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氯仿

大英帝国（名义上）的统治者维多利亚女王（本章开篇的图中为她、她的丈夫和前五个孩子）亲身参与了将氯仿麻醉应用于产科的实践，并因此成了帮助将氯仿应用于产科的先驱者。

1851年5月1日万国博览会开幕，维多利亚女王的心情十分愉悦。给女王带来如此好心情的除了博览会的胜利举办和她的丈夫兼精神导师阿尔伯特亲王给她带来的自豪感之外，还可能有一个原因。此时的维多利亚女王没有处在怀孕状态中——这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绝对是不可多得的，要知道，在维多利亚女王嫁给阿尔伯特亲王的11年里，她足足生育了七个孩子。那个时代的儿童死亡率很高，但令人惊奇的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孩子们都顺利地长大成人了。在这个大多数父母都无可避免地要经历丧子之痛的20世纪初，维多利亚女王夫妇可以说很是幸运了。无论白金汉宫和怀特岛上的奥斯本夏宫有多少仆人可供女王驱使，都无法让这个年轻的母亲消除对怀孕的厌恶（老实说，几乎没有一个“平民”母亲是热衷于怀孕这件事的）。小孩子对于维多利亚女王来说毫无吸引力。

然而，在那个时代，即便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人，比如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也视怀孕为一项神圣的使命。所有人都下意识认为，儿女成群就是一个成年人与生俱来的命运。彼时，主动地去控制和计划生育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19世纪的人们对于人类的生殖规律知之甚少。人们并不了解，原来女性每个月经周期中都会有几天的易孕期，除此之外的其他日子，受孕的可能性则相对比较低。当时可供人们选择的避孕方法也很少——更何况避孕还会被教会谴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避孕套既无处购买又过于昂贵。另外，当时的避孕套也并不是很受欢迎，其厚度远远超过了今天市场上任何一款避孕套的厚度，所以根本无法保证“真实的触感”。1839年，查尔斯·古德伊尔（Charles Goodyear）发明了橡胶硫化术。从此，避孕套才得以被大规模生产，从而为生活在19世纪后30年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相当安全的避孕措施——当然，前提是使用得当。而对于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来说，可供选择的避孕方法只有“禁欲”这一种（这种方法在教会中比较受欢迎）。1857年，夫妻俩的第九个孩子比阿特丽斯（Beatrice）出生后，维多利亚女王就开始禁欲。之所以没有早一点开始，还是要归功于医学的进步：正是医学的进步大大减轻了维多利亚女王最后两次分娩时的痛苦。

为维多利亚女王减轻分娩痛苦的是她的产科医生詹姆斯·扬·辛普森。这名医生居住在距离白金汉宫530千米外的爱丁堡市皇后街52号。詹姆斯·扬·辛普森年少有为，早在1847年，36岁的辛普森就已经在药剂开发方面获得了革命性的成果。青年时期的辛普森先是自己开设了一家诊所，后又于28岁时被聘任为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和产科（助产科）教授。在辛普森的推动下，医学界迎来了又一次技术发明与革新的热潮。辛普森并不缺乏自信和自我宣传意识，与此同时，他还是一名以病人的实际需求为中心的医生，这就促使他在产科实践方法改进方面孜孜不倦地进行着探索。他改进了产科医生在解决产妇难产问题时常常使用的助产钳，这款被称为“辛普森产钳”的助产工具一直被沿用到了170年后的今天。除此之外，辛普森还拥有一项远远领先于那个时代的“未来发明”。他设计了一种真空产钳（air tractor），当产妇出现难产时，助产士可以将其探入产道，吸附于胎儿头部，在胎儿头部形成真空，借助其形成的吸力将胎儿从产道中尽快拉出。然而，这样一款助产设备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推广，因为当时的医疗器械制造商的制造技术比较粗糙，无法制造出符合产科要求的产品。直到1954年，一个名叫塔格·马斯特雷姆（Tage Malmström）的瑞典妇科医生才将真空产钳从图纸上搬到了产床上。

