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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同国内外敌人进行着尖锐激烈的斗争，因此，十分重视用革命刑法，惩办国内外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和革命队伍内部的违法犯罪分子。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刑事法规，最早产生于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政府的某些刑事立法，包括惩治反革命罪、破坏反帝罢工罪、贪污渎职罪及惩治土豪劣绅等法规。
1925年省港大罢工中，采用“罢工、排货、封锁”等手段，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一斗争必然遇到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种种破坏活动。有时帝国主义直接出动飞机兵舰或指使商团土匪武装，对执行封锁任务的工人纠察队进行武装袭击，有时从香港派遣间谍暗探到广州进行阴谋破坏活动。为了惩办破坏罢工的罪犯，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先后制定了一些与刑法有关的法规。从广义来说，凡国内外敌人一切破坏罢工的行为，都是反革命行为。但此处只着重引证直接规定为反革命罪的条款。如1925年7月5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通过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应守的纪律》。第二条规定纠察队的主要任务是“维持秩序”，“镇压一切反革命行为”。第五条规定：“队员发现敌人间谍及侦探时，……应即拘送队本部，审讯处分。”
1925年11月15日《会审处办案条例》规定：“侦探罢工消息报告敌人者”
，作为重要罪犯，解送“特别法庭”审判。此即明确规定对于帝国主义派遣的间谍侦探，作为重要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捕法办。
农民运动兴起后，根据广大农民的要求，湖南省、湖北省制定的《惩治土豪劣绅条例》和《惩治贪官污吏条例》，其中也有关于反革命罪的规定。如1927年1月《湖南省惩治贪官污吏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勾结帝国主义、军阀，为反革命行为，或反抗革命运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并没收其财产。”
1927年3月《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第一条、第二条规定，“反抗革命或阻挠革命及作反革命宣传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并得没收其财产”。以上就是对于勾结帝国主义反动军阀进行反革命行为及作反革命宣传者进行惩治的最早的刑事法规。
后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总结同反革命罪犯作斗争的经验，由武汉国民政府于1927年3月30日公布了《国民政府反革命罪条例》，这是革命政府运用刑事立法对工农运动中提出的反革命罪行的正式确认。
1925年11月15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公布《会审处办案条例》，规定以下行为是破坏罢工的重要罪行：（1）接济敌人粮食物品者；（2）未经准许擅自复工者；（3）策动工人返工者；（4）私运人、物往港澳沙面者；（5）缉获货物私自拍卖并放行者。以上罪犯，要解送“特别法庭”审理。
1925年9月实行“善后条例”“单独对英”后，允许日、美、法等国的公司商店在广州营业，但须经省港罢工委员会批准，并由雇主、工人和罢工委员会三方订定复工条约，始能复工。凡擅自开工者，“均以破坏罢工论”，“予以严重之制裁”。各船务公司如有船只自广州开往各埠时，须一律报请骑船队派员监视（不准经过香港）。“否则，违章瞒报，擅自开行者，定以破坏罢工论罪，决不宽贷。”
1925年11月18日《纠察队纪律》规定，纠察队员如有包运粮食、盗卖截货、私运华人往香港、澳门、沙面及掳人勒索者，处以枪毙之处罚（此项惩罚须经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通过，方能执行）。
对破坏罢工罪犯予以坚决制裁，给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这对坚持长期反帝大罢工发挥了重要作用。
省港大罢工中，各个罢工机构和公务人员经常截留仇货管理大量财物，帝国主义者和投机奸商乘机拉拢收买某些不坚定的分子，为其所用。因此，罢工委员会为了杜绝贪污舞弊行为，在许多法规中都规定了防范措施和严格要求。如1925年12月28日《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无论各部何项机关有舞弊受贿等情，应依合法手续，严厉取缔，施以相当应得之罪，无得庇护纵。”1926年3月《审计局组织法》规定：“如审计出各机关之进支数目及购办物件有舞弊事情，应即据实呈报省港罢工委员会查办之。”1925年7月《纠察队应守的纪律》规定，“队员不得藉端捏造情事，假公济私”，“不得乱取人民财物”。《骑船队组织法》规定：“骑船队员应秉公回报经过情形，不得受贿匿报；倘被告发或被查出，应即扣留严办。”1926年3月《会审处组织法》规定：“会审处收受各方解来之人犯，应由承审员署名签收，并将犯人原有之衣物等，一概随同犯人点检签收之。”同时还规定：“会审处（审）讯案件应秉公依法，无枉无纵，不得擅用私刑及受贿舞弊。”
