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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中国医学在继承先秦成果基础上，实现了创新与飞跃，为中医学繁荣打下基础。医学理论体系化，医疗技术与实践创新，医学教育与人才培养体系初步形成，预防医学与养生理论逐渐发展。医学发展以《黄帝内经》理论为基础，与临床治疗结合，但理论与实践结合不紧密，限制了《黄帝内经》的指导作用。药物和方剂应用缺乏经验，治疗原则难以具体化。汉代医学弥补了这一缺陷，注重药物方剂进步和疾病本质探讨，建立了“辨证论治”临床理论体系，使《黄帝内经》理论与实践更紧密结合，为中医发展开辟道路 [2] 。
秦汉时期，阴阳五行理论被广泛用于解释人体生理病理，指导药物配伍。医学家细化脏腑分类，提出“气血并行”理论，完善经络系统。通过刺激特定腧穴调节脏腑功能，治疗疾病。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系统阐述辨证论治思想，形成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强调个体化治疗，注重疾病整体性和动态性变化，这些原则至今仍是中医临床的重要指导。《神农本草经》集药物学术经验之大成，增加药物种类，进行毒性分类，强调“四气”，明确治疗原则，影响深远。外科手术和麻醉技术取得突破，华佗创制麻沸散，推动外科手术发展。针灸治疗技术显著进步，从砭石到金属针转变，形成完整针灸学理论体系，提供科学依据。针灸治疗范围扩大，广泛应用于内科疾病，拓展至外科、眼科等领域。秦汉医学理论与实践创新为中医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宝贵借鉴与启示。
西汉初年的淳于意、东汉末年的华佗与张仲景，是医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大家。他们的学术思想和医疗实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淳于意，即太仓公，精通医术，特别重视脉诊，强调脉证结合以精准诊断。他对经络理论有深刻理解，能运用其进行脉诊，深入分析病因和病情。淳于意还致力于医学教育，培养了众多医学人才，对医学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华佗，与董奉、张仲景并称“建安三神医”，精通多科，尤以外科见长。他创制了“麻沸散”，成功施行腹部手术，推动了中医外科技术的发展。华佗还创制了“五禽戏”，强调预防医学，其学术思想和实践创新为中医外科学开辟了新道路。
张仲景，著成《伤寒杂病论》，将伤寒病分为六经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治疗方法，对中医诊断和治疗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方剂配伍上见解深刻，提出了预防医学思想。
《难经》通过问答形式阐述中医疑难问题，内容包括脉诊、经络等，对中医实践有深远影响，其理论和经验为中医发展打下基础。
《神农本草经》是中国古代药物学重要著作，总结汉代药物学成就，分为三品共 365 种药物，创立药物配伍和方剂制备原则，对后世医学产生深远影响，成为药物学史上的瑰宝。
《伤寒杂病论》被誉为“方书之祖”，充实了《黄帝内经》热病学说，系统分类疾病，奠定“辨证论治”基础，提出六经辨证理论，为病因学和辨证施治提供依据，提出严谨方剂组方原则，创制多种剂型，对后世医学著作有深远影响，成为中医临床重要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