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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宋小朝廷里，一直分为主战与主和两派，而主和派常常占上风，操纵中央统治实权。辛弃疾自决定南归以后，始终坚持抗战，是一位态度鲜明的主战派。当权的主和派既想利用他，又不敢信任他，在不能利用他的时候便不惜给以无情的打击。
他在绍兴三十二年决策南归时，南宋小朝廷安排他一个江阴签判的差使。签判就是签书判官厅公事的一个简称，是帮助地方官处理政务的官员。这时候他抱着一腔报国赤诚，但是没有机会施展才能。
原来在他南归这一年，赵构就传位给宋孝宗赵昚（shèn慎）。赵昚即位之初，很想做一番恢复失地、统一中国的大事业，任用主战派张浚北伐。辛弃疾对张浚守淮保江的战略是完全赞同的。后来，因李显忠、邵宏渊两将不睦，北伐军大败于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主和派汤思退等就借此排斥张浚。不久，汤思退尽撤两淮战备，并于隆兴二年（1164），和金订了屈辱投降的《隆兴和议》。辛弃疾满腔悲愤，把当时宋金对立的形势和军事斗争前途，详尽地作了具体分析，写成十篇论文，名为《御戎十论》，又名《美芹十论》（以下简称《十论》）
，于乾道元年（1165）奏进赵昚。这著名的《十论》，前三篇的主要内容是分析“女真虚弱不足畏”。它的理由是：（1）金人占据的土地虽广阔，但一旦有战事，就很容易分裂。如完颜亮南侵，起义军四方蜂起，他土崩瓦解的现象，便顿时发生。（2）金人的财政并不宽裕，一旦有战事，搜括民财，势必导致民怨沸腾。（3）金人士兵是难调易溃的，部下大汉军都是怀有父兄被杀害或田园被掠夺的仇恨，与他们不是一条心。若从万里之外，调兵遣将，则后方接济，困难重重。（4）金人内部有契丹、中原和江南人，上下猜防，明争暗斗。（5）北方汉族人民，在女真贵族压迫下，壮丁被抽调，土地被掠夺，创巨痛深，如果听到王师北伐，必闻风兴起，争为内应，成为金人的心腹大患。以上情况，都是有利于我，不利于金。论文后七篇的主要内容是：（1）反对“南北定势论”。当时有一种汉奸的谬论说：“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辛弃疾指陈历史事实，说明战争胜败在于顺逆。金人侵略是逆的，我们收复是顺的，这是古今常理，南和北是绝没有定势的。（2）坚决主战，并主张先攻山东、次取河北，终必能收复中原。（3）提出自治图强的策划。这个富有战斗性的《十论》，充分地表现了辛弃疾收复中原的全部战略思想。可惜南宋小朝廷的投降派，前怕虎、后怕狼；史浩此时有山东未可用兵、未可北伐等奏章，极力反对；以致辛弃疾这英明果断的《十论》，始终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
在奏进《十论》以后的两年内，辛弃疾的游踪宦迹，今不知其详。乾道四年他才被南宋政府派作建康府的通判。建康是南宋长江下游的重镇。这里设有行宫留守，又有军马田粮总领所。辛弃疾在那里做通判时，行宫留守是史正志，军马田粮总领是叶衡，同时在建康担任重要官职的还有赵彦端、韩元吉、严焕等，都是士大夫中有名的人物。辛弃疾和这些人物来往，颇多酬唱和答，这给他一个练习歌词创作的好机会。他的词集里还留存当时写给赵彦端、史正志等人的作品。
这时他有一首著名的《水龙吟》词，是登建康赏心亭即景抒情之作，最能反映他南归以来的政治抱负和忧国心情。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这首词上片一大段是写景：千里清秋，水天一色，远处的群山，有的像玉簪，有的像螺髻，该都是很可赏玩的；可是，它这时对作者偏只是贡献多种愁恨。在这落日楼头，听到高空雁叫，作为江南游子的作者，是多么孤寂伤感！他把佩带的吴钩（刀）看了又看，拍着栏杆唱歌，始终没有人了解他这时的心情。
