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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三月二十二日傍晚，我遇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一整天，我都在城里奔波，想找一间寓所。我的旧寓所非常潮湿，我已经开始咳嗽了。从前年秋天起，我就打算搬家，可是一直拖到了去年春天。一整天，我都没有找到一间合适的。首先，我要一间不跟别人的寓所合在一起的单独的房子；其次，我虽然只要一间房子，可是必须是一间大的，还得越便宜越好。我曾经感到在局促的斗室中，连思想都要受到束缚。当我在思索一部未来的长篇小说的时候，我总喜欢在屋子里来回踱步。顺便说一下，我喜欢思索我的作品并梦想着怎样去写，往往比实际动笔去写更喜欢。这倒并不是由于懒惰。到底为什么呢？
整天我都觉得身体不舒服，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觉得当真害起病来了。似乎有一种热病袭来。再加上我跑了一整天，也乏了。到了傍晚，天黑以前，我沿着伏兹尼赛斯基街走着。我爱彼得堡三月的太阳，尤其是日落的时候——自然，是在那清朗和寒冷的天气里。整条街蓦地明朗起来，浸浴在灿烂的光彩里。所有的房子好像突然都放射出光辉。它们那灰色的、黄色的和浊绿色的色调一下子都丧失了，仿佛一个人的灵魂突然明朗了，又仿佛一个人突然震颤了一下，或者说，仿佛被什么人用肘子推了一下似的。这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景色，一串新的思想……一道太阳光竟能对人的灵魂产生这样的作用，这真是不可思议呀！
可是太阳光消失了，寒气更强烈起来，冻得人鼻子发酸；暮色更浓了，煤气灯的光从店铺里射出来。当我走到缪勒开的糖果店门口的时候，我突然愣住了，向街的那边注视着，仿佛预感到有什么意外的事情要落在我身上；就在那一瞬间，我看见街对面那个老人和他的狗。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有一种不快的感觉攫住了我的心，可是又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我不相信预感和预兆，可是在我一生中却有过一些令人相当费解的经历，这种经历也许很多人都有过。譬如这个老人吧，为什么我和他一见面，立刻就会预感到当天晚上会有什么意外的事情落到我身上呢？不过我正在害病，病中的感觉多半是不可靠的。
那老人弯着身体，迈着滞缓无力的步子，走向糖果店。他用手杖轻轻敲着人行道，两条腿好像棍子一样移动着，似乎并不会弯曲。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奇怪的人，而以前每一回我在缪勒的铺子门口碰见他的时候，他总是给我一种痛苦的印象：他那高高的身材，他那佝偻的背脊，他那张带着八十岁印痕的死一般的脸，他那件脱了线的旧大氅和覆在秃头（上面只剩下一撮不是灰白色而是黄白色的头发）上的那顶至少有二十年历史的破圆帽，以及他那似乎没有目的、却像是被弹簧推动着一般的一切动作。无论什么人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都不免大吃一惊。看到一个活过了自然寿数的老年人孤零零的，没有一个人照顾他，尤其是他好像是一个从看守人那里逃出来的疯子，这实在叫人惊讶。他那出奇的消瘦也使我很吃惊：他几乎就像没有肉体一样，除了皮包骨头，仿佛一无所有。那双好像嵌在蓝眼圈里的大而无光的眼睛，永远直直地盯着前面，从不望一望两旁，也从不瞧瞧什么——我敢说，他即使看见你，也会笔直地向你走过来，仿佛他前面就是一个无物的空间。这样的情形我看到过好几回了。他最近才在缪勒的铺子门口出现，老是带着他的那条狗，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缪勒铺子里的那些顾客，谁也没有心思去和他交谈，他也从来不跟他们哪一个说话。
