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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末至五代的七百多年间，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多次变革。魏晋隋唐时期，中国医学在临床实践、疾病认知、医方创新和新药发现上取得显著进步，方书的大量涌现丰富了医学宝库。然而，医学在诊断技术和基础理论上的进展较慢，主要依赖于古代经典的继承。医学大家受宗教迷信的影响，分散了医学研究的精力和资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气催生了新的疾病和治疗方法。东晋时期，士大夫南迁后所遭遇的脚气问题，亦推动了医学领域的研究进展。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佛教的东传，使外域的医学知识与药物传入中国，为中医学注入新元素。同时，中国医学也传播到日本、朝鲜等邻国，成为东西方医学文化的桥梁 [3] 。
纸张的普及和印刷术的发展推动了中医药学经典著作的传播与研究。医家们整理和注释这些理论，使之系统化，便于传承。新的医学理论如《脉经》对脉象的分类，以及隋唐时期对疾病病因的深入探索，包括“七情内伤”理论，都对中医诊断学和临床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针灸推拿作为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发展，提高了疗效和安全性。医学教育在魏晋隋唐时期得到重视，官方和民间都培养了大量医学人才，促进了医学知识的普及和传承。
在魏晋至隋唐时期，中医药学领域诞生了多位杰出医学家，他们的贡献至今仍具深远影响。
王叔和，高平人，受张仲景影响，医术精湛。他整理《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并著《脉经》，强调饮食养生和早期治疗。
皇甫谧，三国西晋学者，家境贫寒，晚年半身不遂仍坚持著述。他在针灸学领域贡献卓越，撰成《针灸甲乙经》，提出“针刺先神后气”理论，注重个性化治疗和整体观念。
葛洪，东晋道士，隐居山林，专注于炼丹和著书。葛洪的学术思想体现在《抱朴子》中，著有《肘后备急方》，强调灸法的使用。他在化学方面也有重要贡献。
陶弘景，南朝梁道教思想家，隐居茅山，成为上清派重要传人。他改进中医药物分类法，著有《本草经集注》，对中医药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掌握丰富的化学知识。
巢元方，隋代医学家，主编《诸病源候论》，深入研究疾病病因，提出新病因学理论，详细描述寄生虫病病因和传染途径，注重预防和治疗相结合，提出多种治疗方法。
孙思邈，唐代医学家，被尊称为“药王”，精于内科、妇科、儿科等。他的学术思想体现在《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提出杂病分类辨治法，注重内外兼治和预防为主，强调医德，以患者健康为首要考虑。
王焘，唐代医学家，对医学产生浓厚兴趣，曾任要职，广泛涉猎医学典籍，积累丰富医学资料。他秉持开放包容态度，注重临床实践，在治疗瘟疫方面独具匠心。他的医学成就集中体现在《外台秘要》中，强调预防为主、重视养生保健。
《针灸甲乙经》是最早的针灸学著作，成书于公元 282 年，总结了《素问》等三部名著，奠定了针灸学的基础。书中详述了针灸理论，包括经络、腧穴、针刺手法等，并提出操作手法和禁忌，为针灸学规范化、标准化发展提供依据。
《肘后备急方》是东晋葛洪所著的临床急救手册，系统整理了急性病症治疗方法，记载了传染病、急症的内外治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葛洪对疫病的分析和治疗方法为温病学的开创奠定了基础。
《诸病源候论》由隋代巢元方等编著，总结了隋代以前医学成就，集中论述了各种疾病的病源与病候，是中医病因病理学专门著作。书中深入阐述了病因病机，突破前人理论，详细描述了多种疾病的病因、病理变化及症候表现。
《备急千金要方》由唐代孙思邈所著，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书中总结了唐代以前医学成就，涵盖了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的诊断、治疗、针灸、食治、预防、卫生等各方面医学知识。孙思邈在书中系统阐述了“仁心仁术”的医德观念，对医学伦理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新修本草》由唐代苏敬等编写，是中国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标志着中国药典编纂的开始。它系统总结了唐代以前药物学成就，对古书未载内容加以补充，内容有误者重加修订，并广泛收集外来药物和民间经验用药，充实了民间药学知识。
《外台秘要》由唐代王焘辑录，是一部综合性医书，全书共四十卷，分一千一百〇四门，载方六千余首，几乎涵盖了唐代以前医学典籍的精华。王焘在编纂过程中，博采众家之长，引用医学著作六十余部，使得《外台秘要》成为一部集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