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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看似遥远，却又如此熟悉：19世纪40年代的那个十年里，人类取得了数不清的重大进步，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获得许多前所未有的愉悦体验——从摄影师希尔和亚当森流传于后世的经典作品《爱丁堡啤酒》（ Edinburgh Ale ）中，我们完全能够体会到这种愉悦感。
美国人事事都喜欢“当第一”（或是“做老大”），罗伯特·科尼利厄斯（Robert Cornelius）也不例外。他获得胜利那一刻的自信表情被记录了下来，世代流传，时至今日，这名来自大西洋彼岸年轻国度的公民脸上的自信表情仍旧强烈地感染着观者们，新鲜又真实。手中的工作完成后，罗伯特·科尼利厄斯满怀自豪地在他的作品背面写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光学照片。1839。”
然而，他的这个结论是下错了的。毕竟，以那个时代“借助蒸汽机船/帆船来往通信（消息都装在‘邮筒’里）”的信息传播速度，身在大洋彼岸的罗伯特是不可能及时了解到大洋这边的消息的。因此，在拍成了自认为的“全世界第一张光学照片”不久之后，罗伯特·科尼利厄斯才得知，真正的“第一张光学照片”应该诞生在欧洲，拍摄于法国。尽管如此，这名来自费城、醉心钻研的发明家仍然是光学摄影领域的先驱，是家乡当之无愧、一致承认的“第一名”。（据估计）1839年10月的某一天，科尼利厄斯拍摄出了人类摄影史上的第一张“自画像”——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自拍”。
180多年后的今天，这张照片上科尼利厄斯生动鲜活的面容仍旧能令观者惊叹着迷：他那蓬乱的（有可能是故意弄乱的）发丝随意地散着，敏锐的目光仿佛能穿越时空，从观者的肩头掠过。仔细观察这张照片，你甚至会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觉：倘若忽略掉银版
上的污损之处，你会觉得照片上的科尼利厄斯生动得仿佛下一刻就可以活动起来，对着我们说话。要知道，19世纪后期留存下来的许多照片中，主角们的脸上常常带着不屑一顾的表情，头上顶着洗发水问世之前人们极其喜爱的那种过于板正的发型——通常看起来都不怎么自然，他们仿佛是被牢牢地定格在了过去的时光之中。与这些照片相比，科尼利厄斯的自拍照就显得接地气得多——这无外乎是因为照片上的他看起来更鲜活、更自信。
摄影技术的发明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在那个到处充满创新的黄金时代，新奇的、令人着迷的事物到处传播和被人们接受的速度有多么快，当然，也包括医学领域的创新——有时候甚至会出现在地理上相隔数千千米的学者同时取得某一项突破的情况。数百年以来，留下肖像画一直是某些社会阶层的特权。绘制一幅单人的肖像画或者创作一幅多人的人物画需要花费大价钱去请一名技艺纯熟的画师，还需要被画者在绘制期间全员到场。当然，被画者可以拜托有绘画天赋的亲朋操刀执笔，这类作品中也出现了不少名作。不过，这些作品的名气恐怕大多要依赖于被画者和画师本人的名气。有些画作在绘制时，被画者和画师已经颇有名气了，有些画作则绘制于被画者和画师成名之前，比如弗朗茨·特奥多尔·库格勒（Franz Theodor Kugler）在摄影术发明前创作的关于年轻的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的那幅画作。
在摄影术发明之前，国王和王妃若想要拥有一幅画像，就必须在做模特的数天之内一直端坐着（或者躺着、站着），好让宫廷画师描绘细节。而罗伯特·科尼利厄斯让这个过程缩短到了15~20秒。由于底版和相关化学用品供应充足（当然，也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肖像画”从贵族走向了平民。仅仅在一年之后的1840年，人物肖像照片就已经随处可见了：既有名人的，也有平民的；既有青年人的，也有老年人的；既有健康人的，也有患病者的。那名比罗伯特·科尼利厄斯早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拍下第一张光学照片的发明家的全名叫作路易-雅克-芒代·达盖尔（Louis-Jacques-Mandé Daguerre）。达盖尔于1838年拍摄了第一张光学照片，并于次年的8月19日在巴黎将此消息公布于世；在世界摄影史上，这一天通常被认为是摄影术和摄影艺术的诞生日。除此之外，达盖尔还间接地参与过世界现存最早照片［出自约瑟夫·尼塞福尔·涅普斯（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之手］的诞生。据估计，这张世界现存最早的照片诞生于1826年或1827年，地点在位于圣卢德瓦雷纳（Saint-Loup-de-Varennes）的涅普斯办公室，涂着感光沥青的底版足足曝光了8个小时。这样的拍摄技术和不佳的拍摄效果（照片中的物什边界甚为模糊不清）导致涅普斯的“日光蚀刻成像法”——这一名称来自成像过程中需要高强度和长时间的日光照射——并未得到广泛传播。
