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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有多好笑吗？你的脚链救了你一命。卖脚链的人真应该拿此事好好宣传一下，或者应该找你要封感谢信。要不是这脚链，你早就没命了。”
我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头痛欲裂。伸手摸了摸头发，我摸到了头皮上的钉子。一位年轻帅气的黑发男医生正站在床边跟我兴致勃勃说着话。他留着浓密的小胡子，眼睛炯炯有神。我不知道他说了多久，也不知道我是否一直在回应。我似乎是在中途加入对话的，但这或许是他的交流方式，也许他只是与病人交谈，等他们准备好了再继续谈下去。我口渴得很，紧张地用指头来回摸着头上的封口钢钉，我伸出看似自由的手去拿床头柜上的大塑料水杯，结果却发现我被铐在了床上。
“来，我给你拿。”他把杯子塞在床栏和枕头之间，把塑料吸管弯到我嘴边。我喝完水然后吐出吸管。我感到喉咙火辣辣的。
“我做了手术吗？”我问道。
“你运气很好。就是两个很小的手术。”他指了指我头上的钢钉，也就是我手指摸到之处，“你肯定是不小心摔倒了，把头摔出血了，伤口还不小。轻微脑震荡，所以可能有些头晕恶心。”
这是我在还不到一年里第二次脑震荡了。七个月前，我喝醉了从楼梯上摔下来，另一侧脑袋被打上封口钢钉。这两次事故我都不记得了。我记得吃了所有的安定药，拿了刀，爬进浴缸里躺着，膝盖弯着，腿搭在浴缸边缘。我记得我费了好大劲拿一杯酒、一把刀和我的手机。我记得那天回家之前我在酒吧“戴维上城流浪者俱乐部”玩，下决心当天晚上自杀。但我不记得是怎么从酒吧回来的。
“我的喉咙好像伤得比脑袋更重，你听我的声音，”我说，“听起来是有些无力，但我没觉得恶心想吐。”
“之前我们必须给你洗胃，但好在你基本没事。很抱歉我们只能把你铐起来。明天会把你转到精神科病房，你就不用被铐起来了。你把精美的脚链弄坏了。”他笑道，他是个招人喜欢的医生，“它好像是在发出警报之后才短路的，真是现代科技。”
我想解释说，我的脚链不是法院强制佩戴的，是我自己为了戒酒才戴的。但我意识到，从我嘴里说出的任何额外细节听起来都像在自我辩护，而且不管怎样都显得很多余。
若干年后，我的一位好朋友，一位著名的古代语言学学者告诉我：“很多人认为，企图自杀只是一种呼喊救命的方式，想引人关注而已。我知道这不是真的，因为当我在医院里醒来发现自己还活着时，吓坏了。”我的感觉是沮丧、极度失望、对自己更加厌恶。不是因为我再次尝试自杀而难过，而是为自杀再次失败而痛苦不堪。
“下次别在浴室自杀了，最好不要有下次了，好吗？我们希望把你留在身边。就算想自杀，也别再吃安眠药了。现在服用安眠药过量已经死不了了。”让我觉得奇怪的是，他花了一两分钟来讨论用什么方式自杀最好，“你还可以买一本书，上面会告诉你怎么做。”
我知道他说的那本书是什么，但我并不推荐这本书。
“但你知道的，你已经非常幸运了，大多数人在尝试一次自杀之后就清醒了。所以也许这可以成为你的免罪卡。我就是那样做的。多保重，好自为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抓住我的双脚轻轻抖动了一下，动作甚至有些亲昵。随后他耸了耸肩，离开了病房。
我想， 好吧，这其实是件好事。这比你预期中自杀未遂后与医生的相处要愉快得多。那人应该培训一下其他医生如何应对像我这种情况的病人。
我的手臂上扎着静脉注射针。床边有一部电话，但我够不着，因为它在手铐的一边。我手边有一个护士警报按钮，但我不想把护士叫过来帮我打电话。
“三周以前，我还和女友躺在家里睡觉呢，”我对着空荡荡的病房大声说道，“三周以前一切正常。”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的生活很久以前就出现异常了。
他们半夜把我叫醒，把我转到精神科病房。病房里很安静，大家都在睡觉。在2009年、2010年和2011年，我成年后最糟糕的三年里，我做了一些特别生动的梦，我喜欢做梦，因为我经常梦到我的女儿们和其他美好的事物，而这些在我清醒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可望而不可即。这时，我和妻子已经分手，她不允许我见孩子们。我被赶出家门，住在一个又脏又乱的小公寓里。一个朋友形容说：“这是你可以期待查尔斯·布考斯基
死去的那种地方。”我故意躲着那些了解我落魄境况的同事，因为不想看到他们用怜悯或愤怒的目光看我的样子。其中一个同事甚至毫不客气地对我说：“你看上去真傻，自己的事你一直都没有做好。”
这次特别的自杀尝试出现在2011年的冬天。
“我们不能在早上去吗？”我问正要把我送到精神科病房的护理人员。
他们取下了我手腕上的手铐，却在我下床之后守在身边。
“什么时候转移你不由我们来决定。你的救护车在这里。你要去的是精神科病房。”
下楼后我们走到车门前，“为什么是救护车？”我问道，“不能坐辆别的车吗？”
事实是走几步路就到了，精神科病房距离这里不到两个街区，它们在同一个院区。
“这是责任问题。用救护车你是要付钱的。你不会想让我们帮你承担费用吧？”急救医生说。我穿着医院的病号服和拖鞋，瑟瑟发抖。外面非常冷，救护车就停在那儿等着。他们在我身上裹了一条银色塑料毯子。我立刻感到暖和多了。
停车场外的地面覆盖着一层白雪。天上的星星很明亮。我心想， 这就是我想变成的样子 。像夜空一样遥远和冷漠。
“坐哪儿？”
“你可以和我们一起坐在上面，”另一位急救医生说，“这没有严格的规定，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是个像长椅一样的座位，我坐在司机和他的搭档中间。
“这就跟电影《穿梭阴阳界》里的情节一样，”我说，“你们看过那部电影吗？”
“哈哈。”那位司机说道，他留着胡子，看上去有二十来岁。
另一个人说道：“我想我看过。”
“要是你看过，你应该记得，”我说，“它就是有关救护车司机的。”
“尼古拉斯·凯奇。他还能看到鬼魂，对吗？”司机说。
“对啊，你确实看过。”我顿了一下，这时车开到了精神科病院的大楼前，“你们见过鬼吗？”
我相信世界上有鬼，而且我认为自杀者可看到鬼魂的世界，这是较坚强的人无法做到的。曾试图自杀的著名作家李翊云说：“我一直相信，在生与死、存在和不存在之间，有一些只有接近死亡者才了解的秘密。”加拿大医生、成瘾问题专家加博尔·马泰将像我这样的酗酒者描述为生活在“饿死鬼的领地”，我们这种人在活着时已经变成鬼了。就我而言，我觉得你大致可以明白，一个长期成瘾者用药物自杀时，他就正在向幽灵地带过渡。有慢性自杀倾向者往往也笼罩在这种阴影下。
“那不是斯科塞斯最好的作品，”司机说道，忽略或回避了我的问题，“我一直认为《好家伙》是他真正的杰作。”
“或者是《愤怒的公牛》，”我说，“那是他拍过的最悲伤的电影之一。”我想到了我的父亲，他曾当过一段时间的职业拳击手。与电影中的拳击手杰克·拉莫塔一样，他的晚年注定悲惨而落寞。
