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战争中的克劳塞维茨：1806年战局

一个人人皆为稻粱谋的时代是一个庸俗的时代。

It is a sign of Philistinism when everyone does only what he is paid to do.

“我的祖国需要战争，”1806年9月，克劳塞维茨在写给玛丽的信中说，“同时——伤心地说——只有战争能带给我欢乐。”年轻的克劳塞维茨虽然浸染在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中，但带着浪漫主义时代 的气质。在生养他的那片土地，军事上的胜利被视为最高成就，军功也自然成为这位职业军人的动力来源和人生目标。他认识到这一点也这样告诉玛丽，取得成功的最佳途径是在战场上出类拔萃。“但是，”他补充说，“我还得祈祷幸运之神的眷顾！” ¹

克劳塞维茨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他的国家需要战争的普鲁士人。还有一位就是在反对拿破仑法国霸权战争中负责民事事务的卡尔·冯·施泰因（Karl vom Stein） 。施泰因是一位敢于直言的普鲁士贵族，1804年开始担任普鲁士财政大臣。面对拿破仑的出击，普鲁士国王坚持认为柏林应保持中立，施泰因不怕与国王发生冲突，反对中立政策，并批评普鲁士低效且落后的政府系统里的平庸官员们。他发现国王受其私人顾问的影响过深，不听他这样的专业政务大臣的建议。 ²

施泰因联合其他人敦促国王对法国采取强硬态度。但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并不愿这样做。就像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 所描述的那样，优柔寡断的腓特烈·威廉三世是一个“智识上固执甚至偏执、精神上孱弱的结合体”。19世纪20年代时，克劳塞维茨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他形容腓特烈·威廉“极其坚持原则”，但“对自己极不自信，也不信任他人”。同时，“很冷酷，北欧人的犹疑性格使其缺乏进取心，反对激情，抑制各种创造力”。国王对其大臣的不信任源于其“内在的牢固的怀疑一切的倾向”。 ³

在后期的克劳塞维茨看来，威廉国王的弱点只是当时政府所存在问题的冰山一角，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深受腓特烈大帝时期的影响，且更加恶化。1786年去世的腓特烈大帝是一个更加强势的统治者。腓特烈大帝曾经发布命令处决了多位大臣，大臣们不参与政策制定，也不向国王建言。“老弗利茨” 去世后，普鲁士的面积在30年内扩大了一倍，但腓特烈·威廉没有他那位伟大叔父的雄才伟略。大臣们难以向他建言和提议，国家又不设首相，这就造成政府高层缺乏统领者。 ⁴ 因此，1806年的普鲁士人梦游般地进入了现代世界。

1795年普法和约签订以来境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普鲁士采取了后来证明并不明智的中立政策。与此同时，法国之星拿破仑已经冉冉升起。当1798年第二次反法战争爆发时，普鲁士作壁上观。对法战争的失败，动摇了奥地利在苟延残喘的神圣罗马帝国中的地位，特别是在德意志邦国中的主导地位。法国的实力和外交手段也促成了许多德意志邦国在1801年到1802年间倒向了法国。普鲁士乐见其宿敌奥地利的衰落，幻想着借着法国的崛起通过外交手段扩大自己的版图。这一设想本身没有错，因为拿破仑对一些德意志小国的控制和整合使普鲁士人获得了威斯特伐利亚和图林根（Thüringen）的大片土地。 ⁵

但问题是，这一从普鲁士角度看很不错的做法，在欧洲其他国家看来则是软弱和背叛。奥地利著名外交官克莱门斯·冯·梅特涅（Clemens von Metternich）发现普鲁士“玩的是一个平庸的把戏……辅以对采取决断行动的恐惧……没有人提醒国王应通过作战来获取更大的利益，而不是窝在柏林和波茨坦”。1803年，法国人占领了汉诺威，使危机加剧。这里是英国王室的祖籍地，汉诺威国王同时也是英国国王，后来通过谈判，法国将汉诺威让给了柏林。由于普鲁士的领地不是连成一片而是四散分布的，这就意味着法国军队将柏林与莱茵地区分隔开了。拿破仑利用了普鲁士在外交上的软弱，特别是在1804年自立为皇帝后，就更变本加厉。普鲁士开始怀疑起法国的用心，但这一犹疑还不足以促成其政策的实质性改变。 ⁶

第三次反法同盟的形成终于让柏林大梦初醒。1805年4月，英国、奥地利、俄国联合起来反抗拿破仑，俄国强烈要求普鲁士加入同盟。1805年9月，俄国提出准许10万人的军队过境普鲁士，以此来向普鲁士施压。腓特烈·威廉拒绝了这一请求，俄国威胁说无论如何也要通过。普鲁士立刻动员起来并在东部维斯瓦河（Vistula） 岸边陈兵。俄国的这一军事动议刺激法国做了俄国威胁要做的事：1805年10月，法国元帅让—巴蒂斯特·贝纳多特（Jean Baptiste Bernadotte，未来的瑞典国王） 没有照会柏林就挥军经过了普鲁士的安斯巴赫省（Ansbach，位于今德国中南部），从背后袭击在巴伐利亚的奥军。 ⁷

被激怒的腓特烈·威廉于1805年11月3日会见俄国沙皇亚历山大（Czar Alexander），双方签订了《波茨坦条约》（Treaty of Potsdam）。但这是一个奇特的条约。腓特烈·威廉要让普鲁士充当拿破仑和其东部敌人之间的“武装调停者（armed mediator）”。同时，这一条约对法国提出了可笑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即法国放弃其自1792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领土。如果法国拒绝，普鲁士就——真正——加入反法同盟。 ⁸ 实际上这个时候，普鲁士的中立已经走到了尽头，只是腓特烈·威廉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还设想通过不完全满足同盟国的要求，在中立和联盟间骑墙摇摆。

拿破仑对此的反应是开战。1805年12月2日他痛击了俄奥联军，取得了彪炳史册的奥斯特利茨会战的胜利。奥地利立刻向法国求和，第三次反法同盟解体了。不幸的腓特烈·威廉国王不得不站在拿破仑一边，而拿破仑已经把准他的脉，知道他天性摇摆不定、没有主见。拿破仑也毫不惧怕与普鲁士交战，同时深信腓特烈·威廉会尽一切可能避免与法军交战。当拿破仑看到可以欺负对手时，他就这样做了。奥斯特利茨给了这样的机会，于是他兴致勃勃地抓住了。 ⁹

1805年12月奥斯特利茨会战前，腓特烈·威廉曾让他的顾问、外交大臣克里斯蒂安·冯·豪格维茨伯爵（Count Christian Karl von Haugwitz） 带着一份最后通牒去拿破仑处调停。通牒的内容是，假如12月15日以前调停仍然无效，普鲁士就对法国宣战。拿破仑拖延到取得奥斯特利茨胜利后才接见豪格维茨，豪格维茨意外地发现自己的使命成了向拿破仑贺喜。克劳塞维茨认为豪格维茨是一个“既不忠诚又可鄙视的家伙”。他在后来写到他和柏林的外交政策时说：“从1795年的《巴塞尔和约》到1806年大灾难间的普鲁士政策软弱、胆小、轻率，有时还表现出无耻的狡猾，所有这些都深深扎根在豪格维茨的性格里。” ¹⁰

在维也纳，拿破仑要求豪格维茨签署《舍恩布伦条约》（Treaty of Schönbrunn），这个条约实际上将普鲁士推到了法国的羽翼下。拿破仑还把同英国共一君主，后被法国于1803年占领的汉诺威，作为背信弃义的报酬许给了普鲁士，命令普鲁士接受。这明显是在普鲁士与英国间制造矛盾。克劳塞维茨后来写道，当豪格维茨返回时，人们对他大加斥责。他本是去递送对法宣战书的，却带着同盟条约回来了。“谁也想不到，一个使臣居然能这样擅自做出完全相反的事，简直等于从背后把他的政府推入一个人们经过长期犹豫，最后终于决定必须加以反对的集团。”现在，普鲁士处境艰难。不吞并汉诺威将面临与法国开战的危险，吞并则可能与英国开战。不可思议的是，腓特烈·威廉竟然还祈望英国同意自己对汉诺威的吞并，以换取普鲁士帮助达成法英间的和平。 ¹¹

