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外销艺术的历史

1.1.1 外销艺术品的类型和特征

自汉代起，中国商人便利用各种交通工具开拓与世界各国及地区的贸易往来。16世纪初，伴随葡萄牙人首次抵达中国南方沿海，中国与欧洲的海上贸易活动便悄然开始。1553年，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借机在亚洲建立了重要的贸易基地。此后，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丹麦和瑞典相继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来自中国的商品及手工艺品例如茶叶、丝绸、瓷器和漆器等大量输入欧洲，从而引发欧洲各个阶层对中国物件产生了浓厚兴趣。与此同时，欧洲的商品及原材料也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中国行商就将购买的欧洲奢侈品（如自鸣钟）作为贡品进献给朝廷。

随着欧洲与中国贸易的进一步扩大，大宗商品（原材料）和奢侈品的流通促进了两个地区的艺术革新和物质文化的彼此交融。亚洲向欧洲各国出口的瓷器和漆器（家具）不仅促使欧洲大量仿制家具（漆器）出现，并且孕育了以各种艺术形式呈现的“中国风”（Chinoiserie）审美趣味的欧洲艺术品。另一方面，在18—19世纪，中国从欧洲进口各类原材料与手工艺品，例如羊毛、兽皮、铁、玻璃、钟表和银器等。同样，这些伴随贸易“迁徙”的欧洲艺术品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物质文化及其艺术创新，并且这股“西方风”（Occidenterie）的审美也随之隐现在中国宫廷及其他传统艺术门类中，如瓷器、绘画和漆器等。18世纪下半叶，这股“西方风”席卷中国南方地区。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外销艺术”（Export Art）的文化产品。

18世纪上半叶，中国南方成为海外各国的贸易中心。与此同时，中国南方沿海城市成为中国经济的腹地，广州、厦门和宁波成为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从16世纪开始，对于西方市场来说，有利可图的出口贸易商品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西方零售的丝绸、茶、胡椒和布匹等；另一类是来自中国的手工艺品，例如瓷器、漆器和家具、绘画、纺织品、银器（西方人为家人及友人购买用于装饰室内空间的金银器）。在手工艺品中，瓷器和漆器是西方市场需求量最大的商品。据统计，至18世纪末，至少有7 000万件瓷器通过海上航线从中国传入欧洲。正如前文所述，西方市场对中国制造的艺术品有着特殊的需求，与其他商品相比，这些人工制品对于西方收藏家来说更为有趣，且更具收藏价值。这些器物制作工艺精良，价格不菲，因而它们无法通过零售进行投资。不过，这些人工制品却吸引了那些向往开拓东方商品货币供应的西方商人。尽管它们售价适中，但这些商品无法进入本国的商业市场。例如，在1600—184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私人贸易商（private trader）允许公司职员随身携带一定数量的物品运回西方。这些物品包括普通商品和中国制造的手工艺品。普里查德写道：“19世纪初，该公司将大量的各类货物运回英国，包括生丝、丝绸、瓷器、漆器、绘画、扇子。这是因为这种私人贸易特权被看作支付高级船员薪酬的最安全和最有利的途径。”

16—19世纪，欧洲商船携带“硬瓷”（hard-paste porcelain）返回欧洲的各大港口。根据品名、材料和装饰这些器物被命名为“外销瓷”，例如珐琅瓷、“克拉克”瓷（Kraak porcelain）、纹章瓷（armorial porcelain）等。出口西方市场的中国瓷器有两类：第一类为“高定瓷”；第二类为“仿制瓷”，即重新设计或仿制带有中国装饰图案的欧洲造型的瓷器，从而迎合西方人的餐桌习俗（图1—1）。纹章瓷则属于前者（图1—2），它是专为欧洲市场定制的。在这些定制件中，带有欧洲装饰图案的瓷器就囊括了一系列不同造型的器具，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为晚餐、茶和咖啡设计的瓷器套件，包括马克杯、盐窖和装饰欧洲纹章的蜡烛台。这也是中国外销瓷器中最具魅力的一部分，其设计与西方购买者的财富和身份密不可分。这些器物的装饰无论是直接通过家族纹章，还是间接通过复制某些国家特有的雕刻及其形制，其目的都是满足欧洲人对异域文化的审美需求。与此同时，他们的趣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此外，另一种外销瓷在西方市场上十分流行，又被称作广彩瓷（Canton enamel porcelain）。由于广彩瓷是最具代表性的外销瓷，它需根据西方客户的要求绘制图案，因而更易受西方艺术风格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艺术品的主题大多表现西方的人物和风景。事实上，广彩瓷更像是一种模仿西方雕刻、绘画、素描等艺术形式的装饰物件（图1—3）。它们不仅采用传统的中国绘画技法，而且融入了西方绘画技术中的明暗和对比手法。

