地位是绝对安全的。普鲁士与拿破仑间的问题还远未结束，1808年年底，拿破仑要求普鲁士将政府中的一些最有影响力的成员解职（这些人往往宣扬反法思想）。第一批解职的就有施泰因。玛丽对施泰因的离职感到难过，因为他的才干鲜有人能比肩。“我们现在所能期待的只剩下国家在精神上获得重生，”玛丽在给克劳塞维茨的信中说，并补充道，“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取代他。”她曾希望克劳塞维茨能与施泰因一道工作，这样可能会缓解母亲对他的排斥态度。“也许，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美梦，”她写道，“可是丧失一个幻想总是令人痛心的，尤其是在只有很少的真正希望的时候，是更令人痛心的。” ⁴²

1808年10月末，俄国沙皇在前往爱尔福特（Erfurt） 的路上造访了柯尼斯堡，更糟糕的消息是，9月普鲁士人与法国签署了《巴黎条约》，条约内容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对普鲁士进行军队员额数量限制外，还有巨额战争赔款，以及部分领土被占领。克劳塞维茨和其他许多人都感到心碎。“这里所有的人都面容凝重、心情沉郁。”克劳塞维茨告诉玛丽，施泰因和沙恩霍斯特也不例外。在法国的压力下，沙恩霍斯特也处境困难。克劳塞维茨感到——他的预感是对的——沙恩霍斯特可能也会被强制离职。他努力说服自己对未来要抱有信心，但每每想到普鲁士在1808年底时的境况，心情就越烦乱。他对玛丽写道：“我越是小心翼翼、满怀期待地爬进这个黑漆漆的深井，试图挖出一颗闪亮的宝石，钻出来时我就越贫穷。” ⁴³

当然，也不是没有好消息，至少对克劳塞维茨来说如此。格奈泽瑙向克劳塞维茨转述说，沙恩霍斯特认为克劳塞维茨是他最好的参谋。克劳塞维茨兴奋地告诉玛丽说，“你想象不到我听到这样的评价有多骄傲，我赢得了沙恩霍斯特的信任和肯定”。玛丽也鼓励和抚慰克劳塞维茨，对他说：“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深沉的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有益的药膏，用以治疗所有的生命创伤。”并敦促他树立起对未来的信心。1809年1月，克劳塞维茨从沙恩霍斯特处得知，已与奥古斯特亲王就其调任至总参谋部工作一事协调好。沙恩霍斯特对亲王说，克劳塞维茨是最佳人选，没有谁比他更适合这份工作。“感谢上帝，”他写信给玛丽，“压在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移开了！”他于1809年2月21日正式赴任。亲王同意克劳塞维茨的新任职，并向国王建议将其晋升为上尉。沙恩霍斯特操办了克劳塞维茨晋升的手续，在晋升命令中专门注明调任至战争部工作。虽然亲王对这一调任表示了祝贺，但克劳塞维茨知道，亲王其实并不很情愿。他也不敢肯定亲王是否知道自己为这事主动去活动了，当然奥古斯特从未问过这个可能会让他尴尬的问题。随着这次晋升，他的薪俸也涨了不少，去掉必要扣除，每年将有900塔勒的收入，很令人满意 。他告诉玛丽：“这一切对于我来说，就像从冰冷的坟墓回到明媚的春天。” ⁴⁴

1808年拿破仑入侵了西班牙。法国皇帝迅速击败了西班牙正规军，但西班牙民众揭竿而起。他们武装起来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游击队，以非正规战形式与法作战。拿破仑在西班牙遭遇如“流血的溃疡”般的挫折，鼓舞了奥地利人，他们认为时机已到，也奋起抗击入侵者，夺回在欧洲丢失的领土。1809年4月9日，第五次反法同盟建立。这是首次反抗拿破仑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战争，奥地利尝试团结其他德意志王国，一起抗击法国。尽管沙恩霍斯特以及其他大臣均敦促普王参战，但迫于俄国的压力，普王决定保持中立，未加入奥地利一方。腓特烈·威廉害怕普鲁士再次战败，他写道：“只要国家政权在，不论多么弱小，也比没有强。”按兵不动意味着“最起码未来还有希望，但如果普鲁士从版图中消失了，一切都将无从谈起”。虽然高级军官和大臣们打心眼里不愿意，但考虑到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实力，如果没有俄国的帮助，不可能战胜拿破仑。从这个角度看，国王的决定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⁴⁵