1806年2月，拿破仑与豪格维茨再次会面，这次是在巴黎。法国对柏林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其中包括普鲁士关闭其对英贸易港口以配合拿破仑对英国的“大陆封锁” 政策。腓特烈·威廉不想与法国开战，屈服了。1806年4月20日，英国对普鲁士宣战。 ¹²

事件的发展渐渐将普鲁士推向与法国作战的境地。看到拿破仑安排他的一个又一个亲戚担任其吞并的欧洲国家的国王，柏林担心法国更大的扩张。拿破仑还推动德意志各邦国的重组，直接导致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新成立的“莱茵邦联” 将受法国的控制。但普鲁士听说法国将把汉诺威归还给伦敦，条件是英国从西西里岛撤军。这鼓舞了普鲁士的反法力量，特别是宫廷内的反法力量。腓特烈·威廉意志坚定的妻子路易丝王后（Queen Louise）是反法的中坚（拿破仑曾有一次称她为“普鲁士唯一的真男人”）。她敦促国王采取行动。内部反对的声音于1806年9月2日达到高潮，一些重要的政府和军队精英（包括王室成员）联名撰写备忘录批评国王的优柔寡断，任凭自己被亲法分子摆弄。法国与英国结盟的秘密谈判被披露，进一步加剧了对国王的批评。 ¹³

克劳塞维茨记述道，在正式收到备忘录前，腓特烈·威廉于8月初决定参战，并在同一个月早些时候下令实行总动员，这是去年发生的众多事件之一。8月底的时候，军队已经开赴战场。9月初，普鲁士军队开始在萨克森（位于德国南部）集结。 ¹⁴

法国与俄国仍处于交战状态，尽管沙皇亚历山大对普鲁士的意图表示怀疑，两国最终还是决定携手作战，共同对抗法国。英国也与普鲁士解决了嫌隙，伦敦同意向普鲁士提供经济支持。这样，第四次反法同盟诞生了。不幸的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依然没能处理好危机。这一次，他应当稍缓一些行动，在得到俄国明确支持后再给拿破仑发最后通牒。1806年10月7日，最后通牒送到位于班贝格（Bamberg） 的拿破仑的手中时，法军已经集结在普鲁士的边境。第二天，法军跨过边境。沙皇的军队鞭长莫及，无法为普鲁士提供援助。这意味着，普鲁士，这个曾经的欧洲强国，除了旁边萨克森这样一个小小的盟友外，将独立面对法兰西帝国。 ¹⁵

整个1806年，腓特烈·威廉一直都在寻找给予拿破仑沉重打击的机会。这样可以为俄军到来和冬季降临争取时间。这两者都将改变战略平衡。但一切都没有按计划进行。就像克劳塞维茨参加的第一次战役一样，由不伦瑞克公爵指挥普鲁士军队。克劳塞维茨有着敏锐的判断力，有时对他人个性的描述不乏尖锐。在对不伦瑞克的判断上，尽管后来他发现不伦瑞克“有教养、有才智，在战争上经验丰富”，但他仍认为这个老兵“没有胆量，没有昂首于逆境的勇气和能力”。不伦瑞克有着非常好的家世和人脉，他是腓特烈大帝的侄子，并在他的教导下长大，被认为是普鲁士的第一军人，但在克劳塞维茨看来，“1792年那场在法国的失败，以及第二年没有决出胜负的定局进一步削弱了他的自信”。“常年指挥部队的经历、丰富的参战经验、勇敢的性格、活跃的头脑、面对危险时的镇定——这些品质，再加上他天然的机敏，通常是能够将他塑造为一名出色的领帅的。但作为全军的统帅还需要自信和绝对的权威；但他既缺乏自信，又无法在众人中树立绝对权威。” ¹⁶

1806年秋，在不伦瑞克的司令部，普鲁士筹划了3个方案：（1）如果法军渡过萨勒河（Saale River，位于德国东南部） 向普军挑战，普军就对敌发起进攻；（2）如果法军不进攻普军阵地而继续前进，普军就袭扰法军的交通线；（3）普军在认为可能和有利的情况下，通过迅速的侧敌行军在莱比锡（Leipzig）追上法军。9月25日，不伦瑞克将他的作战计划提交给了国王。国王想给法军一个痛击，选了第三个方案，寄希望于在萨克森境内的美因河（Main River） 上游，而不是在普鲁士境内与法军相遇并交战。然而，普鲁士人打算在10月8日，也就是最后通牒发出14天后再开战。 ¹⁷

克劳塞维茨后来称这个想法简直是出奇的愚蠢，不具备任何战略突袭的可能。9月25日，当不伦瑞克向国王提交他的作战方案时，普军就应该开拔奔向尚未行动的法国军团。“但是公爵害怕战争，可能比国王还害怕。”他在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刻还在期望同拿破仑和解。这样的拖拖拉拉不可能对法军形成突袭，也就错过了在法军会合前将其分歼的机会。在《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进一步写道，当普军开始行动时，拿破仑已经开始渡越萨勒河。“公爵由于优柔寡断而使自己处于两头落空的境地：要离开自己所在的位置向侧方运动去拦阻敌人已经为时太晚，而要发起有利的会战又为时太早。” ¹⁸

普军很快发现，拿破仑在普法边境上已经部署了一条38英里，长18万人的作战线。此时，不伦瑞克明白了，自己已经没有机会发动有力的攻势，于是他将部队一分为三，中路第1军（6个师）由他自己指挥，左路第2军（5个师）由腓特烈·路德维希·冯·霍恩洛厄亲王（Prince Frederick Ludwig von Hohenlohe） 指挥，右路第3军（3个师）由吕歇尔将军指挥。不伦瑞克手下的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冯·卡尔克鲁斯军担任预备队，克劳塞维茨就在这个军下面的由约翰·恩斯特·冯·库恩海姆（Johann Ernst von Kühnheim）指挥的师中任职。腓特烈大帝优秀的侄子，奥古斯特亲王指挥一个掷弹兵营 ，该营隶属于奥古斯特·威廉·冯·普莱茨（August Wilhelm von Pletz）的步兵旅。不伦瑞克的部队负责一条超过190英里长的前线的防御。“将部队分成两支主力军无论如何都是违背常理的，”克劳塞维茨后来毫不留情地写道，“任何分兵都对指挥不利。” ¹⁹ 这就给了法国人以分歼他们的机会，而这正是普军想对法军做的。

在克劳塞维茨看来，将部队拆分开来的决定也进一步破坏了普军的指挥系统。霍恩洛赫本来就不想听从不伦瑞克的指挥，现在给了他这么大的一支军队，更助长了其自行其是的倾向。克劳塞维茨在19世纪20年代写道，“副总指挥官掌握的部队越多，就越倾向于独自行事，进而削弱了最高指挥官的掌控力”。当国王带着他的顾问团来到不伦瑞克的军中时，问题变得更加严重，70岁的不伦瑞克彻底没机会行使指挥权了。 这一切最终导致了作战行动上的犹豫不决。 ²⁰

普军的犹豫不定、裹足不前没有影响到拿破仑。他指挥部队从德意志南部的各个营地开拔，目标是将军队部署于普军与其首都柏林之间的地带，以此逼迫普军处于防御态势。穿过图林根森林（Thüringen Forest）进入萨克森后，拿破仑将其部队分成相互支援的三路纵队。右路（5万人）由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Marshal Jean-de-Dieu Soult） 指挥，中路（7万人）由让—贝纳多特元帅指挥，左路（4万人）由让—拉纳元帅（Marshal Jean Lannes） 指挥。加上预备队以及其他部队，总计18万人。拿破仑确信，当与普军相遇时，可以以两倍的兵力对付普军。作为补充力量的是从荷兰省赶来的部队，以及在美因茨执行侦察任务的部队。 同时，拿破仑希望这支总预备队可以做其最后的堡垒，阻挡住普军渡过莱茵河进犯到法国境内的步伐。另外，拿破仑还指示路易不必实施进攻，只虚张声势威胁普军，以便吸引普军主力向北移动，从而使其可以乘机对普军进行迂回。同时，如果普军进军美因茨和班贝克之间的地区，路易的总预备队也可以像一堵墙一样将普军压向这一地区，以便围歼。 ²¹

