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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行一个颠覆性的结论时，先驱者们往往必须战胜强大的阻力。不过，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先驱者能够在“荣获全世界女性同胞的赞赏”方面赢过伊格纳茨·菲利普·塞麦尔维斯。当然，他们中也极少有人遭受过塞麦尔维斯那样的悲惨境遇。
死亡面前，无论贵贱。玛丽亚·特利莎（Maria Theresias）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在其生前就早早地与“改革”二字密切联系在了一起，在他的主持下，一座在当时绝无仅有的大型现代医院拔地而起。维也纳总医院是启蒙时代理性思潮的产物，拥有极富几何美学的外观、划分清晰的科室和数百张病床，吸引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医生，比如产科医生卢卡斯·约翰·伯埃尔（Lucas Johann Böer）。然而，这家医院的神话在身患肺结核晚期的约瑟夫二世于弥留之际将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他的侄子弗兰茨王子（Prinz Franz）和弗兰茨王子的妻子（同时也是约瑟夫二世的侄女）伊丽莎白女公爵（Prinzessin Elisabeth）召唤到身边看望自己时被彻底地打破了。尽管伯埃尔成功地为这名被后世称为“与约瑟夫二世存在柏拉图式爱情”的女子接生了一名女婴，但年仅22岁的伊丽莎白仍在生产后的两天因高烧离世。两天后，她的叔叔、她的爱慕者——皇帝约瑟夫二世也在1790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与世长辞了。伊丽莎白死于产褥热。伯埃尔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却无能为力。在那个时代，产褥热似乎是人类无法解除的魔咒，它就像恶魔一样，缠绕着每一名产妇。人们无能为力，只能等待着它的审判。
半个世纪后，维也纳的贵族阶层——比如皇室成员、宫廷议员、商人和实业家——就能够将因产褥热而死亡的产妇数量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了。那些选择在自己的居所或者豪华的宫殿宅院里生产的贵族产妇们倘若被命运眷顾，就可以避免重蹈伊丽莎白女公爵的覆辙。据统计，像这样的生产，每100次之中，仅有大约1名产妇和她的孩子会死亡。
然而，绝大多数的维也纳民众并非“贵族”，只是小有财富的小资产阶级，甚至是身无分文的无产阶级。他们的孩子大多出生在维也纳总医院。然而，这家曾经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创立的医院在产科方面与现代医疗差距甚远。产褥热就像一个巨大的黑影，笼罩着维也纳的产妇。距离预产期越近，她们的恐惧就越强烈。维也纳总医院的两个产科诊室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接诊产妇，护士们将即将分娩的产妇安排入院，给她们分配一张病床待产。维也纳民众都知道，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产妇和未婚的产妇甚至可以于预产期前的两个月入住——这是国家的一项关怀措施，为的是防止产妇在越来越强烈的绝望情绪操控下痛苦地分娩，甚至杀死新生儿。维也纳民众还知道一件事：在维也纳总医院的产科第一诊室，产褥热肆虐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许多产妇甚至将入院等同于被判处死刑。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产妇拒绝被收治到产科第一诊室，她们咬牙坚持，尽量拖延到晚上第二诊室的值班时间再入院分娩。因为人们发现，第二诊室尽管也出现过产褥热导致的产妇死亡，但死亡率远远低于第一诊室的，且仅比在家生产的产妇的死亡率高一点点。
过往在对类似产褥热这类流行性疾病进行病理阐释时，医生们往往会将致病原因归结于“遭到了空气中或地面上致病物质的侵袭”“病人体质虚弱”等。然而，在产褥热面前，这些原因都失去了效用。第一诊室和第二诊室患病产妇间的差异无法用这些理由来解释，因为两个诊室中的产妇都躺在同一幢楼里，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吃着同样的食物。不过，让维也纳总医院的管理者们稍感欣慰的是，这种情况不只出现在这里。当时，随着欧洲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城市不断地出现，人口不断地增加——尤其是底层阶级（在维也纳被称为平民）的规模更是急剧膨胀。为了解决底层民众的生育医疗问题，各个国家和教会都筹建了许多产科诊室，这些诊室遍布在柏林、巴黎和纽约。至此，分娩——这项几个世纪以来都发生在家中的私人事务——成了一项公共事务，由政府监控并被记录在案。
产褥热导致的产妇高死亡率当然不能归咎于维也纳总医院医生们的水平不济或科学素养不够。这里的许多医生都在本国医学界乃至世界医学界享有盛誉，更何况，19世纪中叶的医学研究、人体科学以及疾病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早在18世纪中叶的玛丽亚·特利莎时代，在她的宫廷医生荷兰人赫拉德·范斯威登（Gerard Van Swieten）的周围，就已经形成了颇具盛名的“维也纳医学流派”（Wiener Medizinische Schule）。因此，19世纪40年代之后的维也纳医学界人士——包括伟大的外科医生特奥多尔·比尔罗特（Theodor Billroth）——被后世称为“第二维也纳医学流派”（Zweiten Wiener Medizinischen Schule）。