下片是抒情部分：尽管是西风起来了，你们不要问作客的张翰（晋人，字季鹰）是否曾经因为想念鲈鱼味美而引起思归的念头？更不要提起三国时那求田问舍只图个人温饱的许汜（sì似），这是要羞煞人的！作者说，我所忧愁叹息的，只是国势飘摇，流光虚度，壮怀大志，到老难酬。在这种心情下，谁去唤红巾翠袖的女子，给我揩干忧国的热泪呢？
陆游有两句诗：“爱君忧国孤臣泪，临水登山节士心。”正与这首词表达同样的心情。
乾道六年，赵昚在延和殿召见了辛弃疾。据《宋史》记载，说他这时“因论南北形势及三国晋汉人才，持论劲直，不为迎合”。看来，他论对的内容，大致还是坚持《十论》的基本精神的。召对之后，他就被调进南宋政府做司农寺主簿。
这时候，虞允文正做南宋的宰相，他曾于绍兴三十一年在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打败过完颜亮的军队。辛弃疾在调任司农寺主簿之后，就把自己对收复大计的意见，写成九篇论文，名为《九议》
，送给虞允文。《九议》和他以前写的《十论》，基本内容与精神是一致的。但在投降派得势的年代里，它也没有受到虞允文的重视。
《十论》和《九议》，是辛弃疾早期爱国思想和战斗精神的集中表现，但在南宋小朝廷里，没有得到什么人的支持。这使他直到晚年回忆起来，还是无限感慨。他在一首《鹧鸪天》的词里写道：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䩮，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
这首词上片是自写少年时率众起义的壮举，回忆那次捉了叛徒张安国，亲率上万穿锦衣、骑快马的旧部，渡江南归，那北方的兵士，连夜整备了箭筒，戒备森严；汉族军民则用名叫“金仆姑”的箭来射敌人，这些情景，至今还是历历在目。
下片是自写奏进《十论》《九议》没有被采纳的感叹：追想过去的事，感叹现在的我。春风吹来，能使树木再荣，但是人的胡子白了，却不能再黑。现在，万字的平戎策（指《十论》和《九议》）被丢在一旁了，一个爱国的志士被磨折成栽花种树的闲人。
陆游有两句诗说：“晚岁犹思事鞍马，当时那信老耕桑。”这两位老英雄的失望沉痛情绪，是完全一样的。
乾道八年春天，辛弃疾由司农寺主簿，被调派到淮南的滁州（今安徽滁州）做知州。滁州在两淮之间，为南北必争的军事要冲。辛弃疾在1163年张浚北伐时，曾向赵昚进《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及《议练民兵守淮疏》，以后进《十论》，也有《守淮》一篇，他对两淮的军事形势，是有过深入研究的。滁州在当时由于濒临淮水前线，是个缺乏安全保障的地方。辛弃疾被调到滁州，有人以为他受了委屈，但他自己却认为这是独当一面的地方官，正是小试其政治抱负的一个好机会。
滁州在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南侵和隆兴元年符离之役，先后遭受到惨重的战祸。乾道四年到七年的这四年之间，又接连遭了灾荒，人烟冷落，城郭萧条。居民都只能在瓦砾场上搭盖草棚栖身，刮起大风来，无不提心吊胆。人民贫困到连鸡猪都养不起，大约有十分之六的居民，都逃荒出去了。
辛弃疾到任以后，对招抚流亡、恢复生产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人民历年积欠的租赋共钱五千八百贯，他请求政府给予全数豁免。他又减免了商贩营业税额的十分之七。之后他把逃荒在外地的人民召唤回来，从事生产。逃荒者初回乡时，政府借钱给他们，帮助他们修建房屋，使其能安居下来。对从他处逃来，在滁州附近居住的人民，也分给他们土地、农具、杂畜、种粮，鼓励他们在滁州安家落户。因此，滁州人口逐渐增加，生产恢复了，官府税收也就跟着增加。辛弃疾拿这笔税收做些急需的复兴工作，如烧造砖瓦，斫伐木材，雇用工匠，在乱草纵横的街道上，建筑了商铺、客店、酒馆，以便利行旅，恢复市场。他还把这个新市场的某一建筑，取名叫“繁雄馆”，又修建一座楼房，取名叫“奠枕楼”，为登临游览的场所。恰值这一年夏麦大熟，他就在短短的半年之内，使滁州过去荒陋的面貌大为改观。