10月8日拂晓，拿破仑发动攻势，指挥6个军向北穿越萨克森人的领地图林根地区。法军的迅疾与普军的迟滞形成鲜明对比，使得拿破仑能够占据主动，贯彻他的计划。会战结束后，克劳塞维茨对法军令人瞠目的快速机动能力进行了评论，认为这是“战争史上闻所未闻的”。如果需要，法军可以在一天之内行军33～37英里；在当时人们看来，一天行军11～13英里，8天行军140英里已经是“相当惊人的速度”了。决定行军速度的，不单是士兵们的步伐能不能更快一些，更重要的是部队在行进中要保持良好的行进队形，以便随时转换成交战状态。 ²²

就这样，克劳塞维茨第二次走上了战场，同时也感受到了普鲁士对战争的恐惧以及因之而来的动员和解除动员所造成的不安。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他收到一份期刊的约稿，5月他给期刊编辑写信，感谢他提供机会但恭敬地回绝了邀约，因为他预计很快就要参战，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暂时看不了书、写不了文章了。 ²³

1806年普鲁士发布总动员令时，没有立即在东普鲁士集结部队，也没有调集此地的人员，增强野战部队。这一决策的支持者称，东普鲁士的力量可以充当预备队。克劳塞维茨在他关于这场会战的战史述评中说，这个想法“纯粹是混淆视听”，为研究这场会战的军事家、历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基础性错误的靶子：将战略与战术混为一谈。“尽管保有战术预备队是需要的”，克劳塞维茨坚持认为，但把一支可以随时调用的部队当作战略预备队“是不明智的”。在克劳塞维茨看来，会战决定战局的走向，一系列的战斗决定“战争的命运”。战术预备队的使用应在参加战斗之前就做出决定，而“战略预备队的使用则是在做出决定以后”。 后来，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²⁴

当克劳塞维茨准备奔赴战场时，发现自己与玛丽已经难舍难分。三年前，1803年12月，他们第一次相遇。那是在奥古斯特亲王的父亲斐迪南组织的一次晚宴上。玛丽与上流显贵交往甚好。作为王室成员的副官，克劳塞维茨的活动圈子很快为他带来了与社交广泛的玛丽更多的见面机会。例如几天后奥古斯特亲王去看望他的母后，以及国王弟弟1月份的婚礼上，他们都碰面了。玛丽妹妹因分娩而去世，冯·布吕尔家族一度退出社交活动，他们关系的发展也因此中断了一段时间。1805年10月，克劳塞维茨与玛丽相互间已经非常有好感（彼此心仪），但他们都羞于表白。现在，克劳塞维茨即将出征，促使两个人感到要有所行动了。1806年，克劳塞维茨所在的部队离开柏林时，他们确认了对彼此的感情。玛丽送给克劳塞维茨一枚戒指，在离开柏林前的最后一个早晨，克劳塞维茨满怀期待地骑着马，希望能够遇到玛丽。但这一行动没有产生他期待的效果。 ²⁵

玛丽的寡母索菲·冯·布吕尔夫人（Madame Sophia von Brühl）不同意这桩婚事。想到自己的女儿要嫁给一个没有地产、发展前途渺茫、贵族出身可疑的穷上尉，她就提不起兴致，这一点克劳塞维茨是清楚的。尽管自身也不富裕，但冯·布吕尔家族却有着显赫的出身，与上层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玛丽的一个祖父曾任萨克森王国的首相。她的父亲查理（Charles），1786年时曾任王储（即后来的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老师兼侍从武官长，并于1797年晋升为少将，1802年去世。她的其他叔父在普鲁士军队和政府中都担任要职。布吕尔夫人出身于一个英国商人家庭，其父威廉·戈姆（William Gomm）曾担任英国领事，在圣彼得堡（St.Petersburg）担任过英国公使。查理·冯·布吕尔伯爵就是在那里认识她的。她的祖先中还有一位是英国男爵，一位是波罗的海男爵。玛丽的父母于1778年8月17日结婚。玛丽出生于1779年6月3日，比克劳塞维茨年长近一岁。但无论如何，当克劳塞维茨出征参战时，玛丽的母亲还是允许这对恋人相互通信。9月11日，克劳塞维茨接到命令去马格德堡（Magdeburg） 然后再去哈雷。克劳塞维茨在给玛丽的信中写道，对于他来说，拥有玛丽忠贞不渝的爱情就像拥有了天堂。有一封信是这样结尾的：“上帝在天上保佑你，请允许我在凡间保护你。” ²⁶

克劳塞维茨给玛丽的通信极好地反映了他的情感与信念。他写道：“当我们翻山越谷，以长长的疏散队形在林间蜿蜒的道路上行进，军乐和歌声响彻四周，我的心情是那样的明朗，很多愉快的希望和想象涌上心头。”9月20日，克劳塞维茨来到罗斯巴赫，1757年时，腓特烈大帝曾在这里大胜法奥联军。在罗斯巴赫，他给玛丽写了一个短札：“傲慢得令人难以忍受的法国人变得如此谦卑。”这是当时他对法国人的典型态度。最初他还对普鲁士获得最终的胜利抱有疑虑，但是现在疑虑消除了。几天后，他继续写道，这场战争给了普鲁士一个机会，“把可怕的恐惧倾倒到法国人身上”，“将那个傲慢的皇帝打入深渊”。 ²⁷

9月29日，他再次向玛丽表达了胜利的信心，但在这封信中，他提到导师沙恩霍斯特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影响了普鲁士的战略和战役筹划。此时，沙恩霍斯特担任不伦瑞克的军需总监。按理说，这不是一个人微言轻的职务（身居这个职务是可以对作战有关键性发言权的）。但实际上，仅仅是个上校军衔的沙恩霍斯特发现自己深陷各路将军和亲王们中间，这些人都比他有影响力（但智识能力不如他）。克劳塞维茨写道，在这个军团里本来只应有一位统帅和一位军需总监，而现在却有三位统帅和两名军需总监。写到沙恩霍斯特时，克劳塞维茨说，“在我生命中还没有见到哪一个人像我这里谈到的这个人那样，具备克服那么多困难的能力（此人是在何等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的，一般人是想象不到的）”。但是，“来自各方的旨意制造出的没完没了的阻力让他筋疲力尽”。在这里，克劳塞维茨第一次用到了“阻力”这个词——指的是任何可能导致战争推进困难的不可控因素。他后来对这个词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²⁸

尽管如此，克劳塞维茨还是认为，优势在普鲁士一方。“在接下来的伟大会战中，我们必胜。”他甚至向玛丽夸口，如果由他全权指挥普鲁士军队作战，获胜将如板上钉钉。甚至说，“德意志和欧洲的救赎近在眼前”。同时他坚信，对事态有着理性判断的人都会与他持相同观点。 ²⁹

他的判断错得不能再错了。由于普军间沟通联络的错误，10月10日，奥古斯特亲王的哥哥，宫廷中主战调门最高的鹰派人物之一，路易·斐迪南亲王（Prince Louis Ferdinand）率领的一支前卫部队与法军的一股前卫力量在萨勒河附近遭遇，路易亲王在战斗中阵亡，普军前卫部队被击溃。这一消息震惊了普鲁士统帅部。更糟糕的事接踵而来。10月11日，拿破仑的部队神速般地挡在普军与柏林之间，将普军与其首都、补给基地、退却路线分割开来。法军向西一摆，与普军当面而立。两个军面向魏玛（Weimar），另外两个军机动到魏玛北部，剩下的两个军转向更靠北的区域，旨在攻击普军的殿后部队。 ³⁰