1925年11月《会审处办案条例》列举了27种罪行，其中与贪污舞弊有关联者，约占1/3。如侵吞公款者，克扣工人粮食者，私卖襟章、饭券者，受贿纵逃罪犯者，插赃诬告者，偷窃及私卖公物者，勒索钱财者，缉获货物私自拍卖并放行者，职员受贿舞弊者，等等，都要作为重要罪犯，解送特别法庭审理。
1926年3月23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公告》，除申明工商检验货物处的职员如对货主进行勒索当依法严办外，还提出要惩治“行贿罪”，“如货主私自行贿，则亦定即严行拘究，决不宽假”。
省港罢工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刑事法规，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1.虽然没有集中统一的《惩治贪污条例》，处刑标准也不是很具体，但却基本上包括了贪污受贿罪的种种表现形式及其主要手段。凡公务人员利用职权之便，有侵吞公款、贪污自肥、受贿舞弊、假公济私、截留财物、盗卖公物证券、克扣粮食、勒索钱物等行为，一经查出，即以贪污受贿罪论处。向公务人员私自行贿者，也要受到法律制裁。
2.确定对各机关负责人的违法犯罪须加重处罚的原则。各种组织法和纪律规则皆明确规定：各种委员会的委员如有违法行为，比一般职员“应罪加一等”。纠察队的队长、班长犯法，比队员“也要罪加一等”。从而确定一条原则，即各级负责人犯法，不仅不能享受减免处罚的特权，而且应从严要求，加重处分。
3.令出法随，严格依法办事，绝不徇情枉法。根据1926年3月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一百次大会时的统计，由大会通过的确定职务及防范舞弊的议案31件，撤革查办或惩戒舞弊的议案46件。如工人纠察队驻江门第十三支队队长郑福非法盗卖火油，经群众揭发，派员密查核实后，报工人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将该犯交特别法庭处以死刑，并追缴被侵吞的公款。又如干事局招待部的干事彭某，原系海员工会会员，1925年10月假借招待所名义，私售火油，渔利自肥。经海员工会一致决议，将彭某送交会审处依法查办。另有同敬工会会员何某充任筑路委员会的会计，其经手款项手续不清，即离职不归，由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工人之路》发布通告，如不在7日内回会，即行通缉追究。
1.渎职罪。《纠察队纪律》规定：凡故意违抗命令，玩忽职守，失误戎机，或遗失枪械者，要处以撤差、解散或监禁。纠察队下属人员违法，其长员若实不知情，管理无方，疏于防范，应记过一次。如记过三次以上者，由纠察队委员会决定处罚办法。如纠察队军法处，因工作失职，致使在押人犯越狱潜逃，军法处主任受记大过处分，值班人员及管狱员“按律惩戒”。又如会审处某书记员因遗失文件畏罪潜逃。经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派员检查，发现会审处承审员玩忽职守，容忍书记员越权任意处理人犯，致使案卷遗失。最后大会决定，改组会审处，重选承审员，并对违法人员进行究办。此案公布后，在工人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纷纷表示意见说：会审处的法规，原是我们代表大会决定，他们竟不遵守，实有负工友的重托。因而热烈拥护代表大会对会审处的决定。这便充分体现省港罢工委员会“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革命法治精神。
2.侵犯人身权利罪。1926年3月《会审处办案条例》规定：“私自捕拿押留人犯者”“滥用私刑者”“殴打职员者”“打架伤人者”，皆作为重要罪犯，解送特别法庭依法审判。
此外，还规定“恃众凌人者”“职员恃势凌人者”，以及制造谣言、赌博、宿娼、酗酒闹事者，定为违法乱纪行为，轻者给以行政处分，重者要受到刑事处分。
土豪劣绅，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帝国主义军阀官僚统治农民的“地头蛇”。他们凭借政治权势和经济实力，在地方横行霸道，做出许多欺压群众的罪恶勾当。农民运动兴起后，他们又与农民协会为敌，或勾结土匪团防武装，组织反革命团体，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甚至杀害农民或农运干部。1927年2月27日湖北省阳新县发生的“二二七”惨案，就是最突出的例证。阳新县是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因而引起反动势力的极端仇视。反动豪绅与反动的县长、公安局长相勾结，经过密谋策划，将省农协特派员成子英和农会干部及农友共9人拘捕吊打后，竟惨无人道地用煤油柴火将9人活活烧死。以上土豪劣绅的罪恶活动，激起农民群众的极大义愤，坚决要求予以回击。1926年年末、1927年年初，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代表大会都通过了《惩办土豪劣绅决议案》。为了统一方针政策，减少阻力，并将这一斗争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湖南、湖北两省的共产党组织决定通过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制定单行刑事法规。湖南省组成了谢觉哉等参加的起草委员会，制定了《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