在18世纪的欧洲收藏家中，漆器是仅次于瓷器的最珍贵藏品。在中国海外贸易的初期，漆器是东方出口商品中最受重视的器物之一（图1—4），特别是中国漆器家具，其中屏风是通过东印度公司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大多数在东方生产并出口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家具都是以西方式样为基础，并将设计图稿提供给中国工匠，这些工匠就能够按照图样进行加工制作。虽然葡萄牙人在16世纪末进口了这些物件，但在17—18世纪下半叶，荷兰和英国公司垄断了漆器贸易。

18世纪下半叶，广州出口的手工制品中，由瓷器和漆器逐渐扩展到绘画领域。因而，18世纪晚期的西方游客能购买或委托定制各类绘画主题的“中国绘画”。这些画作大多采用一种鲜明的西方风格进行绘制，并且吸纳了各种西方绘画特色（图1—5）。事实上，1750年，一些广东艺术家已经按照西方人的意图改良了他们的画面。尽管这方面的证据并非来自遗存的绘画作品，而是来自彼得·奥斯贝克（Peter Osbeck）长期被忽视的描述。他于1751年作为牧师搭乘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查尔斯王子”号商船访问广州。他在日记中写道：“几年前，中国画家的画作存在较大的缺陷。但最近，由于这些画家有机会看到欧洲艺术家的作品，他们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透视方面，他们之前对此一无所知。”

作为一种独特的贸易商品，这些绘画接受远道而来的西方人委托。西方各色人员将中国画家绘制的作品带回欧洲作为其海外旅行的见证，如同游客将明信片和照片带回家乡。与瓷器和漆器相比，这些绘画作品并没有丰厚的利润空间。然而，这些“中国绘画”在西方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除此之外，这些绘画也反映了那些富于冒险的西方人在中国沿海地区的生活景象。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以这种方式展示了一种遥远而神秘的外来文化。例如，传教士（兼外科医生）彼得·帕克（Peter Parker）委托中国画家林呱（Lam Qua）为其在广州诊所的患者绘制了大量肖像画。这些肖像画作无疑是清代广东画家遗留下来的最重要的一批油画作品。对于大多数研究中国贸易的学者来说，这是现存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作品，因为其创作主题极为罕见。克罗斯曼将林呱的港口风景画与英国风景画进行了比较，正如其所述：“这些风景画的背景采用了英国风景画派的粗犷而迅速的笔触。”这些画作呈现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融合了中西方的艺术传统与技术。

1.1.2 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

中国古代贸易运输分为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陆路运输贸易，第二种是海上运输贸易。公元4—5世纪，中国商船已出现在泰国、斯里兰卡和印度。公元8—9世纪，中国广州成为与波斯湾阿拉伯商人进行海上贸易的中心。公元11—12世纪，中国在东南亚的贸易蓬勃发展，例如与日本、韩国以及菲律宾群岛的贸易。公元14—16世纪，中国的海上贸易覆盖了北印度洋及其沿岸，包括30多个亚非国家和印度次大陆的孟加拉湾沿岸、阿拉伯海，并延伸至东非海岸。