这时克劳塞维茨认识到大战在即，10月12日他给玛丽写信：“我本人热烈地期待着大战打响的时刻，如同兴奋地期待我的婚礼一样！”这次他预言对了，当天，拿破仑命令部队向左（向西）机动。普军意识到法军想要突破并切断自己的交通线。霍恩洛厄开始向后收缩，率领那3.8万人向耶拿转进。指挥部命令他在吕歇尔部的支援下，占领耶拿和魏玛间的卡皮伦多夫（Capellendorf）村，而普军的主力则向北行进，经过奥厄施泰特（Auerstedt）城，这时霍恩洛厄部将成为后卫部队。不伦瑞克和国王在魏玛收拢了主力部队，于13日离开魏玛，当晚在奥厄施泰特附近宿营。克劳塞维茨所在部队是不伦瑞克的一支预备队，于午夜时分在奥厄施泰特正南方宿营。 ³¹

这个时候，拿破仑并没有意识到普军已经兵分两路，霍恩洛厄也将会吃惊地发现他面对的是法军的主力。无论如何，10月14日，拿破仑对两支普军都发动了攻击，他自己率4个军（约9.6万人）在耶拿狠狠打击了只有3.5万人的霍恩洛厄部。普军损失了2.5万人（包括1.5万人被俘），法军只损失了5000人。 ³²

10月13日傍晚，法军达武元帅（Marshal Davout） 令其部队在奥厄施泰特村附近暂时停了下来。大雾给这支行进在山区羊肠小路上的法军部队造成极大障碍，难以辨清前方情势。好在从俘虏口中得到情报，达武弄清了他面对的是不伦瑞克的部队（约6.3万人）。同样地，普军的骑兵也抓到了法军俘虏，得知达武的军队有2.7万人。10月14日早晨，大雾依旧笼罩在奥厄施泰特及其周围。耶拿会战，以及10个月前奥斯特利茨会战时，战场上也是大雾弥漫。达武带领部队于清晨4点开拔，早上7点，他们在哈森豪森（Hassenhausen）与不伦瑞克率领的普军遭遇。此时雾已散去，他们将普军击退，占领了利斯巴赫河（Lissbach）沿线，等待援军。接下来就是双方大部队都投入进来的大会战。 ³³

这次会战之后，克劳塞维茨的3封信发表了出来，部分内容也收录到他撰写的关于1806年战局的战史分析文章中，其中一封信这样评论道，尽管普军犯了许多错误，但此时它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制胜机会，即可用重兵对法军一部施以沉重打击。此外，法军“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为不利，他们背靠萨勒河的封闭山谷”，陡峭的萨勒河两岸之间只有一条可供退却的小路（科森桥），军队在被追击慌忙退却时，很可能会“人仰马翻落入萨勒河”。克劳塞维茨的分析是正确的，现在就差普鲁士将领们抓住这个机会了。 ³⁴

上午8时，弗里德里希·威廉·卡尔·冯·施梅陶中将（Generalleutnant Friedrich Wilhelm Karl von Schmettau） 率领的普鲁士第3师，在北面布吕歇尔（Blücher） 的骑兵的支援下，开始向人数少于自己的法军压进。在步兵完成作战准备前，布吕歇尔的骑兵先行发动冲锋，但遭到法军顽强阻击。与国王腓特烈·威廉以及主力在一起的不伦瑞克，本也可以在8时发起攻击，但他一直等到利奥波德·亚历山大·冯·瓦滕斯莱本中将（Generalleutnant Leopold Alexander von Wartensleben） 的第2师赶来才开始行动，这就给了法军调来包括骑兵和炮兵的增援部队的时间。普军的进攻直到9时45分才开始。处在中部的施梅陶的部队遭受极大伤亡，但瓦滕斯莱本的部队向南（右侧）的推进，给了较弱的法军致命一击。达武投入了他最后的预备队，以挡住普军的前进。普军没能进一步利用和扩大前期战果，而是转向位于法军部署中部的哈森豪森村，对其发动了4个波次的大规模攻击。在最后一个波次的攻击中，不伦瑞克公爵在组织一个掷弹兵团作战时双目中弹，通常总司令不应该去指挥掷弹兵团这样的战术单元。3周后，公爵伤重不治去世。“这道伤痕，”克劳塞维茨写道，“以一种既痛苦又悲哀的方式为他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³⁵

不伦瑞克的无能对普军来说是致命的。腓特烈·威廉没能担起指挥大任，也没有任命新的总司令，每个将领都在独立战斗。上午11时，更多的增援部队抵达双方阵营。国王下令让奥兰治亲王（Prince of Orange）指挥得到增援、恢复战斗力的部队，但为时已晚。普军没有集中使用兵力，国王再次分兵，派一个旅去支援两翼。尽管普军的进攻没有重点，但他们也曾接近于突破法军的战线。瓦滕斯莱本对法军的左翼展开了攻击，但垂死挣扎的敌军顽强地顶住了普军的攻势。作为回应，法军对瓦滕斯莱本师发动了反冲击，普军右翼被击溃。相比法军，普军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腓特烈·威廉本可以动用大部队打击敌军，但他却没有这样做。普军虽然配置了预备队，但要么根本没有动用，要么就是投入在了错误的地点。法军则倾其所有兵力参战，在对普军右翼（南翼）发动猛攻的同时，也打击了他们的左翼（北翼），左翼也开始瓦解。中午时分，普军开始撤退。 ³⁶ 但和在耶拿时不同，不是溃逃。

克劳塞维茨后来写道，在这次会战中，不伦瑞克本来可以做得更好。“无论在人数还是地理位置上他都掌握着巨大优势，本可以在奥厄施泰特全歼法军右翼。”同时，克劳塞维茨还认识到奥厄施泰特会战与耶拿会战的不同。在奥厄施泰特，“普军的问题是不敢继续加强攻势以锁定胜局；在耶拿，则是在完全没有取胜可能的地方，却指望着胜利。” ³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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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拂晓，加农炮声 惊醒了克劳塞维茨和他的战友们。冯·卡尔克鲁斯将军的预备队——奥古斯特亲王的部队是其中的一支——接到命令，要求上午9点准时开拔。他们在奥厄施泰特到伊尔姆河（Ilm River）之间陡峭、毁塌的乡间道路上行进。当卡尔克罗伊特（Kalckreuth） 的两个增援师赶到时，奥厄施泰特会战的结果已成定局，普军开始败退了。普王决定不让卡尔克罗伊特的部队再去冒险进攻，要求其充当后卫，掩护普军退却。卡尔克罗伊特让其部队沿着利斯巴赫河岸展开，布吕歇尔的骑兵对其进行支援。后来，克劳塞维茨坚持认为，如果卡尔克罗伊特1.8万人的后备大军能够用来“扭转战局”，“普军就不可能失败”。 ³⁸

为牵制法军，给大部队撤退争取时间，普王命令奥古斯特亲王率领4个营对守在波珀尔（Poppel）村的法军发动攻击。奥古斯特从奥兰治亲王的第1师中抽出两个营[莱茵巴登（Reinbaden）和克内贝尔（Knebel）手下的营]，从亚历山大·威廉·冯·阿尼姆（Alexander Wilhelm von Arnim）的第2师预备队中抽出瓜迪（Guadi）手下的一个营，再加上他自己的掷弹兵营，组成4个营的力量，同时将自己营中两个连拨给舍恩伯格上尉（Captain Schönberg）。奥古斯特将莱茵巴登营和克内贝尔营部署在离格恩施泰特（Gernstädt）村约1000步远的地方，让瓜迪的营作为预备队，在靠近村庄不远的地方待命，但没有部署骑兵贯穿该村的计划撤退线。他让克内贝尔和莱茵巴登的两个营靠前部署，保护部队较弱的左翼，同时让莱茵巴登营的散兵掩护自己的右侧，抵挡来自法军散兵的攻击。普军以加农炮和小型武器射击为掩护向前推进，但法军躲在灌木丛后的射击给其带来较为惨重的伤亡。奥古斯特亲王愤怒至极，试图命令部队猛冲到法军阵中进行刺刀拼杀，但法军的炮火太强，隆隆炮声中士兵们根本听不清他的命令和指挥，也不习惯听军鼓的指令。 ³⁹