为产褥热治疗带来突破的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病理学——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病理解剖学（该医学方向为所有医学研究和认识奠定了基础）——医生，名叫卡尔·冯·罗基坦斯基（Carl von Rokitan-sky）。从1830年开始，罗基坦斯基就在维也纳大学病理解剖研究所工作，并于4年后被聘任为教授，担任病理解剖博物馆馆长。45年的职业生涯中，他进行了30 000多次尸体解剖。这些解剖实验为医学生提供了大量获取医学知识的途径，其重要程度远超他给医学生上的那些课程，虽然罗基坦斯基总是能在课堂上使用最清晰的语言把病理结果告诉学生们。他从发炎的胆囊中提取出黏液，将其与“凤尾鱼酱”进行了比较，又将囊肿的血液和分泌物与“覆盆子果酱”进行了比较，还从患有癌症的胃部找出结石，将其与“咖啡渣”的性状进行了比较。
然而，罗基坦斯基日益增长的盛名与他狭小逼仄的工作场所并不相称。对他事业最有帮助的工作内容——尸体解剖，被安排在维也纳总医院停放尸体的太平间里，条件十分简陋。不过，这一切并没有影响他对病理学这门科学的热情。对他的学生来说，每天早上4~6次的尸体解剖才是他们整个学习课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从位置上来看，产妇死亡率最高的维也纳总医院产科第一诊室距离罗基坦斯基的尸体解剖室仅有几步之遥，因产褥热而死亡的产妇——有时候还包括她们的孩子——很快就能从产床上被转移到罗基坦斯基的尸体解剖床上。死亡产妇身体上满布的脓肿给哈布斯堡王朝匈牙利地区的一名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决定在今后的事业中专攻产科，这名学生叫作伊格纳茨·菲利普·塞麦尔维斯。
1818年7月1日，这个年轻人出生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两个区域之一“布达区”的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他出生的房屋以当时的标准来看绝对算得上是宫殿级别的了，现如今，这所房屋已经变成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学历史博物馆。塞麦尔维斯在一个真正的多元文化社会中长大，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上生活着十几个民族，使用着（至少）11种语言。这个年轻人的德语深受家族影响，带着浓重的施瓦本口音，正是这个特征让身在维也纳的他显得很是与众不同，他被贴上了外地人的标签——也不赖，只要不是“引人侧目”就行。不过，如果操着施瓦本口音去和管理部门据理力争，就很有可能因此而受到对方的歧视和嘲笑。除此之外，塞麦尔维斯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匈牙利语，上学的时候还修习过拉丁语课程。他的父母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和他的兄弟们一样，塞麦尔维斯上的也是天主教中学，毕业之后，又去了多瑙河另一边的“佩斯区”，在那里的一所学校里面修习了哲学。1837年，他前往维也纳读大学，学习的是法律专业，希望能够遵从父亲的建议，成为一名律师。
然而，渐渐地，他感到这样的生活有些索然无味了，便将目光投向了实用性更强的领域。在他的朋友（这个朋友是罗基坦斯基在维也纳总医院的同事）带着他上了一堂罗基坦斯基的解剖课后，他彻底地着迷了，立志要转专业，成为一名医学生。之后，他回到家乡的医学院读了两年，毕业后又于1841年返回维也纳继续完成学业。据塞麦尔维斯的同学们讲，年轻时候的塞麦尔维斯是一个长于交际、性格友善的年轻人，与数年之后那种严厉苛刻、咄咄逼人的形象大相径庭。塞麦尔维斯在维也纳的感情生活可谓十分丰富。因此，我们无从得知，晚年时期的他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是由于中枢神经受到了梅毒的侵袭——这是传记作者们根据他的精神状态推断出来的——还是由于他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做尸体解剖实验时受到了病毒的感染。维也纳曾经（并且现在仍旧）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往来十分频繁，梅毒在人群中的蔓延无可避免。甚至有人向皇帝提出了“设置官妓”的建议，据说，传奇的改革派皇帝约瑟夫二世对这个建议也只能无奈允许。
