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雄心勃勃的军校学生
（1795—1805年）

批判的考察不仅要检验实际上已经使用的手段，而且还要检验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因此在考察中必须提出，即找出可能使用的手段，如果提不出一种更好的手段，就不能指责已经使用的手段。

Critical analysis is not just an evaluation of the means actually employed, but of all possible means—which first have to be formulated, that is, invented.One can, after all, not condemn a method without being able to suggest a better alternative.

从小，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就被鼓励要建立军功，但直到成年时这种观念才在他心里扎下根。他对于“我们称之为远大抱负”之类的东西是很迟钝的。他后来告诉玛丽，在他年轻的心中，建立军功这一理念是较为活跃的两个因素之一。另一个驱动他的理念萌芽于1795年春天，那时他所在团离开莱茵兰地区移防到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后又转到泰克伦堡（Techlenburg）县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 附近的营地，在那里等待和约的签订。部队向农户租用房舍，驻扎了三四个月。克劳塞维茨后来写道：“一下子离开战场，过起寂静的纯粹农村生活来，精神的目光才第一次投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在营地附近的奥斯纳布吕克，克劳塞维茨找到许多可供阅读的书籍，于是开始了广泛的阅读。“突然之间，‘光明派’ 成员的著作，以及其他关于完美人性的书籍进入了我的视野。于是，一个小兵的虚荣心忽然变成了合于哲理的功名心，我当时在自己性格容许的范围内冥思幻想，而我的性格本来不是特别倾向幻想的。如果那时燃烧的热情的余烬能够更好地保存并影响我的人生，我也许能成为一个比现在好得多的人。”通过阅读，克劳塞维茨认识了启蒙思想，更重要的是，提升了自己的智识。但这些需要等到以后才在他所感兴趣的领域体现出来。 ¹

1795年夏天，16岁的克劳塞维茨少尉（他已于3月5日被晋升为少尉）跟随部队回到诺伊鲁平的营地。他不喜欢被“困”于小小的、与世隔绝的军营，周围尽是在他看来平庸的人。这样的生活“对于我内在的成长似乎更多的是一种阻碍而不是促进，周围环境无法为我的发展提供营养”。让克劳塞维茨感到自己没有落入俗套的是他对思想和文学的热爱，以及想探究军事真知的渴望。在他看来，这是千篇一律、单调乏味卫戍生活中唯一的亮点。实际上，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环境上，诺伊鲁平并不像克劳塞维茨后来所说的那么与世隔绝。这里是腓特烈大帝还是王储时的家，离柏林只有40英里。相比于驻防于新征伐来的波兰，普鲁士军官们更愿意驻防在像诺伊鲁平这样的地方。1807年，当克劳塞维茨作为战俘被拘禁在法国时，他体验到了什么是煎熬的生活，才领会到诺伊鲁平的日子并没有那么难熬。当然，从在法国的拘禁生活中他也学到了很多。 ²

克劳塞维茨渐渐适应了作为低级军官的日常生活。轮到他值班时就巡视营区勤务，不值班时，每天用四五个小时组织部下按照战术教范进行训练，如装填和再装填滑膛枪子弹，培养他们整齐、快速齐射的能力。 克劳塞维茨也会打破惯例，花些时间对部队进行散兵战术的训练。当时，散兵战术是一种正在兴起的军事创新，与常规的严整的线性战术不同，作战队形更为疏散。克劳塞维茨还参加了一些常规的部队机动演练。后来回想起这段时间的军营生活，特别是联系到1806年的参战经历，克劳塞维茨称，普鲁士在那段和平时期的训练都是脱离实际的。“那么，如果稍加思考，怎么可能意识不到，当时在波茨坦和柏林的秋季演习与我们打过的仗完全不同呢？”这些演戏般的作战演习——简直是浪费时间——“由军中最优秀的人来筹划……一本正经、全情投入地实施，去练习那些实际上已经被证明是落后的东西”。他开始意识到“独立思考判断的精神”正在他的心里觉醒，并且一直保留了下来。 ³