“我见过几个鬼，”坐在我右边的人说，“有人看到过。这是真的。我姑姑曾经遇到一个鬼问是否可以亲吻她，那是个女鬼。”
“没有人想听这些鬼话，”司机轻快地说道，打断了他的伙伴，“我们在精神病院呢。”他说着，瞪了那家伙一眼。
在研究型精神病院主候诊室旁边狭小的幽闭恐惧症患者诊室里——我猜当时是凌晨四五点——一个三十多岁的身材苗条、脸色苍白的接诊护士向我提出标准问题：“你现在想自杀吗？你有自杀的念头吗？”
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坦诚回答了。也许是在医院他们为了让我冷静给我注射的苯海拉明发挥了药效，也许是我已经无可救药了。
“好吧，很高兴你这么问。如果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会用你的剪刀割开手腕，我会用百叶窗吊死自己，我会用该死的叉子把自己戳死。是的，你觉得怎么样？”
“你是不是有暴力倾向……你在威胁我吗？你想攻击我吗？”她拿起了电话。她的手粗壮有力，指甲剪得很短，干净得无可挑剔。她不苟言笑，外表看上去就是个标准的美国人。她有一头光亮的、精心打理的棕色头发。她很年轻，看起来像我从前的一个学生。我为说过的话感到后悔。她只是在做好自己的工作而已。
“不，我没有暴力倾向。我向你道歉，我没有自杀的念头。”
我一时忘了撒谎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是精神病强化治疗的基本原则，就像通奸者的“否认、否认、再否认”原则一样，面对精神科医生，“撒谎、撒谎、再撒谎”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是能离开那里的唯一希望。
“我只是想睡觉。我都快冻僵了。你不冷吗？这里太冷了。”
我有急诊科医生给我的银色毯子，但她的办公室里很冷。我心里有一股怨气。我还穿着病号服但拖鞋已经丢了，光着脚。
“对于屋内的温度，我很抱歉，先生。但恳请你对我说话尽量文明一些，他们把你的衣服怎么了？”
“我需要一双袜子，我没有其他衣服，他们是在浴缸里发现我的。”
“哦，我明白了。”这次她没有感到沮丧或惊讶。事实上，她似乎放心了，我们之间逐渐变得有点儿默契了。她把这些信息输入了电脑。“好吧，明天早上会有空床位。我想你得在这里等上几个小时了。我们会完成你的入院登记工作，如果你愿意，可以在候诊室小憩一下。我会给你找一条真正能用的毯子。你应该让人给你带些衣服过来。”
“我能打电话吗？我相信我可以叫人立刻过来。这样会有很大帮助。”
她桌上放着一部白色的座机，手机就在座机边上。“不不，恐怕不行。”
与被逮捕不同，当你被送进精神病院后，你就没有打电话的权利了。
“好吧，那就在候诊室等吧。”
她去给我拿了一条毯子，然后锁上了我身后的门。她带走了她的手机，在我试图用她桌上的电话拨打外线时，发现无法接通。它要求我输入安全密码。于是我又坐回椅子上，然后我听到她就在门口。她带着恼怒和怀疑的表情走进房间。
“那里有摄像头。”她说着，指了指她桌子上方的角落。
她递给我一条红色棉毯和一双蓝色棉拖鞋，看起来像是前一个病人留下的。拖鞋看上去毛茸茸的，应该不是医院里的。
“你得在这儿等着。”
我看着她关上身后的门，坐在办公桌前。随即我开始后悔在他们把我送上救护车时没有跑掉。那些人都是大块头，比我高大，也比我跑得更快，但我完全可以找个地方躲起来。沮丧之余，我把红色毯子像浴巾一样围在胸前，盖在银色毯子下面，这样我会更舒服些。然后，在冲动之下，我站起身来想开门，却发现门是锁着的。
我吓了她一跳。她从桌子后站起身来说道：“你要去洗手间吗？”
“是的，”我说道，“麻烦了。”
好的，我的机会来了。我们离开时经过小候诊室的几把椅子。一名保安正在和护士或护理员交谈，她坐在柜台后面的桌子上，柜台前面是可滑动的玻璃门，就像医生办公室里面一样。门外有一个大的金属推杆。外面是冰天雪地的堪萨斯城冬夜，但如果我是自由身，我就会找到机会。有时候机会能送上门来。
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一切都是一瞬间的事。我真的无法想象明天。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要么好，要么坏，我想远离坏事，结果就碰上好事。又或者如果找不到好事，就通过自杀来彻底摆脱一切。这与威廉·布莱克和索伦·克尔凯郭尔在写到神秘经验中的即时幸福感时可能谈到的情况正好相反。我有一种即时的绝望，我想是的。或者再多等几分钟我都等不及，因为我知道即将发生什么。
我扭头从她身边离开，跑向门口。
她说：“先生……”然后保安转过身来，但我眼疾手快，保安根本来不及站起来。
我成功了！砰！撞到了金属推杆！我的毯子掉在地上。
门是锁着的。我又用整个身体推了推门。有那么一会儿，我把额头靠在冰冷的玻璃上，想象着自由。然后我转过身，耸了耸肩，试图假装这是他们的错。我把毯子捡起来重新披在身上。
当时我没有想到，这种突然疯狂地试图逃离难以接受的环境，又在找到出口的那一刻尴尬而可笑地受挫的情况，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主题。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很抱歉。”我说道，知道自己辜负了她的信任。另外，我还偷了她的拖鞋。
“你还需要去洗手间吗？”
她没有再说别的。我以为会有什么正式的训斥甚至惩罚或限制。但她表现得好像这事根本没发生过一样。我想人们试图逃跑的次数一定比你想象的更频繁。
“是的，我需要去洗手间。”我说道。我走到一扇挂着“男/女/轮椅”标识的门前，看到没有上锁。他们做好了一切防范措施。这里没有像电影里那样可以爬进去的通风管，只有天花板上有一个看起来很结实的荧光灯板，没有任何可以让我用来结束生命的物件。
我坐在马桶上，哭了起来。然后我停下来，开始照镜子。这是一面普通的镜子，而非你在许多机构中看到的那种不锈钢镜子，它可能是你可以用来自杀的工具。我可以砸碎它，用玻璃碎片割开喉咙。如果我是个非同寻常之辈，也许我还能用碎片威胁别人从而逃跑。但刚刚我冲向门口的动作耗尽了所有战斗力。我已经被打败。不管怎样，我怀疑，就算我想打破镜子，可能也做不到。
镜子里的我沉溺在强烈的自怨自艾之中，我看起来就像十二岁左右的孩子。我擦去脸上的泪水，有那么一刻，我卸下了对自己荒谬处境的讽刺盔甲。我感到非常对不起我自己。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球通红，脸也冻得通红，我想要妈妈。我的头发在缝合伤口后刚洗过，刘海乱糟糟的，一股孩子气。一时间我竟受到鼓舞，并为自己的绝望和幼稚感到欣慰。
