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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事历史学家唐纳德·斯托克的《克劳塞维茨传：从战场到〈战争论〉的军事思想变革》（ Clausewitz：His Life and Work ），是继冯·施拉姆的《克劳塞维茨传》（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和彼得·帕雷特的《克劳塞维茨与国家》（ Clausewitz and the State ）之后，克劳塞维茨传记写作上又一部里程碑式的力作。正如作者在前言中介绍的那样，本书的特点是着重记述了克劳塞维茨作为一名军人的战斗经历，使读者了解他在拿破仑战争中经历了什么，而这些经历对其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军事著作的创作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1780年7月1日，克劳塞维茨出生于普鲁士马格德堡公国的一个退役军人家庭，父亲曾是腓特烈大帝军队中的一名中尉，退役后成为税务部门的一个小吏。克劳塞维茨11岁从军，次年参加了第一次反法同盟干涉法国大革命的战争。他初次经受战火洗礼是作为军官候补生参加普奥联军围攻美因茨的战斗。革命战争所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欧洲封建王朝的军队，战争不再只是国家和内阁的事情，而是全民族和全体人民的事情。克劳塞维茨强烈感受到大革命所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他后来写道：“在传统战争理念下，人们起初以为只需要对付严重削弱的法国军队，把希望寄托在人数不多的军队上。但在1793年，一股超出所有人想象的力量出现了。突然之间，战争变成了人民的事情，而且成为全部以国民自居的3000万人民的事情。”
1801年，克劳塞维茨进入柏林普通军官学校学习。在那里，他结识校长沙恩霍斯特，后者成为他的“精神之父”和事业上的领路人。起初，由于基础薄弱，克劳塞维茨学习比较吃力，但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和沙恩霍斯特的悉心培养，到了第三年，他的成绩已经名列班里第一名。1803年末，他以一等成绩毕业，毕业鉴定上写道：“中尉冯·克劳塞维茨论文的特点是对全局的判断异常准确，叙述朴实而中肯。他在数学和军事科学方面具有扎实的知识积累。”经沙恩霍斯特推荐，克劳塞维茨成为普鲁士的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由此进入了上流社会，并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玛丽·冯·布吕尔伯爵小姐。
1806年10月，克劳塞维茨随奥古斯特亲王参加了奥厄施泰特会战，时任奥古斯特掷弹兵营第3排的排长。在战斗中，他将自己的士兵排编成一道散兵线，为前面的部队提供火力支援，这在通常采用密集线式队形的普鲁士军队中是极为罕见的。在突击作战中，克劳塞维茨曾短暂指挥过奥古斯特掷弹兵营，这是他一生中在战场上指挥过的最大作战单位。奥古斯特亲王事后对克劳塞维茨大加赞赏说：“这是一位极有才干和学术修养的军官，作战期间表现出色，在奥厄施泰特会战时，冯·舍恩伯格上尉负伤后，他领导我的掷弹兵营，指挥有方，功勋卓著。”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奥厄施泰特会战中遭到惨败，仅七周时间内，普军伤亡2.5万人、被俘14万人，总指挥不伦瑞克公爵战死。奥古斯特亲王在战斗中负伤，与克劳塞维茨一起成为法国军队的俘虏。
耶拿—奥厄施泰特会战后，普鲁士与法国的战争仍在继续，但奥古斯特亲王和克劳塞维茨被强制要求去法国拘禁，这给克劳塞维茨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突和精神创伤，也极大地激发了这位青年军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拘禁结束返回法国后，克劳塞维茨投身到伟大的社会改革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之中。那是战争与革命风云激荡的年代，在普鲁士内部存在着抵抗与投降、进步与保守的尖锐矛盾。普鲁士自上而下推动了广泛的改革运动。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推手是冯·施泰因男爵，1807年普鲁士废除了农奴制，1808年实现了城镇地方自治，但由于国王威廉三世三心二意，加之保守势力强大，政治和社会改革昙花一现。军事改革的核心人物是沙恩霍斯特，1807年7月，成立了以沙恩霍斯特为领导的军事改组委员会，成员包括格奈泽瑙、博延、格罗尔曼和克劳塞维茨等一批军中精英。军事改革的内容非常广泛，主要包括：发展与现代战争相适应的编制和武器装备；建立普遍兵役制度；改革军官选拔和任命制度；改革军队教育体系；建立新式的军事训练制度等。普遍兵役制、职业化军官团、军事学院和总参谋部都是改革的直接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为普鲁士民族解放铺平了道路，也为德意志统一奠定了基础，在普法战争后成为欧洲各国军队争相效仿的典范。
