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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正是一年前，我还在几家报馆的编辑部里工作，写写作品，而且我坚信有一天我会写出一些大部头的好作品。那时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是我到这里住进医院后，这写作就完全结束了，而且我相信我不久就要死了。既然我快要死了，那么为什么，人家也许会这样问吧，还要写这些回忆呢？
我却忍不住要不断地回想我一生中这痛苦的最后一年。我要把它们全部写出来，而且要是我不是从事写作职业的话，我相信我早就痛苦死了。过去的一切印象有时刺激我到了痛苦和烦闷的极点。倒是把它们写出来，这些痛苦会稍微减轻一点儿，缓和一点儿。它们不至于会像狂病、梦魇一样。我这样想，就机械地练习写作吧，还是有意义的。这会使我安慰，使我冷静，会激起我著述的老习惯，会把我的记忆、我的苦闷转移到工作中去……是的，这是一个好主意。而且这也可以给我的用人遗留一点儿东西，当冬天到来，他要装双层窗格子的时候，可以拿我的原稿去糊窗子呀。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忽然中途叙述起我的故事来。如果这一切都要写出来的话，我应该从头写起。好吧，还是让我从头开始吧，虽然我的自传并不很长。
我不是在此地出生的，而是在一个遥远的省份。我的父母应该可以说是善良的人吧，不过我在幼年就成为孤儿了，我被领到邻村的一个小地主尼古拉·舍盖伊契·伊赫曼涅夫的家里。他出于怜悯收养了我。他只有一个孩子，是个姑娘，叫娜塔莎——一个比我小三岁的孩子。我们像兄妹一样在一块儿长大。啊，我珍贵的童年哪，在二十五岁的今天再去悼念它、叹息它和只用热情与感谢去回想它，那多么傻呀！在那些日子里，天空有着那样辉煌的阳光，跟彼得堡的阳光那么不同，而我们小小的心脏，是那么活泼而愉快地跳动着。我们的四周都是森林和田野，不像现在这样到处都是死气沉沉的石头堆。在华西里耶夫斯哥耶，尼古拉·舍盖伊契所管理的花园是多么美妙哇！娜塔莎跟我常常到那花园里散步，花园外面是一片广阔的潮湿的森林，我们两个有一回曾经在那里迷了路。快乐的黄金时代哟！第一次品尝生活的滋味，是神秘而诱人的，看到生活的闪光又是那么甜蜜呀。在那些日子里，每一簇灌木后面，每一株树木后面，似乎都有些什么人在生活着，神秘的，我们所看不见的，仙境和现实混合在一起；而每当夜雾在深洼中变浓了，我们那座大山谷石壁上的那些灌木被一缕缕灰白的、盘旋的雾气笼罩住的时候，娜塔莎和我手握着手，带着胆怯的好奇心，从山谷边缘向底下深处窥视着，随时盼望着有什么人会从谷底的浓雾中出现，走向我们或者呼唤我们，于是保姆讲过的童话就会变成确凿不移的真事了。很久以后，有一回，我偶然向娜塔莎提议，我们去弄一本《儿童读物》来。我们马上跑到花园的池塘旁边，那里的老枫树底下有我们喜欢的绿色座位。我们就在那里坐下，开始念一篇童话——《亚尔芳梭和达林达》。直到现在，我一想起这篇童话，心里就会有一阵奇怪的战栗。一年前我曾经向娜塔莎提起它的第一行：“亚尔芳梭，我这故事的主人公，生在葡萄牙；他的爸爸唐·拉密罗……”我几乎流下泪来。这大概看起来是很傻的，当时娜塔莎对我的热情报以奇异的微笑，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吧。但是（我记得）她立刻就忍住笑，并且提起一些旧日的事情来安慰我。从这件事情讲到那件事情，她自己也感动起来了。那真是一个愉快的晚上。我们回忆着当时的每一件事情，谈到我怎样被送到省城的寄宿学校去——天哪，当时她是怎样号啕大哭哇！还有我和华西里耶夫斯哥耶告别的时候，我们最后分离的情形。我那时离开原来的寄宿学校，要到彼得堡读大学。那时我十七岁，她十五岁。娜塔莎说，我当时是那么一个笨拙的、土头土脑的家伙，人家看见我就忍不住要发笑的。在分别的那一刻，我拉着她到一旁，要告诉她一些极其重要的话，可是我的舌头突然不灵光了，它贴住我的上颚。她还记得我极其激动。自然我们谈不出什么来。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或许她也不会理解我。我只是痛苦地哭泣着，没有说什么就走开了。隔了很久以后，我们才又在彼得堡见面了——那是两年以前。老尼古拉·舍盖伊契为了他的官司到彼得堡来，而我也才刚刚开始我的文学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