辛弃疾曾经请崔敦礼、周孚写两篇《滁州奠枕楼记》。自己也写过一首词：
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檐牙高处，浪涌云浮。今年太平万里，罢长淮、千骑临秋。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
千古怀嵩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吴头。看取弓刀陌上，车马如流。从今赏心乐事，剩安排、酒令诗筹。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
——《声声慢·滁州旅次，登奠枕楼作，和李清宇韵》
这首词上片写滁州的建设规模和目前边防安静的现象。道路上车尘滚滚，客商接连，都惊奇地称赞这里突然出现了耸立的层楼。两淮地区，今年也不会有兵祸了。登上奠枕楼，凭栏四望，东南是一片大好气象，因此令人遥想起西北神州还未恢复。末了一句点出忧国心事。
下片写自己在滁州的生活和对个人前途的感想。唐代李德裕贬官滁州，建“怀嵩楼”，取思归嵩洛之意。作者说自己也像李德裕一样，有归北方故乡的想头，但不能办到，还留在滁州。在这条大路上，车马如流，今年的赏心乐事，只有尽量饮酒赋诗。虽然眼前景象，好像黄帝在华胥氏之国梦游一样，但望老百姓能永远安居乐业，我的愿望也就满足了。
这首词反映了作者在滁州的心情是矛盾的。一面在复兴地方工作上，牛刀小试，自喜有成；一面做一个“极边”下僚，自己不免有大材小用之感。就在这一年，他曾经有奏议上朝廷，论敌我形势，也得不到反响。他在《滁州送范倅》那首《木兰花慢》词里曾经写道：“长安故人问我，道愁肠酒只依然。”一种无聊赖的愤慨的情绪，仍然时常缠绕在他的心头。
隆兴和议以后，宋金双方四十年中没有战事。南宋统治集团已经安于半壁河山的局面，把沦陷区人民的苦难抛在脑后。小朝廷偏安于东南，失掉淮水以北的广大土地，国家一切开支，就只有向南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这时民族矛盾表面上在渐趋缓和，而阶级矛盾却在日益加深。从乾道元年以来，各地区就曾经爆发过好几次农民武装暴动。其中最使小朝廷惊慌失措的，就是淳熙二年（1175）起义于湖北的“茶商军”。茶叶捐税是当时政府收入的大宗，茶民和茶商因不堪重税，群起反抗。这一支以赖文政为首的武装队伍，虽然只有四百多人，但从荆南向江西进发，沿途曾经打败了官军好几次。“茶商军”的起义，是为了反抗南宋王朝的过重的茶税，当时广大人民同情“茶商军”的反抗，也加以支持。
南宋政府坚决要镇压“茶商军”，淳熙二年六月，任命辛弃疾为江南西路的提刑典狱公事，叫他“节制诸军，讨捕茶寇”。辛弃疾接受了这个任命，到江西去接任。经过一番军事部署，“茶商军”很快地陷入困境。辛弃疾派人去“茶商军”营里劝诱赖文政接受招安。赖文政到军前投降，结果被辛弃疾押解到江州杀了。“茶商军”残部接着就被改编或遣散。赵昚认为辛弃疾捕“寇”有方，给他一个“秘阁修撰”的职名。他后来在一首《满江红·贺王帅宣子平湖南寇》的词里说：“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却自兜鍪出。待刻公、勋业到云霄，浯溪石。”这是他歌颂王佐（宣子）的词，从这些兴高采烈颂扬镇压农民起义者的词句里，可以鲜明地看出他的阶级立场。