以布吕歇尔为例，看到国王拒不采取行动，他气得借酒浇愁。克劳塞维茨的一生，经常与普鲁士重要的军事领导人有交集。格布哈特·勒贝雷希特·冯·布吕歇尔（1742—1819年）就是这样一位，用一句俗话讲，“名留青史”的人物。布吕歇尔机智勇敢，在战场上临危不乱、果敢坚定，这一性格使他能够在失败面前不背包袱，其他人则可能需要较长的消化期。但他个性上也有夸张倾向，因此总能从他在斯塔加德（Stargaard）的骑兵军总部听到关于他的奇闻轶事。如，布吕歇尔觉得自己被一头大象搞怀孕了，或是法国间谍机构把他司令部里的地板加热得温度过高，烫得他脚板沾不了地。 ⁴⁶

在克劳塞维茨看来，与奥地利一同作战，不仅对普鲁士是个机遇，对他个人也是机遇。他认为，法国因与西班牙，随后又与奥地利作战，已经造成兵力分散和损耗（与西班牙的作战最后演化为各种形式的持久非正规作战），德意志此时的战备状态已基本成熟，因此希望法国前期的受挫能够唤起德意志人民反抗拿破仑的勇气。当然，克劳塞维茨也明白，对法军发动几次大的打击并不能扭转态势，但有助于进一步消耗法国，最终是可以致其垮台的。 ⁴⁷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旧战争观的分野，即在旧的王朝战争时代，人们倾向于目标有限的小型（短期）战争，而通过克劳塞维茨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已经认识到，法国大革命和现代战争正在催生一场重大变革。战争的节奏在加快、烈度增大，打仗不再是与百姓无关的军队间的事。克劳塞维茨将要看到一种新的战略，即持久战（尽管他当时没有使用这个术语），特别是对于较弱的一方，是一种有效的战略。

但在1809年春天，其他事情更为紧迫。克劳塞维茨担心普鲁士迫于压力站在拿破仑一边，与奥地利为敌——事实上几率很大，因为当时普鲁士名义上是法国的盟友，很可能被要求派出一支远征军支援拿破仑的军队。他对玛丽表明，自己不会参加与德意志人为敌的战争。如果与奥地利作战，他将退出普鲁士军队，即使他非常想加入反抗法国的战斗。他还给格奈泽瑙写信，提出了建立两个普鲁士军团的计划。一支军团归属奥地利军队序列，由英国出资支持，员额约为4500人。另一支在英国的帮助下在北德意志开展反抗斗争。与此同时，他继续在战争部任职，其中一项工作是每周两次对欧洲近期发生的战事做出梳理。 ⁴⁸

尽管在1809年4月时克劳塞维茨就有了到奥军去服役的打算，但直到6月他才开始付诸行动。6月，他在柯尼斯堡遇到一名奥地利军官，委托他带给奥军司令卡尔大公一封信。他给玛丽写信说，“一想到终于再次看到针对傲慢、可恨的法国人的杀戮之球 ，就高兴得不得了”。直到7月5—6日，奥地利在对法军的瓦格拉姆（Wagram）大会战 遭受惨败，克劳塞维茨也没有收到来自奥地利方面的回信。克劳塞维茨痛苦地预感到，这场会战的失利将使局势发生转折，于是开始考虑去参加北德意志的反法抗战。 ⁴⁹

战前，克劳塞维茨对奥地利获胜非常有信心。瓦格拉姆会战后，他认为可能他还来不及参战，和平就将缔结。“没有什么比突然放弃所有希望更容易的了——也更符合人类弱点的了。”他给玛丽写道。法军的获胜导致法奥关系的恢复，包括拿破仑与奥地利皇帝的女儿结婚。普鲁士在外交上变得更加孤立。 ⁵⁰

1809年12月23日，普鲁士国王夫妇以及内阁搬回柏林。克劳塞维茨与沙恩霍斯特又回到了他们曾经的居所，继续他们在柯尼斯堡的工作。通过一番省思评估，克劳塞维茨认为自己在柯尼斯堡的经历总的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那段时间，他阅读了大量历史与政治书籍。10月时，克劳塞维茨还在给玛丽的信中说，想利用余下几周时间学习英语。 ⁵¹