辛普森医生声名远扬，其影响力扩展到了苏格兰之外，甚至让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恢复了曾经作为欧洲最先进医学院之一的辉煌。然而，与此同时，19世纪40年代发生在英国及欧洲诸国的超高的产褥热死亡率所造成的恐惧仍旧萦绕在人们的心头，挥之不去。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解剖学教授罗伯特·诺克斯（Robert Knox）非常苦恼，因为马上就要开课了，然而课程所必需的教具——一具用于解剖的尸体——却无法到位。不过，这个难题被两个偷盗尸体的盗贼解决了。这两个偷尸贼，一个名叫威廉·伯克（William Burke），另一个名叫威廉·黑尔（William Hare）。起初，他们选择从新墓中挖掘刚刚下葬的尸体。他们十分急不可耐，有时候被盗坟墓上散落的鲜花还没有枯萎，他们就开挖了。为了防止亲人遗体被盗，爱丁堡乃至于其他城市的许多家庭都在坟墓周围安装了铁栅栏，好让亲人入土为安。后来，偷盗尸体已经无法满足伯克与黑尔的需求了，他们又走上了另外一条罪恶的路：杀人。据说，为了赚取更多的黑心钱，两人一共谋杀了16名无辜的受害者。最终，这些受害者的尸体被摆放在了罗伯特·诺克斯的尸体解剖台上，一具尸体的价格从8英镑到15英镑不等。不过，天网恢恢，警察还是追查到了这两名罪犯的踪迹。1829年1月28日，伯克被公开处以了绞刑，黑尔则由于做了污点证人而侥幸保住了一条命。让这名杀人犯没有料到的是，自此之后，他将长久地、无偿地为科学研究服务：他的骨架被摆放在解剖室，以供一批又一批的医学生观摩和学习。今天，我们还可以在爱丁堡大学的博物馆里看到这具颇具传奇色彩的骨架。

辛普森医生带来的医学发明热潮意味着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即将迎来一个更全面、更先进的科学时代。在诸多的医学发明创造之中，辛普森医生最为关心的还是如何在手术过程中减轻病人的痛苦。所以，在第一次听说了乙醚神奇的麻醉效果之后，辛普森就立刻在他的病人身上试用了。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这种麻醉剂的缺陷：乙醚的气味十分刺鼻，常常会对呼吸道产生很大的刺激。为此，辛普森努力寻找替代品，并将自己的需求告知了爱丁堡所有的化学家。不久之后，辛普森就收到了装着各种芳香液体的瓶子。这名勇敢的医生亲自上阵，测试这些试用剂的效果。他的两名助手——詹姆斯·邓肯（James Duncan）和托马斯·基思（Thomas Keith）——也自愿参与了实验。或许是为了让实验人员不那么紧张，大家通常会在皇后街52号辛普森医生的家中享用完他的妻子杰茜·辛普森（Jessie Simpson）亲手烹饪的晚餐后再走进实验室。1847年11月4日早晨，实验中的邓肯吸入了一种气体，随后，他的身体逐渐出现了明显的麻醉反应。他是这样描述清醒后的感觉的：“当我从沉睡中慢慢地清醒过来时，身体感到很是轻松愉悦，我看了看表，大概睡了一刻钟。”