尽管遇到了种种阻碍和干扰，但塞麦尔维斯还是在维也纳这样一个追求享乐的城市里坚守本心，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并最终于1844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和产科硕士学位。塞麦尔维斯下定了决心，将毕其终生专攻产科。于是，他想要应聘一个助理的职位，为一名产科医生做助理。这名产科医生虽出身卑微，却一路平步青云地爬到了维也纳的上流社会，广受赞誉，这名医生就是约翰·克莱因（Johann Klein）教授。不过，在每一部关于塞麦尔维斯的传记和以他生平故事为原型的改编电影中，克莱因都扮演着反派的角色。就在塞麦尔维斯毕业的同一年，即1822年，56岁的克莱因接任了伯埃尔的职位，用高超的医术和强大的个人魅力为皇室竭诚服务，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声誉。1830年，克莱因医生成功地接生了皇储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f），这名君主于1848年登上了皇位，在1916年去世。去世前几年，他亲眼见证了欧洲君主制的衰落。
塞麦尔维斯面试后才发现，克莱因诊所唯一的助理职位已经招到人了，于是他只好在这里做了一名实习生。不过，做实习生是没有一点报酬的，但对于这名年轻的医生来说，报酬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塞麦尔维斯家境富裕，他还是有条件去追求他梦寐以求的工作的。此后，塞麦尔维斯便走进了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行业。克莱因诊所里的产房很大，分了两个科室，共有八间病房，每间病房里约有20张病床。病房的窗户十分特别：窗台整整高出了地面两米，不借助工具很难打开。这样的设计明显是故意为之的，目的是防止产妇自杀。卫生间的设计也类似，卫生间被设计成了开放式的，目的是防止母亲杀死新生儿。而病房的通风——如果这种结构的病房还谈得上“有通风”的话——只能通过走廊进行。
除了产科诊所，克莱因还开办了一家大型私人诊所。尽管如此，克莱因也只雇用了两名全职带薪的员工，这样的人员配置数量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的确有些少了。为了弥补人手不足的问题，克莱因还招聘了许多医学院的医学生以及像塞麦尔维斯这样意图在诊所学习和实践产科技术的人来做实习生。这两年的实习经验让塞麦尔维斯拥有了能够独立工作和研究的能力。罗基坦斯基非常喜爱这名年轻的同行，特别允准他对死于产褥热的产妇进行解剖。据说，在维也纳学习和工作的这五年中，塞麦尔维斯很有可能已经完成了数百例产褥热产妇尸体的解剖手术。那时候，从解剖室出来，塞麦尔维斯就直接去了产房。后来，在塞麦尔维斯了解到了产褥热的真正病因和传播途径后，他常常深深地为自己在无意间给病人造成感染、引发产妇死亡而感到懊悔。在此期间，塞麦尔维斯还参加了临床医学专业的名医约瑟夫·斯科达（Josef Skoda）教授——这名教授是医学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先驱者之一——开设的为期一年多的逻辑和统计学课程。正如一名传记作者所指出的，这些课程对塞麦尔维斯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在这一年的课程学习中，塞麦尔维斯学习到了有效论证和无效论证的各种方法，以及如何使用统计学方法来回答特定的临床医学问题，他学到了斯科达完善的诊疗技术的基本逻辑路径（即排除法）。在向良师学习的过程中，塞麦尔维斯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全新的科学思维方法，依赖于通过排除法——就像抽丝剥茧——对治疗产褥热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
这段身在维也纳的时间或许是塞麦尔维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了。塞麦尔维斯和同样来自匈牙利的老乡、外科医生拉约什·马库索夫斯基（Lajos Markusovsky）住在一起。他们的公寓距离医院不远，尽管平时的工作并不轻闲，但两个年轻人似乎都十分精力充沛，乐于享受维也纳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他们流连在各式各样的歌舞厅里，陶醉在小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uß）曾经举办过专场音乐会的音乐厅中，穿梭于形形色色的酒吧里，活跃在斑斓多彩的——尤其是与异性的——社交活动中。“他特别受女孩子的欢迎”，马库索夫斯基在回忆起他的朋友塞麦尔维斯时如此说道，“他的异性缘比我好得多。女孩子们都爱他。这么说吧，他绝对是一个特别棒的玩伴儿，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
不过，这种放荡不羁的自由生活在塞麦尔维斯前往约翰·克莱因的诊所做实习生的时候就戛然而止了，此时是1846年的7月。这份工作塞麦尔维斯一直坚持到了1849年的3月，其间他只请过一回假。这段时间中，塞麦尔维斯的工作量非常大：早上做尸体解剖，和医学院的学生们一起上课，结束后便赶往克莱因教授的私人诊所干活；必须专注于自己的研究，搜集和分析统计数据；当然，最重要的工作内容是为产妇接生。尽管在塞麦尔维斯看来，这家诊所的实际诊疗水平与其盛名实在是不相符，但仍旧挡不住病人们蜂拥而至；塞麦尔维斯甚至曾经在仅仅24小时内就为34名产妇接过生。比繁重的工作更加令他感到痛苦的是，他每天都眼睁睁地看着有些产妇在诊所的病床上死去。攻克产褥热成了塞麦尔维斯未来生活的重心，成了他毕生奋斗的事业，也成了纠缠他的恶魔。
罹患产褥热的产妇通常会在婴儿出生后的24小时内发病。产妇会陆续出现发热、腹痛，塞麦尔维斯在对她们进行触检时，还发现了腹部发硬的症状。对于发热和神志不清的病人来说，最轻微的触摸都会让她们感到疼痛，甚至轻柔如羽毛般划过的接触也会令某些病人感到疼痛。随着病程的发展，产妇体温不断升高，意识越来越模糊，逐渐陷入昏迷——最终，一切都结束了。对这些因产褥热而去世的产妇进行尸体解剖，显示出的结果总是高度类似的：腹腔中的各个脏器重度发炎，子宫和腹腔脓肿流液，甚至波及距离腹腔较远的上半身，比如胸部和大脑。在死者的体内，脓液几乎无处不在，这种脓液散发出浓烈的气味，即便是见多识广的老医生，也会忍不住恶心想吐。