与此同时，海外诸国试图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纷纷派遣特使向朝廷进贡。作为一种回馈，皇家宫廷向他们提供同等的礼物。因此，朝贡不仅成为宫廷仪式之一，也是政府礼仪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朝贡制度的实施是海外诸国在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中进行经济活动的一种奖励形式，其在贸易体系中扮演着辐射中心的作用。事实上，这种贸易体系的主要目的是将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扩大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影响力的可能性。

然而，在宋代（960—1279年），其对外关系虽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方式，但仍然奉行朝贡政策，同时实施私人贸易政策。明代前期（1368—1566年），明初政府处于政权稳固和社会安定时期，因而继续推行朝贡贸易政策。明代后期（1567—1644年），随着王朝的衰弱，明政府采取私人贸易政策。由此可见，在不同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服务于不同目的，或是出于防御外敌原因的考虑，或是出于更具侵略性的扩张需要。例如17世纪中叶，清政府设立海禁（海禁政策），用以维持国内安定。这项政策的目的是清政府能够有效地阻断内部与外部反政府势力之间的联系。虽然海禁政策阻断了中国本土商人与外国商人进行的私人海上贸易，但在此期间，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被允许在清政府的监督下开展贸易活动。直至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岛后，其政权才得到进一步巩固。1684年，清政府废除海禁政策，并在中国南方沿海建立了诸个海关。1685年，广州（广东）、泉州（福建）、宁波（浙江）、松江（江苏）作为通商口岸正式对外开放。

1.1.3 广州口岸的外销画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广州成为唯一允许西方人进行贸易活动与驻留的合法港口。虽然澳门不是外销绘画生产的中心，但由于欧洲艺术家和中国画家之间的密切联系，促使澳门成为重要的外销画制作基地之一。所有外销画和创作主题例如人物肖像画、风景画、风俗画等，都是在这一时期的限定区域内进行绘画活动（图1—6）。因此，在18世纪末，澳门也成为外销画的供应地。从整个地域分布上来说，外销画源自广州、澳门、香港、广东沿海以及上海。

19世纪初，广州地区画坊的出口绘画贸易十分活跃。其绘画材料与技术是为满足西方市场而定制，因而堪比其他出口商品（手工艺品）的制作水准。早期的外销画大多出自广州的画坊，这些画作生动地展现了来自中国的异域风情，其中，既有描绘鳞次栉比的十三行商铺，也有刻画各色西方商人及中国官员的人物肖像，以及闲适的建筑内景写生。

此时，广州沿岸地区已有30多家画坊。最早的肖像画家便是史贝霖（Spoilum，1785—1810），史贝霖多在广州从事肖像画的定制业务。他的肖像画题材不仅涉及西方雇主，其中也不乏众多中国行商和达官显宦。更重要的是，史贝霖是一位擅长“英国画风”（British grand style）的中国画家，他专为西方市场绘制各个系列的肖像油画。1810—1825年，其他中国画家似乎是在史贝霖之后才发展了他们个人的肖像画风格。这些画家无疑也在广州地区从事绘画定制业务，他们大多聚居于洋行（Hong Factory）附近的区域。与此同时，欧洲艺术家不远万里来到广州黄埔。例如，英国画家托马斯·丹尼尔（Thomas Daniell R. A，1749—1840）在其才华横溢的侄子威廉·丹尼尔（William Daniell，1769—1837）的陪同下，游历了中国广东沿海地区。18世纪80年代前后，丹尼尔叔侄绘制了大量关于珠江沿岸及其西南地区的写生素描。这些画作详细刻画了珠江沿岸优雅的欧式洋行建筑，每座建筑都悬挂着各自国家的国旗。之后，丹尼尔叔侄携带数百余幅画稿回到英国后，将这些画稿制成主题为“东方风光”的版画和布面油画（图1—7）。