奥古斯特驱马上前，催促部队冲锋。战线最前面只有莱茵巴登少校的一个营。莱茵巴登少校嘴部、腿部均已负伤，但仍坚持指挥部队与法军作战。他们冒着炮火只向前冲锋了二三十步，就不得不停下来还击。克内贝尔营也开始向法军冲锋，接着奥古斯特亲王自己的掷弹兵营也赶到并加入了进攻战斗。克劳塞维茨作为该营第三排的排长，也跟随掷弹兵营参加了战斗。普军以三排线性队形作战。在有些作战单位，如奥古斯特的掷弹兵营，第三排通常是以类似散兵的疏散队形进行作战。克劳塞维茨将自己的第三排编成一道散兵线，为前面的部队提供火力支援，“为应对法军的战术，以这样的散兵方式交战在普军中是极为罕见的”。普军最终冲进了波珀尔村。 ⁴⁰

普王82岁的顾问、陆军元帅威查德·约阿希姆·海因里希·冯·莫伦多夫 两次向奥古斯特下达命令，要他撤退，但奥古斯特难以说服他的部下撤退。他们冒着敌人重炮和霰弹顽强战斗，但伤亡并不大。撤退时，奥古斯特写道，“我的营是伤亡最少的，在大部队后面约100步远，掩护大部队的退却。我们组织了好几次战线阻击敌人的散兵，他们的散兵比我们的要强得多”。当敌人停止追击时，奥古斯特也停下来，重整了队伍，要求他们以严整的秩序退到格恩施泰特，然后带领自己的掷弹兵营回到埃卡茨贝格（Eckardsberge）右侧的高地。站在高地上，看到自己的部队分处奥厄施泰特村两侧，形成了危险的部署，奥古斯特给普王和莫伦多夫发文请求调整部署。一刻钟过去了，他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得知普军已经决定退却，他通知友军自己也将退却，然后率部向南穿过奥厄施泰特村撤退，让瓜迪营留在村中做掩护。 ⁴¹

没走多远他们就接到莫伦多夫的命令，要求他们重新占领埃卡茨贝格高地，没过多久又命令他们经奥厄施泰特撤退，很快又来一道命令，再次让他们去拿下高地。这反反复复的折腾耽误了时间，法军得以调来炮兵，开始向奥古斯特部和奥厄施泰特村倾泻霰弹和榴弹 。克劳塞维茨和他的战友们穿越枪林弹雨，从奥厄施泰特撤出，奇迹般地没有一个人阵亡。然而，村子里突然着起了大火，仓皇撤退中的伤员、马匹、加农炮和马车堵塞了狭窄的街道，撤退变得更加混乱。奥古斯特非常庆幸法军骑兵没有上来追击，否则情况会更糟。瓜迪营作为后卫进行掩护，最后大部队得以安全从燃烧的村庄逃离。 ⁴²

余下的部队以严整的秩序退却。奥古斯特部队成功的后卫战使得法军没能切断施梅陶师的退却线，施梅陶部和海因里希·冯·普莱恩亲王（Prince Heinrich von Preuβen）的部队得以脱离战斗。奥古斯特腰胯部和背部两处负伤，疼痛造成行走困难，克劳塞维茨则毫发无损。在突击作战中，当舍恩伯格负伤时，克劳塞维茨曾接手指挥奥古斯特掷弹兵营，这是他指挥过的最大的作战单位。后来奥古斯特亲王对克劳塞维茨的这次表现大为赞赏，他写道：“这是一位极有才干和学术修养的军官，作战期间表现出色，在奥厄施泰特会战时，冯·舍恩伯格上尉负伤后，他领导我的掷弹兵营，指挥有方，功勋卓著。” ⁴³

总的来说，卡尔克罗伊特将军率部顶住了法军猛烈的进攻，为其他3个普军师的残部赢得了时间，使他们能够脱离战斗，向西退却。达武持续不断向前推进，打击卡尔克罗伊特的两翼。普军继续退却，但队伍开始瓦解。达武对败军一直追击到下午4时30分。尽管没有骑兵，不能像拿破仑在耶拿那样将普军追击得落花流水，但达武实现了其皇帝都未达到的战果——打败两倍于己的敌军。 ⁴⁴

多年以后，克劳塞维茨写下主力会战失败引起的连锁反应，值得在这里全文引述：

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失败的大会战的人，很难对失败的会战有一个活生生的、完全真实的想象。这一次或那一次小失败的抽象想象永远也不能构成一次失败的大会战的真正概念……在一次失败的会战中，首先冲击人的想象力（也可以说人的思维）的，是兵员的损失，其次是地区的丧失（这往往是常见的现象，即使是进攻者，在不顺利时也会丧失地区），再次是原有战线的瓦解、部队的混乱和退却中固有的危险（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这一切会经常出现，只是程度有所不同），最后是退却（这往往是在夜间开始，或者至少是在整个夜间还继续进行的）。退却一开始，军队就不得不丢下大批疲惫不堪的和掉队的士兵，而这些人中许多是最勇敢的军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冲在最前面或在战场上坚守的时间最长。本来只有高级军官才有的失败的感觉，到这时就波及各级军官，一直到普通的士兵。特别当他们想到在这次会战中有许多真正为大家所敬爱的勇敢的战友落在敌人手里的可怕景象时，失败的感觉就更加强烈。同时，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会认为自己的努力之所以徒劳无益，是上级指挥官的过错，因而对上级指挥官产生不信任，于是失败的感觉更加强烈。更糟糕的是，这种失败的感觉不会像噩梦一样过去，它是敌人强大的证明。敌人强大这一事实，最初可能被某些原因所掩盖，不易被人们发现，但到会战结束时，总会明显地显露出来。也许人们早已看到了这一事实，但在缺乏确凿根据的情况下，必然会希望出现偶然情况，相信幸运和天意，或者进行大胆的冒险。最后，当这一切都证明已经无济于事时，冷酷的事实就威严无情地摆在人们的面前了。

克劳塞维茨在接受失败和战败溃逃之间做了重要区分：“所有这些感受还远远不能说是惊慌失措。一支有武德 的军队在会战失败后决不会惊慌失措，而其他部队也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会在会战失败后惊慌失措。” ⁴⁵

离开奥厄施泰特后，奥古斯特亲王和克劳塞维茨带着部队向西撤退。伴随失败而来的是痛苦，且经常是饥肠辘辘的14天退却之旅。“但是，部队的士气没有因此而低落，”克劳塞维茨在其关于这场会战的文章中写道，尽管官兵们“在奥厄施泰特会战后的10月14日和15日没有给养”。短暂休整之后，他们接到命令前往魏玛，但刚行军一个半小时又命令他们向北走，到布特尔施泰特（Buttelstedt）去，因为法军挡在了通往魏玛的路上。在去往布特尔施泰特的路上，由于前面的部队没有与后面的部队保持联络，他们这支后卫部队与大部队走失了。别无选择，他们只好找一个向导来带路。幸运的是，他们在附近发现了一个未被法军占领的村庄。他们一直走到天黑——从法国部队的中间径直穿过——经常能在100步至150步远的地方看到法军的炮火。法军竟然没有发现他们，当晚，他们在布特尔施泰特宿营。 ⁴⁶

10月15日一大早他们就出发了。在离开布特尔施泰特的路上，奥古斯特和克劳塞维茨看到，一个整建制的普鲁士炮兵连（编有4门火炮）远远看到两名法军骑兵便立刻丢下火炮跑了。他们找到这些炮兵，要求他们找回火炮，保持建制。随后，他们继续向西北方向的瑟默达（Sömmerda）行进，并在那里过夜。“由于自13日中午以来，士兵们除了面包没有别的吃的，”奥古斯特亲王说，“给养跟不上，抢掠就不可避免了。”这时，他们得知国王已离开主力部队先行走了，于是让卡尔克罗伊特组织部队撤退。 ⁴⁷