1810年1月起，拿破仑开始逼迫普鲁士提前偿付战争赔款，这让克劳塞维茨的祖国雪上加霜。如果拿不出赔款，拿破仑给普鲁士开出两个选项，一是放弃西里西亚，二是将军队的员额裁减至6000人，用节省下来的军费支付赔款。1808年11月之后接替被迫离职的施泰因担任首相的哈登贝格向法国保证会如期偿付款项。但改革者们也因此遭受冲击：按照拿破仑的要求，1810年6月，沙恩霍斯特被迫从战争大臣职位上离开。 ⁵²

国王安排沙恩霍斯特到总参谋部任职，克劳塞维茨也一同前往。这对师徒在新的职位上继续推动改革，只不过是门上换了块牌子。工作中，克劳塞维茨时常有一种无力感。他向格奈泽瑙抱怨说，开了许许多多的会，但多数都是空谈，与会者对改革、对未来没有清晰的思考。格奈泽瑙尽力鼓励这位年轻军官，他告诉妻子：“你知道我对克劳塞维茨的喜爱。如果你给他写信，就对他说，你和我都非常欣赏他。”另外，他对克劳塞维茨的聪明才智、意志力也赞誉有加，非常珍惜两人间“难得的友谊”。 ⁵³

在柯尼斯堡时，克劳塞维茨就经常发烧，回到柏林后，又患上了痔疮，这是长时间坐在马鞍上的军人的常见病。痔疮严重的话就需要做手术——手术会有风险，还要经历痛苦的康复期。1810年8月，他休了一个长假，到兰德克（Landek） 温泉疗养。从1807年起，克劳塞维茨就开始受疾病困扰，过了30岁后，又开始经常发烧。 ⁵⁴

虽然有健康状况的困扰，但这段时期可以说是克劳塞维茨人生中最幸福的时期之一。与沙恩霍斯特一道工作，使其有机会参与各种各样的事务，既包括前面提到的每周战事简报，还包括要塞建设、新武器的生产与选用、设计作战单元的编成，等等。玛丽后来写道，对于克劳塞维茨来说，与沙恩霍斯特间深厚的情谊，“使得为其工作本就是一件难得的乐事，只可惜当时普鲁士的情势，使得一切个人乐事都蒙上了乌云，这对朋友不得不面对诸多困难与艰辛”。同时她也觉察到，沙恩霍斯特与克劳塞维茨间“有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 ⁵⁵

在法国的施压下，沙恩霍斯特辞去了战争大臣职务，但仍担任军事教育总监。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普鲁士的军事改革者们试图将普军改造成一支现代军队。根据1810年5月2日的敕令，重组了军官教育系统，调整组建了3所不同级别的军事院校，分别培养候补士官、正式士官和军官。青年军官战争学校（War School for Young Offlcers），或称之为普通战争学校（General War School），于当年10月15日正式开学。沙恩霍斯特认为军队队伍素质的培养至关重要，因此他在百忙之中仍亲自参与教学。由于掌管军事教育，沙恩霍斯特自然对教官的选用有决定权。他选定了当年他在普通军官学校（该校后来改组为战争学院）当校长时最好的两个学生——卡尔·冯·蒂德曼和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去教学岗位任职前的几个月，克劳塞维茨曾写信给格奈泽瑙：“我半违愿地成了一名教授；我将在战争学院与蒂德曼一起教授战术课程；我将度过一段平静的生活。” ⁵⁶

课程教学于9月1日开始，次年3月21日结束。克劳塞维茨只教授了1810—1811年、1811—1812年两个冬季学期的课。在第一年的教学中，他和蒂德曼每人承担超过150个学时的教学任务。克劳塞维茨讲授“小型战争”——小股、独立的轻型步兵或非正规作战力量的战术使用——着眼点在其对常规作战的支援上，并简单提到如何在大型反抗运动中运用这些力量进行游击战，或开展“民众战争 ”。蒂罗尔（Tyrol） 、旺代，以及西班牙的反抗斗争，都是克劳塞维茨那个时代“游击战”的例子，甚至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领导的美国独立战争也可算一例。两年的战争学院教学，为其赢得了优秀教师的声誉。 ⁵⁷