“他干吗老是这样拖着脚步到缪勒的铺子里去呢？他在那儿有什么事干呢？”我惊奇地想，站在街对面，紧紧地盯着他。由于病和疲乏而引起的一种暴躁的烦闷在我胸中沸腾着。“他在想些什么呢？”我继续想，“他头脑里还有些什么呢？是不是他还在思索什么呢？他的脸色是那么死气沉沉，什么表情也没有。他那条狗从来不离开他，就像是他的不能分离的一部分似的，而且那么像他。那条可厌的狗，他是从哪里找来的呢？”
那条倒霉的狗仿佛也有八十岁似的，是的，它一定有那么大岁数了。首先，它看起来比一般的狗都老；其次，我头一回看见它的时候，不知怎么，觉得它和其他的狗不一样，它是一条特别的狗。这条狗一定有些什么稀奇古怪的故事，它也许是化身为狗的梅斐斯多斐尔斯
，它的命运是以某种神秘的不可知的方式跟它主人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看着它，你立刻会相信，它吃最后一餐饭，到现在一定已经有二十年了。它瘦得就剩一架骨骼，也可以说跟它主人差不多。它全身的毛几乎脱光了，尾巴拖在两腿之间，光秃秃的好像一根棍子。它的头和长耳朵忧郁地向前低垂着。我一生中不曾见过这样可憎的狗。他俩一块儿在街上走的时候，主人走在前面，狗跟在脚后，狗鼻子贴着他外衣的边缘，仿佛粘在那上面一样。他们的步子，他们全部的面貌，几乎像是每走一步都要大声地叫出来：“我们老了，老了，啊，主哇，我们多老哇！”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忽然想到，这个老人跟这条狗，该是从加瓦尔尼
画插图的霍夫曼
的书页中走出来的吧？该是替那书做着活动广告，漫游于这人世间吧？
我穿过街道，跟着老人走进那家糖果店。
老人在铺子里，行动很古怪。缪勒站在柜台里面，对于这位不速之客，近来已经表现得很讨厌了。主要因为一点——这位怪客从来不买东西。每一回他都径直走到靠近火炉的屋角，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如果火炉旁边那座位给别人占去了，他就在那坐着的客人面前带着惊惶的迷惑站立一会儿，然后似乎迷乱地走开，走到靠窗的另一个角落。在那里，他拣了一把椅子，不慌不忙地坐下，取下他的帽子，放在他旁边的地板上，又把手杖放在帽子旁边，接着把身体靠到椅子里，一动不动地接连坐上三四个小时。他从不拿一张报纸，也从不说一句话，发一个音，只是坐在那里，睁大眼睛凝视着前面，可是他的眼神却是空虚的，没有生气的。人们可以打赌，他对于周围的事物实际上并不能看见和听见。那条狗在同一块地方转了几圈以后，就闷闷地在他脚旁躺下来，把鼻子搁在他的两只靴子中间，发出深沉的叹息，伸直了身体，也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个黄昏，仿佛暂时死过去一般。这会叫人想象到，这两个生物大概是在什么地方整天死死地睡着，到了日落才醒过来，只是为了走到缪勒的铺子里来尽某种神秘的不可告人的义务。坐上三四个小时之后，老人站了起来，拿起他的帽子，打算回到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家里去。那条狗也站了起来，和原来一样垂头拖尾的，用同样迟缓的步子，机械地跟着他主人出去了。铺子里的一些老顾客，到后来都开始用种种方法避开这老人，甚至不愿坐在他的旁边，似乎他惹起了大家的反对。可是他却全然没有注意到。
这家糖果店的顾客多半是德国人。他们是从伏兹尼赛斯基街的各处聚集到这里来的，大部分是各种工场的老板：木匠、面包师、漆匠、帽匠、马鞍匠。照德国的说法，都是些当家长的人。总之这种家长制的传统在缪勒家里是一直维持着的。这位老板常常走到几个熟悉的主顾那里，坐在他们桌子旁边，于是一定数量的甜酒就喝光了。家里的狗和孩子有时也跑出来瞧瞧这些顾客，于是这些顾客就抚弄那些狗和孩子。他们彼此都很熟，而且彼此都很尊敬。当客人们专心阅读德文报纸的时候，从老板的房间里，传来破钢琴上弹出的《亲爱的奥古斯丁》的琴声，这是老板的大女儿在弹奏，那是个有亚麻色鬈发的德国小姑娘，很像一只白老鼠。听到这首华尔兹乐曲，大家都很高兴。我经常在每月初到缪勒的铺子里去，阅读他那里订的俄文杂志。