克劳塞维茨被任命为沙恩霍斯特的办公室主任，成为普鲁士军事改革灵魂人物的左膀右臂。根据施拉姆的研究，从1809年12月初到1812年3月底，克劳塞维茨一直负责沙恩霍斯特的公文往来，保存下来的19个卷宗涉及军队改革的方方面面，“克劳塞维茨处理过的文件包括：人事问题、力量结构和普遍兵役制、组织和武装事项、部队训练、新的刺杀法、军官培训制度、装备事务、国防、要塞的加固”。施拉姆评价说，“这位后来的军事哲学家为普鲁士军队的伟大改革事业所做的贡献也就显而易见了。他比当时人们估计的更伟大，他的成就超过了那些一般情况下与他相提并论的人物，如博延和格罗尔曼，甚至超过了格奈泽瑙”。
从1807年11月末结束在法国的拘禁到1812年4月远赴俄国的四年多时间，是克劳塞维茨人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1810年至1812年，他受沙恩霍斯特指派，在战争学院讲授关于“小型战争”的战术课程。同时，他还给15岁的王储（后来的威廉四世）担任过军事教员。1810年6月7日，他正式成为总参谋部军官，并于8月晋升为少校。同年12月17日，30岁的克劳塞维茨与31岁的玛丽举行了简朴的婚礼，那时距他们第一次相遇已经过去了六年时间。玛丽带给克劳塞维茨的不仅是上流社会的社交圈，还有高雅的艺术品味和高水平的智力交流，以及作为妻子的爱。
1812年是拿破仑战争和欧洲命运的转折点。拿破仑决心远征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迫于压力与法国结成同盟，派兵参加对俄国的战争。一部分普鲁士军中精英对此异常愤慨，他们纷纷向国王递交辞呈，或者干脆不辞而别，相继投奔俄国、英国和西班牙军队，克劳塞维茨就是其中之一。他对于普鲁士与法国结盟深感耻辱，他写道：“我必须坦白地说，怯懦投降的污点是永远擦不掉的。尊严的丧失已经融入血液，遗传给子孙，并将削弱一代代普鲁士人的士气，矮化其精神。”他在离开普鲁士之前写了一篇2万字的长文，后人将其命名为《信念录》。他在这篇文章中将矛头直指普鲁士的统治者们：“贵族阶层是腐朽的，宫廷和政府官吏是最腐朽的。”
在克劳塞维茨时代的普鲁士军队中，至少对一小部分军官来说，效忠国王与效忠国家是有区别的。克劳塞维茨选择了效忠国家，表现出了很高的道德勇气，当然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他后来因此被起诉，而且长时间得不到国王的原谅。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后德国军官团集体陷入精神堕落。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军人伦理问题，他写道：“一个军官，除了对元首的忠诚以外，还有没有更高的忠诚？在纽伦堡，许多将军以否定的回答来洗刷自己的战争罪行。他们说，他们必须服从命令。”
1812年6月，在沙恩霍斯特的推荐下，克劳塞维茨辗转来到俄国投奔沙皇军队，起初被安排在同样转投俄军的普鲁士将军富尔手下任职，此人是沙皇的高级军事顾问，正是他向沙皇建议实施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克劳塞维茨负责向沙皇和富尔将军“汇报他对战事的观察”。他后来回忆这段时光时写道：“从更高的视角上看到的错误与不足，以及隐藏的重大危机，重压在我的心头，强烈地感觉到有必要把各种危险对高层讲出来，让他们看到这样做下去将要面临的危机。”不久，克劳塞维茨调到帕伦将军指挥的第3骑兵军任军需总监，主要负责部队行军、部署、宿营等勤务工作。由于不会讲俄语，克劳塞维茨“感到自己在这里简直就是个摆设”。随后，他又被调到乌瓦洛夫将军指挥的第1骑兵军任军需总监，语言问题始终困扰着克劳塞维茨，他甚至无法参与有关作战问题的讨论。
克劳塞维茨随第1骑兵军参加了著名的博罗季诺会战。这是拿破仑战争中最血腥的一次会战，11万俄军对阵12万法军，两军共伤亡6.5万人，平均每分钟伤亡108人，单日伤亡率甚至超过“一战”的凡尔登战役和“二战”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博罗季诺会战后，俄军总司令库图佐夫下令实施退却，部队有序退往莫斯科。拿破仑率领法军逼近莫斯科，俄军再次主动实施战略退却。克劳塞维茨在给格奈泽瑙的信中写道：“我感到撤离莫斯科既不是罪过也不是错误。”在他看来，俄国必须在坚守莫斯科和保存军队之间做出选择，而库图佐夫选择了保存军队，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克劳塞维茨后来在战史分析中写道：“通过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俄军绝大多数人没能领会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含义。现在法国人的进攻已经接近顶点，法国人举起的全部重量将会砸向其自身。”
