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少年军人
（1780—1795年）

只有伟大的事物才能造就伟大的心灵，而渺小的事物也会造就渺小的心灵，除非一个人以完全陌生的态度拒绝它们。

Great things alone can make a great mind, and petty things will make a petty mind unless a man rejects them as completely alien.

1792年春末，一名身穿普鲁士低阶公务员制服的男子，站在位于诺伊鲁平（Neuruppin） 的斐迪南亲王（Prince Ferdinand）步兵团的大门前。他曾在拿骚—乌辛根（Nassau-Usingen）步兵团服役，参加过“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1756—1763年）最后阶段在科尔贝格（Kolberg）的作战。作为对老兵的奖掖，普鲁士通常给退伍兵安排一份政府公职。国王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将这位男子任命为王室收税官，工作地点在普鲁士首都柏林正西边的小镇布尔格（Burg）。这是一份薪水微薄的差使，年薪不超过300塔勒，当时柏林一名教师的年薪是800塔勒。此人叫弗里德里希·加布里埃尔·冯·克劳塞维茨（Friedrich Gabriel von Clausewitz），他身边还带着一个忧郁的11岁男孩，正准备将这个男孩送入步兵团，当一名军官候补生。 ¹

这一刻被永久地刻在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心里。二十九年后，在波茨坦（Potsdam），他认出了父亲带着他参军途中所住的房子。参军的经历让他的心绪难以平静，甚至在将近三十年后，他脑海中依旧能清晰地回闪出那天笼罩在他心头的酸楚。他说，“有些东西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但在忧郁中他也看到，波茨坦之旅奠定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块基石”，这是块幸运之石，上帝对他露出了微笑。 ²

在克劳塞维茨所处的时代，少年从军并不是特例。普鲁士军官都是很小就进入军营，有的9岁就从军了。腓特烈大帝说，要把娃娃们“从母亲的怀抱中”夺走，必须坚持这样做。克劳塞维茨的两个哥哥都是很小就入伍了。其中一个哥哥，威廉·贝内迪克特（Wilhelm Benedikt）也在这个团服役。威廉和另外一个哥哥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在军中都发展得非常好，最后均以将军军衔退休。 ³ 在那个时代，不单是普鲁士一国招募少年兵，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做法。例如，英国海军军官通常不到10岁就随舰出海了。

从军中退役后，担任王室收税官的弗里德里希·冯·克劳塞维茨迎娶了弗里德里卡·多罗特娅·夏洛特·施密特（Friederike Dorothea Charlotte Schmidt）为妻，她是一个官吏的女儿。他们共育有6个儿女——古斯塔夫（Gustav）、弗里德里希、威廉、夏洛特（Charlotte）、卡尔和乔安娜（Johanna）——都出生在柏林以西8英里 的布尔格。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生于1780年7月1日，但人们通常将6月1日认定为他的生日。从克劳塞维茨与玛丽的往来通信中可以看到，他们在6月1日这一天庆祝生日，克劳塞维茨的墓碑上刻的也是这个生日。但布尔格的受洗记录中记录的是1780年7月1日。尚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有人猜测是为了方便克劳塞维茨的入伍而改的。他的全名也有争议，人们通常将其译为“卡尔·菲利普·戈特利布·冯·克劳塞维茨”（Carl Philipp Gottlieb von Clausewitz），但他的墓碑上刻的却是“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C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 ⁴

克劳塞维茨姓氏中“冯”（von）的可信性也是一个颇受争议的话题。“冯”是普鲁士贵族身份的标识。尽管克劳塞维茨的父亲坚称他们有贵族血统，但卡尔还是很坦诚地认为，他的家族有着实实在在的中产阶级背景，他的先辈们从事的都是牧师、教授、教师一类的职业。之所以在姓氏中冠以“冯”，很可能是克劳塞维茨的父亲为了便于，乃至促进自己和孩子们的职业发展而刻意为之的。和贵族扯上点联系的是克劳塞维茨寡居的祖母，这位祖母在第二次婚姻中嫁给了哈雷（Halle）市拿骚—乌辛根团的普鲁士少校古斯塔夫·德特罗夫·冯·洪特（Major Gustav Detlof von Hundt）。克劳塞维茨的父亲，即弗里德里希·加布里埃尔因母亲的改嫁，将名字改为弗里德里希·加布里埃尔·冯·克劳塞维茨，由此获得了贵族的名号，满足了国王的步兵军官必须是贵族出身的要求。1787年，克劳塞维茨的哥哥威廉加入了冯·洪特先生任团长的第34步兵团，成了一名军官候补生。第34步兵团是斐迪南亲王的步兵团，后来克劳塞维茨也加入这个团。如果没有这样的贵族联系，他们是不可能加入这个尊贵的普鲁士步兵团，成为军官候补生的。 ⁵

这一含糊的贵族身份长期困扰着克劳塞维茨和威廉，因为斐迪南亲王步兵团的军官必须是贵族。后来克劳塞维茨坦白道，他们一直害怕被指责为“窃据者”或欺名盗世的骗子。克劳塞维茨同他的哥哥并不想就自己的身世进行欺骗或隐瞒，他后来一直存有一个信念，如果有任何人敢用“骗子”来指责他们，“我们都将以佩剑回敬之”，也就是他们将与之进行决斗。威廉也为自己贵族身份的含糊性苦恼不已，一度打算让人们来重新确认他们的贵族身份，但他的朋友也是他的上司，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冯·吕歇尔（Ernst Friedrich von Rüchel） 劝住了他，他向威廉保证说，没有人会质疑他们的贵族身份，特别是在这个时刻（1793年革命战争的中期），如果有谁就这个问题提出疑议，人们反倒会指责这个人太狭隘了。 ⁶

