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体制内部的公众知识分子

随着知识体制的日趋完善，当代知识分子不得不生存于知识体制的内部，这几乎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既然“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可复生，那么是否有可能在现代知识体制内部做一个公众知识分子呢？

萨义德1994年出版了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演讲录《知识分子论》，他在书中强烈批评了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业余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存在。他把业余性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业余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他们的动力来自兴趣、普遍的关怀，而不是利益和专业化。萨义德虽然教授英美文学，但他自认经常被各种献身的热忱所激励。知识分子永远是批判性的，对权势持反抗态度，他本人就很激进。而专业的知识分子总是遵从知识的体制，缺乏背叛的反抗精神，甚至将知识作为稻粱谋。

然而，当代的知识分子，包括萨义德本人，自身却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困境。葛兰西曾经区分过两种知识分子：“有机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的”知识分子。前者是指作为体制内有机组成部分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们为体制制造意识形态。而后者是指社会中那些游离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包括那些自由文人、作家、艺术家等，类似曼海姆所说的“自由漂浮者”。萨义德心目中理想的知识分子就是像19世纪的雨果、左拉等德雷福斯事件中的知识分子，以及美国20世纪初格林威治村的那些自由的、完全不依附于任何体制的知识分子。萨氏认为到1968年前还有那种知识分子，比如萨特、阿隆、加缪、波伏娃等，这些知识分子还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余韵，但现在他们已经消失殆尽了，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学院内部，成为知识体制的一部分，连他自己也不例外。萨义德本人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是研究欧美文学的权威。与萨义德相仿的还有一位乔姆斯基，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语言学的权威。萨义德和乔姆斯基一同被公认为美国知识分子中的牛虻，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堪称学院中的异类。他们之所以受到注意，被视为知识分子良知的象征，除了他们展现出的道德勇气外，首先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大学教授，是专家，而且是某一领域的权威，因此最后才拥有发言资格。也就是说他们自身的合法性是知识体制内部提供的，当然，仅凭知识体制内部的这些条件并不能构成充分条件。作为一个公众知识分子，还必须拥有对公共事务的关怀，具备道德上的良知。如果缺少了知识权威这一必要条件，萨义德和乔姆斯基就无法获得社会的承认。这就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悖论。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有机化、体制化和专业化了。既然知识分子话语的合法性是由知识体制来提供的，这就意味着只能在知识体制内部寻求成为公众知识分子的途径。

在这个问题上，萨义德与其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话语的借鉴，毋宁说是他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萨义德虽然再三强调知识分子的业余性，抨击其专业性，但是他所说的专业知识分子，其实是指那种完全失去公共关怀，只是把专业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一离开狭窄的专业领域便显出惊人无知的专家。他坚持的业余性指的是知识分子必须永远保持那份公共的关怀，像席尔斯所说的，知识分子永远是神圣性的，对于普遍的、神圣性的问题永远感兴趣，而且试图作出自己的解答。虽然，在当代社会也许已不可能再有统一的、普遍主义的解答，有的只可能是多元的阐述，即便如此，知识分子也将永远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保持着一份超出专业之外的业余关怀。萨义德本人的实践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知识体制内部成为一名公众知识分子的良好范本。

对于公众知识分子来说，专业知识也是极为重要的。从功利的意义上说，在专业成就上获得了某种文化资本，就意味着他们在社会上获得了话语的某种权力；而就知识的意义上来说，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而非狭隘的专长），实际上也为他们就公共关怀发言提供了重要的知识依据。公共问题既然没有一个普遍有效的真理，那么各种人都可以对某一问题发言。这种不同的多元回应，势必要借助不同的知识传统和专业知识。专业的知识对于公众知识分子而言，并不是累赘，而是原初的出发点。作为公众知识分子来说，既然要对公共问题发言，他的知识就不能仅仅是专业的。专业与业余的知识分子的冲突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完全可以在两者之间建构起一种内在的关联。当然，这两者间会有一定的紧张关系，但对于一个公众知识分子来说，如果能保持一种合理张力的话，他完全有可能在自己的知识结构里面作出合理的安排，成为知识体制内部的公众知识分子。 NWxlN7tO9vy289Xet05VH7s07O2NwUn6MzdRbPJhqDLL6QxOOsmN0y7Ubw0wp0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