我想， 如果是最胆小、最软弱——但可能也是最温和、最敏感的人，是的，最软弱的人自杀会发生什么呢？就像一次必要的基因剔除。 接着，我想， 但如果还有一种人比那些人更胆小、更懦弱，就像我这样的人，一直想自杀却做不到，又该如何呢？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们办完了我的入住手续。我躺在床上，房间里没有窗户，这是我相当熟悉的精神科病房。我或多或少地准备好接受这例行程序。我以前来过这里。以后或许还会再来。每次我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试图自杀时，如果惊动了911紧急救援电话，最后通常都会被送来这里。
稍后我会结束这个故事，到那时，我会讨论人生第二阶段的其他自杀尝试，这些尝试大多与我酗酒有关。在此之前，我想谈谈人们为何要自杀，并审视一下我早先的自杀心理和尝试，以此表明自杀的念头可能多么复杂和普遍。
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歌德在讨论自杀问题时写道：“只有带着同情的理解，我们才能光明正大地讨论此事。”我想光明正大地讨论自杀。
在当代文化中，对于自杀，我们有一种根本上的不尊重，这与我们谈论自杀的方式有关，一点儿都不令人惊讶。多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都缺乏对自杀的尊重。至少从圣奥古斯丁在公元五世纪反对自杀开始（部分原因是早期的基督教团体认为，在无罪的情况下自杀可以更快地进入天堂），在社会和法律层面对自杀行为的种种谴责便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主流。直到最近，自杀才在美国被去罪化，在许多国家，自杀仍然是一种犯罪。此外，出于隐私和公共安全的考虑，自杀身亡的新闻报道都会略去当事人如何死亡的事实，这让我们更加认定这种死法有些可耻。
我们在得知某人死于自杀时的感受与得知有人老死、意外死亡或病死时的感受完全不同。通常我们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道德情绪，并且开始指责——不仅指责自杀者，同时指责其家人和朋友，也许还会指责社会环境，指责糟糕的心理健康治疗，或是指责药物成瘾和其他一系列原因。最近，我的一个好朋友独自一人在酒店房间里自杀，许多好友急于把他的死归咎于意外过量服用药物。这死因显然比起他故意自杀来说更“适合”。
事实上歌德说的全对，我们无法光明正大地谈论自杀，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并不真正同情自杀者。正如当代哲学家谢利·卡根以及其他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在今天，“人们对自杀的看法是……夹杂着轻蔑、恐惧和不以为然的”。也许因为我们都以某种方式经历过痛苦，都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生死。但是，我们选择继续活下来，对那些放弃生命的他人做出评判。
但是，在本书中，我想尝试着光明正大地、带着尊重与同情谈论那些已经自杀或尝试过自杀的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这意味着要理解我在试图自杀时做出的选择，意味着要思考一些非常不舒服的话题，如绝望、恐惧、自我厌恶和死亡，还要心甘情愿地问自己一些不愉快的问题。
要真正同情已经自杀或者试图自杀的人并不容易。我们可能会感到悲伤，或愤怒，或沮丧，或担心自己对他人的决定负有责任。而那自杀未遂者可能也有这些感觉，无论对其自身还是对其亲人都是如此。如果我们发现很难同情自己怎么办？当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只是觉得自己很丢人，又该如何？这其实正是我们最初产生自杀念头的部分原因。就像约翰·木兰尼开的玩笑，那个想谋杀我的家伙怎么样了？我真能同情他吗？我能同他光明正大地谈谈吗？我不愿意同情自己过去的自杀决定，特别不能同情在孩子出生后还试图自杀的那些时刻。
我的一个朋友，她是印度了不起的翻译家，曾在十几岁时尝试过自杀。她告诉我，她在医院醒来时看着父母，心中的第一个想法是害怕。她害怕他们会对她说什么，害怕听到他们的感受。看到她恢复了意识后，父母的眼里只有责备。
让我们从最令人恐惧和不安的自杀事例开始谈起：一个孩子想要自杀。我想我们都能同情他，都能尽力去理解他。
你可能觉得，只有当你对生死以及你自己与这些事的关系有了相当成熟的认识之后，才会产生自杀的念头。多年以来，精神病学家们信奉的教条是年幼的孩子不会尝试自杀。但事实是，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来说，自杀的念头萌生于他们最早期的记忆中。
几年前，2013年春季学期，我的一个学生向我和班上同学讲述了他小时候第一次自杀未遂的故事。那天，我们在庄严的灰白色板岩美术大楼前的室外上十九世纪的哲学课。那是一座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雄伟建筑。如果我让学生在室外上课，他们往往表现得更聪明、更易亲近、更投入。坐在露天的草地上更容易让人用纯粹的方式思考。学生们不会因电脑和手机分心。
最近，堪萨斯城发生了一起奇怪的双人自杀，一对父女手拉手从邦德桥上跳入密苏里河。由于我们一直在讨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也阅读了他的著名文章《论自杀》，所以我利用这一事件作为契机，让大家公开讨论自己对自杀的想法。
玛丽平时很安静，却是我最聪明的学生之一。她说：“我无比确信，我们这一代人对自杀的思考比前几代人多得多。”
其他学生纷纷点头，我问她为什么这么想。
“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人生实际上是荒谬的。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气候变化让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是否还能过正常的生活。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能否找到工作。父母那一辈觉得世界只会变得更好，但我们都知道，它只会变得越来越糟。我的意思是，这感觉就像询问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
我问他们中有多少人同意，超过一半的人举起了手。令我不安的是，叔本华的黑暗生存观对他们有特别的吸引力。他们预料到自己的生活会越来越艰难，而不是越来越容易，而且他们真正感到了些许绝望。他们的言论有一种集体的世界末日意味。虽然我试图安慰他们，情况可能比他们预料的要好，但我突然想到，他们的世界观甚至与我们那幻灭的一代人（我是早期的X一代）的观点都不同。他们似乎有一种深刻的执念，认为生活毫无意义，而且会越来越糟。而当我在他们这个年龄时，我们似乎都怀有基本的信心，认为人生是值得过的，我们有理由对未来充满希望。