我们对从军前的克劳塞维茨所知甚少。他就读于布尔格本地的一所学校，在那里，他学习了包括拉丁语基础知识在内的多门课程。他还在什么地方学习了一些实用的法语，后来作为战俘被扣禁法国期间，他的法语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能讲流利的法语了。然而，克劳塞维茨称自己所受的全部学校教育是“平常普通”的，父亲也只能为他提供这样的教育。卡尔在写给玛丽的一封信中说，“人生际遇是我的良师” ⁷ 。

我们所知道的是克劳塞维茨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军人的世界中。他自己就曾写道，“我是军营之子”。在记述自己的身世时，克劳塞维茨说，布尔格的家是父亲老步兵团的家，所以他“从小就在普鲁士军人中长大”。他的父亲，这位退役普鲁士军官，“满脑袋是他那个阶层的成见”，且毫不自知地引以为傲。“到我家来的几乎只有军官，而且并不是很有教养、博学多才的军官。”“1800年之前，”克劳塞维茨继续道，“我所接受的尽是军队中流行的观点，即普鲁士军队和它的作战方法是普天下最棒的。简言之，在人生初期以及军旅生涯的最初阶段，民族自豪感，乃至种族自豪感在我身上可以说是非常强烈且根深蒂固的。”就像我们常说的“生活可以塑造一个人一样” ⁸ 。克劳塞维茨从骨子里就是一名普鲁士军官。

克劳塞维茨所加入的普鲁士军队建立在艰苦卓绝的“七年战争”胜利的荣誉之上。可以说，普鲁士的存在完全归功于它的军队。1640年以后，普鲁士统治者依靠武力维持其独立并扩大其版图，将分散在从莱茵兰（Rhineland）到边远沙地区域（曾经的北德意志和东普鲁士）的多个省份统一起来。勃兰登堡省（Brandenburg）是普鲁士的核心，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家族是掌权者，容克（贵族）构成军官阵营，其领地内的农民充当普通士兵。法国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有句名言：“有些国家拥有一支军队，而普鲁士军队拥有一个国家。”

1740年，腓特烈二世一登上王位，就立即运用其前辈创建的军队扩大普鲁士的权势。当年12月，他出兵占领了奥地利的西里西亚（Silesia），要求奥地利放弃该地，以换取普鲁士对刚刚继承了哈布斯堡（Habsburg）王位的年轻的玛丽亚·特蕾萨（Maria Theresa）合法性的承认。奥地利人于次年春季对普鲁士的入侵进行了抵抗，但在1741年4月10日的莫尔维茨（Mollwitz）会战中被普军打败，1742年5月17日在查图西茨[Chotusitz，今捷克首都布拉格以东的乔兹（Chotsice）]再次受挫。冲突由此扩大并演化为企图联合起来分裂哈布斯堡帝国的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the War of Austrian Succession）。1742年腓特烈与奥地利签订了《布雷斯劳条约》（Treaty of Breslau），获得了西里西亚。1744年，他又与奥地利开战，这是一次旨在保护西里西亚的预防性战争。他先后在霍亨弗里德堡（Hohenfriedberg）、苏尔（Soor）和克塞尔斯多夫（Kesseldorf）取得了胜利。1745年，普奥签订《德累斯顿和平条约》（Peace of Dresden），由此获得对其占有西里西亚的再次确认。腓特烈的小普鲁士战胜了强大的奥地利，特别是其军队迅捷的机动能力，让整个欧洲瞠目结舌。 ⁹

1756年，英法之间紧张关系的加剧引发了“七年战争”。由于腓特烈草率的外交，奥地利一心想着报仇，再加上其他因素，最后结成了一个由法国、奥地利、俄国组成的反普鲁士联盟。与其等着被攻击，腓特烈决定先下手为强，于1756年8月占领了柏林以南的萨克森重镇德累斯顿（Dresden），由此形成了奥地利与普鲁士间你死我活的战争。英国提供的资金、联盟间的不信任，以及人们逐渐认识到的腓特烈的不凡才智，使得普鲁士占了上风。在罗斯巴赫（Rossbach）会战（1757年11月5日）和布拉格会战（1757年5月6日）中，腓特烈卓越地运用步兵楔形（或称斜形）战术攻击敌军，用较小的代价将其击溃。尽管在整个战争期间，腓特烈败多胜少，但其突出的创造性和旺盛的精力使得普鲁士和普军挺过了这场漫长的战争。1762年，俄国女沙皇伊丽莎白（Elisabeth）离世，俄国改变了对普鲁士的政策，于次年与普鲁士签订了和平条约。 ¹⁰

腓特烈在位的后期（那时人们已经开始称他为腓特烈大帝了），他决定要尽量少让有劳动能力的臣民加入常备军。他认为，比起训练和阵亡，士兵应该去做更重要的工作。此前，普鲁士有一套征兵系统，即“划区征兵制”，全境被划分多个征兵区，每个征兵区向对应的军团提供兵源。现在腓特烈依靠外国人和雇佣军来充实他的兵团。1786年，腓特烈去世，其侄子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继承王位，继续沿用这一做法。到1804年，普军被完全动员的兵员中有近一半不是本国人，而且这些士兵严重缺乏训练。新兵只接受10周的训练，通常为了节省薪饷，甚至准许他们全部告假离队。军中留守的通常是外国雇佣军，由于薪饷太低，他们又经常开小差到外面打工。 ¹¹

军官队伍几乎全部由贵族子弟组成，许多还不是普鲁士人，也不甚重视文化教育水平。将贵族子弟从孩童时代就送到军营的做法，难以保证他们接受完整的教育。作为军队教育改革的尝试，普鲁士人通过建立军校来提高军官的文化水平，但为数很少的毕业生不足以改变普鲁士军队的文化。那些呼吁加强教育训练的改革者是少数派，无论在军界还是在政界，没人理会他们的呼声。陆军元帅约阿希姆·海因里希·冯·莫伦多夫（Field Marshal Joachim Heinrich von Möllendorf）的态度颇具代表性。他这样回应推动改革的人：“这根本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克劳塞维茨后来写道，1792年的普鲁士军队与腓特烈大帝时期的军队相去甚远。“将军和指挥官不会因战争而苍老，却在和平中衰老，”他继续写道，“军事经验消耗殆尽，腓特烈的精神荡然无存。”克劳塞维茨认为军队已经衰败，并最终沦为普鲁士乏味平庸的团体之一。 ¹²