16号天蒙蒙亮时，奥古斯特率领残部向魏森塞（Weissensee）进发。到达魏森塞高地时他们发现村子里有法军，于是停止了前进，等待了较长时间。其间克里斯蒂安·卡尔·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马森巴赫上校（Colonel Christian Karl August Ludwig von Massenbach） 曾过来呵斥他们为什么不继续前进。马森巴赫已经被任命为霍恩洛厄的军需总监，因而成为霍恩洛厄的首席顾问和助手。“马森巴赫，”克劳塞维茨写道，“咆哮着说什么要服从命令，自然招致已忍无可忍的士兵的拳头。”奥古斯特的一个军官曾经是卡尔克罗伊特的传令官，他跟着马森巴赫下了高地，回来时报告说大家都在说投降的事。奥古斯特去找卡尔克罗伊特，让他不要为流言所左右。卡尔克罗伊特回答说：“我们被法军包围了，国王又不让我组织任何进攻，伙食还断了，部队已经筋疲力尽。除了投降没有别的选择。”奥古斯特与卡尔克罗伊特争辩，甚至羞辱他，恐吓他，让他坚持战斗。 ⁴⁸

奥古斯特最终说服卡尔克罗伊特先对周围情况进行一下摸排，很快发现挡在他们退却路上的只是一小队法国骑兵。但是，卡尔克罗伊特的判断更准确，他们确实被包围了，法军在多个方向上对他们形成了威压之势，而且法军骑兵已经占领魏森塞，向北退却之路的沿线都被法军占领。卡尔克罗伊特的骑兵指挥官布吕歇尔致信魏森塞的法军司令，停战协定已经签署，请允许普军继续退却。 ⁴⁹

16日，奥古斯特和克劳塞维茨通过了格罗伊森（Greuβen）附近的赫尔巴河（Helba），过河后将桥梁拆毁。克劳塞维茨写道：“大家饥饿难耐。奥古斯特亲王派出一个小分队，到附近村子寻找给养。农民看见征粮的士兵们，都大惊失色。当士兵强行把粮食夺走时，他们绝望地大哭。” ⁵⁰

在格罗伊森，卡尔克罗伊特继续尝试与追击他们的法军指挥官苏尔特元帅谈判。苏尔特对和谈一字不提，大讲自己为培养这样一支陆军付出了多少心血。卡尔克罗伊特命令奥古斯特将他的掷弹兵营组成一个方阵（奥古斯特后来记述说，最终组成了一个矩形方阵），又另拨给他一个营，用这些人马组成后卫，掩护部队的退却。法军对格罗伊森的一个隘口以及整座城市施以猛烈的加农炮和榴弹炮攻击，将这座城市烧毁。依靠普军后卫部队中的其他部队，特别是奥斯瓦尔德（Oswald）的步兵团的掩护，卡尔克罗伊特的小部队才得以在黑夜中不受干扰地行进。 ⁵¹

后卫部队于17日清晨6:30抵达松德斯豪森（Sondershausen），然后等待卡尔克罗伊特的命令——他已经于清晨6:00向诺德豪森（Nordhausen）开进了。前面的部队把松德斯豪森镇里能吃的都吃光了。克劳塞维茨和战友们自16日起连一片面包还没吃上呢，接下来的24小时也得挨饿。奥古斯特这样描写他的部下：“连续的行军再加上总是饿肚子，令他们疲惫不堪。于是我自作主张，延后一小时撤营。由于我已经没有一分钱了，于是从军官那里借了一些，正好够给掷弹兵们买一些白兰地。如果没有这些白兰地，他们恐怕要崩溃了。” ⁵²

不久，他们追上了其他部队，这些部队由于疲惫走得很慢。奥古斯特的部队仍作为后卫走在后面，对自己部队的表现是满意的。但是他向希施费尔德将军（General Hirschfeld）提出，如果没有口粮，他的部队很难继续充当后卫。将军阴阳怪气地说，虽然很少见到让近卫军和国王的团充当后卫，但“按照原来的部署执行吧”。 ⁵³ 卡尔克罗伊特似乎在报复奥古斯特，故意让他的部队充当后卫。克劳塞维茨在1806年和1812年的许多作战经历都是担负这样的任务——防御作战、牵制敌军。这可能对他后来在《战争论》中思考防御的优势时产生了影响，但这只是猜测，无以为证。

克劳塞维茨的部队于下午1:00左右抵达诺德豪森。刚过半个小时，就听到加农炮声，上级命令他们迅速集结。奥古斯特认为诺德豪森城门外通往松德斯豪森的桥非常关键，必须守住，于是在没有上级命令的前提下，自行派两个团去守桥。当两个团赶到渡桥，发现普鲁士骑兵正在撤退，法军没有受到任何抵抗，长驱直入诺德豪森。卡尔克罗伊特将自己的部队部署在城中各个高地上，在他的北面背对着的是哈尔茨（Harz）山区 。奥古斯特的营被部署在通往伊尔费尔德（Ilfeld） 的道路右侧的高地上，掩护部队的侧翼。 ⁵⁴

在法军猛烈的炮火下，普军继续撤退。骑兵部队与步兵部队分离开来，布吕歇尔将军指挥大部分骑兵，外加一个步兵营、一个重炮连，经过埃尔宾格罗德（Elbingerode） 穿越哈尔茨山区。其他部队以良好的秩序经过伊尔费尔德和哈瑟尔费尔德（Hasselfelde） ，退却到哈尔茨山的深处。克劳塞维茨的部队继续充当后卫，但是由于急行军又没有吃的，官兵们都体力透支。奥古斯特向卡尔克罗伊特求援，卡尔克罗伊特将瓜迪营增援给他。 ⁵⁵

他们在幽深黑夜里继续行军，进入到哈尔茨山中。在普鲁士其他地方，拿破仑的军队正在风卷残云般横扫克劳塞维茨的祖国，普鲁士的军队则正忍受败退和物资的匮乏。此时，法军没有追击奥古斯特部，但是狭窄又糟糕的路况使部队行进频频受阻。山区漆黑的夜晚导致总有一些部队迷路，克劳塞维茨的部队就是其中之一。士兵们在黑暗中因紧张而开火使情势更加混乱。有些人则趁乱进行抢劫和掠夺。疲劳、混乱、黑暗、崎岖的地形——这就是奥古斯特亲王面对的部队。他们一路跌跌撞撞，直到清晨5点才停下来休整。 ⁵⁶

奥古斯特带领的一个小队也和大部队走散了，万幸的是，他找到一位伐木人，将他们带到了施蒂格（Stiege）村。在村中休息了两个小时，辨别方向、规划下一步的行进路线。见村民没有招待他们吃喝，他们自己购买了些蔬菜和牲畜。这时得知卡尔克罗伊特此时正在布兰肯堡（Blankenburg） ，于是奥古斯特决定动身去找他，以便得到新的指令。奥古斯特还碰到了克劳塞维茨最好的朋友之一——总参谋部的蒂德曼上尉，于是将刚刚购买的少得可怜的补给品交由他照管。当到达布兰肯堡时发现，卡尔克罗伊特已经离开前往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 了，于是他又跟去哈尔伯施塔特，沿路看见大量的乞讨者和落单的士兵，都在向马格德堡方向逃去。很快，他得知卡尔克罗伊特又离开哈尔伯施塔特去马格德堡了。自从离开诺德豪森 ，他们就再没见到过他们的师长，也没有收到他的任何指令。 ⁵⁷

卡尔克罗伊特一走，部队没有了总指挥，根据奥古斯特的记述，靠着一些参谋和绝大多数低级军官坚毅的精神，以及士兵们的团结友爱，才使部队没有溃散。“我和克劳塞维茨上尉在哈尔茨就失散了，”奥古斯特写道，“快到晚上时，他也到了哈尔伯施塔特，给我带来消息说，在施蒂格时，他和我营里的大约200名掷弹兵曾被派属给希施费尔德将军。19日时，将军带着他收容的部队到奥舍斯莱本（Oschersleben） 去了。” ⁵⁸