哲学课堂的特点往往就是有某种存在焦虑，尤其是我上的“十九世纪”课程（包括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弗洛伊德和狄金森），但这次我担心，学生正在表现出一种实实在在的变化，他们这一代人对自己生活的看法和对未来的期待都已经改变。如果你在心底里确信情况会越来越糟，这将影响你如何去适应周围的世界。
另一个学生萨姆举起手。
萨姆是哲学专业的学生，他上过我的第一门课“哲学入门”，后来又上过存在主义课程。我曾为他写过一封法学院的推荐信。我外出的时候，他还帮我照看过几次房子。可以说，他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朋友。现在他是一名很成功的民权律师。
“我觉得因人而异，”他说，“对我来说，这取决于你是不是个抑郁者，我也曾几度试图自杀。”他承认道。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这个事实让人们更容易谈论自杀话题。尽管一般来说，大学生们愿意坦率地讲述他们的自杀企图，这仍有点儿出乎意料。
“我第一次尝试自杀是在三四岁的时候。”萨姆盘腿坐着，边说边抚弄着草地。一些学生注视着他，另一些望向远方，但所有人都在听他说话。“我们公寓楼的楼梯平台处有一扇落地窗，一定是安装得不好还是怎么的。总之，我当时一直想自杀，我就骑着我的三轮车直接冲向那扇窗户，结果从三层摔了下去。”
“窗户是开着的？”我问。
“不，那不是一扇能够打开的窗户。那就是一块廉价玻璃，我骑着车冲了过去。结果住了几个星期的院，身上多处骨折，还昏迷了一段时间，我的右臂到现在还有点儿问题。”他伸出手臂，看起来前臂以一个略微奇怪的角度扭曲着与上臂相连。“等我醒来时，我还以为我上天堂了，然后我告诉妈妈，我是故意这样的。从我最早记事时开始，我就想死，一直都这样。”
“我们得给你买条贵宾犬，”我说道，试图缓和一下气氛，“叔本华的贵宾犬可能就是他没有自杀的原因。也许这也是我现在养了两只贵宾犬的原因。”
我们开贵宾犬的玩笑已经有几个星期了，就像你在讲授有关叔本华的内容时那样。叔本华的父亲在运河中溺水自杀，叔本华不喜欢别人，只喜欢他的狗。他给所有的狗都起名叫阿特曼（在梵语中大意就是“呼吸”、“自我”或“普遍的自我”），外号叫布茨（Butz，在德语中为“水坑”或“小东西”的意思）。
“我也养了狗，一只金毛犬，”萨姆说，“它对我很有帮助。”
“你还有过尝试自杀的其他经历吗？”我问道，“如果你不介意跟我们说说的话。”
“有的。”他说。但是，我能看出来他不想再说了，所以我跟学生们讲了我第一次产生自杀念头的经历，那发生在我六岁的时候。
我告诉他们：“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记得当时我都在想地毯的颜色多么有趣，我似乎记得我还用手摩擦过它，我感到非常伤心和恐慌。我想我那时在思念我那去了‘远方’的母亲，希望自己死掉。我不知道当时我多大，但我想还很小，只有两三岁的样子。”
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怎么会希望自己死掉呢？这是个好问题。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你会在本书中遇到几个“仁波切”，这是敬语）给了我答案，他写道：自杀的念头像一些人与生俱来的默认设置。“自杀是一种我们很快就能养成的习惯，一旦养成，就很难改掉。这有点儿像酒精上瘾者总是忍不住再喝一杯……一旦你养成了遇到困难就想结束生命的习惯，在未来生活中，你就会越来越迅速地求助于自杀。”
对我来说，这是对像我和萨姆这样的案例貌似合理的一种解释，这些人似乎在对生死产生非常清楚的概念之前就有过自杀的念头。
我告诉全班学生：“我小时候痴迷于在汽车或公交车前跑过去。这是一种既好奇又痴迷的想法，我想很多人都有同感。”我抬头看着学生，有几个人点了点头。“那时我还在上一年级。有一天放学后，我跳到了一辆公交车前。我不知道我是否会称之为自杀未遂，因为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一时兴起。以至于过去我试图将自杀未遂记录下来时，我从未将这一次包括在内。我认为我的第一次‘真正’自杀未遂是在十六岁时，不管这意味着什么，我都下定决心要结束我的生命。我六岁时不确定自己是否想自杀。虽然这很难判断，但我肯定一直在考虑要不要自杀。”
也许是一时冲动。今天的精神科医生越来越多地承认儿童的确有自杀企图，他们告诉我们，大多数儿童的自杀尝试都是冲动性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六岁的小克兰西·马丁做了一些计划。
“回家时，我必须从学校出来右转进入我们的社区。如果我向左走，就会进入西夫顿大道。这是一条非常繁忙的大街，若没有大人陪同，小孩是不允许穿过这条马路的。那一天我向左走了，想着自己跳到公交车前，于是我就躲在树后面观察。我记得当时非常紧张，确信自己会因为穿越学校一侧的西夫顿大道而惹上麻烦。”
“然后我看到有辆公交车来了。我很害怕。我记得当时在想： 如果我死了，情况会好得多。兄弟姐妹会想念我，妈妈会想念我。学校的同学们会为我的死感到遗憾。 就连布鲁斯·德瓦特也会想，哇，他自杀了。我不敢相信我从前对他这么刻薄。”布鲁斯·德瓦特当时是我们小学的第一恶霸，也是我的头号劲敌（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有一次，他让我和朋友克里斯·卡特吃了掺过尿的雪。
学生们看起来十分吃惊，有几个还一脸迷惑。
“当车驶近时，我闭上眼睛冲到马路上。我听见喇叭响了起来。我不知道公交车是否真的撞到了我，但我仰面摔倒在地。当时还引起一阵喧嚣，我被抬到人行道上。他们把我送进学校，我一点儿事也没有。他们让姐姐泰琳和弟弟帕特带着我一起走回家。等妈妈过问这件事时，我假装说这是一场意外。然后她喋喋不休地教育我：要远离西夫顿大道，过马路前要两边看看。”
很多孩子或成年人自杀失败后都假装说是意外，这是一种标准动作。
“我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起过这事，直到多年以后有一次我使用摇头丸后特别兴奋，把这事告诉了哥哥达伦。但是，摇头丸这种东西，你们永远不要碰。”学生们笑了起来。“我猜刚刚也许该说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的自杀尝试。”
我看了一眼萨姆，从他的眼神中我读到了一些东西：尽管过了这么些年，你还有这种念头，不是吗？我们都明白小时候想自杀的想法仍然存在。