这个小瓶子中装着的就是氯仿。它是19世纪30年代初由几位化学家——其中就包括德国的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制成的。早在1842年，爱丁堡就有一个名叫罗伯特·莫蒂默·格洛弗（Robert Mortimer Glover）的外科医生提出，氯仿可能具有麻醉效果，不过，这名医生显然并没有在实践中使用过氯仿。这个秋天，邓肯带着这瓶氯仿前往辛普森的家中，真正地做了一回实验。而杰茜·辛普森、她的侄女和辛普森的姐夫也在场（对待这一实验，他们秉持着中立的态度，另外还有些担心），成了这场重大实验的见证者。辛普森医生、邓肯和基思各自对着瓶子深吸了一口气，片刻之后，他们明显地兴奋了起来，嘴里不停地念念有词，就好像喝了几杯上好的香槟一样。再然后，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基思倒在了地板上，邓肯滑到了椅子下面，鼾声很快就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辛普森医生也趴在了餐厅的地毯上，完全晕了过去，没有一点儿反应了。一觉醒来后，辛普森医生立即对氯仿的药效给予了评估：“这种物质的效果比乙醚强太多了！”看到眼前的情形，杰茜的侄女也好奇地拿起瓶子闻了几口，不一会儿，她就感觉整个人飘飘然了起来。“我是天使，我是天使！” 女孩兴奋地叫道。原来，她吸入的氯仿的量尚不足以令人昏睡，但能够增加人的欣悦感。

辛普森医生是一名实干家，在实验取得成功后，他立刻将氯仿麻醉应用到了临床上。他从当地一家化工厂订购了不少氯仿，以至于有人传言，辛普森医生白天做医生，晚上在化工厂干私活。拿到氯仿麻醉剂后，辛普森医生在10天之内就将其用在了50名病人身上。11月10日——这天距离氯仿实验成功仅仅6天——辛普森医生在爱丁堡内科与外科医学学会（Medical and Surgical Society of Edinburgh）做了一次讲座。11月15日，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宣布自己研发出了一种全新的麻醉剂，其效用超过了乙醚。那时候，“科学发现”与“科学发表”之间的时间间隔非常之短，知识传播的迅捷程度前所未有。对于21世纪的科研工作者们来说，这种发表速度更是难以想象的。这本小册子首次印刷就发行了4 000份，然而，仅仅过了几天之后，它就不得不重印。萨瑟兰公爵夫人将其中的一份寄给了她的朋友——维多利亚女王。女王饶有兴趣地认真阅读了这本小册子。女王没料到的是，在未来的某一天，这本小册子上的内容最终会帮助她解决婚姻中的苦恼。

仅仅几周之后，氯仿麻醉剂就成了一个在爱丁堡家喻户晓的名词，即便是妇孺百姓、贩夫走卒也不例外。圣诞节时候，皇家歌剧院会上演各种奇幻的圣诞童话剧（Pantomime）；而比这些奇幻的童话剧更为神奇的是去参观一场氯仿麻醉外科手术示范表演。巧的是，爱丁堡第一个接受氯仿麻醉外科手术的病人刚好是个孩子，他接受了辛普森医生将氯仿麻醉用于产科之前的一次小手术。在德国的某医学报纸上，一名爱丁堡记者刊登了一篇报道，对氯仿麻醉手术进行了如下描述：“第一例以氯仿作为麻醉剂的手术是在一个前臂坏死的孩子身上做的。米勒（Miller）教授在没有给孩子带来任何疼痛的情况下完成了手术。在之后进行的数场手术中，医生仅仅在手术开始前给病人吸入些许氯仿，就取得了十分令人满意的结果。消除病人痛感所需的氯仿量远远少于乙醚，大概100到120滴就足够了，有时甚至更少。氯仿起效更快，效果更强，持续时间更久。通常病人只需吸入10到20下就足够了。可以说，使用氯仿麻醉剂能够为外科医生节省大量的时间，并且，氯仿的刺激性也比其他麻醉剂要小得多，几乎趋近于无；使用氯仿麻醉后，病人显得平静许多，并没有出现情绪激动和滔滔不绝的现象。”