学院教学之外，他还有另一项任务：担任15岁王储[未来的腓特烈·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 ]的军事教员。1811年，他的表弟、荷兰的弗里德里希亲王，以及腓特烈·威廉的弟弟（他们比威廉亲王小两岁）也一同听课。至1810年10月，克劳塞维茨每周在战争学校授课4小时，给王储授课3小时（主要给王储讲授战术、作战编成、战例分析），同时继续为沙恩霍斯特工作，推进军事改革。“教学并不像我当初想象的那么无趣，”他在给格奈泽瑙的信中写道，“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花在案头的时间太多了，因此盼望着夏天的到来。” ⁵⁸

1810年年底时，克劳塞维茨的生活发生了可喜变化。1810年6月7日，他正式成为总参谋部的军官，并于8月29日晋升为少校。更为重要的是，职业上升迁使得克劳塞维茨在玛丽的母亲心中好感度大增，终于同意他们订婚。经过7年的爱情长跑，他们于1810年12月17日在圣玛丽教堂完婚。结婚典礼后，这对新人立刻前往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去拜访亲戚。12月31日，他们返回柏林的新居。进入家门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家里布满了朋友们送来的贺礼。克劳塞维茨曾写道，他人生有两大最幸福的时刻，一个是从柏林普通军官学校毕业，一个是赢得玛丽的芳心。 ⁵⁹

克劳塞维茨夫妇有一众慷慨的朋友，这里的“慷慨”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因为他们都不富裕。新居简单朴素，只有6把印花布椅子、1个沙发，以及其他一些家具。玛丽家虽然有着显赫的名望，但财产很少，冯·布吕尔夫人靠政府的养老金生活，玛丽的收入很微薄，因此他们几乎完全靠克劳塞维茨的薪水来支撑。克劳塞维茨也要供养自己的寡母，直到她于1811年去世。晋升为少校后，克劳塞维茨的薪金有了大幅增长，每年1150塔勒，但这远谈不上宽裕，它只相当于柏林大学一位资深教授1/4的薪水，而且由于军队只提供马吃的干草燕麦和一名勤务兵，他还要自己支付买马与保养马的费用，好在军队提供住房津贴。另外，作为总参谋部军官，他比在其他岗位服役的同级军官要少拿25%～30%的薪金，但在这个岗位上晋升可能会更快一些。 ⁶⁰

就像一句老话说的，他们贫穷但是快乐。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玛丽在智识上都与克劳塞维茨极其匹配，甚至可以说，玛丽有更好的文笔。他们的通信中充满对作家及其著作的讨论，特别是他们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与作品：约翰·弗里德里希·冯·席勒（Johann Friedrich von Schiller）、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The Sorrows of Yong Werther ） ，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的《项狄传》（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论绅士》（ Gentleman ）等等。从年轻时代起，克劳塞维茨就尝试写一些诗，这一爱好一直延续到去世。因此，他有时也选出一些自己写的诗篇寄给玛丽。他们在信中谈论艺术、建筑、旅行、政治（从未间断过）、历史和朋友们。这些书信都是真挚的情书，当然其中也有抱怨，至少克劳塞维茨对于工作、上司有抱怨，对德意志民众与领导者普遍的软弱和缺乏斗志表达过痛恨。

由于上述心绪，克劳塞维茨显得有些愤世嫉俗——严肃，可能是过于严肃，固执己见。玛丽家的一个亲戚，卡罗琳·冯·德·马尔维茨（Caroline von der Marwitz），认为克劳塞维茨的个性“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并说“他的举止中总透露出一股冷漠和消极，经常让人感到他对别人的轻蔑”。尽管卡罗琳欣赏克劳塞维茨的热情和抱负，但她担心他的好友们“对他过于高看了——无论从机遇、环境，或是他那不讨人喜欢的个性的角度来判断，他都达不到亲友们的期望”。施泰因称克劳塞维茨“是一个勇敢但冷峻、有条理的人”。大家对他的印象是，他走近同事们，一言不发，又走开。于是人们认为他孤僻、不合群。但在关系密切的朋友间，他其实是个很活跃且经常开怀大笑的人。 ⁶¹

通过综合分析，克劳塞维茨对普鲁士的政治状况非常悲观，甚至担心普鲁士可能会在一两年内陷入某种灾难，只有偶然的重大事件能把普鲁士从“彻底垮台”中挽救出来。这一点反映了他受德意志浪漫主义思潮影响很深，而且他本人对荣誉有着深深的渴望。1811年1月，格奈泽瑙还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执行外交任务时，克劳塞维茨给他写信说，如果普鲁士被击垮了，他希望能光荣地与她走向这一刻，“或者以身殉国”。1811年早些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担心普鲁士的生死存亡了：“几个世纪以来，在这片沙地上 积累的财富、文化和商业，可能在10年后就灰飞烟灭。” ⁶²