一幕幕悲剧不断在眼前上演，塞麦尔维斯百思不得其解。他果断地排除了从传统医理中寻找答案的途径，拒绝将病因归结于空气、土壤（地球磁场）、宇宙物质或是电流。在他看来，这些所谓的“病因”简直过于荒谬。倘若真的存在什么“不知名的介质流”，那么整个维也纳的人都应该已经暴露在这种介质流之中，患上了同这些产妇们一样的疾病。当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维也纳总医院里的所有医生和病人也不能幸免于难。倘若如此，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在家里分娩的产妇死亡率低呢？又该如何解释，短短几个月内，第一诊室的产妇死亡率比仅仅几步之遥的第二诊室的产妇死亡率高了五倍之多？
塞麦尔维斯反复地钻研着、思考着，遍寻答案而不得。渐渐地，同克莱因医生（这位名医似乎对攻克产褥热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以及其他许多医生一样，塞麦尔维斯也被越来越浓烈的悲观情绪笼罩了：“神父穿着祭服，教堂司事敲响了钟声，按照天主教的仪式，为弥留之际的病人超度亡灵。尽管这种景象每24小时才发生一次，但24小时对于产褥热病人来说仍旧是一段并不短暂的时间。有时候神父都已经到场了，病人仍然自我感觉良好，因而拒绝举行圣礼，而仅仅在几个小时后，病人就去世了，她的亲属不得不再次把神父请过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大白天医院里总是回荡着度亡钟声会给刚刚分娩的产妇造成什么影响。别说产妇了，当这些钟声穿过医院的门窗钻进我的耳朵里时，我都忍不住要打个寒噤，又一次长长的叹息从胸中涌出，又一个生命不明不白地逝去了。而这一声声的度亡钟声不断地提醒着我，一定要拼尽全力地找出病因。”
塞麦尔维斯几乎将所有可能的因素都进行了考量，甚至连神父度亡活动对产褥热发病进程有什么影响都仔细考虑过了。塞麦尔维斯请求神父来医院做度亡活动的时候绕过产房，也不要在医院里敲钟——或许这代表着不祥的钟声真的会对刚刚经历了生产之痛的产妇们造成影响，导致她们心理崩溃，以至于患上产褥热？神父听从了塞麦尔维斯的请求——然而，产妇死亡率仍然没有丝毫变化。随着研究、实验和思考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可能致病因素都被塞麦尔维斯排除了。塞麦尔维斯确认，第一诊室和第二诊室为产妇提供的饮食、产妇本人的社会背景及所用的药物并没有任何不同。对了，只有一点不同：第一诊室里的产妇分娩时是医院里的医生和医学生来助产的，第二诊室里的产妇则由助产士和助产实习生们负责接生。
1847年春天，塞麦尔维斯经手的病人中死于产褥热的产妇越来越多，疲惫不堪的塞麦尔维斯暂时辞去了克莱因诊所的工作。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可惜的，他辞职的时机可谓恰逢其时。塞麦尔维斯与克莱因理念相左，两人时常发生争执，这令克莱因非常不满，便将诊所助理的职位给了一名实习时间略早于塞麦尔维斯的实习生古斯塔夫·布赖特（Gustav Breit）。在此之前，古斯塔夫曾离开克莱因诊所前往格拉茨讨生活，但未能在那里站稳脚跟，于是，他又重返故地，希望还能继续留在克莱因诊所。他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助理的职位就应该是自己的。面对这样的结果，塞麦尔维斯并不感到十分意外。就在这个时候，塞麦尔维斯的一个挚友向他提出了一个不错的建议。塞麦尔维斯的这个朋友名叫雅各布·柯莱什卡（Jakob Kolletschka），这名法医学教授比塞麦尔维斯大15岁，也与罗基坦斯基医生相熟，常常和塞麦尔维斯一起去上病理解剖课。柯莱什卡明白塞麦尔维斯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一段不受打扰的时间（在那个时代，“假期”这个词语尚未进入人们的日常认知）。19世纪40年代的这十年，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让整个地球急剧“缩小”，原本远在天边的那个未知、令人着迷的新世界遽然间变得触手可及。维也纳与的里雅斯特（Triest）之间铺设起了一条全新的铁路，而的里雅斯特是整个奥地利通往地中海北亚得里亚海域的门户。从那里到梦幻之城威尼斯——这颗哈布斯堡王朝最璀璨的明珠——只有很短的路程。
于是，辞职后的塞麦尔维斯约上了他的老乡拉约什·马库索夫斯基和另外一个朋友，一起踏上了前往威尼斯的旅途。他们惊叹于这座古老水城独特的建筑风格和艺术造诣，沉醉在浪漫地中海风情的生活之中。在这里，塞麦尔维斯的身心都得到了彻底的放松。三个星期的远游结束后，塞麦尔维斯和他的朋友们再一次回到“发达的现实世界”中，驾驶着速度超过50千米每小时的“象征着进步的交通工具”返回维也纳。恰在此时，维也纳也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塞麦尔维斯在克莱因诊所工作时的前同事布赖特（Breit）受聘于符腾堡州图宾根市的一所高校，成了一名产科教授。如此一来，克莱因的诊所又缺人手了，职位又给塞麦尔维斯空出来了。只不过，克莱因医生的心情不知道会如何五味杂陈了。