，于1927年1月28日公布实施。湖北省在董必武领导下，组成了邓初民等参加的起草委员会，制定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于1927年3月公布实施。前者11条，后者10条。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并作了补充和修改。因而两者大同小异，后者较为详尽确切。
现以湖北省的条例为主，以湖南省的条例作补充，综述如下。
湖北省的条例第一条规定：“凭借政治、经济、门阀身份以及一切封建势力或其他特殊势力（如凭借团防勾结土匪），在地方有左（下）列行为之土豪劣绅，依本条例惩治之。”
［湖南省则规定：“凭借政治、经济或其他特殊势力（如团防等），在地方有左列行为之土豪劣绅，依本条例惩治之。”］
接着在第一条内具体列举了11项罪行（湖南为9项）：（1）反抗革命或阻挠革命及作反革命宣传者；（2）反抗或阻挠本党及本党所领导之民众运动（如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商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者；（3）勾结军匪蹂躏地方党部或党部人员者；（4）与匪通谋坐地分赃者；（5）借故压迫平民，致人于死亡者；（6）借故压迫平民，致人有伤害或损失者；（7）包揽乡间政权，武断乡曲，劣迹昭著者；（8）欺凌孤弱，强迫婚姻，或聚徒掳掠为婚者；（9）挑拨民刑诉讼，从中包揽图骗图诈者；（10）破坏或阻挠地方公益者；（11）侵蚀公款或假借名义敛财肥己者。［湖南省的条例无上述4、8两项，多一项“杀害人民及纵火、决水、强奸、虏（掳）掠者”。湖南将“假借名义敛财肥己者”和“侵蚀公款者”，分列在6、9两项，湖北则将两者合并到第11项，后者较为恰当。］
上述规定，将土豪劣绅的反动身份和法定的各种罪行相结合，便为执法机关和革命群众提供了识别和处理土豪劣绅的法律根据。这样，既可以防止放纵土豪劣绅，又可避免因无法可依而出现的乱捉乱杀现象。
湖北条例规定的刑种有：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罚金、剥夺公权、没收财产6种。湖南条例多1刑种，拘役。
关于有期徒刑，两个条例都只规定某罪处几等有期徒刑，不直接列明年限。根据当时中国的通例，有期徒刑分为五等，即一等有期徒刑，15年以下，10年以上；二等有期徒刑，10年未满，5年以上；三等有期徒刑，5年未满，3年以上；四等有期徒刑，3年未满，1年以上；五等有期徒刑，1年未满，2月以上（拘役，2月未满，1日以上）。
两省对于贪污犯的处理办法是基本一致的。即按贪污款数多少，分别列为四个阶梯：（1）10元以上，未满500元者，处四等或五等有期徒刑（湖南还规定“或拘役”），并科千元以下之罚金；（2）500元以上，未满千元者，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并科2000元以下之罚金；（3）千元以上，未满3000元者，处一等或二等有期徒刑，并科6000元以下之罚金；（4）30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并没收其财产。这种按贪污款数确定量刑轻重的方式，为以后革命根据地的惩治贪污条例所沿用。
两省条例都专门规定一条：“犯本条例之罪者，终身剥夺其公权。”湖南省还规定：“本党党员犯本条例之罪者，加一等处断。”
这一特点表现之一，反映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因为那时处在“国共合作”的特殊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到国民党各级党部或农民协会中，担任各种工作职务。从原则上讲，当时整个农民运动，以及惩治土豪劣绅条例的制定和执行，无疑都是在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下进行的。但是在策略上，却采用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的名义，如两个条例的最后两条都规定，本条例最高之解释权属于省党部，自省政府公布之日施行。
这一特点表现之二，反映在同旧法律的关系上，即在坚决废除旧法的原则下，又从旧法律中吸取某些对革命斗争有用的东西。农民运动的兴起，猛烈地冲击了一切反动旧法体系。1926年12月湖南省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司法问题决议案》，揭露旧法的本质说：“现时法律偏于保护特殊阶级。负债的乡村农民，尤其是佃农与贫农因法律偏于保护债权及地权，所受痛苦最大，……在习惯上农民简直不能与地主立于平等诉讼地位。”因而决定：“民刑法律须全部改订，凡不利于农民的条文须一律废除。”
但是，在废除旧法的前提下，并不排除从旧法律中吸取某些可用的东西。如两省条例都有专条规定：暂行新刑律总则与本条例不相抵触者，得适用之。例如刑罚的种类和有期徒刑五个等级的划分，就是借用《暂行新刑律·总则》的规定，这也是当时广州、武汉国民政府通用的处刑办法。另在审判实践中，许多审判土豪劣绅的判决书里也有此类例证，如数罪并罚的处理原则，也是参用《暂行新刑律》的规定。以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第7号判决书为例，被告傅宗说，在任当阳县瓦仓区团总时，犯有“侵蚀公款罪”，处二等有期徒刑3年，并科罚金1000元；犯“伙同摧残党部罪”，处一等有期徒刑10年零6个月；又犯“武断乡曲罪”，处一等有期徒刑10年零6个月。系“俱发罪”（即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7年，并科罚金1000元，褫夺公权全部终身。第4号判决书，被告汪律彬，犯“侵蚀公款罪”，处四等有期徒刑2年8个月；犯“摧残党部罪”（解散“乡俗改良会”），处无期徒刑；犯“强迫婚姻罪”，处二等有期徒刑8年。系“俱发罪”，应执行无期徒刑，剥夺全部公权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