格奈泽瑙秘密策划了一项普鲁士防御计划，1811年8月，他派克劳塞维茨去西里西亚考察那里的山地和河道，以及其他与防御相关的事宜。回来后，克劳塞维茨向格奈泽瑙汇报说，这次考察并没有达成他预期的对整个国家情势的了解，失望之余不无牢骚地说：“当然，除了返回柏林，继续对着王储的‘聋耳朵’灌输之外，我别无选择。”根据这次旅行考察，他撰写了一份关于西里西亚防御问题的调研报告，对能够在此省征用与武装的兵力进行了评估（3万步兵、3000骑兵），同时也对应当采取的防御措施提出了建议（主要是依托要塞防御）。在这份调研报告中，克劳塞维茨没有局限于分析西里西亚的防御，而是扩展到他一直以来思考的，如何在整个德意志范围内反抗拿破仑的问题。其中之一是英国远征军的登陆问题。对于这一点，他提出，可以由德意志志愿军团提供支援，这一思路与前面提到过的建立普鲁士军团相似。这支力量可以充当革命军队的中坚。作为回应，格奈泽瑙设想了一个关于组建德意志军团的计划，克劳塞维茨执笔写就了这个计划。格奈泽瑙过于乐观地相信英军在德意志的登陆能产生与英军在西班牙登陆同样的效果，出现一个“德意志版的西班牙” ⁶³ 。

西班牙人民抵抗拿破仑的运动，以及1809年4月曾经的奥地利领地、如今由巴伐利亚王国统治的蒂罗尔人民的反抗行动，激发了那些想拔剑刺向拿破仑的普鲁士军官们的想象力。克劳塞维茨和格奈泽瑙不谋而合地想到在德意志开展“民众战争”（民众的反抗运动），他们认为这是挣脱法国枷锁的一种手段。格奈泽瑙派克劳塞维茨赴西里西亚调研，就是想考察是否有开展民众战争的可能。1811年夏，法俄间即将开战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格奈泽瑙拟制了一份《民众起义的准备计划》呈给国王，敦促国王一旦法俄开战就号召普鲁士人民起来参战。腓特烈·威廉在计划上做了两点眉批：“没人会响应！”“很美好——像诗歌一样！”格奈泽瑙痛苦地写道：“信仰、祈祷、对国王的爱、对国家的深情——都只不过是诗歌。但诗歌就是为了提升心灵的！按照冷冰冰的数字和计算行事的人，只会变成冥顽不化的自我主义者。王冠的安全应当建立在这样的诗歌之上。” ⁶⁴ 格奈泽瑙、克劳塞维茨、约克（York） 、布吕歇尔，以及其他主战者们，只能继续等待。

从结束在法国的拘禁到1812年，克劳塞维茨将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写作上：成叠的通信（既有个人信件，也是公务书信）都是关于军事和政治问题的论说（均不是为发表而写作），授课讲稿，还有一本写给他的学生——王储殿下——的关于战争艺术的小册子。在法国拘禁期间，他似乎写得更多的是信件，文章很少。但他也写过一些讨论历史和政治问题的笔记，可惜这些笔记本均已遗失。例如，他继续讨论了欧洲的“均势”问题，并坚持认为，欧洲的均势一旦被打破，小国将丧失独立性，因为小国的独立自主是建立在大国均势的基础上的。 ⁶⁵

1807年11月，返回普鲁士后，克劳塞维茨写了一篇题为《德意志人与法国人》（“The Germans and the French”）的论文，此文在他去世后才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他将普鲁士1806年的失败归咎于德意志人的民族性格。这篇感情用事的文章中所持的种族主义观点，在他那段时间与玛丽的通信中也可窥见。这与他的其他文章（特别是后来的著述）所展现出的理性、客观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他对两国国民性的分析是种族沙文主义的反映，同时也是自我辩解的体现，由此可以看到一颗年轻的受伤的心灵，试图为自己珍爱的祖国——普鲁士——被一个明显弱于自己的国家所击败寻求答案。 ⁶⁶