我进去的时候，看见那老人已经靠窗坐着了，那条狗照老样子伸开身体躺在他的脚旁。我坐在一个角落里，没有作声，心里问着自己：“我到这儿来干吗？在这儿我又没有一点儿事，而且我又害着病，倒不如赶快回家去喝点儿茶睡觉呢。我到这儿来，难道仅仅是为了来看这个老头儿吗？”我烦恼起来了。“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呢？”我想着，记起刚才在街上看到他时的那种奇怪和痛苦的感觉。而且这些枯燥无味的德国人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种古怪的心情有什么意义呢？近来我常常感到，为了一点儿琐碎的事情便容易激动，妨害我的生活，也妨害我清楚地观察生活，这种激动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位尖锐的批评家在论及我最近的一部小说时，已经在他愤激的批评中指出这一点了。我虽然有点儿踌躇，也很感慨，但是我仍然逗留着没有走。同时，我的病把我制服了，我舍不得离开这间温暖的屋子。我拿起一张《法兰克福汇报》，读了一两行便打起瞌睡来了。那些德国人并不打扰我。他们只管读报和抽烟，仅仅每隔半小时左右低声交谈一些报上的新闻，或者说几句笑话，或是引用德国著名才子莎菲尔的一些讽刺警句。之后，他们又带着一种加倍的民族骄傲埋头读报了。
我睡了半个小时，被一阵猛烈的寒战惊醒。实在是不得不回家了。
可是，这时屋子里正在演一幕哑剧，这又把我拖住了。我已经交代过，那个老人一坐到椅子里，他的眼睛便直直地盯住一件什么东西，整个黄昏都不移动一下。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晦气，受到他那毫无意义的、固执的而实在又一无所见的目光的凝视。那是一种令人非常不愉快，而且实在受不住的感觉，我总是尽快把我的位子调换一下。而在眼前，作为这老人的牺牲品的，却是一个小个子、滚胖的、穿得很整洁的德国人，那人戴着一只浆得很硬的高领，有一张红得出奇的脸。他是这铺子里的新顾客，一个从里加来的商人，他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叫亚当·伊凡涅契·休尔兹。他跟缪勒很要好，但是对那老人和其他顾客还不熟悉。他正啜着甜酒，津津有味地读着《乡村理发师》
，忽然抬起眼睛，瞧见那老人一动不动地一直盯着他。这使他老大不高兴。亚当·伊凡涅契和所有的“高等”德国人一样，是个易怒而敏感的人。这样被人家无礼地盯着，在他看来是奇怪且具有侮辱性的。他压抑着愤怒，避开那呆蠢客人的眼睛，自己嘟囔了一阵，拿报纸把自己遮起来。但是不到五分钟，他又禁不住从报纸后面狐疑地窥探一下，对方依旧那样固执地盯着他，依旧是那样没有意义地在观察他。这回亚当·伊凡涅契还没有作声。可是当同样的事情重复到第三次的时候，他可冒火了，他觉得他有义务保卫自己的尊严，在这样高贵的人群面前不使他们堂堂里加城的威信降低——他也许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代表吧。他以按捺不住的手势，把报纸扔到桌子上，用报夹子猛烈地敲着桌子，为了个人的尊严，他发起脾气来，脸因为甜酒和自尊心的关系变得绯红。这一回他也用充血的小眼睛瞪着那个冒犯他的老人。他们两个——德国人和他的对手——好像在用眼光的吸力互相角斗，等着看谁先丢脸，谁先把眼睛垂下来。敲击声和亚当·伊凡涅契那种尴尬的处境引起所有顾客的注意。大家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带着好奇心，高傲、静默地望着这两位对手。这情形变得很滑稽，可是小个子红脸先生那双挑衅的眼睛里的吸力是完全白费了。那老人依旧直勾勾地盯着暴怒的休尔兹，完全不觉得他是大家好奇心的目标；他泰然不动，仿佛他不是在地面上，而是在月亮里似的。最后，亚当·伊凡涅契实在按捺不住，发作起来。
“你干吗老是这样盯着我呀？”他用德语叫道，带着一种尖厉而刺人的声音和一种恫吓的神气。
可是他的对手却依旧一声不响，似乎不懂得甚至没有听见他的问题。亚当·伊凡涅契决心用俄语向他说一遍。
“我问你，你老朝我这样盯着干什么呀？”他加倍愤怒地叫道。“老子是皇宫里有名的，而你是谁也不知道哇！”他补了一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可是那老人却丝毫没有动一动。那些德国人中间发出一阵喃喃的愤怒声。缪勒被这吵闹惊动了，走进屋子。等他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之后，他以为那老人是个聋人，于是俯到老人耳朵旁边。