二十世纪伟大的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其文章《自杀》中写道：
那种在以后的生活中容易有自杀行为的孩子（很可能他们早已在考虑了）除了不断增强的野心、虚荣心以及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价值之外，在面对生活的困难时，还有一种心理上痛苦不堪而崩溃的趋势。疾病或死亡的幻想往往与坚定相信自己对他人的重要价值平行出现。在童年早期的自杀表现中，人们还发现了这些孩子常因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产生最深刻的悲痛，常常在经历羞辱时产生生病或死亡的强烈愿望，这种对待他人的态度就好像认为满足他的每一个愿望就是他人应尽的义务一样。
我不得不承认，这些听起来就像在描述年轻时的我，也许不只是年轻的我，我酗酒、离异、自恋，夸大自己的需要和目标的重要性，这些都导致我成了失败的父亲，而阿德勒早已预言了这一切。
我想自杀的最早记忆中包括我想象着在自己的葬礼上，观察泪流满面的人们。妈妈肯定会哭，哥哥、继兄弟姐妹都会伤心不已。我的继父也会明白，他让我的生活变得多么悲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看待死亡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我想死不是为了看看别人有何反应，而是我终于能从不幸中解脱了。有人可能会说，我的自杀从“我死后你会想我”开始到“我再也受不了我自己了”结束。
我第一次尝试自杀和再次自杀，中间隔了十年。还想死，但我又害怕死。我很不开心，而且我确定就算死了，还是开心不起来。我知道，如果我下定决心就能做到。小时候或者青少年时期，自杀不过是我的另外一种失败而已，我既没有女朋友，也不讨人喜欢。我真诚地相信，对我来说，结束生命是最好的安排，但实际上采取自杀行动的挑战在我看来根本应付不了。更重要的是，我吓坏了，我害怕自杀时的疼痛，害怕失败，害怕惹来麻烦。这些使得自杀的念头给我带来严重的心理负担。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和胆怯好像要求我下定决心才行。
五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了，妈妈又嫁给了一个带着七个孩子的男人。加上我和两兄弟，家里一共有十个孩子。这是个不稳定的组合家庭，我对这个充斥暴力的新家庭的早期记忆之一是参加继父的儿子保罗自杀的葬礼。
继父的女儿丽莎姐姐也自杀过。那大概是母亲同继父结婚三年之后，我去艾伯塔省卡尔加里的山麓医院的精神科病房看望过她，那时我八岁，她十五岁。母亲和精神科医生允许我们独处，我们在一个可怕的小房间里交谈，房间里光线昏暗，窗户上还装着厚厚的金属网。
“我没有想自杀，克兰西。”她撒谎道，“我只是想从这儿出去。”
她的手腕上缠着绷带，手上打着点滴。她从一直待着的那个问题少年之家三楼的窗户摔下来导致脾脏破裂，那窗户是几天前刚刚摘除的。
“这就像开了一个玩笑。”她说，给我看了看缠着绷带的手臂，“我当时想，如果他们知道我要自杀，就会放我回家。”然后她拉下盖在身上的床单，给我看了她缠着绷带的手术伤口。我有些紧张，因为她这样太暴露了。“但后来，他们把我转到这儿来了，因为他们说我是自杀未遂。我真讨厌这个地方，所以我尝试从窗户爬出去，结果掉下来了。”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山麓医院。上一年，我们八九个人来这里接受了若干次家庭疗法。母亲和继父、哥哥达伦和弟弟帕特以及继兄弟姐妹丽莎、泰琳、德鲁、杰夫和凯文都来了。如你所知，保罗死了，小布莱尔搬去了温哥华。
我记得两位心理学家在一间地面铺着瓷砖的医院大会议室接待了我们。在我看来，这个会议室有点儿像我学校的午餐室。有一次，其中一人问道：“你们能想到人们彼此合作的方法吗？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事是人们能做或不做的？”
那是治疗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举起了手说：“凯文不把他的咖啡杯端上来。”
“什么？”心理学家问道。
那一刻凯文正盯着我，嘴唇紧绷，嘴角露出生气的微笑。他有一双美丽的冰蓝色眼睛，后来我才知道他长得特别好看。我当时有六七岁，凯文已经十六七岁了。
“继续说，”心理学家说，“咖啡杯吗？”
“是的，唔……”我环顾一周，注意到除了心理学家，家人中好像没有人希望我说下去。
“把你要说的话说出来，克兰西。”凯文说道。
“好吧，妈妈总是让凯文把咖啡杯从他地下室的卧室端上来，但他从来不端。”
弟弟帕特看着我，像是在问你为什么要乱说话，为什么要捣乱。然后他伸手去拿刚来时给我们倒的那杯苹果汁。
“那不是……”我妈妈开口说道。
“不，这很有帮助。”其中一位心理学家说道。
“这是从小孩子的嘴里说出的。”另一位心理学家说道。我要是什么都没说就好了，我知道我背叛了凯文，等我们回家，我可能为此付出代价，这已经习以为常了。凯文的卧室在地下室。早上，他会上楼端咖啡，然后下楼。（不久之后，杰夫会拿着斧头在房子里追赶凯文，然后从楼梯扑下去，砍向他大哥的后脑勺。）然后妈妈会说：“把你的咖啡杯拿回来。”但是正如我所说，他从来不把咖啡杯拿回来。
现在我自己有五个孩子，三任妻子（我跟第一任妻子有了大女儿，跟第二任有了二女儿和三女儿）。我理解继子女同继父母之间爆发的不甚愉快的悄无声息的斗争。我埋怨母亲没能力维持家庭内部的和平。但其实，我并没有指责她，因为她也无能为力。但是，我心里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愤怒，因为我觉得她有义务把我保护得更好些。我知道母亲对我们几个比对其他几个孩子更好，所以心中有些内疚。母亲不能爱他们更多一些，我对她有点儿失望。但我也在想， 我的天！母亲是如何办到的？如何在一栋两层三室的出租屋里把自己的三个孩子和继父的七个孩子（五岁到十九岁）抚养成人的？ 最近，一位朋友对我说：“你知道吗，你妈妈，她是个真正的乐观主义者。”但是，他所说的跟我母亲正好相反，母亲是我认识的人中最悲观的人之一。正是她的悲观主义让她陷入这种处境。她总是确信情况会变得更糟。
我们说回山麓医院的丽莎。她一直离家出走不去上学，或者假装去上学，然后去做当时在卡尔加里逃学的十五岁女孩会做之事。父母尝试过给她各种惩罚，我童年最糟糕又最生动的记忆之一，是继父拽着丽莎的头发把她拖上楼。丽莎尖叫着，对他拳打脚踢，继父一只手抓起丽莎踢他的脚，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个搋子。一旦继父把丽莎拽到与泰琳共用的卧室里，就会用搋子打她。父母最终放弃了丽莎，把她送到一户寄养家庭。（她没有待在那里——她逃跑了，流落街头。）母亲常说，她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他们对待丽莎的方式。“你的继父是个好人，”母亲告诉我，“但也许他注定不适合当父亲。”后来我开始非常关心继父。但作为孩子，我当时畏惧他，也不信任他。