法军进入莫斯科时，该城被付之一炬。拿破仑本以为占领了莫斯科就能迫使俄国媾和，没想到事情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沙皇亚历山大不惜赌上自己的皇位也要与拿破仑决一死战。拿破仑于10月19日放弃了莫斯科，最终走上了失败的道路。英国著名军事历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富勒将军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写道：“自从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之后，战争的全部性质遂为之一变。在此之前，除了在西班牙以外，对抗他的都是一些旧有的王室；从此以后，对抗他的却是一般的（具备独立精神的）人民了。”
1812年11月，克劳塞维茨从沙皇处得到了新的任命，担任新组建的俄德联合军团的主任参谋。他被派往维特根施坦部的先头部队，在迪比奇将军手下任职。维特根施坦部的任务是负责追击撤退中的法军，为法军断后的是约克将军指挥的一支普鲁士部队，而克劳塞维茨的两位哥哥正在这支部队中服役，手足相残的局面令克劳塞维茨非常痛苦。约克部有1.4万人，而迪比奇部只有1400人，双方实力悬殊，迪比奇想劝说约克脱离法军加入反法同盟，难度可想而知。约克对于倒戈的事情犹豫不决，他一边与俄军谈判人员保持接触，一边率部向边境撤退。12月28日，约克部退到陶罗根（今立陶宛境内的陶拉格），克劳塞维茨作为迪比奇将军的谈判代表与约克会谈。经过两天的谈判，双方于12月30日签订了《陶罗根协定》，而这份协定正是由克劳塞维茨亲自起草的。《陶罗根协定》显然违背了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的意志，克劳塞维茨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再次表现出巨大的道德勇气。《陶罗根协定》极大地激发了普鲁士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点燃了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的熊熊烈火。威廉三世最终选择顺从民意，1813年2月28日，普鲁士与俄国签订了《俄普同盟条约》（也称《卡利什条约》）。3月16日，普鲁士对法国宣战。《陶罗根协定》改变了拿破仑战争的总体态势，对欧洲政治和军事力量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1813年3月7日，克劳塞维茨随维特根施坦部进入柏林。他向国王提出恢复普鲁士军籍的申请，但遭到国王的拒绝，国王对于不辞而别加入俄军仍然耿耿于怀。5月，克劳塞维茨参加了吕岑、包岑两次会战。虽然法军在两次会战中取胜，但未能实现围歼俄普联军的目标。普鲁士军队在民族解放战争中面貌焕然一新，军事改革的成果在战场上显现出来。不幸的是，普鲁士军事改革的灵魂人物沙恩霍斯特在吕岑会战中负伤，6月28日，沙恩霍斯特离世。克劳塞维茨痛失良师益友，他听到这一噩耗后给妻子写信说：“你能想象，我是多么悲伤。他的离世是我们国家、军队还有欧洲的重大损失，对于这一切我几乎不敢去想。此时，我失去了一生中最诚挚的朋友，他对我来说是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我将永远怀念他。”
吕岑会战、包岑会战之后，拿破仑与反法同盟经历了短暂的休战。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出面斡旋，但拿破仑并非真心议和。休战协定于8月10日到期，次日奥地利加入第六次反法同盟向法国宣战。这是拿破仑战争中所有欧洲大国第一次联合起来对抗法国。9月，克劳塞维茨随俄德联合军团参加了格尔德会战，这是联军在德意志土地上对法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切断了达武部与拿破仑主力部队的联系，为不久之后的莱比锡会战奠定了胜局。10月16日，莱比锡会战（史称“民族大会战”）打响，拿破仑企图发挥内线作战的优势，以17.5万人对抗向其围攻而来的34.5万联军部队。在这场会战中，天才的拿破仑所擅长的战术和他极具个人化的指挥风格都失灵了。会战持续了三天，联军伤亡5.4万人，法军伤亡约3.7万人，联军将法军赶出了德意志的土地。莱比锡会战后，克劳塞维茨写道：“胜利已不再有任何悬念。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将联军带到了莱茵河边，距离最后的胜利又前进了一步。”