1797年夏，克劳塞维茨休了6周的假，与他的叔父约翰·克里斯蒂安·冯·洪特少将（Major-General Johann Christian von Hundt）一起到波兰旅行。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波兰人与波兰社会，由此形成的对波兰的偏见持续终身。但在其他方面，他的智识在上司教导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其所在团的团长弗里德里希·威廉·亚历山大·冯·塔其曼·奥斯汀上校（Colonel Friedrich Wilhelm Alexander von Tschammer und Osten）非常重视部下的教育，甚至认为其部下的子女也应受到教育。为此，他在营地开设技校，教授包括纺织在内的各种工作技能。塔其曼认为，教育不只是累积一些知识。在他看来，缺乏独立判断力的士兵和野兽没什么两样。1799年，他面向下士和掌旗手开设了学习班。当时，克劳塞维茨已经是一名中尉了，但他也去听了许多课。这个学习班由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名叫冯·西多的少校（Major von Sydow）主持。课堂上，西多少校讨论了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毫无意义的“天然的勇气与智勇的区别”。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讨论军事天才时的许多观点与其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在诺伊鲁平的时光可能是克劳塞维茨第一次感受到理论的价值，这成为他后来著书写作的关键要素。他后来写道，理论“应该培养未来战争中指挥官的能力”。同时，他也发现理论与批判的关系：“在批判时，决不应该把理论上的这些结论当作衡量一切的法则和标准，只能像当事者那样，把它们当作 判断的依据 。” ⁴

克劳塞维茨的上司对这位年轻的陆军中尉在诺伊鲁平的表现评价颇高。1799年，团长这样评价：“他是一个优秀的年轻人，勤务相当努力，头脑清醒，寻求各方面的知识。”一年以后的一份鉴定上这样写道：“品行良好，从各方面看都是一名很好的军官，有头脑，努力猎取知识。”1801年，他去柏林普通军校学习时，带着这样一份鉴定：“他的品行是很好的，是一名优秀的军官，勤奋学习各种知识。” ⁵

从克劳塞维茨1793年离开孚日山脉到1801年去柏林学习这段时间，欧洲的政治军事态势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一位年轻的，出生于科西嘉岛，名叫拿破仑·波拿巴的法国将军于1796年到1797年在意大利打了一系列让世界震惊的仗。第一次反法同盟于1797年解体，但很快，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1798—1801年）再次开战，这次普鲁士没有参战。除了1798年在埃及受挫，拿破仑在军事上连连告捷，这将其推上了权力的巅峰。1799年，他发动政变 ，推翻了不受欢迎的法国督政府。

拿破仑迅速在国内巩固其政治地位，同时他也深知，其政权的巩固有赖于军事上的获胜。于是，他利用大革命释放出来的法国人民的热情，加上他个人的政治决心和对权力的追求，凭借自己的军事天赋，将法国军队打造成一台指挥高效、富有创新、能征善战，被后人称为“大军团”（le Grande Armée）的战争工具，使法国成为欧洲的主导力量，自己也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1800年，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赴意大利作战，最终于当年6月在马伦戈（Marengo）大败奥地利军队，法国完全恢复了对整个北意大利的控制。随后，拿破仑又于1801年、1802年与对手议定了《吕内维尔和约》《亚眠和约》等一系列和约，给欧洲带来了14个月的和平。这一时期一过，欧洲又陷入新的战争之中。法国与由英国、俄国、奥地利组成的第三次反法同盟开战。1805年秋季，拿破仑组织了乌尔姆（Ulm）会战 ，同年12月2日，他又在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大胜奥俄联军 ，取得决定性战果，奥地利被迫求和 。随后，意大利和德意志的领土按照法国的意愿进行了重新划分，改变了欧洲大陆的战略平衡。奥斯特利茨一役让拿破仑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之一而被世人铭记。

新世纪为克劳塞维茨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为实现他的雄心壮志提供了更宽广的领域：1801年秋天，他去柏林普通军官学校（General Military College）就读。在这里，他遇到了他的精神灯塔——格哈德·约翰·达维德·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st）。克劳塞维茨写道：“他是我精神上的父亲和朋友。” ⁶