20日，奥古斯特带着余部来到位于马格德堡西北的新哈尔登斯莱本（Neuhaldenslebener）附近，并于21日从罗盖茨（Rogätz） 跨过易北河（Elbe River），然后在几个村庄中设营休整了两天，一路没有遇到什么法军。这时他了解到卡尔罗伊斯特已经被任命为东普鲁士部队的总指挥，霍恩洛厄现在是马格德堡地区普军的总指挥（他是10月18日获此任命的），奥古斯特的部队也隶属其中。10月21日，霍恩洛厄亲王的部队重组为3个师，奥古斯特的部队编入了由卡尔·弗里德里希·冯·希施费尔德少将指挥的师。 ⁵⁹

22日，他们行进到根廷（Genthin） 地区。第二天，来到拉特诺（Rathenow） 附近，在这里得到够吃3天的面包，每个营还获得一桶白兰地。24日，他们行进到诺伊施塔特（Neustadt） ，25日，来到克劳塞维茨曾经服役的地方——诺伊鲁平。在这里，他们又找到一些给养，但数量有限。 ⁶⁰

至少到此时为止，他们还算幸运。尽管又饿又累，但没有被俘虏，但接下来就没那么幸运了。此时奥古斯特的部队由自己的掷弹兵营以及莱茵巴本掷弹兵营两个营的残部合并而成，共600人。他们于26日离开诺伊鲁平，晚上11点、12点之间到达菲尔斯滕贝格（Fürstenberg），然后在城边宿营。由于供给系统早已崩溃，大部分人没东西吃，再加上长途行军，许多士兵精疲力竭、无力再动。奥古斯特亲王亲自到周围村庄寻找食物，但大多数掷弹兵只得到一些土豆。 ⁶¹

27日，他们被要求经吕兴（Lychen）向博伊岑堡（Boitzenburg）进军，但法国骑兵在他们到达博伊岑堡前就占领了那里，并俘虏了霍恩洛厄的一些小分队。奥古斯特派两个步兵营去夺回该镇，经过一番小规模交火，城镇被夺了回来。奥古斯特抱怨说，军队没有直接前往普伦茨劳（Prenzlau） ，而是在此休整了大约一个小时，然后决定当晚先去舍讷马克（Schönermark）。他们连续行军，在博伊岑堡和舍讷马克间的森林里走了9个小时。几次迷路之后，终于在凌晨4点半到达舍讷马克，在那里休整了大约一个半小时。过度疲惫又吃不上饭，给部队带来极大损失。 ⁶²

28日早晨6点整，霍恩洛厄部开始向普伦茨劳进军。奥古斯特部继续担任后卫，挡在他们与主力部队间的数百辆马车已被移开，于是希施费尔德将军两次命令他们加快行军速度，跟紧大部队。从菲尔斯滕贝格出发以来，由于行军中减员和掉队，奥古斯特部已经损失了516人，现在仅剩240人。自14日以来（除了17日那天），他们一直担任大部队的后卫，官兵们都疲惫到极点。奥古斯特派他的副官[可能是冯·哈根中尉（Lt.von Hagen）]去找上级希施费尔德将军，要求替换或增援。 ⁶³

国王团的施托尔贝格伯爵（Count Stolberg）下达了第二个命令，要求奥古斯特向其靠拢。奥古斯特也收到希施费尔德将军的回复，告诉他将派国王团的一部分人来增援。这两个命令可能是由一人拟制的。当他们快到普伦茨劳时，奥古斯特亲王派克劳塞维茨和刚回来的施托尔贝格一起到普伦茨劳侦察情况。在普伦茨劳城外，他们看到道路旁边有敌人大约三四个骑兵团，好像正准备向刚刚到达普伦茨劳城门的施托尔贝格的国王团发动进攻。 ⁶⁴

施托尔贝格坚持让克劳塞维茨加入他的团，赶快撤退。他说：“再不能耽误时间了，您跟我一道走吧，其他部队都被敌人分割了。”克劳塞维茨拒绝了。“我回答说，我们注定要在这里分手，你尽可追赶你的团，我要在此处等候奥古斯特亲王。”在等候期间，他看到多纳（Dohna）的掷弹兵营和普里特维茨（Prittwitz）的龙骑兵团 同敌军骑兵的战斗，龙骑兵团被击败，向普伦茨劳回撤。普伦茨劳城门前，骑兵和步兵，友军和敌军混杂交错，乱成一团。奥古斯特亲王听到枪声迅速率领部队赶到。克劳塞维茨向亲王做了情况汇报，经过简短商讨，认为绕过普伦茨劳向西北方向撤退为上策，争取能够追上霍恩洛厄的部队。他们认为自己这支早已人困马乏的军队在此地支撑不了多久，不如趁乱在别人没有察觉时溜走。克劳塞维茨后来对这一决策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经验不足，不知道一个营的步兵在敌军的骑兵中间是可以坚守的”。 ⁶⁵

紧接着他们注意到，普鲁士克维措夫（Quitzow）胸甲骑兵团 从后面跟了上来，心中盘算能够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支援。在骑兵团的右侧，从博伊岭堡（Boitzenburg）村流来的小溪对岸有一些法军炮兵，也看见了骑兵团，并跟了过来。法军向他们开了几炮，但仅这几炮，克劳塞维茨记述道，就把克维措夫团打得“像满把豌豆撒在地上一样”。最后，只有舒伯特上校（Colonel Schubärt）和仅剩的50名骑兵过来支援了他们。克劳塞维茨部蹚过小溪，穿过一块菜地，然后编成一个方阵，继续向乌克尔河（Uecker）下游（河流在侧方约1000步远），也就是大体上向埃林根（Ellingen）方向前进。 ⁶⁶

他们刚刚行进了半个小时，离普伦茨劳也就2英里远，在去往帕瑟瓦尔克（Pasewalk）的路上，发现在左侧有一队骑兵。开始还以为是溃逃的克维措夫团的骑兵，很快就发现这是一支人数更多的骑兵部队，正在他们背后展开。舒伯特上校对奥古斯特说：“我们迷路了，来的是法军。”奥古斯特让他先不出声，以免引起部队的恐慌，同时认为当务之急是竭力自卫。“我们刚一看见地平线上法国骑兵武器上反射的亮光，”奥古斯特亲王写道，“舒伯特上校就带着他的50名骑兵溜得无影无踪。”对于自己的部队，奥古斯特鼓励大家进行光荣的抵抗，许诺英勇者将获得勋章、奖金和食物，同时命令官兵保持镇静，不要惊慌失措，而且特别命令士兵在得到命令之前绝不要开枪。几分钟后，法国骑兵冲了上来。“这时我想起明登（Minden）会战的情景，”克劳塞维茨写道，“当时法国骑兵对阵两个汉诺威营；这两个营未在通常的距离开火，法国骑兵便逐渐放慢速度，从快跑改为小跑，最后从小跑改为慢步。现在，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博蒙（Beaumont）的第16龙骑兵先是快跑前进，但当只剩100步距离还没有遭到射击时，他们不断勒动马缰绳，最后以极慢的小跑抵近。在30步远的地方，奥古斯特下达了射击命令。“敌骑兵纷纷落马，”克劳塞维茨写道，“未被击中的就趴在马脖子后边拨马逃窜。” ⁶⁷

这场小胜利让疲惫的普鲁士人又来了精神。“这样一来，士兵对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克劳塞维茨写道。“他们在练兵场上本来多次练习过这种打法，只是一向把它当作开玩笑，现在真的取得了战果，都感到非常惊奇。”敌方一个龙骑兵在离本营很近的地方落了马。“他从死马底下挣扎出来，仓皇逃窜，那惶恐万状的丑态同龙骑兵那装饰着马尾的头盔，以及有点像斯奇提亚人 的粗野样子形成鲜明对照，引起官兵哄堂大笑。” ⁶⁸