此外，克劳塞维茨还就过往和当前政治问题写过一些备忘录。在这些备忘录中他使用了后来在《战争论》中构建的“三要素”中的两个要素：激情和机遇（在这里他使用了“运气”一词）。第三个要素是“理性”。他总是试图在混乱中找出秩序，同时找到生命的本质，特别是思想的本质与内核。这一点与他看待政治的态度是一致的，即总是强调敢于行动、掌握主动、充满能量。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对克劳塞维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单单是《君主论》（ The Prince ），他还研究了这位意大利思想家的其他作品，如《论战争艺术》（ The Art of War ）和《论李维的罗马史》。克劳塞维茨对机会和运气的讨论肯定受到了马基雅维利的启发，因为马基雅维利在著作中对“际遇”进行了研究。克劳塞维茨在1809年时写道“运气钟情于勇士”。但他没有指出自己这一思想来源于马基雅维利。1809年在写给德意志哲学家和民族主义者费希特的匿名信中，克劳塞维茨写道“运气钟情于勇气”。但也没有说这一思想来源于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的罗马史》中，在讨论费边和汉尼拔时提到了相似的观点。另外，在给费希特的这封信中，克劳塞维茨首次提到了“阻力”一词。在这封幸存的书信残稿中，克劳塞维茨还谈到那个时期的艺术理论（主要涉及建筑方面），进一步展现了克劳塞维茨是一位兴趣广泛的思考者。 ⁶⁷

1807年11月至1808年3月间，克劳塞维茨还撰写了一份未来普鲁士与法国作战的构想。 在这个构想中，他第一次提出后来呈现在他那篇著名的1812年《信念录》 （“Political Declaration”）中的思想。“只要存在目标和手段，”克劳塞维茨写道，“而且目标和手段间有着理性的联系，那么整个战争艺术就都要围着它们而转了。”他认为保持手段——军队——具有极端重要性，即便以亡国为代价也要保留军队。军队是国家的象征，在战争结束时保留住一部分军队，就能够重新立国。这离他后来提出的“军队是国家的重心，是国力的核心” 的观点已经不远了。克劳塞维茨认为进攻性军队的目的将由政府决定，随后，他对这一观点做了更系统的论述。他论述了如果军队的总司令同时也是战争目的的决断者所具有的潜在政治优势。即，敌人将几近无从知晓指挥官们的意图，“即便军中到处都是间谍”。他还说，“在战争中，突然性是幸运的灵魂”。他也提到了军队的胜败对民众舆论的潜在影响，但对当时德意志和欧洲诸国的民众舆论着墨不多。 ⁶⁸ 后来在《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对这些思想都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陈述。

1808年，克劳塞维茨对其1804年所写的《论战略》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其中充满了批判性思维。“对战争艺术领域的问题思考得越深，”他写道， “我越发认识到理论抽象的困难，很难提炼出抽象的假定或命题，这倒不是因为所研究的问题有多难，而是由于人们很容易迷失在无穷的细节之中。 ”在《论战略》中，他对后来在《战争论》中所讨论的“民众战争”进行了铺垫，也引入了“天才”这一概念。“天才”这一概念是一些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固定用语，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⁶⁹ 。1806年时，他再次续写《论战略》，但没有完稿就放弃了。

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克劳塞维茨在讨论问题时，特别重视对概念的准确定义。这一阶段，他下功夫研究了如何更准确地定义“战术（tactics）”和“战略（strategy）”。在将战术定义为“对战斗的研究（the study of combat）”之外，还进一步将战术区分为初级战术（lesser tactics）和高级战术（higher tactics）：“初级战术关注的是如何部署和调动军队的基本作战单元，高级战术关注的是如何部署和调动作战中较大作战单元，军级部队，整支军队。”约米尼也试图区别“大战术（Grand Tactics）”和“小战术（Minor Tactics）”。在约米尼看来，“大战术”指的是如何进行战斗，“小战术”指的是不同军种——步兵、炮兵、骑兵——所运用的作战方法。克劳塞维茨在《论战略》中继续努力试图研究出更好的定义，并找出战略与战术间的联系：“战术就是为赢得胜利而在战斗中以适宜的方式组织部队，战略是充分利用每一次战斗的成果以取得最终的战争胜利。” ⁷⁰

在一封1811年写给格奈泽瑙的信中，克劳塞维茨突破18世纪的决定性会战一决胜负的思路，采取了一种我们现代定义作战（operational warfare）的方式：“如果不再把每一次战争看作是由一个独立的不间断的会战组成的，而是将其看作由若干在不同时间和地点进行的会战组成的，那么这场战争，就不是一次单独行动的 展现 （demonstraion），而是所有会战的 集合体 （combinations）。”当然，会战依旧重要。 ⁷¹