像许多在普鲁士军中服役的军官一样，沙恩霍斯特不是普鲁士人。他1755年3月12日出生于汉诺威（Hanover）境内诺伊施塔特附近博尔德瑙（Bordenau）的一个农民家族。其父亲在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War of Austrian Succession，1740—1748年）中担任过汉诺威军的后勤补给中士。在1773年8月进入弗里德里希·威廉·恩斯特·祖·绍姆堡·利珀·巴克伯格伯爵（Count Friedrich Wilhelm Ernst zu Schaumburg-Lippe-Bückeberg）创办的威廉施泰因（Wilhemstein）炮兵学校前，沙恩霍斯特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这位巴克伯格伯爵出生于英国，是一名身经百战的退役老兵，精通6种语言，特别酷爱思考，是一名军事评论家。伯爵认为，小国最好的自保方式是实行全民武装并结成广泛的联盟，特别是小国之间要相互结盟。这一观点在专制主义统治时代颇具革命性。他将这一理念贯彻到他自己组建的位于绍姆堡—利珀州（state of Schaumburg-Lippe）的志愿民兵队上。他的这些想法预示了将要发生的变革。他还教导沙恩霍斯特以及其他学生要从更大的视角来理解军队。沙恩霍斯特坚持认为，伯爵这些理念影响了他一生。 ⁷

1778年7月，沙恩霍斯特成为汉诺威军队的军官候补生。幸运的是，他的上级是一位既重视实战经验又重视军事教育的指挥官。于是几乎在见到年轻的沙恩霍斯特那一刻，上级就任命他为团属军校的教官。不到一年，沙恩霍斯特就成为主力教官，同时因其所著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文章和书籍而广受赞誉，很快以军事作家的身份而出名。沙恩霍斯特非常重视历史研究，强调要从战史中吸取营养。同时，他也非常重视实践经验和实战化的演训。在沙恩霍斯特看来，课堂教学、个人研修、实战化训练、实战经验共同造就军人。而且这应该是对所有军人的要求，不应局限于军官。 ⁸

与克劳塞维茨一样，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是沙恩霍斯特生平第一次参战。这次参战让他认识到，民众是战争必不可少的支撑性力量，这一观点突破了传统思维，即认为战争是亲王和国王们的军队的事。战争中的英勇表现使沙恩霍斯特在军中更受推崇，但由于没有贵族身份，其影响力在汉诺威依然有限。 ⁹

战后，通过分析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军事变革，他在汉诺威军队中倡导全方位改革。如建立严格的考试制度，择优晋升军官和士官；军官和后备军官都必须受教育；和平时期，任何未受过必要教育的人都不得提升为军官等。但是上层领导对这些建议并不感兴趣，于是沙恩霍斯特决定到其他地方寻求实施自己思想的机会。1801年5月12日，他以炮兵中校身份加入普鲁士军队，条件是赐予他贵族头衔。有了贵族头衔，他才能获得与普鲁士军官平等的身份，也才有机会贯彻他的改革思想。 ¹⁰

加入普军后，沙恩霍斯特申请到军需总监部任职，负责监察各军事院校事务。后来又申请担任柏林青年步兵军官学校（Berlin Institute in the Military Sciences for Young Infantry Officers，后改为柏林普通军官学校、战争学院）的校长。学校只有两名常驻教官——约翰·戈特弗里德·基塞维特（Johann Gottfried Kiesewetter）教授 和路德维希·克里斯蒂安·穆勒少校（Major Ludwig Christian Müller）。基塞维特教授是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的追随者和思想传播者。这所学校创建于1779年，是腓特烈大帝在征兵区创建的6所军校之一。这些军校是职业教育不是学位教育，军官们在11月至次年2月入校就读，学习从数学到战术等各种课程。1801年9月5日，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任命沙恩霍斯特为这所学校的校长。一个月之后，沙恩霍斯特就提交了一份将该校改组为普鲁士初等军事学院的规划书。1801年10月6日，腓特烈·威廉批准了该规划。1804年7月21日，学校改名为柏林军事学院。 ¹¹