不过，由于当时的医学界对于氯仿麻醉剂的使用剂量和副作用尚处在一无所知的状态，因此，发生医疗事故必定在所难免。第一例由于氯仿麻醉失败而死亡的病例是一个名叫汉娜·格林纳（Hannah Greener）的女孩，15岁的汉娜是个私生女，童年时期遭受了不少虐待。1848年2月，汉娜在英格兰北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一家诊所里接受了一场手术治疗。手术并不大，只需拔掉发炎的脚指甲即可。她躺在手术台上，吸了几口氯仿后就开始昏昏欲睡，似乎已经进入了麻醉状态。不幸的是，当医生切开第一道口子的时候，汉娜的身体突然抽搐了一下，呼吸也开始变得不规律起来。主刀医生和助手赶忙取来冷水喷在汉娜的脸上，又给她灌下了几口白兰地。可怜的汉娜仍旧毫无反应，慌乱的医生把她平放在地板上，尝试着用18世纪最常用的救命手法——放血——来挽救女孩的生命。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汉娜还是离开了人世。纽斯卡尔皇家医院讲师罗伯特·莫蒂默·格洛弗对汉娜进行了尸检。这名医生曾于6年前供职于苏格兰，发表过不少关于氯仿麻醉剂的研究论文。格洛弗表示，女孩死于氯仿导致的两肺严重阻塞。不过，当这一消息传到爱丁堡时，氯仿的坚定拥护者辛普森医生愤怒地拿起笔斥责了这名远在纽卡斯尔的同行：病人是因喷在脸部的冷水和灌下去的白兰地呛入气道窒息而死的，根本不是氯仿的错。

这之后，像汉娜这样的医疗事故屡有发生。尽管如此，氯仿仍然是医生们最钟爱的选择。1848年，氯仿麻醉剂首次被应用在欧洲前线部队的野战医院中。在普鲁士和丹麦作战期间，著名的柏林外科医生伯恩哈德·朗根贝克（Bernhard Langenbeck）正就职于石勒苏益格的一家战地医院（1864年第二次普丹战争爆发的时候，伯恩哈德·朗根贝克的名字中已经加上了一个“冯”字，即伯恩哈德·冯·朗根贝克）。根据朗根贝克助手的记录，朗根贝克医生于第一次普丹战争期间共完成了61场大手术，其中15人不幸死亡。不过，死亡的病人中大部分人的死因并不是氯仿中毒，而是受伤严重。“除了极少数情况外，我们做的所有手术均使用了氯仿麻醉。在伤员使用了这种药物之后，医生就能够对其伤处进行更加深入的检查，而不使用麻醉剂就进行仔细检查，无疑会给伤员带来极大的痛苦。迄今为止，笔者只看到了氯仿麻醉剂的优越之处。笔者认为，氯仿麻醉应当与皮下肌肉和肌腱手术一起，被视为现代社会最重要、最优越的两项发明。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确定，正确而谨慎地使用氯仿不会导致严重的医疗事故，那么，在原本既漫长又痛苦的外科手术过程中使用这种麻醉剂的优势就会更加突出——它能够避免病人因疼痛而陷入深度休克，以及由此引发的更加严重的后果。”

许多医学领域之外的人，包括不少文学家，也同样将麻醉视为现代社会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作家帕特里克·勃朗特（Patrick Bront）——与其说他的名气是自己的作品赢得的还不如说是他那三个才华横溢的女儿夏洛特（Charlotte）、安妮（Anne）和艾米莉（Emily）为他赢得的——就对麻醉剂的发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听到这个好消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高呼万岁！……这是一项多么伟大、多么实用、多么重要的发明啊。” 同样为氯仿麻醉的出现感到激动万分的还有一名来自英格兰北部的医生。在经历过一场大规模的瘟疫之后，这名医生便专程前往伦敦，对这种新型麻醉剂进行了深入调研。

这名医生就是约翰·斯诺（John Snow）。约翰·斯诺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阶级家庭，是公认的流行病学研究的先驱，曾经做过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医生。如果说在19世纪等级森严的英国（或者普鲁士），天赋过人的普通民众有机会实现这种大幅度跨越阶层式的个人进步的话，那么在同时代的美国，这种“跨越阶层式的个人进步”［比如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和科尼柳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就堪比神话了。1813年3月15日，约克——这座遍布着矿厂的工业化城市曾经是维京人的家园——老城区的一名煤矿工人威廉·斯诺（William Snow）和他的妻子弗朗西丝（Frances）迎来了他们的第九个孩子，夫妻俩给这个孩子取名约翰·斯诺。斯诺一家居住在诸圣教堂（All Saints'Church）附近，这是约克城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约翰·斯诺在这里接受了洗礼。尽管斯诺家的孩子们出身贫寒，但他们都拥有极好的个人品质，学习刻苦，工作努力，且怀抱理想：约翰·斯诺的一个兄弟成了牧师，另一个开了一家旅馆，两个姐妹则开办了一所学校。