1847年3月20日，塞麦尔维斯返回了维也纳。和往常一样，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去解剖室。那天早上，解剖室的助手们看到他又来到这里都很惊讶（病理解剖室的助手有时候也被称作“护士”，尽管在这里并没有什么人需要他们去“护理”）。塞麦尔维斯没有注意到，平常总待在解剖室做研究的朋友柯莱什卡今天却没有出现。解剖室的助手们告诉塞麦尔维斯，柯莱什卡一周前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塞麦尔维斯十分震惊——仅仅三周之前，也就是塞麦尔维斯和他的两个朋友出发前往威尼斯旅游之前，柯莱什卡的身体还十分健康。询问了来龙去脉后，塞麦尔维斯发现了问题的关键：就在他们离开后几天，柯莱什卡在解剖尸体的时候不小心割伤了食指——这种意外在病理解剖中并不少见，柯莱什卡一开始并没有太在意。但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受伤的手指就肿了起来，柯莱什卡也出现了高烧和恶心的症状。第二天，几条红色的细线就从手指蔓延到了肩膀，这是脉管炎和淋巴炎的症状。紧接着，柯莱什卡的体温不断上升，高烧不退，他开始出现幻觉，最后陷入昏迷。3月13日，他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现在，柯莱什卡的遗体被放置在解剖台上——这个他与塞麦尔维斯共同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在塞麦尔维斯逐渐接受了柯莱什卡已经不在了的残酷事实之后，他查看了柯莱什卡的尸检报告。尽管亲自验看这份报告令塞麦尔维斯心如刀割，但他知道，要找到柯莱什卡真正的死因，他必须要这样做。这份报告中如此写道：死者的腹腔、胸腔和心包中充满乳白色的脓液。用医学术语来描述柯莱什卡的致死病因应该是：他死于腹膜炎、胸膜炎和心包炎。在抗生素出现之前，这三种病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致人死亡。柯莱什卡的血管在炎症的侵袭下完全阻塞了，身体里几乎所有的器官中都出现了脓液。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或许柯莱什卡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也许是最后几个小时）中的样子才是真的令亲朋震惊。弥留之际，柯莱什卡的一只眼珠脱出眼眶——因为眼眶内形成了一个大脓包。这些症状均表明，柯莱什卡患上了严重的败血症，他的血液被污染得十分严重，所有器官都被感染了——这些全都是被解剖刀割伤的那条小伤口造成的。对于这些症状，塞麦尔维斯再熟悉不过了，毕竟他曾亲眼见证了无数患上产褥热的产妇在类似症状的折磨下痛苦地去世。
柯莱什卡的去世宛如一道闪电，击中了塞麦尔维斯混沌迷茫的内心——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他突然意识到，柯莱什卡一定是被尸体中的某种物质夺去了生命。当然，此时的塞麦尔维斯完全猜不到，导致柯莱什卡失去生命的竟然是一种有生命的微生物。因为这种微生物的真实面目用肉眼是无法观测到的，后来的科学家们借助显微镜才得以一窥其全貌。在塞麦尔维斯看来，尸体中的致病物质极有可能是一种尸体分解出来的物质或微粒。虽然这一解读并不正确，但最起码他现在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尸体就是致病源。这些致病物质能够通过人体皮肤的伤口从尸体中进入健康的人体中，就像发生在柯莱什卡身上的那样。由此推断，这些致病物质当然会在每一个接触过尸体的医生和医学生的手上，被他们从解剖室里直接带到产科诊室，再通过医学检查被进一步传播。如今想来，这个结论一定给当时的塞麦尔维斯带来了极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精神打击：总是以帮助产妇生产而自豪的医生们，原来才是死神的帮凶。塞麦尔维斯还发现，除了产妇外，产褥热通常还会感染新生儿，因为他观察到：如果新生儿与母亲同时死亡，尸检时通常会发现，新生儿身上的各个器官所表现出来的化脓症状与母亲是极为类似的。
塞麦尔维斯找到克莱因医生，把自己观察到的现象以及推想出来的结论告诉给了他：每一名要进入产房为产妇做检查或者接生的医生都必须把手上这种致命的物质清洗干净。尽管克莱因和他的这名助理之间的私人关系比较紧张，并且克莱因自己对于产褥热也缺乏兴趣，但他还是对塞麦尔维斯的建议表示了赞同，甚至以身作则地遵照塞麦尔维斯的建议，在每次进入产房之前都把手洗得很干净。
此时的塞麦尔维斯可能还没听说过罗伯特·科林斯（Robert Collins）这个人。罗伯特·科林斯是一名爱尔兰医生，是都柏林卢坦达医院的院长。在他当院长前，该医院里产妇的死亡率非常高。1829年，科林斯刚刚就任后不久，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要求每天都要对病房进行打扫和清洗，还要用氯气进行消毒，并保持门窗闭合48个小时；医院的墙壁和地板必须涂上氯化石灰膏，还要用石灰溶液把所有木制家具擦拭干净；床上用品和病人的其他日常用品都必须进行高温消毒。这样一来，在接下来的5年内，卢坦达医院再也没有发生过产妇因产褥热而死亡的悲剧。科林斯不无骄傲地这样说道：“直到1833年我卸任之前，卢坦达医院没有出现过一例因产褥热而去世的病人，且成功地迎接了10 785名婴儿的出生。”
被科林斯用来进行消毒的物质叫作“氯”，尽管这种气体的味道十分刺鼻，但拥有极佳的清洁和漂白作用，并且很容易通过与熟石灰反应制作成氯化石灰溶液，直接为人们所使用。这种溶液也成为塞麦尔维斯对抗产妇死亡的武器。从1847年5月开始，维也纳总医院产科第一诊室门口摆上了一只装满了神秘液体的洗手盆，洗手盆旁边立着一块牌子，上面清晰地写道：“从今天起，所有人员均须使用氯化石灰溶液清洗双手后方可进入产房。无一例外。”落款是伊格纳茨·菲利普·塞麦尔维斯。