1814年3月31日，反法联军进入巴黎。4月11日，拿破仑宣布无条件投降，他本人被流放到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岛，路易十八回到法国，波旁王朝复辟。7月22日，俄德联合军团被并入普鲁士第3军。此时，克劳塞维茨任第2旅上校旅长，时年34岁，他终于回归到普鲁士军旗下服役。次年3月，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法国执政，并迅速召集旧部组建新军。6月，法军与反法同盟军队在滑铁卢进行了一场大会战，这是拿破仑战争的最后一战，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决定性会战。克劳塞维茨随蒂尔曼将军指挥的普鲁士第3军参加了滑铁卢会战，时任第3军参谋长。第3军以1.7万人拖住了格鲁希部3.3万人，阻止其进入滑铁卢的主战场，为反法联军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克劳塞维茨参加的最后一次战斗，却留下了永恒的遗憾。克劳塞维茨一直渴望在战场上建立功勋，然而在他的战斗生涯中几乎找不到值得称道的伟大功绩，甚至可以说，他的戎马生涯中，退却比进军多，失败比胜利多。在拿破仑战争最后阶段的两场大会战中，他所在的部队错过了莱比锡会战，在滑铁卢会战中也只充当了外围的配角。玛丽后来写道：“他的一生，有许多熠熠生辉的岁月，但一直没有机会打一场光辉的战斗。”
1815年秋，克劳塞维茨调任莱茵河军区的参谋长，司令官是他的挚友格奈泽瑙将军。战后普鲁士的保守派占据了上风，改革派遭到排挤，不久被认为有革命倾向的格奈泽瑙去职。威廉三世疑心克劳塞维茨同情和支持共和派，所以并不情愿给予他有实权的岗位。格奈泽瑙推荐克劳塞维茨担任普鲁士军事学院院长，但国王对克劳塞维茨的政治观点不放心，对他开展了针对性的调查。直到1818年5月，国王才最终批准克劳塞维茨担任普鲁士军事学院院长，同时晋升少将。不过，无论从名义上还是从实际上来看，这个岗位都是个闲差，大致相当于行政总监。作为院长的克劳塞维茨甚至没有改革课程设置的权力。他过去曾在战争学院教授过两年战术课程，还担任过王储的军事教员，所以他既有教学经历，也不乏教育理念。尽管他一度曾经对用几何方法计算作战要素表现出兴趣，但战争实践告诉他数学的简约无法反映战场上的混乱。克劳塞维茨后来坚决反对同时代的军事思想家冯·比洛、卡尔大公关于作战的几何学原则。他担任军事学院院长期间曾致信战争大臣博延，对军事学院数学课程过多提出质疑，并试图对课程进行改革，但直到他离开军事学院多年后这些改革设想才得以实现。
1815年以后的十五年间，克劳塞维茨将主要精力用于写作，数量最多的是战史著作，不过最出名当属理论著作《战争论》。现存的十卷《克劳塞维茨文集》中，《战争论》只占三卷，其他都是战史著作。因此，在19世纪，人们通常把克劳塞维茨看作是军事历史学家，而不是军事理论家，这与今天世人的看法正好相反。克劳塞维茨研究过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时代大约130场战局，他有着极好的历史感悟力，其战史著作独树一帜，特别是关于拿破仑侵俄的历次战局分析，由于出于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既有令人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也不乏深刻的洞见和透彻的分析。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克劳塞维茨的战史著作较少受到世人关注。庆幸的是，近年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组织翻译了克劳塞维茨的战史著作，与《战争论》合并出版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著集》（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出版），这必将为国内学术界研究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提供宝贵的素材。
克劳塞维茨于1816年开始写作《战争论》，但1818年到军事学院任职后才得以集中精力于此，此后十二年间，他全身心扑在这部巨著上。克劳塞维茨写道：“我的抱负是要写一部对军事感兴趣的人会时常翻阅，而不是两三年后被人遗忘的书。”与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同时代的许多军事思想家不同的是，克劳塞维茨认为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战争法则，而军事理论研究也不应以追求永恒普适的战争法则为目标。他坚决反对约米尼关于存在永恒的战争原则的观点。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战争类型、自己的限制条件和自己独特的先入之见。因此，每个时代都会坚持自己的战争理论，即使人们始终普遍存在着根据科学原则解决问题的冲动”。他对数量上的优势、军队的给养、基地、内线等死板教条的原则通通加以严厉的批判，认为那些都是永远不能指导现实的片面理论。他在《战争论》中深刻指出，鉴于精神力量及其作用、敌对双方的相互作用和一切情况的不确定性，企图为军事艺术建立一套死板的理论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理论的作用仅仅是“教育实践者，增强他们的判断力，而不是在他们处理实务时给予直接的指导”。用他本人的话来说，“重要的不是我们思考的结论，而是我们如何思考，这才是对理论最大的贡献”。