但是，发表上述尖刻的批评是后来的事。像其他少年军人一样，克劳塞维茨的军旅生活是以军官候补生而不是军官身份开始的。作为小候补生，他的一项职责是为团队掌旗。在行军时掌旗，对于年幼体弱的克劳塞维茨来说实在难以胜任。因此，只有在团队经过城镇时，他才接过旗帜。多年之后他还能记起路旁看热闹的人，看到这样一个“半大小子”举着沉重的旗子时所表现出的惊讶。 ¹³

后来，在写给未来妻子玛丽的信中，克劳塞维茨说：“我是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事件中步入军事世界的。” ¹⁴ 1789年7月，克劳塞维茨参军3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愤怒的民众袭击了巴黎的巴士底狱，在随后的政治动荡中，法国人从国王的臣民变成了共和国的公民，然后又变成了帝国的公民。全欧洲的社会和政治机构无不受到大革命的影响，包括我们将要看到的军事领域。它永远改变了各国的作战方式。

1789年大革命爆发时，普鲁士并没有将新兴的法国看作威胁。在当时，普鲁士的心头大患不是法国而是奥地利。彼时，“德意志”还是一个地理性代称，指的是一个由君主关系、公爵领地和王国（许多王国松散地组织成神圣罗马帝国）拼凑而成的地理区域，这块区域也是当时大国间政治竞争的舞台。法国在其中实力最强，奥地利帝国在德意志诸国中最具影响力，而普鲁士是这3个国家中最弱的。在新生的法国政权中，普鲁士看到了通过建立联盟来对付其宿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机会，进而可以削弱维也纳在德意志的影响力，并获得相应的领土补偿，而奥地利人和俄罗斯人则以牺牲奥斯曼土耳其人为代价获得收益。 ¹⁵

新登基的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面对的是一个动乱的匈牙利，奥属低地国家尼德兰也在闹革命。因此，与普鲁士和解是奥地利最明智的选择。他的努力促成了一份于1790年7月27日签署的《赖兴巴赫协定》（Treaty of Reichenbach），该条约结束了两个占主导地位的德意志国家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敌对状态，同时为普鲁士将枪口转向法国奠定了基础。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与维也纳站在了一条战线上，1791年8月27日，两国签署了《皮尔尼茨宣言》（Declaration of Pillnitz），声称普、奥两国将为恢复法国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的权力而采取共同行动，自己的军队将因之保持战备状态。 ¹⁶

法国方面注意到普鲁士、奥地利和流亡到莱茵兰地区的法国保王党们正在串通一气，谋划针对自己的入侵。实际上，奥地利和普鲁士设定的方案是攫取神圣罗马帝国西部边陲的几个小邦国，同时普鲁士计划从德意志西南部的普法尔茨（Palatinate）处获得于利希（Jülich）和布尔格（Berg）。法国面临的对外战争和输出革命的压力越来越大，最终于1792年4月20日对奥地利宣战，后来发展为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 ¹⁷

总的来说，交战双方都是草率应战。法国军队充其量只是被鼓动起来的乌合之众，大革命摧毁了1789年前的旧军队。宣战后，法国内阁命令北方军团开进奥属尼德兰（Austrian Netherlands）地区。很快，这支军队就被击退了。休战3个月后，法国建立起一道由4支力量组成的防御封锁线。北方集团军负责从英吉利海峡（English Channel）到默兹河（Meuse River）一带的防御。所谓的中部集团军守卫从默兹到孚日山脉（Vosges Mountains）这片区域；莱茵集团军负责防卫阿尔萨斯（Alsace）。东南部由米甸人（Midi）部守卫。 ¹⁸

事实证明，由奥地利人、普鲁士人和一小撮法侨保王党分子组成的联军同样无能，而且漏洞百出。普鲁士军的指挥权落到了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卡尔·威廉·斐迪南（Karl Wilhelm Ferdinand, Duke of Brunswick-Wolfenbüttel，通常称为不伦瑞克公爵）手中，他是当时最有名望的军事家之一，法国曾想招募他来指挥法军，但没能实现。不伦瑞克是腓特烈大帝的侄子，是典型的18世纪的将军。1787年，由于成功指挥了一场在荷兰的机动作战，他声名鹊起，这场战役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交战（克劳塞维茨后来曾分析过这场战役）。联军计划分三路进攻法国，但行动迟缓，奥地利方面从未给出他们承诺的兵员数量。攻势于1792年9月20日在瓦尔米（Valmy） 达到高潮。在这场交战中，不伦瑞克公爵3万人的进攻部队被6.4万法国人击退。在随后的作战会议上，不伦瑞克说：“我们不能再进攻这里了。”于是，普鲁士人撤退了。在那个时代，放弃进攻不会影响他的声誉，并被认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若是同样的事发生在拿破仑、罗伯特·李（Robert Lee）或是巴顿（Patton）身上，将是臭名昭著了。不过，后来克劳塞维茨批评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行动逻辑，他说：“历史上很难找到比1792年所做的判断更荒唐的了。人们竟然指望用一支中等规模的非主力部队去终止一场内战；现实是，被政治热情激发的全体法国人民，以他们排山倒海的力量扑向了我们。” ¹⁹