淳熙六年，辛弃疾受任湖南转运使，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时，又向皇帝赵昚进一篇《论盗贼札子》，在札子里，他具体陈述“官逼民反”的事实。他说：“自臣到任之初，见百姓遮道，自言嗷嗷困苦之状。臣以谓斯民无所诉，不去为盗，将安之乎？”
他列举官府对老百姓的暴征苛敛之后，又说：“故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取乞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盗贼以剽杀攘夺害之，臣以谓‘如不去为盗，将安之乎’，正谓是耳。”“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扫荡。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臣不胜忧国之心……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也。”
辛弃疾也认识到农民起义，实在是“官逼民反”。而他对真正起来做反抗斗争的人如赖文政，则坚决实行镇压。而且他把造成农民痛苦的原因，只归罪于一部分贪官污吏，而不包括统治集团的头子——皇帝在内。他又认为整顿吏治，便可解除农民痛苦；而农民只应当安分守己，不能起来反抗。这些观点，都说明辛弃疾思想上的阶级局限。
辛弃疾是南宋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他奏进《论盗贼札子》的目的是对皇帝进尽忠言，是为了巩固南宋王朝的统治权。但他在札子中毕竟还多少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痛苦，多少揭露了当时社会存在的阶级矛盾。这在当时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中间，应该说是不可多得的。
淳熙八年，他从湖南调到江西，知隆兴府（南昌），兼江西安抚使。那年江西大荒，他一到隆兴新任，就雷厉风行地采取了紧急措施，举办荒政。揭出八个大字的文告：“闭粜者配，强籴者斩。”这里所谓“闭粜者配”，就是说：粮商大户，不肯出卖粮食的，要受流放到远方的处分；“强籴者斩”，就是说：若有用强暴手段，胁迫粮食商户的，就砍他的头。但这个“闭粜”和“强籴”之间的矛盾，显然就是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农民在饥荒的年月里，不仅缺粮，尤其缺钱；所谓“强籴者斩”，有被斩可能的，就只是这一群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善良农民。地主阶级开仓粜谷，在统治者保护之下，仍可以坐享剥削。所以他这个八字文告，实质上是为保护地主阶级利益而发的。辛弃疾执行八字文告之后，又采取一些比较积极的救荒措施，如开辟粮源，流通邻县等。在当时办理荒政的官员中，他被称赞为最有魄力的一员。
从上面三件事情看来，可以说：辛弃疾在阶级斗争中，无疑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立场上的。虽然他也有同情农民痛苦的一面，但他解决农民痛苦的办法，只是要求那些残酷的官吏稍稍减轻暴敛，使农民不致揭竿而起。其目的仍是在于巩固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统治者的地位、利益的。