上小学后，小约翰的数学学得非常出色。14岁时，他应召成了一名外科医生的学徒，此时的他已经将当外科医生作为自己的梦想了。此时的“外科医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只能被称得上是一门“手艺”。中世纪英语将外科医生称为“barber-surgeon”（理发师外科医生），这从侧面表明了，当时的理发师或美发师也是能够负责一些小型手术的。自十二三世纪以来，医生们一直采取的是保守做法，不会让病人的血弄脏自己的手。医生们保守的做法与天主教会“拒绝流血”的宗旨相符，因而得到了教会的支持，这使医生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当然，天主教所谓的“拒绝流血”教旨只在限制医学治疗手段的发展上展示了淫威，根本无法阻挡几个世纪以来针对异教徒的战争的不断发生。

这名将斯诺收入门下做学徒的医生名叫威廉·哈德卡斯尔（William Hardcastle），他的诊室位于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20年后的第一起氯仿麻醉死亡病例就发生在这座城市。那个时候，中世纪时期针对外科医生的歧视尚未完全消散，他们通常无法被称为“医生”，而是被称为“先生”。时至今日，英国的外科医生也常常被病人称为“先生”，而很少被称为“医生”。尽管条件十分有限，年轻的斯诺仍然竭尽全力地保持着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状态：健康饮食，长途远足，冷水游泳。不过，并不干净的水质也对他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斯诺还是一个热心的禁酒主义者，亦从未沉溺于女色，这种清教徒般的生活实在非同凡响。

斯诺的医学实践经验不只来源于哈德卡斯尔医生，他还时常到纽卡斯尔医院向医生们——这些医生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而不是类似于理发师的“工匠先生”——请教，甚至有机会听到纽卡斯尔医学院举办的一些讲座，这种机会对于一个外科医学学徒来说很是珍贵。通常情况下，成为一名合格的外科医生需要五到六年，除了学习做手术，还必须了解解剖学、生理学、化学和植物学方面的知识。哈德卡斯尔不仅拥有外科手术技能，还是一名药剂师。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在他这里做学徒的斯诺除外科手术技能外，还应该学到了不少药剂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会使用恰当的药物为病人做一些保守治疗。就在斯诺做学徒时，英格兰暴发了一场严重的瘟疫。1831年，席卷欧洲的霍乱蔓延到了不列颠群岛。基林沃思（Killing worth）煤矿也暴发了瘟疫，斯诺被哈德卡斯尔医生派到那里，为当地的煤矿工人治疗。当时，基林沃思还住着一个名人，他的发明和创造极大地推动了煤矿产业的扩张，促进了19世纪大规模的工业变革。他就是铁路建设的先驱，同时也是第一台商业客运机车的设计师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当时，史蒂芬逊和他的儿子罗伯特（Robert）都生活在基林沃思。

斯诺竭尽全力地为患病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医治。一方面，不断蔓延、久治不愈的霍乱困扰着斯诺，另一方面，这些社会底层的煤矿工人糟糕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也刺痛着斯诺的心。到处都散发着恶臭，供人饮用的水浑浊不堪，男人们共用着仅有的几处几乎已经溢满了粪便的便坑。斯诺用了各种办法，都无法治愈霍乱。这个年轻的医学学徒毫无头绪，第一次切实地感受到了医学的无力。很快，基林沃思附近泷本顿小教堂的墓地就超出了负荷；要知道，正常情况下，这个区域每年死亡的人数不到100人，但在1832年这一年中，登记在册的死亡人数就达到了235人。