接着，他将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并将所有这些与政治联系起来。1812年初，他写下了后来普遍被认为是他的政治宣言（我们后面会简要介绍）的文章。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越发简明严谨，在概念上更加清晰：“由于战争不再像蛮族国家时代那样由一场单独的会战来决定胜负，那么战争艺术可根据目的和手段的不同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斗争的艺术（即战术）。另一类是关于通过若干场会战来达成一个共同的（战役的或战争的）目的（即战略）。同时可以根据目的和手段的不同来区分侵略战和防卫战，甚至对国家的政治政策也可以做此区分。防卫可以是战术的、战略的、政治的。” ⁷² 由此可见，克劳塞维茨所使用的“战略”这一术语，其含义基本涵盖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战役和战略。

他在1809年至1812年写就的另外两篇手稿中，对这些基本问题又做了更细致的研究，比前期的《论战略》更深入成熟了一些。所有这些共同筑起了《战争论》中的部分知识基础，并展示出他开始着手解决在他看来是军事理论写作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找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方法论）。这为克劳塞维茨成为一名军事理论家奠定了重要基础，以此为基础他正逐步走向那个著名的关于战争的定义：“战争是为达成既定的目的使用武装力量（暴力）的科学。”这个目的是政治性的。“由这些政治目的直接导出军事目标：如削弱敌方的实力，无需毁灭这个国家就可让其无法继续交战。达成这一目标可通过推翻其统治政权和摧毁其军事力量来实现。达到这种程度的破坏就是战争艺术的目标。”另一个关于什么是战争的定义与之类似，着重于战争的政治目的，而不是如何施行战争：“战争是为迫使他国服从我们的意志而公开使用暴力，换句话说就是，使用可用的手段以达成战争目标。战争艺术的理论就是为达成战争目标而使用可用手段的科学。”这里，克劳塞维茨将战争的目标区分为两类——政治上消灭敌人，或者迫使其签订一个和约——这与其在1827年7月10日写的备忘录所表达的思想非常接近，这份备忘录通常都收录在《战争论》中。 关于战争的本质是暴力（或强力），用以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可以在他那部杰作的第一页读到。 ⁷³

除了辨析战术与战略，克劳塞维茨还提出需要一个新的军事理论，以解决当前理论中术语混乱和质量欠佳的问题。发展新理论面临的困难是当前现有的理论“还处于幼年阶段”，因此可以将里面的夸张古怪思想看作是“一种幼稚病”。 ⁷⁴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有力的分析工具。克劳塞维茨分析问题的方法部分来自伊曼努尔·康德。1804年或1805年，当他还在柏林普通军官学校上学时，通过约翰·戈特弗里德·基塞维特教授的讲座接触到康德的著作。克劳塞维茨在探寻战争本质时主要沿着主观和客观两条平行线进行。通过主客观辩证分析，克劳塞维茨试图找出哪些是客观真理（总是行得通的原则）和哪些是主观因素（因环境和条件而变化的原则），将这些主客观因素和原则统一于一个体系中。在权力和政策部门工作的经历滋养了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使他能够以一种合乎逻辑的、前后一致（自洽）的方法来分析战争现象。 ⁷⁵

对克劳塞维茨来说，准确定义与战争相关的概念和论点，以简洁明了的方式加以表述，是他一贯的智识追求。当然，他也钦佩行动力、活力、自我牺牲精神，甚至将自我牺牲浪漫化。下一章我们将要看到，1812年春天他做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这一决定是他投身于明确的理想和行动，将行动力、活力和自我牺牲推向极致的表现。

总的来说，改革者们在军事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普鲁士军队在战术、条令、理论、体制编制层面的现代化水平都有了极大提升。克劳塞维茨在沙恩霍斯特领导下所做的工作，他在战争学院的教学就是这种转变的例证。但他们在克劳塞维茨所认为的战争的更大目标——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他们要建立的是一支与法国作战的军队，并希望与俄国结盟。但腓特烈·威廉屈服于法国，与其签订了对俄作战的协约。 ⁷⁶ 接下来，克劳塞维茨将获得他渴望的赢得荣誉的机会——只是与其设想的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