在隆兴办理荒政之前二年，淳熙六年秋季，辛弃疾由湖南转运副使改知潭州，兼任荆湖南路的安抚使。他为了巩固几年来在湖南地区的治安成绩，首先做了整顿地主武装“乡社”的工作。次年，又向南宋政府建议编练一支湖南“飞虎军”。得到皇帝批准之后，他就筹建新营房，招募步兵、马兵，规模相当大。当建筑营栅时，正值秋雨连绵，所需二十万片瓦无法烧造。他决定下令给长沙城内外居民，每家供送瓦二十片，付给瓦价一百文。两天之内，就凑足数目了。建筑费用，以巨万计，也立即筹好。枢密院大臣闻风劾奏他聚敛民财，赵昚怕惹起人民反抗，降御前金字牌，勒令停工。辛弃疾却置之不理，反把建营工程，加速完成，绘图缴奏。赵昚看到“飞虎军”建成，有利于江南偏安局面，也就不再说什么了。“飞虎军”建置以后，起了一些什么作用呢？卫泾说：“湖南飞虎军……自淳熙间帅臣辛弃疾奏请创置，垂四十年……北虏颇知畏惮，号‘虎儿军’。”直到后来，开禧二年韩侂（tuō托）胄伐金，也曾调用这支军队。
从创建“飞虎军”这件事，可见辛弃疾那种勇于任事，敢于负责的精神。在这个工作中，虽然表现了他为封建统治服务的耿耿忠心，但同时也应肯定他对收复中原大计所起的作用。
辛弃疾南归后二十年来，过着长期的仕途生活，各处奔波，很少定居。淳熙八年他四十二岁，在江西当安抚使时，由于历年在政治上受到主和派的不断打击，感到失意，因此，渐萌退志。就于这年春初，在信州上饶郡城外买得的一块土地上，兴建一座庄园，叫“带湖新居”。由于上饶靠近南宋京城杭州，地处京城西向的交通大道，当时官僚们多在此地购置别墅，其中就有辛弃疾的好些朋友。
带湖在上饶城北一里许，灵山倒影，湖水如镜。带湖新居，占地长有一千二百三十尺，阔有八百三十尺。建造了房屋百多间，还只占地十分之四。左边的空地，都辟为田亩，高处筑一室，名叫“稼轩”。辛弃疾并把“稼轩”作为自己的别号。整个庄园，廊庑曲折，花木扶疏。亭台取有名字的，有：植杖亭、集山楼、婆娑堂、信步亭、涤砚渚……初落成时，理学家朱熹路过上饶，曾悄悄地进去看过，惊其宏丽，说是自己生平所没有见过的。辛弃疾有一首《带湖新居将成》的《沁园春》词道：
三径初成，鹤怨猿惊，稼轩未来。甚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埃。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脍哉？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
东冈更葺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
这首词上片，作者写自己政治失意、要见机引退的心情。带湖新居的花径池亭，林园禽鸟，都已齐备了，但稼轩主人，还未归来，真使鹤怨猿惊；他们说：“你平生的意气，曾经自许功成身退，归老云山。为什么还是风尘仆仆，留恋仕途，不怕人笑呢？”其实，这样的政治环境，已经使我无意再干下去，还是早些时候退休较好。这些思归的念头，却并不是单单为了莼羹鲈脍的味美，你看：秋江上的雁儿，应该知道暗箭可怕，在惊涛骇浪中的船儿，还是赶快看风回舵好！
下片写园林布置，一一就绪。东冈还须添筑茅斋，把轩窗都临水开着。湖边种些柳树，泊个小船在柳荫下，可以垂钓。竹林边添一道疏篱，可不要妨碍看梅花的路径。秋菊、春兰要等我亲手来栽。这些都想得周到了，只是心里还不免踌躇，如果皇上不许我退休，那怎么办呢？
这些话虽然是旧时代官僚们说退休的口头禅，但在这首词里，也可以看出辛弃疾那时思想上的矛盾。
在带湖新居即将落成的这年冬天，由于谏官王蔺的弹劾，辛弃疾受到削职的处分。他就回到带湖新居，开始他二十年的被迫退休生活。
辛弃疾营建带湖新居之后，又在铅山县东北与上饶邻接的期思渡旁边，建造了一所别墅。这里是依山临水的风景区，有泉水从半山喷下，流入一个瓢形的潭，澄清见底。辛弃疾把这个泉取名“瓢泉”。他初得“瓢泉”，也写了一首词：
飞流万壑，共千岩争秀，孤负平生弄泉手。叹轻衫短帽，几许红尘，还自喜，濯发沧浪依旧。
人生行乐耳，身后虚名，何似生前一杯酒。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且归去、父老约重来，问如此青山，定重来否。