在结束了学徒生涯之后，斯诺又前往英格兰北部，在其他两名外科医生那里工作了三年。然而，此时的斯诺已经意识到，只有接受正规的医学学习，才能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医生——而这样的愿望只有在帝国的首都伦敦才能够实现。1836年秋，斯诺踏上了前往伦敦的旅程。囊中羞涩的他没钱乘坐马车，而是选择了最亲近自然的交通工具——徒步穿越英格兰。在巴斯的一个叔叔家短暂停留之后，斯诺于10月抵达伦敦，幸运地申请到了由苏格兰著名解剖学家约翰·亨特（John Hunter）创立的亨特医学院的就读资格。第二年，他开始在威斯敏斯特医院接受临床培训。这家新工作单位的风气可谓十分豪放。据说就在斯诺来这里参加培训的几年前，威斯敏斯特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竟然收到了同事写给他的决斗信。这名外科医生并没有接受这一荒谬的要求，不过，他手下的一名热心的助手替他上了场。虽然这场火枪决斗最终并未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却足以说明这家医院的风气了。斯诺的传记作者桑德拉·亨佩尔（Sandra Hem pel）是如此评价威斯敏斯特医院医生们“豪放”的生活方式的：“这里的风气和氛围对于斯诺这样一名坚定的禁酒主义者来说可谓毫无吸引力，在青年斯诺看来，在泰恩河进行一场马拉松游泳，或者来一次穿越约克郡荒原的徒步，才是值得称道的生活方式。不过，尽管斯诺与这家医院的整体风气有些格格不入，但不可否认的是，威斯敏斯特医院仍旧是一家享有盛誉的医院，给予了斯诺宝贵的系统化的医学训练。”

1838年5月，斯诺成为皇家外科学院（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会员，得到了其开具的执业证书，在弗利斯街（Firth Street）54号开设了一家诊所。此后，斯诺便全身心地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他几乎没有私人生活。即使没有病人上门求诊，斯诺也会将这段仅有的空闲时间用来思考医学问题、进行医学研究。年轻的斯诺致力于研究“挥发性气体”及其对肺功能的影响；据推测，他极有可能还做过乙醚的相关实验。青年斯诺对于知识的渴望十分强烈，尽管已经开办了诊所，他仍旧没有停下求知的脚步。随后，斯诺又申请就读于伦敦大学，并于1843年获得了医学学士学位。次年，他又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医生，而不仅仅是一个会做几个小手术的“师傅”。回顾斯诺的职业生涯，成为皇家外科学院会员堪称其医学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1846年12月，首例乙醚麻醉手术成功实施的消息从波士顿传来，令斯诺激动万分。此后，斯诺便将自己的所有精力都用在研究乙醚麻醉剂这一课题上，包括乙醚本身的特性及其在手术中的安全使用剂量。那一年圣诞节过后的12月28日——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斯诺和几名同事一同前往位于高尔街（Gower Street）的詹姆斯·鲁滨逊（James Robinson）牙科诊所，旁观了一场乙醚麻醉下的牙科手术。鲁滨逊医生取出两块棉花，浸入装有乙醚的“吸入器”中。随后，在他的指导下，一个体格健壮、20多岁的年轻病人通过吸嘴吸入了些许乙醚。鲁滨逊医生如此描述道：“吸入乙醚大约两分钟后，病人昏睡了过去，拔牙手术正式开始。恢复知觉后询问其感受，病人称没有任何知觉，完全感觉不到牙齿被拔除。术后整体感觉舒适。”