“休尔兹先生请你不要老盯着他。”他尽可能大声地说，并注意着这个莫名其妙的客人。
老人机械地望望缪勒，他那依旧呆板的脸上，显出一种纷扰的思念，一种不安的激动的痕迹。他慌乱起来，弯下身体，一边叹息和喘气，一边抓起他的帽子和手杖，从椅子上站起，带着一种像叫花子被人从坐错的座位上赶出来的可怜的微笑，预备走出屋子。在这个可怜的龙钟老人的卑微和顺从的慌张里，有那么多激起人们的同情和绞压人们的心的东西，使所有在座的人，包括亚当·伊凡涅契，都立刻改变了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这很突然，那老人不但不可能侮辱别人，而且知道他会像叫花子一样被人家从任何地方赶出去。
缪勒是个好心肠且富有同情心的人。
“不，不，”他鼓励地拍拍那老人的肩膀说，“依旧坐着吧，休尔兹先生只是请你不要老盯着他一个人。他是在皇宫里有名望的人哪。”
但是那可怜的老人连这个也不理解，他比刚才更惊慌了。他弯下身去拾起一条手帕，那是一条破旧的蓝手帕，从帽子里掉出来的。接着又唤他那条狗，那狗一动不动地躺在地板上，把鼻子拱在脚爪上，好像睡得很熟似的。
“亚助尔加，亚助尔加，”他用一种上年纪的颤抖声喃喃地叫，“亚助尔加！”
亚助尔加没有动。
“亚助尔加，亚助尔加。”那老人着急地连声叫，用手杖推推那狗。可是那狗依旧是老样子。
手杖从他手里掉了下去。他弯下身，跪下去，双手抱起亚助尔加的头。那可怜的狗死了。它就是那样不知不觉地在它主人脚下，因为年纪太大或许也因为太饿而死掉了。老人朝着狗望了半晌，仿佛震惊了，又仿佛不明白亚助尔加已经死了似的；接着向他这个老仆人兼老朋友慢慢地俯下身去，用他苍白的面颊贴着那狗的脸。一分钟沉寂地过去了。我们都感动了。末了，那可怜的老人站了起来。他脸色异常苍白，像害了热病似的浑身发起抖来。
“你可以把它剥子一番。”富于同情心的缪勒说，他急于想出办法来安慰老人（他说“剥子”，意思就是“剥制”）
。“你可以好好地剥子它，费沃多·卡立契·克鲁格尔剥子得顶呱呱的；费沃多·卡立契·克鲁格尔是剥子野兽的老手。”缪勒重复地说着，从地下拾起手杖，交给老人。
“是呀，我剥子得很好。”克鲁格尔谦逊地说，走到前面来。
他是一个瘦高的、善良的德国人，长着蓬乱的红头发，鹰钩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
“费沃多·卡立契·克鲁格尔做各种剥子品是极有天赋的。”缪勒又补了一句，对于自己出的这个主意更加热心起来。
“是呀，我对做各种剥子品是极有天赋的，”克鲁格尔又重复一遍。“而且我替你剥子这条狗，不要你的钱。”他带着过度慷慨的自我牺牲的神气，再补上一句。
“不，你剥子它，我来出钱！”亚当·伊凡涅契·休尔兹狂乱地喊，脸比刚才红了两倍。这一次轮到他慷慨得热情洋溢了，他天真地认为自己是这件不幸事件的起因。
那老人听着这些话，一点儿也不理解，他依旧和刚才一样浑身发抖。
“等一等！喝杯上等白兰地吧！”缪勒看见这位难以理解的客人竭力想走出去，大声地叫起来。
他把白兰地拿来给老人。老人机械地拿起杯子，可是他的手在发抖，还没有举到嘴唇边，就泼了半杯，一滴也不曾喝，仍旧放回盘子里。接着，他浮出一丝奇怪的、完全不适当的微笑，快速地踏着颠簸的步子走出铺子，把亚助尔加遗弃在地板上。每个人都惊愕得呆住了，有人在惊呼。
“见鬼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呀？”那些德国人睁圆眼睛，面面相觑地说。
但是我却冲出去追赶那老人。离开铺子几步路，穿过右侧一个门道，有条黑暗而狭窄的巷子夹在一些大房子中间。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告诉我，那老人一定是转到那巷子里去了。这儿右侧第二家房子正在建造，围着一些脚手架。那座房子的篱笆似乎伸到巷子的中心，铺着一些木板让行人绕着篱笆走过去。我就在那由房子和篱笆构成的一个黑暗角落里找到了那老人。他坐在木板人行道的边缘，两只手支着头，肘子搁在膝盖上。我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听我说，”我说，不知道该怎么开头，“别替亚助尔加伤心吧。跟我来，我送你回家去。别难过了。我马上替你叫辆车来。你住在哪里呀？”