——《洞仙歌·访泉于奇师村，得周氏泉，为赋》
词题里的奇师，就是期思。上片说：这个山上，有秀丽清奇的流水和岩石，像我这样好游山水的人，却几乎交臂失之。我自己虽然长久生活在红尘里，但还要保持自己的清白，可以来此濯发照影。下片用古人成语“身后名，不若生前一杯酒”，是表达他那时被迫退休、愤懑不平的心情的。他说要学陶潜的归隐，但他的心情是和陶潜并不相同的。
在瓢泉附近，有一座绵连百余里的名山，主峰叫鹅湖。山下有一座寺院叫鹅湖寺，寺前十里苍松，参天蔽日，是铅山境内的名胜。南宋的著名学者朱熹、吕祖谦、陆九龄、九渊兄弟，曾经在这里辩论理学，这里是学术史上一个有名的胜地。辛弃疾和他的朋友，也常常到鹅湖寺去游憩。淳熙十五年冬天，辛弃疾在这里与他的好友陈亮纵谈十日。这是南宋词坛上一个著名故事“鹅湖之会”。
陈亮，字同甫，浙江永康人。他是当时以“经世致用”“救济时艰”为治学宗旨的浙东学派里的一个突出人物。他反对空谈心性，在政治上极力主张驱逐金人，恢复中原。乾道五年他曾上《中兴五论》，与辛弃疾的《十论》《九议》有很多相同的政见。淳熙五年他又向赵昚上书，请迁都建业，力图恢复，但南宋政府始终不加理会。他在临安上书时，曾经与辛弃疾结识，成为学术和政治上的同道。
淳熙十五年冬天，陈亮从他的故乡浙江永康来到江西访辛弃疾。这时，辛弃疾在小病中，看到陈亮，十分高兴。他俩或在瓢泉共饮，或同往鹅湖寺游散。“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陈亮在铅山住了十天，才告别回去。辛弃疾在陈亮去后第二天，又亲自赶路，想挽留他再住几天。当他追到鹭鹚林的地方，因雪深泥滑，不能前去，才停了下来。那天，他在方村怅然独饮。夜半投宿于姓吴的泉湖四望楼，听到邻人吹笛声，凄然感伤，就写了一首《贺新郎》词：
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枝残雪。要破帽、多添华发。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雁，也萧瑟。
佳人重约还轻别。怅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路断车轮生四角，此地行人销骨。问谁使、君来愁绝？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长夜笛，莫吹裂。
这首词上片写自己与陈亮会晤纵谈的喜悦，和对陈亮的敬爱心情。他把陈亮比作陶渊明、诸葛亮一流人物。说南宋的偏安局势，分明是“剩水残山”，不成局面，要依靠少数几位有正义感、有风骨的爱国志士，才能扶持国家的元气，但这些少数人物是孤独无助的。
下片是作者写自己在陈亮去后，依依惜别的心情。“天寒不渡”“行人销骨”，都是怀念留恋的意绪。末了，更写出对当权者偷安误国的痛心。
陈亮别后，写信来要他的词，辛弃疾就把这首《贺新郎》给他。从此，他们彼此唱和，又写了几首，都是沉郁慷慨的作品。绍熙五年陈亮病逝，辛弃疾给他写的祭文，还提起鹅湖之会不可复得，引起他深刻的回忆。
辛弃疾在带湖新居度过投闲置散的十一年生活之后，绍熙三年，南宋政府又起用他为“提点福建路刑狱公事”。这年他五十三岁。那时，朱熹正在建阳闲居，辛弃疾常常向他征求一些处理福建政务的意见。这年冬天，他又兼代福建路安抚使。
他在做福建路安抚使期间，曾经向南宋朝廷作了推行清查地亩所有权、均平赋役负担和改变盐法的建议，这些都是关系到当地人民生活的重大政事。这年他曾被宋光宗赵惇（dūn敦）召见，他始终主张加强国防，力图恢复。曾上一篇《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疏》，结尾指出：“愿陛下居安虑危，任贤使能，修车马，备器械，使国家有屹然金汤万里之固。”南宋朝廷对这个建议，并没有加以重视。只把他留在朝廷，做了半年的太府少卿。仍任他为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抚使。