联盟一方低估了他们的对手，没能投入足够的军队参战。在决定性的时刻也表现得非常软弱，瓦尔米之战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由于连日的阴雨和瘟疫，普鲁士人抵达战场时已经筋疲力尽。另外，波兰那里又节外生枝。俄罗斯人趁奥普联军在西部作战无暇他顾之机，对波兰发动了入侵，1792年5月才派兵参加对法作战。普鲁士也希望在瓜分波兰上分一杯羹，不再热心法国问题，将注意力转向了波兰。 ²⁰

在克劳塞维茨看来，盟军在瓦尔米的失败是关键性的，对法国的胜利、反法同盟的撤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一个多世纪后，法国陆军元帅斐迪南·福煦（Field Marshal Ferdinand Foch）在一篇关于瓦尔米之役的文章中写的：“王朝战争结束，人民战争时代到来了。”第一次反法同盟和盟军的失败导致法国国王和王后被处死，继而法国占领了比利时和荷兰，并引发了长达25年的持续不断的欧洲冲突。 ²¹

瓦尔米之战胜利后，法国迅速分三路展开反攻。1792年9月21日，当盟军开始从法国撤退时，法国米甸人部队袭击了意大利的撒丁—皮埃蒙特王国（Sardinia-Piedmont），导致萨伏依（Savoy）和尼斯（Nice）被法国吞并。与此同时，法军孚日集团军（Army of the Vosges，约14万人）攻占了位于今天德国西南部的普法尔茨，并继续扩大战果。莱茵城市相继失守：9月30日施派尔（Speyer），10月4日沃尔姆斯（Worms），10月21日美因茨（Mainz） ，10月23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法军占领了5周）。但是法国人不知道如何处置这些到手的土地。由于投入战争时并没有一个长远的政治目标，现在他们觉得得定一个目标，于是提出要将法国的自然边境延伸到莱茵河（Rhine）和阿尔卑斯山（Alps）以东。1793年春季，反法同盟军进一步扩大，以对抗法国和它的领土野心。奥地利、普鲁士、英国作为主力，西班牙、撒丁—皮埃蒙特王国、那不勒斯（Naples，即两西西里王国，Kingdom of the Two Sicilies）、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荷兰共和国以及在奥地利指挥下的松散拼凑的德意志邦国也加入了进来。 ²²

1793年1月，克劳塞维茨走上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战场。他所在的团向西开进，在莱茵河与法军交战。2月2日，该团炮击了莱茵河东岸的金斯海姆（Ginsheim）镇，12岁的克劳塞维茨首次尝到了烽火硝烟的滋味。后来，在《战争论》中，他描绘了初临战场的新兵的感受：“当人们在没有经历战争危险以前，通常总是把它想象得不是怎样可怕的，而是吸引人的。在热情激励下猛然扑向敌人——谁还管它子弹和战死者呢——在瞬间把眼睛一闭，冲向冷酷的死神——不知道是我们还是别人能逃脱它的魔掌；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胜利的桂冠近在眼前，荣誉的美果唾手可得的时候，难道这是困难？这并不是困难，尤其从表面看来，更不是困难。但是，这个瞬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如脉搏一跳那么简单，而是像吃药那样，必须有一段时间把它冲淡和融化开，而且，我们说，这样的瞬间也是很少的。” ²³

普军在莱茵河前线集结了一支约9.9万人的大军（克劳塞维茨也在其中），不伦瑞克任总指挥。1793年3月21日，普军扑向莱茵兰，围攻美因茨。4月，法军从莱茵兰地区撤回大部分力量，但留下一支2.2万人的卫戍部队据守美因茨前线。普鲁士国王下令开始围攻。克劳塞维茨所在的团于3月23日抵达美因茨。 ²⁴

美因茨位于莱茵河左岸，建在河流的拐弯处，可以拱卫城镇的两侧。朝莱茵河一面筑有一道砖墙作为掩护，砖墙的两翼建有两个棱堡，位于河岸处。城西的防御工事由14个坚固的、相互连接的棱堡组成，同时辅以水沟、城墙和护城河。在那个时代，实施围城战一般会先行挖掘“之”字形战壕，但因敌方防御工事所处地形的限制，战壕并不那么容易挖掘。守军不仅有坚固的堡垒，而且还占据着周围的一些村庄，如魏斯诺（Weissenau）和扎尔巴赫（Zahlbach），在村庄周围也仓促地修起了防御工事。安托万·亨利·约米尼就曾判断说，美因茨提供的可攻击点非常有限，因此很难被攻陷。 ²⁵

3月31日，联军抵近美因茨的防御圈。但是，奥地利认为比利时—荷兰前线更重要，将炮兵临时调整到了那里，导致预定的火炮攻击延期。参加围攻的联军大约有3.3万人，约米尼认为适宜的兵力人数应是5万。无论怎样，进攻方成功摧毁了河闸，以及为驻军和美因茨市民提供粮食的磨坊。法军进行了积极的防御，频繁地对围攻部队进行大规模的反击。5月30日晚，他们派出一支6000人的部队攻打了联军战线的中心，即普军司令部马林博恩（Marienborn）村，但未获成功。 ²⁶

联军试图努力削弱法军的防御，法军则依靠城郊的棱堡要塞和村庄进行顽强的防御，由此形成围绕美因茨的攻防战。克劳塞维茨所在的团至少参加了一次旨在缩紧包围圈的战斗。6月6日，斐迪南亲王团（克劳塞维茨所在的团）成功地袭击了扎尔巴赫堡垒，有一位作者称此次战斗“颇为激烈”。 ²⁷

经过两个月的拖延，对美因茨的攻击于6月19日晚正式开始，在最初的一些失败尝试之后，进攻的联军开始挖掘3条平行壕沟中的第一条，以包围并破坏美因茨的防御。主攻地点设在美因茨的西南部。 ²⁸