克劳塞维茨非常善于从战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他对战史研究与军事理论和军事教育的关系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历史是理论的基础，“史例可以说明一切，在经验科学中，它们最有说服力。尤其在军事艺术中更是这样”。同时，他强调说，“历史研究的目的不是提供学说，而是通过对一个行业的间接经验来训练判断力，因为在这个行业中，往往无法获得足够广泛的直接经验”。他反对将战史当作理论家的素材库，指出理论的目的是帮助我们理解过去，当理论与历史相矛盾时，就必须对前者加以纠正甚至否定。他认为，“在缺乏足够理论的情况下，历史研究是唯一可能的军事教育形式”。他曾教导王储说：“研究战史很重要，因为通过战史的研究就仿佛身临其境，亲眼看到事件的来由与发展。我们从理论中学到的那些原则，只能用以帮助我们研究战史，使我们注意到战史中最重要的东西。”
1831年11月16日，克劳塞维茨因感染霍乱卒于布雷斯劳。由于疫情严重，他下葬军人公墓时没有举行告别仪式，也没有人参加葬礼。克劳塞维茨的墓地也像他的一生一样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变迁。1971年，在克劳塞维茨逝世140周年之际，他和妻子玛丽的遗骸被重新安葬在柏林正西边的小镇布尔格，那里也是他的出生地。他们的墓碑是一个简单的灰色十字架，由一块未加雕琢的大理石制成，十字架的基座上用拉丁文镌刻着：“痛苦的死亡不能将爱分离。”（Amara Mors Amorem Non Separat.）
克劳塞维茨去世时，《战争论》尚未完成。玛丽承担了大量手稿的编辑工作。克劳塞维茨在世时曾半开玩笑地对妻子说，这部著作“应该由你来出版”。事实上，没有人比玛丽更适合这项工作了。在克劳塞维茨撰写这些文稿时，玛丽就是他最亲密的助手，她比任何人都更熟悉丈夫的思想脉络。从1832年起，克劳塞维茨的遗著陆续出版。1834年，《战争论》三卷出齐。1836年，玛丽在德累斯顿去世。次年，克劳塞维茨文集的另外七卷全部出版。克劳塞维茨与玛丽这对志同道合的伴侣从相识到结合，经历过世俗的偏见、战火的洗礼、长期的分离，甚至抵御过诱惑，如果说理想的爱情是鸿雁传书式的，理想的婚姻是相互成就的，那么克劳塞维茨与玛丽的爱情和婚姻堪称完美。施拉姆在《克劳塞维茨传》中写道：“19世纪几无任何第二对夫妇可以与之媲美。”
俩人的婚姻虽然没有留下子嗣，却结出了《战争论》这个精神上的果实。战争让两个相爱的人长期分离，却留下了大量的书信。2012年7月，在柏林的普鲁士枢密院档案馆中发现了克劳塞维茨夫妇的全部私人信件，其中283封从未公开过。2016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助理教授瓦尼亚·埃夫蒂莫娃·贝林格（Vanya Eftimova Bellinger），根据这些信件创作出版了《玛丽·冯·克劳塞维茨传：〈战争论〉背后的女人》（ Marie von Clausewitz：The Woman Behind the Making of On War ），透过这部传记，人们可以深入了解玛丽是一位怎样的女性，以及她对克劳塞维茨的影响和对《战争论》的贡献。
《战争论》自问世以来经历了怎样的跌宕起伏，可以写一部专著。这部旷世名著最初鲜有问津，第一版只发行了1500册，1857年再版时，第一版仍有存货。《战争论》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德国总参谋长老毛奇，他曾于1823年在普鲁士军事学院学习，他与时任院长的克劳塞维茨有师生之份，却无师生之谊，这一点不同于克劳塞维茨与沙恩霍斯特的关系。老毛奇对克劳塞维茨推崇备至，他以克劳塞维茨的门徒自居，并将《战争论》与《圣经》和《荷马史诗》并列为对他影响最大的几本书。与克劳塞维茨一样，老毛奇认为不确定性是战争的本质属性，战争的计划和执行都需要灵活性，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老毛奇在德意志统一战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了“任务式指挥法”，强调上级指挥官应当明确任务和意图，而非实施的方法；下级指挥官应当根据自己的判断和直觉采取行动。但老毛奇偏离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基本观点。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实现它的手段，不能脱离目的而思考手段；政治目的的统领作用贯穿战争始终，并影响着各个层级的军事行动，因此军事艺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作为政治的导师。但老毛奇片面强调战争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政治目的只在战争的开始和结束时起作用；军事因素在战争进程中起决定作用，在任何情况下指挥官都不能让自己在行动中只受政策因素的左右。在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中，总参谋长老毛奇与首相俾斯麦在实现有限政治目标与追求军事上的彻底胜利之间产生了冲突，这恰恰暴露了老毛奇对于政治与战争关系的理解不同于克劳塞维茨。