为了保证该条守则能被深入贯彻，塞麦尔维斯亲自上场监督。他近乎铁面，毫不留情地厉声呵斥那些由于嫌麻烦而不愿意洗手或者只是象征性地把手在消毒液里沾了沾的医生和医学生们。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让塞麦尔维斯在同事中的好人缘打了折扣。塞麦尔维斯过去积累的好口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消失了。不过，他丝毫不在乎，因为根据斯科达教给他的那些数据处理的方法，这样做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1847年4月，维也纳总医院的产妇产褥热死亡率尚且高达18.27 %——在产科第一诊室分娩的产妇中，有足足五分之一失去了生命。而就在引入了洗手方法的5月，这一比例迅速下降到了12.24 %。随后，死亡率下降得越来越快，如同发生了奇迹一般：6月下降到2.2 %，7月下降到1.2 %，8月为1.9 %。8月略有上升的原因是，体质虚弱的人（比如刚刚生产完的产妇）在炎热的季节比较容易发热。有史以来，产科第一诊室的产妇死亡率首次低于了产科第二诊室。
然而，8月之后，情况似乎发生了恶化。10月，同处一间病房的12名病人中的11名陆续死亡，一名接着一名。这一次的情况立即引起了塞麦尔维斯的注意。他发现，第一张病床上的妇女患有恶性癌症——子宫癌。而子宫癌这种在1847年被认为是“绝症”的疾病也被确诊为一种慢性感染。恰好这张病床上的妇女是这间诊室里第一个接受医护人员检查的病人。由此，塞麦尔维斯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即能够分泌不明有毒物质的不仅仅是尸体，还有可能是活人。为此，他提出了一套更为严格的解决方案：为病人做完检查后，医生和医学生们必须再次用氯化石灰溶液洗手，之后才能为下一名病人做检查。这一激进的方案越发加剧了大家对塞麦尔维斯的不满和抵触。塞麦尔维斯狂热地宣传他的看法，强势地推进他的预防措施，这让他的声誉大打折扣。许多医生和医学生对氯化石灰溶液不耐受，常用它洗手难免会导致皮肤发红发痒。然而，大家的痛苦并没有让塞麦尔维斯稍微松一松口。1848年3月到8月的事实证明，塞麦尔维斯的方法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最初的几个月里，没有发生一例产褥热致死的病例。这一医疗史上前所未有的突破足以将它的倡导者捧上神坛，使其登上维也纳各大媒体报纸的头条。然而，这一年的3月却爆发了比这条消息影响更大的事件。1848年，革命爆发了，维也纳被革命之火点燃，到处充斥着暴力和镇压。
此时，许多欧洲国家的政治问题和社会矛盾已经积累到了极限。逐步兴盛起民族主义思潮的国家（如波兰和意大利），正在寻求一条能够摆脱他国统治、实现本国独立的道路。30多年前的维也纳会议上，欧洲的资产阶级力量受到了封建专制势力的打压，纷纷失去了参与政治的权利。如今，资产阶级的力量正在复苏，与以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为代表的旧势力做斗争，意图重获被剥夺了的政治参与权。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城市中不断产生了更多的无产阶级，他们工作条件恶劣、生活空间逼仄、卫生状况极差，大多存在营养不良的问题。1846年和1847年欧洲的粮食大歉收更令这些无产者的生存状况雪上加霜。1844年，饱受剥削和贫困折磨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愤而起义，但很快，这次起义就被残酷地镇压了。当时已经移居巴黎的著名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在他的诗作中表达了这些织布工人愤懑的心情：
忧郁的眼睛里没有泪花，
他们坐在织布机旁紧咬着牙：
德意志，我们织就的是你的裹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1848年的新年，革命的浪潮在意大利爆发。米兰人开始抵制烟草，拒绝向哈布斯堡王朝那些可恨的领主、国王和诸侯们缴纳烟草税。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Evans）在其撰写的那部关于19世纪的史学著作中对波士顿倾茶事件进行了描述，将这一事件定性为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导火索。而就在该事件爆发仅仅数天之后，革命之火就在意大利燃烧了起来。
不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革命事件仍旧是法国的革命。1830年上台的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的统治引发了法国人民的极度不满，国内民怨沸腾，各种反对派组织风起云涌。1848年2月23日、24日，巴黎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走上街头的革命者修建路障，与国家的军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之下，路易·菲力浦——法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国王——宣布退位，改名“史密斯”后流亡英国。几天之后，法国成为共和国。不过，从事实上讲，这场革命是失败的，因为国家的权力最终落到了拿破仑的侄子——科西嘉岛的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Charles-Louis-Napoléon Bonaparte，即拿破仑三世）的手里。尽管拿破仑三世的政治才能远不及其伯父（1840年，拿破仑·波拿巴的遗体被从圣赫勒拿岛转移到了巴黎，安置在荣军院一座华丽的大理石墓穴中），但他仍然发动了政变，解散了议会，以“皇帝”自居。