“我真的不想自杀了，”丽莎再次对我说，“请帮我转告他们，否则他们就要把我留在这儿，这儿我受不了。”她开始大哭起来，我有些不知所措。但我坐在床边，丽莎哭泣的时候把头靠在我的膝盖上，她以前从来不这样。
我感觉到她需要我的关心，我能做点儿什么帮帮她，但不知道该做什么。丽莎比我大七岁，和哥哥达伦一样，她也是我的英雄。父亲搬去佛罗里达后，达伦就承担起父亲的责任。后来达伦被送去军校，丽莎就接替了他。那时，母亲和丽莎是我情感生活的核心，在混乱不幸的家庭世界里给了我一点儿安全感。
我抚摸着她的头发。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在母亲和继父刚结婚，我们刚住在一起时，她为我梳过头发。这是她和朋友喜欢做的事，她们俩在她的房间里听专辑，给我梳头发。那时，我想她已经十二三岁了，她喜欢放一张唐尼·奥斯蒙德的专辑。
几分钟后，有人敲了敲门，我得离开了，丽莎还在哭。离开医院的路上我想到一个办法，我可以通过给自己施加一些痛苦来减轻丽莎的痛苦。于是，在和妈妈、帕特走出去时，我用尽全力把手指抵在医院的墙壁上摩擦。我们走到医院外面后见到一些砖头，尽管我只记得一块略显粗糙的瓷砖和它锋利的边缘，但我记得，我很自豪，因为瓷砖的锋利刺破了我的手指，上车时，我所有的手指都在流血，我感到很自豪。
母亲问道：“克兰西！发生什么了？你摔跤了吗？你的手指是怎么搞的？”
我当然不能告诉母亲我做了什么。我也记得自己当时觉得很荒谬，好像我已经明白自己在夸大其词。但是，对我来说，这也有某种意义。
我能记录童年遭受虐待的悲惨往事的更多细节，但那些不是我们调查的重点。可能正是因为我们家是问题家庭，我的两个兄弟都和我谈到过自杀。哥哥达伦似乎和我一样将自杀视为默认设置（但令人高兴的是，据我所知，他从未尝试过自杀）。我们一起做珠宝生意时，达伦和我会坐在一起开玩笑说要自杀，我们会想多么需要自杀，然后要求彼此承诺决不自杀。
需要注意的是，自杀倾向往往会在家庭内部遗传，而这些家庭可能就像我们这样不健全的家庭。但是，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自杀倾向也受基因遗传的影响。如果你相信基因遗传，或者你将自残的念头归咎于父母，那所谓“自杀有良好动机”的观点就不攻自破了。
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家庭很有特点。维特根斯坦的四个哥哥中有三个都自杀了，而他本人也长期受到自杀倾向的困扰。身为维也纳有钱有权的名流，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哥哥们是最没有理由自杀的。但是，自杀或者人生中的寻常困难不是这样运行的。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为何痛苦不堪，这使得情况变得愈加糟糕。 你想，我应该感到幸福，我有一切理由感到幸福。但我的内心充满自我厌恶，一直自怨自艾、郁郁寡欢。 与此同时，世界上还有人在饱受饥饿、病痛、贫困和亲人意外离世等种种痛苦。他们仍然早早起床，为家人做早餐。这更加证明了我根本就不配继续活着。
每当我想跟母亲聊一聊自杀的话题，她都会借故把话题转移到别处。情感波动让她害怕，而且她觉得谈得越多，危险性就越大。我十三四岁时问过父亲，我想自杀的念头是怎么回事。他向我解释说，自杀就是去另一个“星球地狱”。父亲相信转世轮回和死后复生，相信人在死后仍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别做傻事，孩子。”他平静地对我说道，“你死不了，死后，你会在其他地方醒来，而且处境更糟糕。如果你想自杀，请一定告诉我好吗？你现在有这种念头吗？”我知道我当然得骗他，毕竟，他是我父亲。现在想来，父亲的自杀观是对的。每次自杀未遂后醒来，我都发现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
当然，父亲不是在提出一种论证，他只是提出自己深信不疑的观点，即生命不会因死亡而结束，冥冥之中有一些规则支配着我们的死亡方式。他认为，要是打破这些规则，就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
几乎所有宗教传统里都能找到一些标准观点，反对某些形式的自杀。这些传统观念通常会把一些“彰显美德的”自杀排除在外，例如亚伯拉罕宗教传统中的殉道、儒家传统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美洲土著宗教中主动参加英勇的战斗而死（很多宗教传统也将安乐死排除在外）。但是，一般来说，传统观念都认为自杀不可取，因为它会在你的来世酿成可怕的恶果。
父亲的观点源于他的宗教信仰“吠檀多”
，这一教派信奉“意识永存”。同样，宗教信徒们倾向于不支持“因为意识不朽就自杀”的观点。他们简单地断言，人有来世，自杀会招致不幸的来世。也就是说，得出如下观点非常容易：如果我们无法确定人是否有来生，那就并不真正知道自杀会让情况变得更好还是更糟。我们只是在打赌，认定自杀能让结果变得更好。自杀者可能觉得，他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但实际上他并不知道。如果死后我们去了更好的地方或者像深度麻醉一样，意识彻底消失了，那么那些极度抑郁、对生活失去期望的人们就有理由选择自杀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仅仅是希望，而希望的具体内容则因人而异。这样的“赌博”也并非不理性，我们在打赌的时候也是在预测未知。自杀的赌注是，即便有来世，也不大可能像今生这么糟糕，况且死后不大可能有来世。恰如叔本华所写：“一旦活着的恐惧大过对死亡的恐惧，人们就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自杀者至少应该知道他是在赌一种未知。他可能自己也想承认——就像我试图记住的那样——以前有很多智者坚持认为人有来世，而现代流行的唯物主义观点，即“意识随着死亡而终结”在人类思考该话题的历史上不过是一个罕见的观点而已。此外，就我而言，我在认真思考自杀的时候，有把握认定自己的决断最好吗？
如果你不知道人有没有来世，而你亲手实施的暴死可能导致你陷入比现在更加糟糕的困境之中，这就面临极大的风险，正如哈姆雷特的名言：
死了；睡着了；
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