关于克劳塞维茨及其所在部队在美因茨之战中的表现，没有留下什么记载，但有一些文字记录了当时战斗的惨烈。著名诗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作为卡尔·奥古斯特公爵（Duke Carl August）的枢密顾问，被邀请观摩了此次战役。奥古斯特公爵是歌德的祖国萨克森—魏玛（Saxe-Weimar）的统治者，也是普鲁士一个团的指挥官。尽管并不情愿，但在公爵的坚持下，歌德全程观战。6月24日，歌德看到，法军为了节约粮食，将病号和普通民众驱赶出城。歌德写道：“他们同样无情地被我们拒绝了。”在不观战的日子，歌德在那里撰写《列那狐》（ Reynard the Fox ） ，这是一首以著名的中世纪日耳曼动物寓言故事为标题的长诗。 ²⁹

1793年6月27日，联军发动了密集的炮火攻击。美因茨城内大教堂的会议室立即被大火吞噬。炮击持续不断。第二天，大火将大教堂及其周围的房屋化为灰烬。歌德写道：“我们在马林博恩前面的堡垒上看到这一可怕的场面。这是满天星斗、明洁清澈的夜晚，炮弹似乎在同星辰较量光度，这时候人们实在分不清哪是炮弹，哪是星星。”持续进行的围攻甚至演化成一种景观，每逢周日或假日，当地的农民就会穿上周末做礼拜才会穿的最好的衣服，手里拿着念珠和祈祷书，跑到一个防御工事处，观看进攻的进展。 ³⁰

第一条平行战壕（一条与敌人的防御工事平行的壕沟）于7月4日完工，58门大炮加强到了攻城炮火中。很快，炮击给这座城市造成了进一步的破坏。7月6日傍晚，弗朗兹·卡西米尔·冯·克莱斯特将军（General Franz Kasimir von Kleist）领导下的普鲁士人袭击了扎尔巴赫堡垒，占领并摧毁了这座堡垒。“这一进展使得从左侧挖掘第二条平行战壕成为可能，也可从这一据点展开侧翼行动，或将其作为防守堡垒。”7月7日，克劳塞维茨所属团对扎尔巴赫高地（Zahlbach Heights）实施强攻。 ³¹

7月12日晚开始挖掘第二条平行战壕。17日，普军袭击了法军防御线最靠前的防御点，即意大利式棱堡“尖头”的位置。此时，法军绝大多数外围防御线被摧毁，连续不断的炮火让城市损失惨重。熊熊火焰将夜晚照得如同白昼。一幅描绘1793年战役的蚀刻画生动记下了这火焰冲天的场景。15年后，克劳塞维茨写道：“当我们点起熊熊烈火吞噬美因茨时，在那群士兵粗犷的呐喊声中也夹杂着我的童音。” ³²

在金斯海姆，克劳塞维茨第一次看到愤怒的交火。美因茨之战让他看到了什么是激烈的战斗。后来，他反复咀嚼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让我们陪同没有上过战场的人到战场上去吧。当我们向战场接近时，隆隆的炮声越来越响亮，随后夹杂着炮弹的呼啸声，这就引起了初来人的注意。炮弹开始在我们身前身后不远的地方落下来。我们急忙奔向司令官和他的许多随从人员所在的高地。在这里炮弹在附近纷纷落下，榴弹不断地爆炸，这样，严肃的现实就打破了初来人天真的幻想。忽然间，一个熟人受伤了——接着一颗榴弹落在人群中间，引起一阵骚动——你注意到军官们的举止变得有些怪异了，你自己也不像以前那样平静和镇定了，就连最勇敢的人也至少有些心神不定了。我们向前进入激烈的战场，来到就近的一位师长那里，激烈的战斗几乎像戏剧场面一样展开在眼前。这里的炮弹一个接着一个落下来，再加上我方火炮的轰鸣，更加使人心神不定。我们再来到这位准将的身旁，这位大家公认很有胆量的军人，小心翼翼地隐蔽在小山岗、房屋或树木的后面——这充分说明危险越来越大了。榴霰弹纷纷落在房顶上和田野里，炮弹在四周呼啸，从我们头上和身边飞过，同时不断响起了枪弹的尖叫声。我们再向前走，来到交火线，步兵部队在这里以无法形容的顽强精神坚持了好几个钟头。这里到处是枪弹的嗖嗖声，这种短促而尖厉的声音，说明枪弹近在咫尺，就在我们耳边、头上、胸前掠过。此外，由于看到人们受伤和倒毙而产生的怜悯心，更使我们跳动不安的心感到悲痛。 ³³

7月14日或15日晚，联军架设在莱茵河对岸的加农炮击中了法军的弹药库，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附近的房舍倾倒，烟囱倒塌，被炸毁的房屋碎片拖带着火蛇被抛到几百米的高空，然后倾泻而下，如同大雨一般。1793年7月20日，战斗正在进行中，克劳塞维茨被晋升为见习军官。从这时起，他正式成为普鲁士军官。这一年，他刚满13岁。 ³⁴

经过4个月顽强的抵抗，法军终因缺医少药、粮秣匮乏而难以为继。法国守军司令弗朗索瓦·德奥伊雷将军（General François d’Oyre）决定放弃抵抗。1793年7月22日，他在联军司令部马林博恩，与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冯·卡尔克鲁斯将军（General Friedrich Adolf von Kalkreuth）缔结停战协定，将美因茨城、堡垒和所有的防御工事交给普军。胜利者肯定了守军的英勇表现，允许他们保有军人的尊严，带着他们的武器和行李，自行撤离，条件是一年内不得再同联军作战。法军死伤、失踪5000余人，联军死伤、失踪3000余人。普鲁士88名军官、1579名士兵阵亡。 ³⁵