绍熙四年秋天，辛弃疾重到福州。他看到福建为了供给宗室和军队粮饷，财政负担很重。他厉行节约，在几个月中，就节省下钱五十万贯，设置一个备安库，把这些钱储存起来，以待支应。他又打算造一万副铠甲，招募壮丁，扩充军额，训练一支像湖南“飞虎军”一样的武装部队。他这一套理财、练兵的计划，却招来谏官黄艾的弹劾，加给他一个“残酷贪饕（tāo涛）”的罪名，朝廷在绍熙五年八月就罢了他的官职。于是，辛弃疾又归来继续他的带湖、瓢泉的退休生活。这时，他写了一首《再到期思卜筑》的《沁园春》词，有句道：“喜草堂经岁，重来杜老；斜川好景，不负渊明。”“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清溪上，被山灵却笑，白发归耕。”这番，他没有前次退休时那样去国徘徊的心情，虽然仍有不少牢骚，但真觉得“意倦须还”了。
此次回来，他又在瓢泉修造些新房子。庆元元年（1195），他的带湖新居失火，他全家人就移居于铅山瓢泉新居。
当辛弃疾在铅山闲居时，又因谏官的弹奏，丢掉了集英殿修撰、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等空名。后来，又恢复了这些挂名的差事。他觉得自己几年来，已经是不再想做官了，但做官的事偏又来找他。他写一首《鹧鸪天》词道：
老退何曾说著官。今朝放罪上恩宽。便支香火真祠俸，更缀文书旧殿班。
扶病脚，洗衰颜。快从老病借衣冠。此身忘世浑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
——《鹧鸪天·戊午拜复职奉祠之命》
在这二十年里，辛弃疾在江西过着退休官僚生活，作了好些饮酒遣兴的词，颓废思想里夹杂着个人得失的牢骚。他的晚年词篇也就因此比不上陆游的诗篇。
嘉泰三年（1203）辛弃疾六十四岁，这年六月，南宋朝廷又起用他为浙江东路安抚使。
这时候，金政权北部的蒙古族势力强大起来，金受到严重的威胁，它对北方汉族人民的掠夺、迫害，却更加残酷。太行山东、西以及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汉族人民，相继起义。嘉泰四年宋宁宗赵扩又召见辛弃疾，这时距离辛弃疾奏进《十论》，虽已过了四十年，但南宋的对敌投降屈服政策基本上没有变更。辛弃疾主张出兵北伐，要有一段时间做充分的准备，并提出必须把用兵任务交给元老重臣。而这所谓元老重臣，他无疑是把自己也包括在内的。这时南宋的当权者却是以韩侂胄为首的一批虚浮夸诞的人物。他们起用辛弃疾，不过想利用他的名望作北伐的旗帜而已。同年三月，辛弃疾被派到镇江去做知府，他仍然坚持对金人用兵必须有充分准备的主张。他预制了一万套军服，计划招募一万名土丁，练一支部队，为渡淮击敌之用。但他在镇江仅满一年，要做的事情刚开始，南宋朝廷里韩侂胄集团又把他调到隆兴去。接着，又是谏官弹劾，把新任命也撤回了。六十六岁高龄的辛弃疾，又失望地从镇江返回铅山。
开禧二年春天，南宋朝廷又起用他做浙东安抚使，他上疏乞辞。这年五月，南宋朝廷正式发布伐金的命令，结果各路军队在韩侂胄的指挥下都溃败下来。而失败的原因，不出于辛弃疾的预见：鲁莽从事，准备不够。十二月，南宋朝廷向金求和；同时，又召辛弃疾入京奏陈对时局的意见，并且任命他做兵部侍郎，他一再力辞，不肯出山。
开禧三年秋天，金人以索取韩侂胄的首级作为议和的条件。韩侂胄大怒，再对金用兵；又想请辛弃疾出来为他作声援，起用他为枢密院都承旨。诏命到铅山之日，辛弃疾病已沉重，上章请辞。九月十日，这位爱国词人，就带着忧愤的心情，怀志以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