这场手术的成功令斯诺大受鼓舞。这之后，他夜以继日地钻研这种“吸入器”，终于在1847年1月16日将改进后的吸入器提交给了威斯敏斯特医学学会（Westminster Medical Society）。除此之外，斯诺还在寻找一种科学度量乙醚使用剂量的方法。1847年1月下旬，他成功制作了一张《乙醚蒸气强度计算表》，并将其发表在了《医学时讯》（ Medical Times ）上。此后，斯诺的人生就与麻醉剂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甚至不惜拿自己当作临床试验的对象，在自己的身上做实验。一篇学术论文用不无生动的语言再现了（有些语句甚至显得过于富有想象力了）斯诺拿自己做实验的情景：“斯诺——坚定的禁酒者、那个时代最优秀（这里的优秀两个字绝对不带任何讽刺的意味）的医学智者之一——做研究的方式很是特别。他一个人坐在摆满了瓶瓶罐罐的公寓里，（用于实验的）青蛙就在耳边‘呱呱’地叫着，所有的器具被笼罩在微弱的烛光中。斯诺聚精会神地对吸入器进行着改造，几分钟后，他将吸嘴戴到鼻子上，打开了气源。仅仅过了几秒钟，他就趴在了桌子上。又几分钟后，他清醒了过来，睡眼蒙眬地看了看时钟，拿起笔，将此次实验的数据记录了下来。” 这很可能就是整个实验的情形。

此后，斯诺在医学学会上做了数场报告，并在《关于乙醚蒸气的吸入》（ On the Inhalation o f the Vapour of Ether ）这本医学论著中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该专著出版于1847年，出版商为索霍区（Soho）的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而索霍区正是斯诺的医学生涯中一个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名字。越来越多的外科医生和牙医看到，斯诺对乙醚的使用剂量有着十分深入的研究，因此，在为病人做手术之前，他们都会咨询一下斯诺。就这样，斯诺成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麻醉师。除乙醚之外，新出现的氯仿也引起了斯诺的5注意。在麻醉剂发明后的12年里，斯诺使用乙醚和氯仿两种麻醉剂实施了近5 000次麻醉。稳定安全的麻醉技术帮助外科医生们完成了在此之前根本无法完成的复杂手术，比如膀胱结石去除手术、腭裂修复手术、女性的癌变乳房切除手术等。

与爱丁堡的辛普森医生一样，斯诺亦将麻醉剂（特别是氯仿）用到了分娩之中。不过，不出所料的是，尝试为分娩的产妇使用氯仿麻醉的医生们遭到了教会牧师的一致抵制。这些教会人员（甚至还包括一些笃信宗教的医学界同人）抱着《圣经》，声称《圣经》中明文规定（直接译自希伯来语的译本对此显然有着不同的解释）妇女必须经受肉体的苦痛才可以诞下孩子。一名愤怒的牧师在写给辛普森医生的信件中言辞激烈地称氯仿“看似是女性的福音，实则是魔鬼的工具。最终，它会使整个人类群体变得铁石心肠，再也听不到受难的主发出的呼唤” 。然而，与大多数神职人员不同，亲眼见证妻子生产过程痛苦的男人们大多被妻子痛苦的尖叫声震惊住了。“生孩子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情！”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感叹道，“整个过程让我几近崩溃，几乎比埃玛（Emma，达尔文的妻子）本人还要精疲力竭。” 爱丁堡的一名医生詹姆斯·莫法特（James Moffat）呼吁这些被妻子生产折磨得精疲力尽的丈夫们“千万不要因为惧怕这样或者那样的清规戒律，而让这样的场景一再上演”。不允许使用麻醉剂是“让人白白遭受痛苦的野蛮行为” 。一名德国医生如此恳求那些出于宗教原因而不愿意为分娩的产妇提供麻醉服务的同行们：“不要问一名医生是否有权力去使用麻醉剂，而是必须要认真地思考一下，一名医生是否有权力不去使用这种能为病人减轻痛苦的医疗手段。”

至于女性，除极少数个例之外，大多数产妇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使用无痛分娩技术。1847年4月7日，美国诗人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妻子接受了哈佛大学一名牙医的乙醚麻醉治疗，生下了女儿，成为美国第一批享受无痛生产的产妇之一：“我从来没有过如此舒适的生产经历。我很自豪能够为饱受苦痛的女性弱势群体打头阵！”她还用宗教的语言重新阐释了这项造福女性的发明：乙醚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福音，我很高兴能够生活在一个发明了乙醚的时代，生活在一个允许它存在的国度”，乙醚是“上帝的馈赠”，“我们应当把带来这一福祉的人看作如基督般伟大崇高的存在，因为他能够像基督一样，拯救人类的灵魂和肉体”。