老人没有回答。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巷子里没有一个路人。突然，他抓住了我的胳膊。
“气闷哪！”他用一种沙哑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气闷哪！”
“让我们到你家里去吧，”我叫着站起来，强行拉他起来，“你去喝些茶，上床睡吧……我去喊车子。我替你去找一个医生，我认得一个医生……”
我不知道还向他说了一些什么，他想挣扎着起来，但是又倒在地上，又用同样粗哑的、微弱的声音喃喃地说起来。我俯下去更靠近他一点儿，听他说话。
“在华西里耶夫岛，”老人喘着气说，“六道街，六道……街……”
他没声音了。
“你住在华西里耶夫岛吗？那你走错路了。那是往左走，你却走到右边来。我马上带你去吧。”
老人没有动。我拉起他的手，手却无力地滑落下去。我瞧瞧他的脸，摸摸他——他死了。
我觉得一切都仿佛在梦里一样。
这意外的事件给我带来许多麻烦。在这当口儿，我的热度倒自然而然地退了。那位老人的住处找到了。不过，他并不住在华西里耶夫岛，就住在离他死的地方不远处，在鲁克金大楼，紧靠着屋顶的第五层上面。他住着一个独进独出的房间，有一个小门道和一个宽大而低矮的房间，房间里开了三道裂孔算是窗户。他的生活很清苦。他的家具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很旧很旧的沙发，硬得和石头一样，里面的毛从四面八方戳出来，甚至这些东西也都是房东的。火炉显然很久没有烧了，房间里也找不到一支蜡烛。我现在真的认为，那老人到缪勒的铺子里去，不过是想找个有光的地方坐坐，取点儿暖罢了。桌子上放着一只空的有把的陶杯，旁边有一片放了很久的面包。我连一点儿钱都没有找到。甚至要找件埋葬他时用的替换衬衫都找不到，还得由旁人捐出一件衬衫来做这用场。显然，他绝不可能像这样孤独地生活，不消说不时会有什么人来看望他。在抽屉里找到了他的护照。他是俄国人，却是在外国出生的，他的姓名是吉里美·史密斯，是个机械工程师，七十八岁。桌子上放着两本书，一本是简明的地理，一本是《新约》的俄译本，书的空白处都有铅笔做的记号和手指甲刻画的痕迹。这些书我拿走了。询问过房东跟其他房客——他们差不多都不知道他的情况。这大楼里有许多房客，大都是做手艺的或者做二房东且包饭兼做家务的德国女人。这大楼的管理人是个上流人物，也说不出关于这个前房客的什么事情，只知道这房间是租六卢布一个月，死者在这儿住了四个月，但是后来两个月连一戈比也不曾付过，所以他要赶他走呢。又问是不是有什么人常来看他，但是谁也给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这是一座很大的房子，到这只“挪亚方舟”
来往的人多，谁也无法记得清楚。那个看门人在这大楼里服务了五年，也许他可以说出一些什么，可他偏偏在两个星期前回故乡了，留下一个侄儿来代替他。那侄儿是个年轻小伙子，倒有一半房客还不曾见过面哩。我现在记不清楚当时的询问是怎样结束的，但是那老人终于被埋葬了。在这些日子里，我虽然有许多事情要照管，可也到过华西里耶夫岛，到六道街去过，到了那边，我自己又好笑起来。除了普通的一排排房子，我在六道街又能看到一些什么呢？但是我却奇怪，那老人在临死时为什么要说六道街和华西里耶夫岛呢？难道他是精神错乱吗？
我看了看史密斯留下来的房间，很喜欢，就把它租了下来。主要是因为它宽敞，虽然极其低矮，甚至起初我以为那天花板会碰到我的脑袋，但是不久也就习惯了。一个月只花六卢布，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房子了。尤其它独进独出这一点很吸引我。此外我所要做的，就是找个服侍我的人，因为我不能没有一个用人。那看门人答应每天来一次，做些必要的事情。谁知道呢？我想，也许会有什么人来探望这个老人吧！可是他死去五天了，还不曾有一个人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