老毛奇的继任者施利芬在偏离克劳塞维茨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主持制定的对法国的战争计划（即著名的“施利芬计划”），既没有政策目标的输入，也没有考虑过结束战争的政治条件。他将德军总参谋部的战争计划工作隔绝于政治之外，并坚持在计划制定过程中贯彻军事优先的原则。施利芬醉心于通过歼灭战消灭敌国军队，通过决定性会战迅速赢得战争胜利，至于战争的目的是什么，人民对战争的反应，以及如果不能速胜又如何结束战争等问题，通通都不在他的考虑范畴之内。不仅如此，施利芬似乎完全忘记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不确定性的教诲，以及老毛奇关于“任何作战计划在与敌主力遭遇后都难以保持有效”的忠告，“施利芬计划”本身与克劳塞维茨的精神是相悖的。如果说老毛奇和施利芬与克劳塞维茨渐行渐远的话，鲁登道夫就是背道而驰。鲁登道夫在《总体战》中写道：“战争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政治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克劳塞维茨的全部理论应被推翻。战争和政治服务于民族的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就应为作战服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总体战”的观念逐步在纳粹党高层取得共识。据统计，在希特勒的各种著作和讲话中，除了鲁登道夫和瓦格纳之外，克劳塞维茨被提及的次数最多。希特勒从鲁登道夫那里借鉴了“总体战”的概念，然后将其与克劳塞维茨的“绝对战争”划上等号（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对“绝对战争”和“全面战争”的使用不够严谨，给后人留下了误解和滥用的空间），用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为“总体战”背书。希特勒在一次讲话中说：“在这样一场可怕的冲突中，在这样一场两种完全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相互对抗的战争中，问题必然只能以一方或另一方的彻底毁灭来解决。这是一场双方都必须进行的战斗，直到他们精疲力竭为止。”必须说明的是，克劳塞维茨认为理论上的“绝对战争”是与现实中的“有限战争”相对立的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绝对战争”以打垮敌人为目标，必然导致“暴力最大限度的使用”，在“绝对战争”的概念中是没有政治目的的，但在现实战争中，“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克劳塞维茨说，“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既成为衡量战争行为应达到何种目标的尺度，又成为衡量应使用多少力量的尺度。但政治目的不能单独成为这种尺度，它必须同双方国家联系起来才能成为这种尺度，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实际事物，不是纯粹的概念”。很显然，鲁登道夫和希特勒把“绝对战争”这样一个纯粹的逻辑概念强加于现实。不仅如此，希特勒还引用克劳塞维茨关于政治领导至高无上的原则，压制军队内部反对他的势力。他声称，“士兵的最高义务是服从政治指挥……我们的士兵都有义务按照国家首脑的政治构想进行征战……领导整个战争是元首和帝国总理的事”。由此可见，当现实权力绑架了理论权威时，会出现多么可悲的情况。
可以说，自老毛奇和施利芬之后，一方面，克劳塞维茨被“神圣化”；另一方面，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彻底遭到背叛。绝大部分德国军官越来越醉心于战役战术，而丧失了从战略上思考和把握战争的能力；他们越来越迷信决定性会战，企图通过歼灭战迅速解除敌国武装，而没有认识到在全民战争的时代，即使消灭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甚至占领其全部领土，也不能结束战争；他们盲目追求军事上的胜利，而忘记了只有军事胜利能够赢得更有利的和平时——战争的政治目标——军事胜利才有意义。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是政治性的，也是战略性的，没有什么先进的军事力量能够挽救政治性和战略性的双重失败。这一点值得后世的深刻警醒和反思。