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
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
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着了；
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
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腐朽的皮囊以后，
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
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
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与我们大部分人相比，哈姆雷特更有理由担心自杀不能解决他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忘记，这个自杀的青年早就看见了亡父的鬼魂，早就被警告过人有来世。所以《哈姆雷特》既是自杀者的故事，也是一个鬼故事。
我的朋友吉姆·罗瑞毕生修行佛教，他写过一本书，题目是《驯服不可驯服的众生》，该书写的是二十世纪伟大的佛教哲学家丘扬创巴仁波切。他和我最近通过电子邮件讨论自杀问题，人在自杀后会发生什么。他让我想起他书中讲述的汤姆自杀的故事。汤姆是吉姆的朋友，也是一位严肃的佛教修行者。
在汤姆的葬礼上，丘扬创巴仁波切对他的一位十分痛苦的学生说，不要担心，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们不会真的死掉。他说道：“与此同时，对他来说，可能并不容易。要是你自杀，再投胎转世就会有麻烦。自杀是过激行为，自杀者会被困在地狱天堂间的漂泊之地——灵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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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很长一段时间。”葬礼上，丘扬创巴还对另一位学生说：“现在，汤姆应该发现了自杀得不到任何解脱。”他这么说是因为，如果有来世，自杀一般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试图消灭的心灵在本质上是打不垮的。就像罗瑞所写：“丘扬创巴说自杀的失败在于你想让这个世界消失，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你自杀只能削弱自己处理自身问题的能力，你毁灭自己的肉体，你是在用你的创造力摧毁创造力。这真的并非明智之举。”
这种生死轮回、来生复活的观点可能无法阻止那些深陷痛苦之中、迫切用死亡来逃避的人。我们常常才脱小难又入大难，只是因为我们连小灾小难都忍受不了。但是，它能让有些人暂停一下，就像有时候对我产生的影响那样。暂停一下其实已经足够，等自我毁灭的可怕念头消散，我们就能继续过日子了。
我第一次住进精神病院是因为在我十六岁时自杀未遂。那时我还住在卡尔加里城。我的女友甩了我，跟另一所高中的篮球运动员在一起了，我为此伤心欲绝。精神科医生给我开了缓解焦虑的氯氮。更麻烦的是，那段时间我还和前女友以及她的家人住在一起。我撒谎说父母把我赶出家门了，这样我就能和他们住在一起，经常看到前女友。前女友的父母好心收留了我，虽然可能并不明智。诚然，我这样的行为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但少年时期满心妒忌的我并没有想这么多。
有天晚上，我摸到前女友的地下室卧室窗户外，偷听她和新男友亲热。之后我回到屋里，拿了氯氮和从我工作的酒吧厨师那里买的一瓶黑麦威士忌（我打算周末和两个朋友一起喝的），去了前女友家附近的一个覆满积雪的操场。我坐在那里把一瓶药都吃了，还喝了半瓶26盎司威士忌。我以前在书中读到过，受冻而死伴随着短暂的痛苦和巨大的幸福，这正是我想要的。我还想过故意在这冰天雪地里赤裸而死，证明我的“忠诚”和前女友的背叛，让她知道我有多爱她（现在听起来相当于切下我的一只耳朵送给人当礼物一样引人注目）。
我脱掉衣服躺在雪地里，地上的雪由白色变为蓝色，再变为绿色，再变为粉色。起初我全身颤抖，忍不住想要坐起来，后来我实在太冷，真的受不了了。再后来，突然之间，我感觉自己像被一条温暖的毯子包裹着，晕了过去。我本来快被冻僵了，但一个过路人发现了我。醒来时，我已经躺在医院里。后来我还在精神病院住了几天。
在那里，我了解到有人经常会幻想自杀。一位病友告诉了我一条关键信息：只有我们学会说“再也不会伤害自己”之类的话，他们才放我们出去。
我理解了试图给自己带来痛苦的欲望。作为孩子，我的确有过一些自残行为，比如之前提到的看望丽莎后我把手指擦伤之类的事件。但是，我自杀的动机从来都不是要伤害自己。我这一辈子都很害怕和避免肉体痛苦。我这不能避免的精神痛苦——事实上没有人能够避免——才是我尝试自杀的动机。准确地说，当我想要自杀时，我是希望它能阻止我承受更可怕的肉体痛苦。自我伤害？不！决不！自我毁灭？现在引起了我的注意！
也许你觉得像我这样经常自怜的家伙实在让人无法忍受。而我愈加觉得，自怜是自我夸大的另外一面。如同美国女诗人塞克斯顿在其诗歌《自杀遗书》中写的那样，如果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我想的一直都是“我我我”，那么我关注自我的焦点才是问题所在。孩提时代的我这么做可以体谅；但作为成年人，我希望自己不要过分关注自我，多为别人想想，这难道不合理吗？
有一段时间我的第二段婚姻出现了问题，我担心再次以离婚告终。于是我给朋友兼导师黛安·威廉姆斯写信求助，然后又补充说：“别听我瞎说，我只是为自己感到难过而已。”她立刻回复我说：“永远不要说你只是在为自己感到难过，要真的为自己感到难过！要为自己感到更加难过！”这是我得到过的最好建议，因为它让我觉得可以接受自己的真实感受，不必自责，不必试图隐藏自己的这些感受（通常效果不彰）。黛安实际上是在说：是的，做人的确很糟糕，所以不要害怕承认这一点。为你感到难过，也要为我们所有人感到难过！这是人类向更慷慨和更可敬的思维方式迈出的一大步，无论是在思考一般的人类处境问题还是具体的自杀问题上都是如此。
顶果钦哲仁波切在谈及如何敞开心扉时给出了类似的建议。他说体验最初可能是吓人的或者痛苦的，但是，人们应该坦然接受这份恐惧或者痛苦，因为这就是我们试着体验和感受真实世界的方式。正如诗人和民权倡导者奥德丽·洛德在得知自己面临死亡时便在笔记中勇敢写下“我正在倾听恐惧给我的教导”。