沙恩霍斯特对学制和课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学制改为3年，每年10月到次年4月在校学习。课程分为实用型和理论型两类。实用型课程包括炮兵、军事地理、筑城和攻城战等，中间设置有实弹演习。理论型课程讲授当时的战术和战略思想、军事理论、逻辑学等。沙恩霍斯特决心从实践和思维两个层面好好打磨学生。他不但教授学生们战场上的实用技能，还特别注重教他们如何进行思考、分析和推理。 ¹² 因此，虽然我们不能说没有沙恩霍斯特就没有克劳塞维茨，但可以说没有沙恩霍斯特这位导师的影响，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很难发展到那么深刻的程度。

1801年，当克劳塞维茨来到柏林青年步兵军官学校参加秋季课程时，只有21岁，那时他看起来“中等身材、瘦削、挺拔……有一头浓密的棕色头发，直到1806年，他在值勤时都要把头发系成小发辫”。尽管克劳塞维茨尽力修正旧有的习惯，让自己显得更“大都市”一些，但同学们似乎还是认为他土气、呆板。比起诺伊鲁平那个小卫戍城镇，柏林的生活开支要高得多，这让他苦恼不已。年轻军官的薪资很低，但通常都能从父母那里获得财力资助。克劳塞维茨家境贫寒，他们兄弟几个不可能从父母那里得到任何接济。于是，克劳塞维茨通过替其他军官代班来赚取一些外快。 ¹³

对于克劳塞维茨来说，课程学习也是一个挑战。玛丽后来写道，由于缺乏必要的基础知识，刚开始时，克劳塞维茨学得比较吃力，有些跟不上课程教学的进度。幸亏遇到了“好心、慷慨的”沙恩霍斯特，发现并培养他，“为他智识的成长播下了种子”。到了第三学年，也就是最后一个学年，克劳塞维茨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第一。他后来对玛丽说，“这个成绩让我心花怒放，难以言表”。克劳塞维茨认为自己生命中有两大最快乐的事，一个是获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一个是赢得了玛丽的爱情。在军校的学习也让他赢得了沙恩霍斯特持久的、父亲般的关爱（沙恩霍斯特比他大25岁），这种情感在克劳塞维茨的生父于1802年去世后更加强烈了，这份情谊一直保持到沙恩霍斯特去世。 ¹⁴

1803年11月29日，沙恩霍斯特在写给国王的条陈中说，这届学生中获得一等成绩的只有两个人：克劳塞维茨和蒂德曼 （Tiedemann，他是克劳塞维茨最亲近的朋友之一）。 在毕业鉴定上，沙恩霍斯特写道：“中尉冯·克劳塞维茨的论文的特点是对全局的判断异常准确，叙述朴实而中肯。他在数学和军事科学方面具有扎实的知识积累。” ¹⁵

我们知道，在柏林学习期间，克劳塞维茨加入了“军事协会（Militärische Gesellschaft）”，但他在其中的表现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从明特斯大学（University of Münster）图书馆，我们找到几份关于1803年实战演习的简短记述，还找到一些克劳塞维茨早期写作的文献，可以判断他于1803年初开始政治和军事问题写作。这些文稿都是一些简短的评论，记在两本现在已经遗失的笔记本上（一本98页，一本47页）。这些评论是他从1803年到1809年间很不系统的，甚至是随机的思考，显然当时没有准备发表。但是，通过这些文稿，我们得以窥见时年23岁的克劳塞维茨在思考什么，怎样进行思考的。他当时在研究，他那个时代的法国与古罗马有没有相似之处（“是的，他们非常相像，当然也有差异，但差异是时代不同所致，是正常且合理的”），他还深入研究了欧洲各个国家（特别是比较大的国家）的地缘政治形势，并将德意志的发展与法国、西班牙、英国的发展进行比较。此外，他还研究了力量体系的均势问题。 ¹⁶