1842年，根据《南京条约》，清政府开放了5个对外贸易口岸。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后，通过《天津条约》又增设11个贸易港口。至20世纪初，又有更多的贸易口岸相继开放。外国国民有权在条约港口居住和拥有地产，在中国居住期间，他们受自己国家的管辖，却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此外，西方商人能够在更多的地方（不局限于广州）开展贸易活动。由此可见，在19世纪中后叶，对于从事中国贸易以及其他活动的西方人来说，此时的中国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事实上，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香港和上海成为新兴的贸易港口，这使得广州的贸易中心地位受到了削弱。许多画家和工匠离开了广州，迁往香港和上海，甚至一些画师在上海建立了新的作坊。随着西方摄影术在中国的出现，人们对油画肖像的需求不断减少。19世纪后叶，大多数外销油画都依赖于摄影图片进行绘制。西方人从家中携带照片，这些照片被中国画家熟练地复制成布面油画。因此，在中国的西方人也可以购买到画作。然而，他们不可能在自己国内找到一位技艺卓越的本土艺术家。之后，随着绘画需求的逐渐下降，一些中国画家开始转投摄影来适应时代的发展。

1.1.4 欧洲艺术家与中国画家

伴随中西贸易的不断发展，受经济和商业利益驱使，一些欧洲画家移居中国南方沿岸。例如英国肖像画家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1774—1852），他于1825年抵达澳门，并定居于此，直至1852年离世。此后，马西亚诺·巴普蒂斯塔（Marciano Baptista）、奥古斯特·博尔格（Auguste Borget，1808—1877）、约翰·普伦德加斯特（John Prendergast）等一批欧洲画家也都聚居于此。这些欧洲艺术家绘制了大量中国市井生活题材的作品（图1—8），并且传授中国画家如何使用绘画媒介进行油画制作。克罗斯曼引用克里斯托弗·费隆（Christopher Fearon）的材料写道：“钱纳利雇用中国学生作为其助手。众所周知，19世纪20年代，林呱曾与他一起学习和工作，而中国学生将成为以英国方式作画的最优秀画家”。

外销画在19世纪初得以蓬勃发展。由于受到海外市场需求的影响，以及广东沿海地区贸易稳定性的持续增长，大量中国本土画家和画工聚集广州，一批专业从事外销绘画制作的画家群体也逐渐形成。这些中国画家大多在新中国街（New China Street）开设工作室（图1—9）。例如，外销画家林呱在新中国街建立了一个三层画室，他在画室顶层专设一个房间为西方客户绘制肖像，画室底层则是一个大作坊，雇用了8～20名年轻人。有些画师在通草纸上作画，有些画师则利用象牙绘制微型肖像，还有一些画师在画布上用油画颜料作画。1825年，欧洲画家抵达广州后，绘画定制的业务无疑激发了外国画家与本土中国画家之间的竞争。根据“老尼克”（Old Nick）的描述：“……钱纳利的才华远超林呱，他要求以50～100皮亚斯特（piastres，古代西班牙货币）的价格购买与这位中国艺术家同样的肖像画作品15～20张，因为林呱的肖像画价格更便宜，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往往更喜欢把订单交给林呱，画家之间的交恶也由此产生。”

对于中国画家来说，为了从市场中获得持久的利润，他们很快学会采用西方肖像画绘制的方法：通过学习新的绘画技术与材料来满足西方客户的喜好。那么，像林呱这样的中国画家是如何在短时间内掌握油画材料与技法呢？克罗斯曼认为，林呱吸纳了钱纳利肖像画风格的所有要素（图1—10）。他对其画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利用红色笔触对人物脸部的鼻子和嘴唇进行勾勒，并轻松自如地铺设画面背景的窗帘，以及巧妙的人物构图设计。”因此，基于中国画家能够以钱纳利的绘画风格进行图画绘制，一些西方游客坚信林呱作为钱纳利的助手或学徒从事西方绘画的学习。然而，钱纳利却坚决否认林呱是其学生。帕特里克·康纳（Patrick Conner）则指出：“……中国南方沿岸早有一批外销画家在此活动，钱纳利意识到其学徒可能构成潜在的商业威胁。”由此可见，欧洲艺术家与中国画家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之间也保持着密切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