自《战争论》问世以来，不同时代的许多重量级军事理论家曾对克劳塞维茨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约米尼、富勒、利德尔·哈特、约翰·基根、范·克里韦尔德等，有些是出于误解，有些则是蓄意攻击。其中最具杀伤力的当属利德尔·哈特，他攻击克劳塞维茨是“数量教主”“全面战争的鼓吹者”“军事思想的邪恶天才”，甚至将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杀戮归咎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今天学术界对利德尔·哈特蓄意歪曲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是有公论的。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这些攻击对克劳塞维茨及其《战争论》产生了持续的负面影响。
《战争论》在当代西方世界的复兴源自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克劳塞维茨关于政治与战争关系的观点成为美国人反思和批判越南战争的理论依据。1976年，美国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和彼得·帕雷特（Peter Paret）重新翻译出版了《战争论》（目前仍是权威的英语译本）。美国战略思想家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为英译本撰写了导读，他说“大多数当代著作都没有像克劳塞维茨的书那样，对越南战争有着许多的重要意义”。针对越南战争的教训，他写道：“要想知道我们必须为战争动员多少资源，我们必须首先审视我们自己和敌人的政治目标。我们必须衡量敌国的实力和形势。我们必须衡量其政府和人民的性格和能力，并对我们自己的政府和人民进行同样的衡量。最后，我们必须评估其他国家的政治同情心以及战争可能对它们产生的影响。”
《战争论》新译本出版后，很快成为美国各大军事学院的教科书。1975年，科林·鲍威尔进入国家战争学院学习，他在那里第一次读到了《战争论》。鲍威尔在《我的美国之路》（昆仑出版社，1997年出版）中回忆说：“克劳塞维茨使我顿开茅塞……《战争论》像从久远的过去射来的一束曙光，仍然照耀着解决当今军事难题的道路。”他在阅读《战争论》的过程中感悟到越南战争失败的原因：一是在不知道战争要达到什么目的和如何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发动战争；二是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都未能提出任何清晰的目标；三是随着越南战争久拖不决，人民支持这根关键的支柱倒塌了。
1981年，美国陆军上校哈里·萨默斯（Harry Summers）发表了《论战略：对越南战争的批判分析》（ On Strategy：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Vietnam War ），作者以《战争论》为理论框架对越南战争失败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萨默斯的《论战略》在美国军队内部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激发了美军研究克劳塞维茨的热情，而且成为后来国家政策声明的基础。1984年，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提出了“军事行动六原则”（史称“温伯格主义”），强调军事行动应当有明确的可实现的政治目标，应当不断评估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动用军事力量应当得到美国公众和国会的支持。温伯格“六原则”的核心正是克劳塞维茨关于“政府、军队和人民”三要素的观点。
《战争论》发表至今的大部分时间里，克劳塞维茨不断被遗忘、被歪曲、被利用、被贬低，关于《战争论》已经过时的论调不绝于耳。但《战争论》仍然是举世公认的最具持续影响力的军事理论著作，克劳塞维茨仍然是首屈一指的军事哲学家。除了政治与战争关系的经典论述以外，他关于“精神力量及其作用”“一切情况的不确实性”“战争是一种盖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的关系”“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等观点，以及他从哲学高度提出的“精神要素”“战争迷雾”“阻力”“不确定性”“重心”“顶点”等概念，仍然是我们分析战争、研究作战的重要理论工具。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克劳塞维茨的争论聚焦在“战争迷雾”问题上。海湾战争后，关于信息技术发展可以消除“战争迷雾”的观点甚嚣尘上。美国参联会副主席比尔·欧文斯（Bill Owens）在《揭开战争迷雾》（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出版）一书中声称，信息技术能让未来的指挥官“看清和理解战场上发生的一切”，从而根本改变作战方式和指挥方式。