他还写了一篇关于联盟与战争的有趣文章。早在1803年时，他就认为战胜强大法国的唯一办法是各方联合起来：“从政治上看，有两种联盟：一种以击败或胁迫敌人为目标，另一种以 削弱、扰乱 敌人和与之结盟的国家为目标。”在他看来，国务家们在组成联盟时经常犯错，没能充分利用联盟来获利。即使在没有“受到共同敌人的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较弱的国家”在联盟中也是非常危险的，只有“能够自保的国家”能够从中渔利。 ¹⁷

克劳塞维茨通过考察过去的战争来评估联盟与联盟的效用。他已经完全掌握了沙恩霍斯特的以历史为基础的分析方法。从他引用的史例的范围之广（涵盖从中世纪直到1792年）可以看出，其对军事历史和军事理论有着深厚的积累。他著述中引用的人物包括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 、蒙特库科利（Montecuccoli） 、莫里斯·德·萨克斯（Maurice de Saxe） 、皮塞居尔（Puységures） 、吉伯特（Guibert） 、劳埃德（Lloyd） 、图尔平（Turpin）、坦佩尔霍夫（Tempelhoff）、莫维隆（Mauvillon）、弗基埃尔（Feuqières） 、圣·克鲁斯（Santa-Cruz）、贝伦霍斯特（Berenhorst） 、利涅亲王（Prince de Ligne） 、福拉尔（Folard） 、文图里尼（Venturini）和德席尔瓦（de Silva）。此外，在他的著述中还可以看到孔代（Condés） 、蒂雷纳（Turenne） 、腓特烈大帝、不伦瑞克公爵战争笔记和史录，以及古代战史、军事艺术方面的内容和思想。 ¹⁸ 显然，克劳塞维茨非常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并将史例与理论相结合，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评估那些联盟、联盟成员各自的政治目的、联盟是否达成其目标。现在，最好的军事学院和战略研究机构都是采用这种研究方法，但在当时则是非常超前的。

通过研究同时代军事理论家的思想，克劳塞维茨认识到自己的差距。1804年，他开始自己论著的写作。那时的军事作家们各有特色，如《新军事理论的精神实质》（ The Spirit of the Modern System of War ）一书的作者海因里希·迪特里希·冯·比洛（Heinrich Dietrich von Bülow） ，被认为有些“诡辩（sophists）”，而马基雅维利则过于沉湎于古代世界。现存的克劳塞维茨早期军事著述是一本由30个小章节组成的《论战略》（ Strategie ）一书。在《论战略》中，克劳塞维茨探讨了各种各样的军事问题，既有战术问题，又有山地防御，还有战役行动、战略、指挥等。 ¹⁹ 后来，他在《战争论》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

克劳塞维茨还从其他理论家的思想中汲取营养，如马基雅维利。克劳塞维茨称他“对战争事务别具慧眼”，同时非常欣赏他的那部研究罗马时代战争与政治问题的《罗马史》（ Discourses ） 。众所周知，罗马将军“拖延者”费边（Fabius Cunctator） 面对强大的汉尼拔（Hannibal）军队，占据靠近汉尼拔军队的罗马传统营垒，采取骚扰和拖延战术来消耗它而不是硬碰硬的正面交战，因而获得“拖延者”（Delayer）称号。1804年时的克劳塞维茨并不欣赏费边这种“黏黏糊糊精神”，但对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了其对营垒的运用上，称这一战术不再适用，因为比起罗马时代，现代军队可以很轻松地拿下营垒。 ²⁰

克劳塞维茨还分析了理论的适用范围，如果知道他向来对理论书籍持一种批判性 的态度，对他花时间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就不会感到奇怪了。理论教给指挥官的是“对其面对的事务进行评估。由此在心中建立信念，生成为进取精神，使进取精神不致建立在盲目上”。克劳塞维茨想要探索的不是给他人提供什么建议，而是思考“ 为什么 ”，即事物背后的原因和基础。他深知“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困难。克劳塞维茨写道：“战争艺术告诉我们，必须要追寻你能够达到的最伟大、最确定的目标”，然后“选择你认为应该去走的最短的路径”。 ²¹