说到恐惧的教导，我想起不久前，也就是2020年年底，我不知不觉遭遇写作的瓶颈。我重度抑郁，甚至严重到了几乎无法写作的地步。但是，我也猜想写作能帮助我抑制自杀的念头，陷入抑郁时，写作常常给我以帮助，如果太久不写作，我也会抑郁。所以我相信尽可能坚持写作是很重要的。我还尝试了学到的一些简单策略帮助我阻止自杀。
下面是我当时写的日记中的一个样本：
星期天下午3点17分，我突然感觉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可言，我感觉胃不舒服，我可以听到像水管装满水时发出的咕噜声，那感觉真像这样，求求你放我出去吧。
今天终于过去了，一天一天又一天，受够了！我真的受够了！
我被令人不舒服的自残冲动所困扰。
这是战斗意志。这是我需要的，也是我没有的东西。如果你没有战斗的意志，你会很难愿意继续活下去。但是，这种战斗意志是绝望的对立面，而我只有绝望。
绝望源自世界末日般的思维方式。最近我和妻子吵架，岳母写信给我说：“不要觉得这就是世界末日。”不要觉得活着糟透了，繁忙、不耐烦、恐慌和幽闭恐惧症都会让你觉得日子过到头了。心理学家称之为“抑郁症患者的灾难化”。试着打消灾难化或大祸临头的想法。在希腊人看来，这种想法往往意味着英雄的死亡或者毁灭。
我感觉自己遇到麻烦了吗？或者身处险境？今天、这一刻、过去的几个小时、几周里，我真想自杀吗？
是的。
我愿意把这个念头告诉别人吗？
不。
为什么不？
我怕给自己惹麻烦。
那些后果是比自杀更严重的后果吗？
不是。
我想做什么？
我什么都不想做，我试着让自己记住，我没有一直想着自杀，我也不愿意一直想着自杀。
我摘录这段话放在这里是为了提醒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即控制抑郁和自杀的念头是一个长期进行的过程。我猜，别人也会懂得这种感受。同时，我想象着他们读到这些文字时会想到自己， 天哪，这人永远在发牢骚，就不能停下来吗？ 而这种通过未知他人的眼光而进一步加重的自我指控模式正是自杀思维的典型特征之一。精神科医生兼自杀干预专家内森·克莱恩漂亮地总结了这种心理状态：“在患者自己的眼中，他没有通过意志和精神的考验。他责怪自己的懦弱，而且他觉得别人也在责怪他。”
这类特殊的抑郁阶段在数周之内就会到达最严重的程度，整个过程持续大概两个月。这段日子里，我会在我感到抑郁时小心翼翼地增加锻炼量。有一天，我通过高强度的自行车骑行缓解抑郁，但也有几次早上骑行反而加重了我的抑郁。那时我正在就自杀问题做一些对专家的采访，而对当时的我来说，通过视频在线采访很困难。
有时，抑郁带来的痛苦会让我陷入恐慌。而恐慌之后，我很难不做出一些反应。恐慌刺激我做出本能性的战斗或逃跑反应。自杀是最极端形式的逃跑，也是像激情杀人一样的战斗。很多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像让·丁格利的那些自我毁灭的“参与——自动机器”雕塑一样，其设计就是让它们在困惑沮丧和惊讶无比的参观者面前击打自己，瞬间四分五裂，成为散落在地板上的螺丝、弹簧和螺栓，它们像是在地上爬行和抽搐，终究无法决定自己的死亡命运。我不由自主地幻想着自己去买了一把枪，找一处安静的地方把车停下来，也许还有一条河让你欣赏一下漂亮的风景。然后，再见了，这个残忍无比的世界。
怎么办？我的办公桌上放了一幅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的黑白照片。照片里，他笑得很灿烂，像是摄像师在他大笑的瞬间捕捉到的画面。这幅照片总让我想起顶果钦哲仁波切（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的老师之一）的话，他说：“人要学会在困境里找到幽默。”我发现，如果我能微笑面对与病魔的斗争，找到困境里的幽默，它能对我的病情有所帮助。微笑像深呼吸一样，是我能感受到的东西，一种简单、真实和积极的感受。
2020年12月，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此后简称“钦哲仁波切”）作了一次关于内观禅修的演讲。这是他的正念冥想风格，观察你的真实想法和情绪，却不仔细打量也不做判断。提问期间，他的学生问道：“为何有时我感觉很糟糕，就像被困在监狱里一样，又像是被塞进棺材里沉入海底。”这个问题似乎是在描述这位学生平时的感受，而非他冥想时的感受。
钦哲仁波切回答说：
实际上，你应该只观察内心想法，真的，不要做其他事。哪怕有办法消除或者解决你的困顿，也不要用。仅仅观察而已。我知道对于刚刚开始的新手来说，仅仅观察难以满足……必须立刻纠正一切。但是，真的，即使有那种低落的情绪。仅仅观察。请相信这一点，这确实是最经济实用的，完全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会让你有很多发现。大约两个月后，你会想要那种情绪低落的感受。你会像一个渔夫，在一条没有多少鱼的河里钓鱼。你会想要那种情绪低落的感受，这样你才能抓住它，才能感到心满意足。
当您处于剧烈疼痛或绝望中时，要做到这一点可能非常困难。但同样，关键是不做事。所以如果我感到沮丧，我可以试着告诉自己， 你所要做的一切——你的全部任务——就是什么都不做。抑郁很痛苦，但没关系。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其笔记中也有同样的结论。华莱士担忧人人都承受着“某种长期存在的深层痛苦，或许只是一种受周围环境影响的低层次痛苦”。他补充说：“我们大多数人要用尽一生的时间、耗费一辈子的力气试图从这种痛苦中抽身出来，或者至少分散一些注意力免得直接面对和全神贯注于这种痛苦。”
华莱士和钦哲仁波切一致认为，逃避或隐藏痛苦不能解决问题，只会让问题变得更严重。这使我感到好奇：如果我想用更具创造性的方式解决我的痛苦（而非平常的像火苗烧到手般条件反射式惊慌失措）会发生什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不想告诉你我现在要尝试做的一切（那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详细论述），但简单来说就是：我让手指仍然停留在火苗上。我慢慢认识到，试图控制自己的情感跟试图控制身边人的情感很相似，完全没有任何用处，而且适得其反。于是，我不得不摆脱我能掌控一切的想法，不得不学着如何让自己感受痛苦。
苏妮塔·普里医生是一位临终关怀疗护师，陪伴过无数患者死去，并帮助患者亲人接受死亡事实。她曾写道：“我学会了在看不下去时坚持不扭头，学会了在想跑出房间哭泣时坚持留下来。同情的前奏是愿意看一看。”
愿意看一看就是一切。我从四岁时起就一直想跑到房间外面哭泣，但是，现在我明白了，我可以选择留下看一看真实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