围攻战虽然结束了，但整个战争还在继续。联军发动了一场攻势，旨在夺取今天德国西南部林木繁茂的萨尔地区（Saar region）。为了达成作战目标，普鲁士军队进入了与萨尔地区相连的孚日山脉，克劳塞维茨所在部队是其先遣队。孚日山脉位于莱茵河以西，横跨法德边境最南端的一些地区，由一片连绵的山地组成。这段日子极其乏味，离开此地时克劳塞维茨感觉非常兴奋：“我至今记得1793年离开孚日山脉时的激动心情。我们在这个密林环绕、道路崎岖不平、贫穷又令人沮丧的山区度过了半年时间，每日目之所见只有眼前的几步，眼神都呆滞了……由于视野极为有限，士兵们不知道自己几个小时后的命运会是怎样，耳边经常能听到交火的声音，似乎很近，但又看不见，感觉就像在黑夜里走向危险的命运一样。” ³⁶

由于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在作战行动上拒绝相互协同，各自为战成为联军的普遍弱点。正是这种协调上的失败挽救了法国。这些局部战斗发生在山丘、小山峰、原始森林中，双方指挥官都只敢投入少量部队参战。从作战部署上讲，可将之称为“拔点战（War of Posts）”或“夺点战（War of Positions）”。如，不伦瑞克大公爵将他4.5万人的兵力分散控守在孚日山、莱茵河、摩泽尔河（Mosel）和萨尔河之间的要地（点）上。从战法上看，这种战法在18世纪被称为“小股作战（Petite Guerre）”“小型战争”，或者如克劳塞维茨所在时代的普鲁士所称的“小战争（kleiner Krieg）”“小冲突（Kleinkrieg）”或“散兵战（Parteigängerkrieg）”。 ³⁷ 在当时的美国人和英国人看来，可能会含糊地将之称为“散兵战（Partisan War）”，虽然和现代游击战名字差不多，但含义并不一样。“散兵战”意指作战规模小，通常避免与敌人大部队正面交锋，蚕食而不是歼灭敌人。通常将敌人的哨所、信使、补给线、小的作战单元等作为作战目标。通常由轻步兵、骑兵部队实施，尽管民兵也可以是有效的力量。由于“散兵战”与现代“游击战”使用的战术很相似，因此现代人容易将二者混淆。18世纪的“散兵战”通常由正规部队实施，且部队是固定编制的，遵循相应的操典和教范。现代游击战则相反，它通常由非正规部队（或非国家行为体）实施，其目标是颠覆现有政权或抵抗他国占领。克劳塞维茨通过西班牙，以及其他受战乱困扰的欧洲国家注意到了现代游击战的诞生，同时他第一个将小型战争战法融入作战计划中，以帮助普鲁士更好地抵抗法国入侵。后来，在给低级军官教授战术课时，他对“小型战争”进行了详细的讲述，许多思想就来源于他第一次参战的经历，以及阅读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德意志军人的回忆录所获得的灵感。 ³⁸

普鲁士战役只是18世纪末困扰法国的众多威胁中的一个。1793年8月是关系到革命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月份，也是战争史上的关键月份。驻扎在比利时的奥地利军队越过了法国边境；拿下美因茨后普鲁士人从东部攻入；西班牙人越过了比利牛斯山脉，在法国节节胜利。法国国内反革命的势力日益高涨，特别是在西部地区。首先在旺代（Vendée），因征兵问题引发了叛乱。土伦、马赛和里昂也落到了反革命势力的手中。革命命运岌岌可危。1793年8月23日，掌管法国的国民大会做出关键性决策，也是他们1792年开始的进军现代战争道路上的关键一步：全民征集制（levée en masse）。从这一刻起，所有的资源、每一位公民，包括牲畜在内的所有的资产，都要为法国、为国家所进行的战争服务。历史学家T.C.W.布兰宁（T.C.W.Blanning）精练地总结说：“到1793年夏天，革命战争的所有要素终于到位。它给法国带来了恐怖，给欧洲带来了征服，给革命带来了救赎。” ³⁹

法国的这份动员令的关键是它建立了一个基于人民总动员的武装力量，与当时欧洲传统的军事—社会组织方式完全不同。18世纪的欧洲军队通常是一支规模较小的职业化力量，军人要在军队长期服役。军官阶层全部由贵族组成。士兵一般由“不良分子”和外国雇佣兵组成，这种模式在普鲁士尤为典型。为了防止士兵脱逃，往往要对他们严加管束，这一点困扰着所有欧洲军队。普鲁士军队就是一台用军棍训练出来的、运转准确的、笨重的战争机器。 ⁴⁰

法国大革命前，战争的政治目标往往是非常有限的，最多不过为了征服他人和扩大地盘。国家的因素，而不是意识形态因素，决定了战争的政治目的。备受推崇的领帅通常是能够指挥大军进行快速机动的高手，而且通常尽量避免会战。一旦交战，采用的战术通常是装备燧发枪和刺刀的步兵进行密集火力的齐射，伤亡较大，30%到50%的伤亡是常态。因此，指挥官不愿与敌人正面交手。如果一方取得胜利，也很少对败敌穷追猛打，因为在追击的过程中，他将面临自己的士兵趁机脱逃的风险。本国百姓不在统治者的兵员计数范围内。那时的战争是王朝战争，与百姓无关。 ⁴¹

法国大革命和它的“全民征集制”将这一切彻底改变了。它释放出了后来被克劳塞维茨称为“人民的伟力”的力量。现在，国民的力量，特别是国民参战的意愿、为国牺牲的精神，成为影响国家是否开战、如何开战的关键要素。在论及法国大革命对欧洲战争特点与方式的改变时，克劳塞维茨写道：“在传统战争理念下，人们起初以为只需要对付严重削弱的法国军队，把希望寄托在人数不多的军队上。但在1793年，一股超出所有人想象的力量出现了。突然之间，战争变成了人民的事情，而且成为全部以国民自居的3000万人民的事情。”这一区别至关重要，因为其他欧洲国家，人民都是臣民而不是国民。作为臣民，统治者只赐予他们极少的权利，甚至生存权都是被赐予的。克劳塞维茨继续写道：“人民成了战争的参与者，战争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政府与军队的事。整个国家的力量都压在了战争天平之上。”“战争，不再受任何传统限制的束缚，带着它最原始的愤怒挣脱出来了。这是因为人民在国家重大事务上有了发言权。从另一个角度看，民众对战争的参与一方面来自大革命对每一个国家内部的影响，一方面来自法国对每个国家的威胁。”法国大革命激发了民众的热情，使得战争的范畴扩大了。此前，各国政府打仗追求的是有限的目标。法国大革命不但对彼时的欧洲，对克劳塞维茨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对他后来的战争理论研究起了关键性的催化作用。 ⁴²