《论战略》中设有专门章节讨论战术、战役和战略。在战术部分，从前哨防御到山地作战，内容丰富。书中最有意义的是克劳塞维茨对相关术语的定义，这是对事务进行连贯、系统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战术是通过在战斗中使用武力而获胜的科学；战略是实现战争目的的科学”，是“利用个别战斗实现长远战争目的的科学”。军事力量运用的基础是战斗。20年后，在《战争论》中，他将重申这两个基本原则： “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事力量的理论；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 ” ²²

克劳塞维茨的战略理想中包含了我们今天称之为“战役”（operations）的内容。 他有时也用“会战”这个词。如在“作战计划”这一篇，他第一句话就说：“战略计划本身是非常独特的。”此外，实施积极主动的、决定性的会战被认为是赢得战争的关键。克劳塞维茨建议，在战争中我们需要通过一个或多个会战向胜利推进，甚至不惜为此付出重大牺牲，他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去赢得最为关键的会战”。在那个时代，将战略与战役互换使用是常见现象。约米尼后来对战略的定义就涵盖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战略和战役的一些含义。 ²³

可以说，《论战略》一书中，最重要的洞见应该是“作战计划”篇。他对两类战争提出了比《战争论》中更具说服力的定义。“战争的政治目的可以是双重的。要么彻底消灭敌人，将其从国家版图上抹除；要么有条件地休战。” ²⁴

通过克劳塞维茨的早期写作可以看出，那时的他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常规的战争认识，他的认识来自他对交战效果的考察和总结。我们知道，当时的将军们特别热衷于机动行动，认为通过部队的机动行动就可以赢得战局。从法国大革命中我们已经看到，战争的节奏变快、强度变大了。克劳塞维茨看出了其所带来的变革：“在战争中，一切都取决于交战，交战要么是实际发生的，要么只是一方的意图，甚至是假装的。交战之于战略，就好比现金之于货币兑换一样。” ²⁵ 简言之，战争不再意味着避免交战。

1805年，可能是在4月份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爆发前，克劳塞维茨用法文写了一篇短文，讨论了如何与法国作战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多管齐下的作战计划，即各同盟国在自己的战区分别作战，这种作战方式要比用一个总的大作战计划约束住各国更好。相比于按照一个模式行动，各个同盟国以自己的方式与法军交战，灵活性更大，获胜概率更高。这种联盟作战战法的基础是，承认反法同盟各方有着明确的领土目标（或者说政治目标）。多战区计划的核心是同盟国军队在同一时间从不同方向打击法国，这样抗击拿破仑的力量就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克劳塞维茨还提出要想战胜法国，同盟国需要有一个伟大统帅来领导（在《战争论》中他称这样的伟大统帅为“战争天才”），但他也认为，同盟国只能靠上天赐予的机遇才能发现这样的伟大统帅。 ²⁶ 现实情况是，很可能只有一个拿破仑。

1801年至1802年，克劳塞维茨在《新贝洛纳 》（ Neue Bellona ）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他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这可能是他的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书籍。1805年他在这本杂志上匿名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这是一篇针对普鲁士的亚当·海因里希·迪特里希·冯·比洛所撰写的《新军事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1799年）一书的评论。 克劳塞维茨认为此书没有什么价值，不值得花时间阅读。在文章第二段，他说，比洛“除了提出了一个炫目的新标题外没什么新东西”，同时认为比洛的“科学作战方法太可笑了”。 ²⁷

对比洛思想的抨击促进了克劳塞维茨在《论战略》中相关概念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些概念的提出是对比洛思想的一种呼应。比洛曾对战略和战术做过意义不大且含糊的定义，他认为“战略是在视界和火炮射程以外采取军事行动的科学；而战术是在上述范围以内采取军事行动的科学”。克劳塞维茨认为比洛这样含糊的分类既武断又随意。他坚持认为，没能对论述中的术语进行定义是智识上懒惰的表现，这将导致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不同的解读，术语的含义也将因之而变形。我们已经在前面看到了，克劳塞维茨对战略和战术做出了自己的定义，没有沿用比洛那个含混的解释。以上是克劳塞维茨早期思想的发展，可以看出后来《战争论》中的许多观点与这些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²⁸

