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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如同宇宙深处的星光，古老而又永恒地闪烁在每一个文明的夜空。对于生活在这片被称为华夏的土地上的人们来说，答案似乎早已镌刻在童年的课本里，流淌在代代相传的故事中。那是一幅温情脉脉、充满道德理想的画卷：在上古的晨曦中，尧、舜、禹三位圣王以禅让的方式传递着象征最高权力的权杖，他们德化天下，勤政爱民，开启了文明的黄金时代。随后，夏、商、周三代接续，虽然偶有暴君昏主，但历史的主旋律始终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一个新的、更有德行的王朝取代腐朽的旧王朝，仿佛是天道循环中一次次正义的自我修正。这条历史的长河从源头起便清澈而明亮，充满了人性的光辉与理性的节制。我们似乎生来就是礼仪之邦的后代，我们的祖先温良恭俭，敬天法祖，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奠定了这个民族温和敦厚的底色。这套我们无比熟悉的历史叙事，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石，也是理解自身文明特性的起点。
然而，如果我们敢于将目光从传世的文献上移开，投向沉默无言的大地之下，一个截然不同甚至令人毛骨悚然的远古中国就会从黑暗中浮现出来。这个颠覆性的开端，并非来自某个大胆的猜想，而是源于近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家们一铲一铲从泥土中发掘出的冰冷事实。
故事的转折点在河南安阳一座被称为“殷墟”的废都之下。这里是商王朝最后的都城，当考古的探铲揭开历史的封印时，人们看到的不仅有宏伟的宫殿遗址和精美的青铜器，更有成千上万个排列整齐的祭祀坑。坑中堆满了无头的尸骨、被肢解的躯干以及与牛羊犬马等祭品混杂在一起的人类遗骸。这些不是战死的士兵，也不是寿终正寝的平民，他们是祭品，是在一场场规模浩大、程序严谨的宗教仪式中被系统性屠杀后献给鬼神的“人牲”。
考古学界早已确认，在商代，用活人献祭是一种国家级的宗教制度，其规模之大、手段之残忍，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也极为罕见。这个事实在专业领域内早已不是新闻，相关的研究著作也时有出版。但令人费解的是，如此重大的发现，一个足以改写我们文明起源史的真相，却始终徘徊在公众视野之外，仿佛隔着一层厚厚的迷雾。我们熟悉的史书中对此绝口不提。孔子整理的“六经”里没有它的位置，司马迁的《史记》中也只有寥寥数语暗示纣王的残暴。于是，一个巨大的谜题摆在我们面前：一边是文献中温文尔雅的礼乐文明，另一边是考古发掘出的血腥残酷的杀人献祭，这两者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们的集体记忆，会出现如此彻底的断裂？我们是忘记了，还是被刻意引导着去遗忘？
解答这个谜题，需要一位特殊的向导，他既要有历史学家的严谨，又要有文学家的想象力，更要有哲学家的深思。这位向导就是历史学者李硕。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书斋型学者，而更像一个“历史的游荡者”。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为培养文史哲通才而设立的“大师班”，拥有跨越学科壁垒的广阔视野。他曾任教于边疆的新疆大学，也曾孤身一人深入南疆的沙漠绿洲与山谷进行田野考察，体验不同人群的生活状态，因为他坚信学术的终点不是故纸堆，而是为了理解复杂的人性。更重要的是，李硕的学术探索带有一种向死而生的深刻烙印。在确诊重疾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他对生命与历史的叩问变得更加迫切和纯粹。正是这种独特的经历与气质让他挣脱传统史学框架的束缚，直面那个被我们遗忘了的、黑暗而真实的源头。
他提出的核心问题，构成了我们这次探索之旅的全部意义：华夏文明，是如何从一个以杀人献祭为核心的野蛮宗教，转变为一个倡导仁爱、注重家庭、强调道德，并最终选择“敬鬼神而远之”的理性文明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的疑问，更是一个直抵我们文明内核的伦理学追问。我们引以为傲的道德体系和人文精神，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与生俱来的，它的诞生伴随着一场天崩地裂般的剧变，一场血与火的洗礼，以及一场精心策划的、持续了三千年的伟大遗忘。
这个过程的真相被周王朝的缔造者们，特别是被后世尊为“圣人”的周公，刻意地从历史中抹去了。我们今天对上古历史的“无知”，并非偶然，而是周公那场伟大遗忘工程最成功的遗产。要探寻真相，就要跟随李硕的脚步，像一位历史侦探一样拨开重重迷雾，搜集考古、甲骨文以及被重新解读的古代文献等多重证据，去重构那段被埋藏的、塑造了我们之所以是我们的关键历史。这趟旅程的终点，将重新认识我们的祖先，重新理解我们血脉中流淌的文化密码，并最终回答那个终极的问题：我们，究竟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