克劳塞维茨后来在《战争论》中分析认为，政治变革推动（至少为推动提供了可能）了军事理论和战术的演进，同时带来军队规模的扩大、军队编成的革新。旧制度时代（Ancien Régime），也就是前大革命时代的军队有着庞大的辎重队伍。大革命战争时期，仅驮运帐篷就使辎重达到可观的规模。于是，许多军队就完全不用帐篷了，辎重的规模相应地开始缩减。人们认为，在一支10万人的军队中，最好能省下运送帐篷的6000匹马，从而增加5000名骑兵或者几百门火炮，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马匹的作用。当军队开始采取就地强征粮秣的给养方法，辎重的规模进一步缩小。同时，克劳塞维茨也指出，虽然军队的后勤负担减轻了，但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行进效率相较于18世纪自然得到提升。由于军队不得不自己解决一部分给养，必然占用军人的时间和精力，由此也就迟缓了军队的行进。之前，辎重队伍虽然庞大，但其与作战部队采用不同的行进路线，因此不会影响作战部队的行军速度。在比较了“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之后，克劳塞维茨证实了这一判断，即部队的行进速度没有得到显著提高。但是，这种新的机制确实有其优势。由于无须花费人力精力去保护行李辎重，部队作战的灵活性（flexibility）和轻便性（mobility）提高了，这样选择在哪里展开战斗就有了更多的自由度。 ⁴³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军队的规模也几乎呈指数级增长，达到了旧体制下几乎无法维持的规模。

法国大革命的军队还带来了重要的战术变革。大革命前，欧洲陆军一般都采取大同小异的线性战术作战。列强通常将他们的作战部队编成三排横队纵深的线性队形，以长方阵在战场上移动，通过最大规模的集中火力迎击对手。英国人则使用两排横队纵深的队形。要让军人以这样固定配置、死板的线性队形在战场上机动，必须经过长时间残酷的训练。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临时招募来的兵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训练，难以按照这样的固定队形集结、机动和作战。于是，法国人进行了战法创新，让一部分兵力充当疏开分散配置的散兵，对敌施以袭扰和持续不断的射击，由此构成第一次打击；待散兵把敌人打得疲惫不堪后，纵深梯次配置在散兵后面的各纵队再开始突击，实施第二次打击。其他国家后来都借鉴了法国的这一战术，并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了改良，最常见的是将步兵中的三等兵训练成散兵。但是，法国在一定时期内始终占有战术优势。 ⁴⁴

陆军除步兵外，还包括炮兵和骑兵两个兵种。炮兵被用来在进攻时削弱敌军，同时为己方部队提供防卫。火炮使用的是硬实心炮弹，发射出去后可以越过步兵方阵，飞越到敌军阵地，甚至敌军中后方，并在击中坚实地面时弹跳起来爆炸，形成更大杀伤力。霰弹桶和霰弹的使用将火炮变成了巨型猎枪，每一发炮弹都向打击对象喷射数千颗铅弹。骑兵担负侦察和护卫侧翼的任务，同时也作为预备队，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向敌军发起冲锋，特别是与骑炮兵协同作战，可以发挥更大威力。面对骑兵的冲锋，步兵组成方阵，以集中的强大的火力和刺刀进行应对。但是，如果骑兵能够同时进行射击，就会在方阵中冲开口子，冲散并压制步兵。对于一支追求打垮敌军的军队来说，骑兵是必不可少的，在理论上这也使得完全击溃一支败军成为可能。陆军的3个兵种——步兵、炮兵、骑兵——根据不同的作战任务可以形成不同的战术组合。

战争还在推进，不伦瑞克的部队，包括克劳塞维茨所在的团拿下了皮尔马森斯（Pirmasens）。这是一座位于孚日山脉西侧，距今天德法边境东北约6英里的城镇。1793年8月16日至17日，他们罕见地实施了一次夜袭，行军2小时，攻打在凯特里奇高地（Kettrich Heights）防守的一支法国旅。拂晓时分，普鲁士军队发动攻击，敌人在第一轮炮击后溃逃。摧毁了堑壕工事后，不伦瑞克留下80人驻守凯特里奇，自己带领部队回到皮尔马森斯以北的赫斯特高地（Hüster Heights）的营地。后来证明，战果并没有得到巩固，20日那天，法军发动反攻又拿回了凯特里奇高地。当天，克劳塞维茨所在的团协助不伦瑞克在法军重建防御工事前就将其打跑。这次不伦瑞克部署一个步兵旅驻守此地，同时加固了防御工事。考虑到法国可能还会发动反攻，不伦瑞克在皮尔马森斯的南侧和西侧加强了防御。 ⁴⁵ 克劳塞维茨的第一堂战争实践课是以上述典型的拉锯式行动呈现的，也使他认识到，防御如能正确和积极地进行，是强有力的。

9月份，看到普鲁士人开始懈怠，法国人发动反扑（不伦瑞克命令其右侧部队休整7周）。9月14日，法军调用1.2万人的部队对皮尔马森斯展开大反攻。但不伦瑞克早已预见了他们的企图。法军发动了3个波次的冲击，最终以惨败收场。普军约7000人参战，克劳塞维茨也在其中，损失了9名军官，154名士兵。法军800人阵亡，1800人受伤。 ⁴⁶