克劳塞维茨将自己置于比洛和其他“专家”“伪专家”的对立面，这些“专家”和“伪专家”为胜利搭建了一个几何系统。克劳塞维茨在其后来的论述中写道，这些理论“最终提供的是一个数学般优雅的装饰”。专注于数学求解和测量攻击角度是毫无用处的。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战争不是黑板上的演算。早些时候，他还曾对用几何方法来计算作战要素表现出一些兴趣，但亲身参战的经历让他坚信数学的优雅无法反映战场上混乱的现实。 ²⁹

这篇评论文章中还有不少其他闪光点。如“目前有一种普遍但从根本上说错误的观点：认为战争艺术应该始于手段的发展，如果作战手段不充分，那就没有发挥战争艺术的余地，只能避战或求和……这是投机者的战争艺术，而不是将军的艺术”。 ³⁰

克劳塞维茨对比洛的抨击可谓尖刻，在那篇评论文章的结尾，他说，这本书“太小儿科了”。尽管克劳塞维茨对比洛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他也从比洛那里吸取了有益的思想。克劳塞维茨思想中关于战争的政治属性的观点就受到了比洛的影响，这后来发展为克劳塞维茨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战争无非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续”。 ³¹

我们看到，在25岁这样年轻的年纪，克劳塞维茨已经摆脱当时占主流的几何方法的束缚，开始超越比洛等其他人，以更广的视角思考宏观问题了。

这段时间，克劳塞维茨还写了一些战史研究类的文章，大多完成于1806年之前。其中最有价值、最透彻的是对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期间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 1632—1634年战局的分析。其他作品包括对1568—1606年尼德兰独立战争的观察，对17世纪路易十四（Louis XIV）统治时期法国元帅蒂雷纳的分析，对路易十四的另一位元帅、卢森堡公爵弗朗索瓦·亨利·德·蒙特莫伦西（François Henri de Montmorence）1690—1694年在佛兰德（Flanders）的战局的研究（这是一篇比较系统化的分析）；对1701—171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研究。总的来说，这些文章都是偏叙事性的编年体式陈述，缺乏像其后期作品那样的深刻分析和对心理因素的深入刻画，但我们能从中看出其后期思想的开端。联想到这样一位在到柏林学习前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25岁青年，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是多么让人惊叹啊！ ³²

在这些早期作品中，我们还能看出克劳塞维茨写作的特点，特别是涉及理论性的内容的写作：他坚信有必要明确定义术语，为讨论奠定清晰的、哲理化的基础。他努力为战术和战略下定义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另一个特点是他很喜欢通过对古代战争的分析（特别是对战术性元素的考察），来研究这些历史经验在当代的适用性。

今天，从我们军人的职业化发展中也可以经常看到与克劳塞维茨类似的经历。接受完初级教育，他开始到部队进行实践锻炼，成长为能够履行其职责的初级军官，再到更高级的院校学习，进一步培养和塑造思维能力。如果教育与实践结合得好，那他就不仅能胜任严苛战场的考验，而且能够增强责任心和领导力。像我们今天许多军官一样，在到柏林军事学院学习的同时，克劳塞维茨还有另一项任务，事实证明，这项任务非常有益于其职业发展。

1803年春季，由于沙恩霍斯特的推荐，克劳塞维茨成为普鲁士奥古斯特亲王（Prince August von Preußen） 的见习副官。奥古斯特亲王是普鲁士国王的堂弟，时年24岁，克劳塞维茨最初就是在其父亲斐迪南亲王的团里服役的。这一年的8月8日，他正式担任了副官职务，进入到普鲁士的上流社会。奥古斯特担任陆军一个掷弹兵营的营长，克劳塞维茨住进了柏林斐迪南亲王的贝勒韦德雷宫。1804年6月，他的年俸涨到了360塔勒，1805年2月11日，他被晋升为上尉。这一职务使他得以接触到普鲁士的最高层，建立起有价值的人脉，同时也为他提供了结识玛丽·冯·布吕尔（Marie von Brühl）的机会。 ³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