当那个时代最尊贵的女性选择使用麻醉剂帮助分娩之后，反对在产妇分娩中使用麻醉剂的声音就被大大地削弱了。与深度麻醉相比，分娩麻醉并不会令产妇陷入沉睡，而只是使用一定剂量的麻醉剂以减轻产妇的疼痛感。1853年春，维多利亚女王第八次怀孕了。她与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讨论了分娩时使用麻醉剂的问题，而阿尔伯特亲王对任何技术和科学创造都充满了热情。至于该邀请哪个医生为即将分娩的女王实施麻醉，对于女王夫妇来说并不难抉择。此时的约翰·斯诺已经成为享誉整个英国（当然也包括白金汉宫）的麻醉专家。在女王预产期的前几周，阿尔伯特亲王邀请斯诺入住了白金汉宫。斯诺为阿尔伯特亲王详细讲解了氯仿麻醉的原理和效用，以及自己经手过的一些产妇麻醉案例。1850年阿瑟王子（Prinz Arthur）出生的时候，由于女王的三个私人医生坚决反对在她分娩时使用麻醉剂，因此女王错失了减轻分娩痛苦的机会。这一次，维多利亚女王夫妇不再怀疑。

1853年4月7日凌晨，斯诺被召唤入宫。在此之前，斯诺已经以实事求是、真诚朴实的态度说服了皇家产科医生查尔斯·洛科克（Charles Locock）爵士和女王的私人医生詹姆斯·克拉克（James Clark）爵士，成功地让这两名相对保守的皇家医生赞同了其在女王分娩时使用麻醉剂。分娩开始了，斯诺使用了较少剂量的氯仿，这样一来，虽然女王仍旧能够感受到宫缩，但疼痛感被大大地消解了。面对这名其职业生涯中遇到的地位最为尊贵的产妇，斯诺仍然同往常一样，直截了当、平和坦诚地完成了麻醉实施前的医嘱环节。无论是在为维多利亚女王做手术的当天，还是在走出白金汉宫之后的行医岁月中，斯诺都能够冷静自持，也从未被“成功地为女王实施了麻醉”的荣耀冲昏头脑。不过，在为女王实施麻醉时，斯诺并没有使用麻醉剂吸入器——女王可能有些害怕看到这样的器械，而是将少许氯仿滴到了手帕上，用手帕轻轻盖住了维多利亚女王的面部。一切都无比顺利：“凌晨1点13分，孩子出生了……整个产程中使用了53分钟的氯仿。产后几分钟内胎盘娩出，女王看起来精神状态不错，并对氯仿麻醉的效果表示了高度赞赏。”

新生儿是一位小王子，为了向他的叔祖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Leopold）致敬，维多利亚夫妇给小王子起名为“利奥波德”。在日记中，女王如此写道：“亲爱的小宝贝是一个美丽健康的孩子。” 然而，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不久之后，利奥波德王子就被确诊患有血友病，后因跌倒后血流不止而去世，年仅30岁。今天的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CarlⅩⅥ.Gustaf）是利奥波德王子的曾孙。

四年后，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最后一个孩子比阿特丽斯公主降生。这一次，斯诺再次被召唤到白金汉宫为女王实施麻醉。他再一次成功地完成了任务，母子平安，女王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对于当时已经38岁的女王来说，这一次分娩让她获得了双重解脱：第一重当然是再次享受到了无痛分娩的福音，第二重则是此次分娩之后再也没有怀孕了。

注释

约翰·斯诺的作品以及有关约翰·斯诺作品的详细信息，参见John Snow Archive and Research Companion［https://johnsnow.matrix.msu.edu（2020-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