1995年，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提出了一个著名问题，即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战争阻力或者说战争的不确定性是否减少了？1996年，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分析中心主任、退役空军中校巴里·瓦茨（Barry D.Watts）发表了《克劳塞维茨的“阻力”与未来战争》（ Clausewitzian Friction and Future War ）研究报告，系统回答了马歇尔提出的问题。瓦茨运用非线性动力学、进化生物论等理论，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详细比较了德军闪击法国、日军偷袭珍珠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和海湾战争的情况。他提出的结论是，从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尽管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战争阻力在战略、战役和战术层面并没有减少，未来不论技术如何改变战争方式，不确定性仍然是战争最本质的属性。2004年，这份研究报告得以再版。作者在结尾处写道：“21世纪初，关于技术进步能否‘揭开战争迷雾’仍然存在着严重分歧，这表明克劳塞维茨去世后，军事理论没有取得多少进步……一种更令人满意的理论注定与牛顿力学毫无相似之处。”
最近十年里，关于技术进步“揭开战争迷雾”的新希望被寄托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上。2016年，人工智能系统“阿尔法围棋”首次战胜围棋世界冠军，这极大激发了人类对于人工智能在军事上应用潜力的想象。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依靠信息技术解决“战场感知”问题，而是更加雄心勃勃地设想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作战筹划和指挥决策。2018年，美国学者罗德里克·华莱士（Rodrick Wallace）发表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迷雾与人工智能革命：现实世界不是围棋游戏》（ Carl von Clausewitz, the Fog of War, and the AI Revolution：The Real World Is Not A Game Of Go ），他同样采取了高度定量化的研究方法，其基本结论是：现实世界不是围棋游戏，在现实世界中，竞争对手的进化是一种无时不在的选择压力，而战场上的游戏规则会快速变化，往往超出执行系统的反应速度（这一点与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活的反应和由此产生的相互作用”是一致的）；基于上述原因，当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的人工智能系统面对需要高度认知和创新能力的挑战时，可以预期会遭到失败。最后他用戏谑的口吻写道：“如果你在搞人工智能，而又觉得这一切似乎无关紧要，那你就是该死的没脑子。”继“阿尔法围棋”之后，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异军突起，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已经不限于自主武器系统，甚至开始担心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主宰战场。技术决定论在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表现，但回顾历史，战争迷雾、阻力和不确定性一直顽强地存在着。当然，争论远远没有结束！
彼得·帕雷特说，“《战争论》是一部需要研究而非阅读的书”。但更为真实情况是，《战争论》是一部经常被引用却很少被阅读的书。研究克劳塞维茨的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巴斯福德（Christopher Bassford）说，阅读《战争论》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带着自己的问题去书中寻找实用的答案；另一种方法是理解克劳塞维茨所处时代的背景及其个人经历，学习他分析问题的方法和基本理论观点，然后将这些有用的方法和观点应用于今天的实际。对于一本有190多年历史的老书来说，第二种方法无疑是明智的。而阅读克劳塞维茨的传记，就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他的时代、经历和思想。
杨虎
二〇二五年八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