他们继续行军，没过多久又遭遇并击退了一股敌人，但很快发现前方道路已经被法军几个骑兵中队封锁，另外一些骑兵连正向他们迂回，而且离得非常近。他们立刻感到有遭到攻击的危险，于是部队停了下来。普军抽出仅有的散兵上前射击，一番开火之后，敌军纷纷后退，让开了道路。奥古斯特的部队继续行军，法军始终尾随，间歇地又对克劳塞维茨及其战友发动7次攻击——通常是以开放的线性队形，而不是纵队或方阵形式——法军龙骑兵从马上下来躲在附近村庄的树篱和灌木丛后面隐蔽开火。根据克劳塞维茨对这场战斗的描述，非常关键的一点是敌军没有炮兵。如果有炮兵的支援，骑兵可以很轻易地击溃一个步兵方队：先用炮火将步兵方阵打散，然后用骑兵追击。他后来写道：“通过与这小股骑兵的战斗，我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步兵对骑兵还是有很强优势的。”但是1812年博罗季诺（Borodino） 会战之后，克劳塞维茨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 ⁶⁹

这支部队经受了连续14天的仓皇退却，身体上疲惫不堪，精神上也因战败而备受打击。克劳塞维茨后来回想，他当然非常惊讶，部队在经历了3个小时的战斗和行军后，还能够有这么稳定的表现，尽管有麻木的疲劳感，但还保有战斗力。这240名虚弱的士兵抵挡住了大约1500名骑兵。“指挥官和军官始终保持镇静，不断地提醒部队不轻易开火，在敌人走得足够近时才进行最有效的射击，这些造就了成功。” ⁷⁰

与此同时，奥古斯特派了3个人骑马去向霍恩洛厄或是其他上级指挥官求助。他们在普伦茨劳附近找了两个农民做向导，但一看见法军，这两个人又都逃跑了，也就没能及时地从这两个农民处了解到普伦茨劳和帕瑟瓦尔克间的沼泽地是无法通行的。考虑到弹药缺乏，以及士兵们已到极限的精力体力等因素，奥古斯特亲王决定冒险穿越沼泽地，前往洛克尼茨（Löcknitz）或帕瑟瓦尔克。为了免遭法军骑兵的攻击——此时法军骑兵已经有了炮兵做支援，他们选择沿着沼泽旁的草地走。开始时还算顺利，但沼泽地变得越来越宽且深，几乎难以通过了，而且经常遇到很宽的壕沟，沟里的水有齐腰深。 ⁷¹

一个小时后，路况糟糕得已经几近寸步难行。他们向左走了走，但是遇到一个巨大的壕沟，绝大多数掷弹兵无法通过，同时很多马匹陷在了沟中。这样的路，法军骑兵虽然无法跟进，但普鲁士人却要忍受可怕的行军。克劳塞维茨写道，“经常遇到大水沟，有的地方水没到腋下”。大约有100人因过度疲惫陷入水沟而无力自拔。他们不得不丢下全部乘马，只有亲王还牵着一匹特别壮的漂亮英国马，这是他哥哥路易亲王阵亡时所骑的那匹马。但是，这匹马在一次从泥泞中拼命往外跳的时候，挣脱了缰绳，跃进乌克尔河，向对岸游去。重新抓住它的各种尝试都失败了。奥古斯特自己也有两次差点被淹死。 ⁷²

法军仍在惦记着他们这支部队。他们的大炮已经运到，开始向沼泽开火。幸运的是，由于沼泽地太宽，无法使用霰弹，只能用普通炮弹，多数炮弹陷在泥泞里不能爆炸。但出现了另一种危险，在竭尽全力越过一条宽阔的充满水的壕沟后，地面坚硬了一些，敌军骑兵又能逼迫过来了。克劳塞维茨说，这次他们在劫难逃了。于是法军骑兵便以慢步向他们接近。一到坚固地面，普军士兵就被命令重新编成方阵，但在敌军的炮火之下这是不可能的。士兵们被迫用滑膛枪作为棍子穿越沟渠，因为水经常漫到他们的肩膀。士兵们的武器也因进了水沾满泥不能使用，子弹袋连同里面的弹药也完全湿透了。“由于意识到不可能继续抵抗，也就失去了顽强抵抗的意志，”克劳塞维茨写道，“士兵们扔掉枪支，甘愿被俘。” ⁷³

亲王别无他法只好投降了，克劳塞维茨也成了俘虏，他们的部队只剩下大约100人，其他人还在沼泽里，试图折返回到普伦茨劳。少数几个在与法军拼刺刀后，在河面较窄的地段游过乌克尔河幸运地脱逃了。几周后，克劳塞维茨在给玛丽的信中描述了他们的结局：“最后，经过3个小时的奋战，命运之神闪耀出美丽的光芒。一个声音不住地询问我：‘你认为我们能闯过一关吗？’最初，我可以肯定地回答，‘我相信能，因为我们经受了战火的考验，闯出来了’。但这场大戏的第四幕却是一个悲剧结局，本以为能够幸运脱险，却陷入了厄运的罗网。命运之神不想再玩下去了，它拒绝了我们最后的赌注，并把它输掉的都赢了回去。” ⁷⁴

克劳塞维茨和亲王被押往普伦茨劳（在帮奥古斯特找回跑走的战马后），下午大约4点到达时，发现霍恩洛厄军已经在此投降了。若阿尚·缪拉（Joachim Murat） ，这位著名的法国骑兵元帅，对霍恩洛厄说自己的10万大军已经把他包围了。这其实是一诈，但霍恩洛厄信了，带着1万驻防军投降了。 ⁷⁵

在普伦茨劳，法军将克劳塞维茨和奥古斯特亲王带到缪拉那里。克劳塞维茨这样描述缪拉：“他正在一张摊开的折成一道道横格的大纸上，用蹩脚的字体给皇帝撰写一份关于普伦茨劳投降情况的报告。”缪拉对亲王说了几句客套话，告诉亲王，当夜就派一名参谋陪亲王动身到柏林去。他们于29日下午到达柏林，立刻被领到王宫，拿破仑接见了亲王。除了他先前的两处伤口外，亲王的马还在普伦茨劳踩了他的脚，以至于穿不了靴子，只能穿着拖鞋站在拿破仑面前，身上还穿着那身陷在沼泽里时的军服。“至于军服褴褛的我，”克劳塞维茨回忆说，“被要求站在皇帝的副官中间，他们穿着各种质地优良的军服，与我形成鲜明的对比，似乎带有几分嘲弄。”大约5分钟后，皇帝打发亲王走了，并对他说，他可以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养伤，但不能与其他人往来，也不能发表任何言论。两个月之后，柏林总督亨利·克拉克（Henri Clarke）将军下令把亲王押解到法国南锡（Nancy） ，克劳塞维茨也随同前往。 ⁷⁶

在耶拿和奥厄斯泰特之后，普鲁士人遭受了彻底的灾难，迅速走向崩溃，普伦茨劳的陷落只是一个小小的音符而已。10月25日，法国人占领了柏林。几天之后，柏林的街道上尽是占领军行进的身影。拿破仑命令普鲁士近卫军列队经过法国大使馆，几周之前他们还曾在使馆前挥剑示威。10月29日，斯德丁（Stettin） 的指挥官未开一枪就将普鲁士旗帜收起来了，向法军贡献了5000名俘虏。11月7日，骑兵将军布吕歇尔——沙恩霍斯特与他在一起——最终也不得不带着1万人的部队投降了。他于11月5日带着部队转战到了丹麦中立城市吕贝克（Lübeck），一支瑞典师赶过来支援自己的普鲁士盟友，但也成了法军的俘虏。11月10日，马格德堡的守军也投降了，拿破仑又多了2.2万名俘虏。剩下的七零八落的普军仓皇渡过奥得河（Oder River） 投奔正在赶过来的俄军。 ⁷⁷

仅7周时间，拿破仑就让普鲁士遭受了2.5万人伤亡，14万俘虏的损失。严重受损的不仅是兵员，更有普鲁士军队的声誉。历史学家戴维·钱德勒（David Chandler）准确地概括说“历史上很少有军队被如此迅速、彻底地击垮”。 ⁷⁸ ConO3lX8Pwp8b88WHaFDPfEJ82NMPwUSxT3FOYajrwhjR2yPKDjtmu0QiHif2r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