此时的情形让欧洲各地加冕了皇帝的君主、热衷于政治斗争的民众立即联想到了法国大革命——约60年前的这场革命使得欧洲陷入了长达25年的危机、动荡和战争。理查德·J.埃文斯如此写道：“所有的事情都让人不禁想起了1789年。1848年的革命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之前的革命。最明显的区别是革命的影响范围。18世纪90年代的那场大革命中，法国人用强大的武力将革命的思想在整个欧洲地区散播了开来。而1848年的革命无须将武力作为思想传播的手段，因为此时，欧洲的各个国家中几乎同时爆发了革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9世纪中叶欧洲通达的交通。尽管当时的欧洲铁路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经足够发达了，新闻传播的速度亦比18世纪90年代迅捷许多。此外，可供汽车行驶的交通道路也在高速地扩张着，还出现了动力更强的蒸汽机船。能够识文断字的人和城市里的产业工人越来越多，为革命思想的萌发和传播提供了沃土。工业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和资本主义的日益扩张加剧了19世纪40年代末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经济危机，痛苦与不满情绪不再局限于个别国家和地区，而是迅速蔓延到了整个欧洲。于是，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刚刚爆发后不久，其他国家也陆续动荡了起来。”
而在此时的德国——那时候奥地利也属于德国——革命亦如火如荼地展开，西南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尤为激烈。对旧有势力、旧有社会权力结构和不公的反抗在酝酿着，正如戈洛·曼（Golo Mann）所描述的那样：“在有思想的人之中，期待它、盼望它、害怕它早已成为一种时尚。人们所期望的通常都会到来，因为大家平日里都是按照有利于实现期望的原则来行事的（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会这样选择）。德国南部自由党在选举上的胜利透露出了风向。普鲁士宪法的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不可能永远在位，即便是最忠诚的爱国者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国家‘体系’已经过时了。在整个德国，尤其是西部和南部，为建立一个德意志帝国而重组联邦政府的呼声越来越高涨。随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尽管只有零星几次，但势不可当，足以引起大家的关注和统治阶级的恐惧……来自那个浪漫国度的革命浪潮涌向了德国，在德国掀起了波澜。如今，这股浪潮已经越发高涨、滚滚向前了。”
的确，革命进展得很快。这一年的3月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之月”。德国各个城市的革命活动如火如荼，有些城市的革命宛如全民参与的盛大节日，有些城市的资产阶级和统治势力之间则发生了血腥的冲突。其中，规模最大的是3月18日发生在柏林的抗议活动，机智的民众、工人和学生搭建起路障街垒，与威廉四世（WilhelmⅣ）的政府军对峙，双方展开了巷战，伤亡者众多。在群众的顽强抵抗下，军队发生了动摇。次日一早，威廉四世被迫在他的城堡前向死难的群众鞠躬致哀。3月21日，威廉四世又身着黑红金三色腰带，亲自骑马在城中安抚群众，向群众许诺，普鲁士将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导下进行制度改革。然而，威廉四世的妥协在他的王后看来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王后私下里向国王进言，认为该让断头台发挥一点儿作用才对。与威廉四世的王后一样，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Lud wigⅠ）也动过“动用断头台”的念头。不过，大家可不要误会，路德维希一世绝不是一个暴君，其统治期间对慕尼黑进行了科学的、遵循可持续发展规律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慕尼黑的民众仍旧从中受益。尽管如此，路德维希一世与西班牙舞女洛拉·蒙特斯（Lola Montez）的亲密关系还是引起了民众的不满。这名舞女实际上是爱尔兰人，英文名叫作伊丽莎白·罗萨娜·吉尔伯特（Elisabeth Rosanna Gilbert）。迫于压力，路德维希一世不得不在3月11日那天送走了她。数日之后，他自己也宣布退位。
5月18日，第一届国民会议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中举行。争取改革的地点从街头转移到了会议室，斗争的双方从斗志满满的市民、工人和学生变成了能言善辩、洞察秋毫的名流宿绅。进入夏季之后，天平开始向反方倾斜，许多国家的保守势力逐渐占据了上风。