随后，不伦瑞克开始将军队移防至事前勘察好的冬季营地，分散部署在各个哨所内。这些哨所横跨孚日山脉，分散在从今天法德边境以南的维桑堡（Wissembourg）到凯撒斯劳滕（Kaiserslautern），再到距凯撒斯劳滕以北15英里远的劳特埃肯（Lauterecken）村这一线区域，绵延约60英里。1793年11月23日，不伦瑞克麾下的2.3万人抵达凯撒斯劳滕。法军更换了所有战地指挥官，重新发动攻势，将不伦瑞克的普军和奥地利的军队向南部挤压。11月底，法军袭击了凯撒斯劳滕的普鲁士军队，不伦瑞克再次将其击败。法军决定放弃行动缓慢的不伦瑞克部队，集中精力对付奥地利人。迫于压力，奥地利人放弃了阿尔萨斯。12月，克劳塞维茨所在团参加了在朗巴克（Lembach）的3次小型战斗。接下来，普军撤退至莱茵河西岸，进入冬季营地。 ⁴⁷

克劳塞维茨的身体在这些拉锯式的战役中受到很大损伤。他说，自己所在团的3名掌旗的少年已经有两名因为艰苦恶劣的环境离世了，人们普遍认为他也将追随那两个可怜的孩子而去，成为第三个。最后，他经受住磨炼，走出了孚日山脉，并记录下逃脱这一区域时的喜悦心情：“最终，经过一段艰难的行军，我们走出了连绵的孚日山脉，站在一块高地上，犹如站在一个高高的讲台上。这时，晴空无云，从兰道（Landau）可以远眺沃尔姆斯，美丽的莱茵河谷尽收眼底，令大家赞叹不已。在这一刻，我感到，生活仿佛从阴郁严酷转向明朗可亲，泪水转化为微笑。” ⁴⁸

战斗在1794年春季再次打响，法国与联军之间的大部分战斗，以及最重要的战斗都集中在比利时和荷兰一带。5月23日，克劳塞维茨所在部队参加了凯撒斯劳滕会战，联军取得了胜利。到7月底，他们可能还参加了其他8次战斗。 ⁴⁹

7月7日，在莱门[Leimen，海德堡（Heidelberg）附近]，一支强大的法国军队袭击了克劳塞维茨所在团的先头部队。该团坚守阵地，与法军进行了数小时的交火，然后再次退回到恶劣的孚日山区，以此为屏障，与法军僵持作战。7月13日，该团第1营在约翰尼斯克鲁兹（Johanniskreuz）迎击了法军的猛烈进攻，直到敌军全军撤退。这是该团在整个战争期间参加的最后一次战斗。克劳塞维茨后来记述道，在1794年7月的某一次战斗中（具体哪一次尚不清楚），“我发现自己处在非常不利的作战位置，幸好脱离了危险”。那时，他刚满14岁。 ⁵⁰

这些拉锯式的争夺战没有改变整个大的战争态势。全民征召制使得法国领导人可以动员起整个国家的经济和人力资源，用由此形成的战争机器来对付国内外的敌人。1795年初，法国将比利时、荷兰，莱茵河左岸（1794年10月普军最后一次跨过莱茵河）都收入囊中，联军现在只控制着美因茨和卢森堡的一些要塞。克劳塞维茨后来写道：“防御性的前哨—警戒线（outpost-and-cordon）体系将交战双方都推到了极限。普鲁士的军队之所以没有遭受比敌人更大的损失，是因为敌人的作战体系同样糟糕。”在《战争论》中，他分析说，由于没能看到法国大革命所释放出来的力量，联军的行动预示了其未来的命运。“联军在整个战局过程中，完全没能认识到敌人进攻力量的本质。在军事上，却试图用微不足道的扩大阵地和战略机动来对付这样的力量。在政治上，普鲁士与奥地利间的政治分歧，以及愚蠢地放弃比利时和荷兰，也证明了参战各国都没能认识到这即将到来的力量的洪流。”奥地利著名军官兼作家卡尔大公（Archduke Charles） 在战后报告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但是，他认为1793年的失败是联军作战上的错误导致的，而不是法军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奥地利和普鲁士在欧洲西北部战争指导上的分歧，以及对瓜分波兰的争夺，都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⁵¹

这场战局也预示了其他即将到来的变革。从1792年到1815年，欧洲人共打了713场大小会战。前3个世纪加在一起只有2659场。1794年的法国革命政府（国民公会及其事实上的行政部门，公共安全委员会），利用革命的人民武装继续进攻反法联军，是导致战争频率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⁵²

但是，早在战局结束前，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就已表现出对西部战局失去了兴趣，他于1793年8月29日，将作战重点转向了波兰战区。对波兰的瓜分——普鲁士因之受益——对他来说更重要，只是由于普鲁士加入了反法同盟，才不得不继续参战。1794年7月，当法国独裁者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被推翻，“恐怖（The Terror）政府”被一个更理性的政权取代时，联军各国开始急切地希望实现和平。普方12月开始与法国谈判，但直到次年4月，即1795年4月5日至6日夜间，才签署和平条约。普鲁士的背叛对荷兰和西班牙产生了示范效应，他们也于当年春季和夏季背叛了同盟。对于柏林来说，这项协议带来了与法国间十一年的和平。 ⁵³

三十年后，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对普鲁士当时及后来的政治表现给予了尖锐的批评：“缺乏欺骗和狡诈所需的精力，也缺乏因之所要求的不忠手腕。普鲁士缔结了《巴塞尔和约》（Peace of Basel），使昔日的盟友陷于困境，时不时地讨好法国人，但又缺乏与他们共同行动的勇气。” ⁵⁴ cLeM28oPJxwJxrUbjSadPt858qxI+mH2EiMioWmRRTccWKFckeKMcNil9ZUJCvn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