在奥地利，形势也悄然发生了改变。革命最初爆发之时，这个多民族的帝国一时间狼烟四起，几乎所有的省份，包括当时被帝国囊括在内的意大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地区纷纷起义。3月13日，维也纳的革命军占领了斯坦德宫（Ständehaus）；当天晚上，梅特涅就逃离了奥地利，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为其提供了庇护。革命者的绝对胜利似乎在向世人宣示“革命的洪流不可阻挡”。
在维也纳，自由资产阶级和学生政治团体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他们厉行改革、倡导新闻自由、积极起草新宪法。一名现代历史学家如此描述道：“1848年的时候，德国没有任何一座城市的改革活动能够与热火朝天的维也纳相媲美。在维也纳，人民（当然，与之对立的利益方将其称为‘暴民’）当了家。不过，原本的帝国国会仍未被彻底取缔，即便不少拥护旧政权统治的议员已经陆续逃离，但仍然有一些顽固的左翼分子组织了‘临时议会’（Rumpfparlament）继续顽抗。他们成立了安全委员会（Sicherheitsausschuss）代替政府行使职能。维也纳市议会也仍旧维持着运转状态……这些机构体现了维也纳人的律法传统，间接地承认了维也纳革命的合法性。与此同时，革命‘委员会’、学生代表会和民主协会也参与了对维也纳的管理。”
维也纳的大学暂时关闭；大学生们自发组织了学院团（这个团体只存在了两个月），加入国民警卫队沿街巡逻。塞麦尔维斯也是学院团中的一员。不过，由于他刚好在这几个月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再加上还要费尽心思说服罗基坦斯基和斯科达两位名医相信自己的推断，因此并没有空闲的时间跟着学院团走上大街搞革命。他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待革命的消极态度”引起了约翰·克莱因——学院团的领袖人物（或者说是搭革命便车的所谓领袖）——进一步的不满，两人的关系更加紧张了。
5月17日，失去了皇权的奥皇和其他皇室成员由维也纳逃至因斯布鲁克。然而，旧势力仍然占有着最强大的武器：军队。在陆军元帅约翰·文策尔·拉德茨基（Johann Wenzel Radetzky，著名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的指挥下，意大利的起义军被镇压了。波希米亚的起义军则是被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菲尔斯特·楚·温迪施-格雷茨（Alfred Fürst zu Windisch-Graetz）镇压的。在布拉格的战斗中，温迪施-格雷茨的妻子被革命军的流弹击中，这一偶然事件加剧了温迪施-格雷茨对革命军的仇恨，于是，在平息了波希米亚的起义军之后，他继续向维也纳进军。维也纳的人民明白，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他们还需要武装斗争。坚定的革命者们扛起武器，在维也纳各处城门入口处筑起了防御工事。一名来自法兰克福的游客也拿起了武器，他就是保罗教堂的左翼自由派成员罗伯特·布卢姆（Robert Blum）。他对革命信心满满：“我们不需要增援，我们自己就足够了。”
当然，在现实主义者们看来，这支临时组建起来的革命军在温迪施-格雷茨这样训练有素的政府军面前几乎是没有任何胜算的。战斗持续了将近一周，大约2 000人阵亡。温迪施-格雷茨和他的大舅哥费利克斯·施瓦岑贝格（Felix Schwarzenberg）成了维也纳的掌权者。革命失败了，起义军领袖不出所料地被执行了死刑。作为革命军中的一员，罗伯特·布卢姆也被捕了。不过，他完全误判了胜利者对起义军的仇恨程度，幻想着维也纳的新君主能够看在自己是圣保罗教堂人员的面子上网开一面。直到11月8日晚被送上军事法庭，布卢姆的幻想才破灭。第二天早上日出时分，他被押送至刑场执行了枪决，成了1848年维也纳革命的殉道者。11月9日是决定德意志命运的一个关键日子，但显然不是最后一个。
杀死布卢姆的枪声宛如1848年维也纳革命的绝唱。此后，欧洲各国的旧势力再次卷土重来，尤其是德国。不过，其他地方的皇室权力回归路径与奥地利皇室可谓大相径庭：奥皇斐迪南一世（FerdinandⅠ，这名皇帝长着一款典型的“哈布斯堡下巴”）由于统治不力和精神疾病的困扰，将自己的皇位禅让给了他18岁的侄子弗兰茨·约瑟夫。尽管革命的熊熊烈火暂时被浇灭了，但民主的种子已在人民的心中生根发芽——在奥地利，在巴登（这里革命者的武装斗争一直持续到了1849年），在巴伐利亚，在普鲁士。终有一日，革命的时机再次到来。塞麦尔维斯也发起了一场“医学革命”。与轰轰烈烈的欧洲1848年革命一样，塞麦尔维斯的这场革命从表面上看似乎亦是以失败告终了。1850年，与克莱因和其他同行们持续不断的争执让塞麦尔维斯身心俱疲，带着满身的痛苦和疲惫，他回到了家乡布达佩斯。如同民主思想的火种永远无法被熄灭一样，塞麦尔维斯的建议和倡导也并非船过水无痕，毕竟“洗手”这种消毒方法所带来的明显成效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不能被抹杀的。与1848年维也纳的革命者一样，伊格纳茨·菲利普·塞麦尔维斯勇敢地踏上了一条荆棘丛生的改革之路，而这条路，只有在历经时间的沉淀后才能被更多的人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