与日光蚀刻成像法相比，达盖尔的银版（后由于缩减成本的需求，银版很快被其他材料例如铜制成的镀银版替代）成像法显然更加实用。因此，在其他成像方法［如火棉胶湿版法和英国人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Henry Fox Talbot）发明的卡罗式摄影法］问世之前，银版成像法成为应用最为广泛的成像技术。尤其在美国，银版成像法甚为流行，至少沿用到了19世纪中叶。达盖尔著名的银版摄影作品《坦普尔大街街景》（ Temple Bar ）第一次在车水马龙的巴黎街道上拍下了两个人的影像。这两个人姓甚名谁没有人知道，我们只能从照片的左下方看出，其中一个是擦鞋匠，而另外一个是他的顾客。拍摄这张照片时，达盖尔一定再三叮嘱他们留在原地不要动，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冲上三楼的房间，打开了立在窗户边的照相机。街道上来回穿梭的其他人则由于曝光时间太长而没能被照相机记录下来，因而未能在这张举世闻名、独一无二的照片中留下丝毫影像。
之后，那个众所周知、为人称道的历史性时刻很快地到来了：1839年8月，达盖尔向世人公布了这项摄影技术测试成功的消息；数周之后，大洋彼岸科尼利厄斯的“自拍照”新鲜出炉；数月之后，世界上第一家商业化运营的摄影工作室在纽约百老汇盛大开业，迎接着源源不断的八方来客。借着这股东风，嗅到了商机的罗伯特·科尼利厄斯立刻在费城和华盛顿开办了自己的工作室。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这项全新技术所表现出来的高涨热情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于富裕阶层中的生活态度：敞开怀抱接受一切科技进步，比如方便出行的铁路火车，意趣盎然的自拍照和家庭照，当然也包括这次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延续了十年的划时代的医学进步。
冥冥之中，好似老天注定一般：曼哈顿的两家“达盖尔式摄影室”（Daguerreian Parlor）的老板直到1940年3月4日揭牌营业之前，所从事的都是被我们现代人称为“医疗技术”（Medizintech-nik）的行业。彼时的亚历山大·沃尔柯特（Alexander Wolcott）和约翰·约翰逊（John Johnson）还在制造牙科医疗器械。医学以另一种方式将“影像技术”付诸了实践。法国医生阿尔弗雷德·弗朗索瓦·多内（Alfred Franois Donné）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显微摄影学家之一，他研究了梅毒和淋病患者的泌尿和生殖系统分泌物，并因此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当然，他的这些成就并没有为公众所知，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了传播。深耕于这一专业领域的多内于1836年发现了滴虫病的病原体——阴道毛滴虫（直至2016年，阴道毛滴虫仍旧被德国某医学协会评为“年度王者原生虫”），滴虫病是一种通过性行为进行传播的疾病。多内深深地着迷于显微镜下的那个世界，当然，1840年时显微镜的倍数和效率是远远不及后来罗伯特·科赫以及路易斯·巴斯德手里的设备的——多内甚至自掏腰包购置了20台价格不菲的显微镜，将它们安放在巴黎大学的教室里以方便教学，让更多的学生得到亲自观测的机会。
不过，多内和他的学生们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结果往往并不那么尽如人意。他们所有的发现——无论是人体组织、单细胞生物还是滴虫——都只能用绘图的方式进行记录，用于教学或研究成果的发表。所以，当多内得知仅仅几个街区远的达盖尔公布了摄影技术业已问世的消息时，他如何能够抑制得住内心的喜悦。同达盖尔以及那个时代所有对摄影技术兴趣盎然的人们一样，多内也坚信“完全”成像术——一种能够完全复刻事物本来的、自然的、真实的面貌的摄影技术——一定能够实现。然而，人们很快就不无失望地明白，即使是照片也是可以“修改”的。早在Photoshop出现之前，人们就已经知道，照片是可以进行人为处理的，摄影本身就是一个十分适合“加工”的过程。“修图”有时是出于审美需求，有时则是出于政治或商业目的。比如，英国摄影师亨利·皮奇·鲁滨逊（Henry Peach Robinson）的摄影作品《弥留》（ Fading Away ）就是出于审美需求的“修图”成果。这张照片拍摄于19世纪50年代，表现的是一名妙龄女子在家人的默默注视下即将香消玉殒的场面——少女的面容和作品的名称都暗暗指出，这名少女“香消玉殒”的缘由有可能是“肺结核”。这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和阿尔伯特亲王（Prinz Albert）的高度赞赏。这张摄影作品在强化上流阶层价值观的同时还充满着死亡崇拜的意味，完全符合那个时代的贵族阶层品位。然而事实是，这张照片是鲁滨逊用不少于五张底片合成的。
尽管如此，多内仍旧对于将摄影技术应用在“显微镜下事物的真实再现”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坚信其一定能够实现。他开始与一个名叫莱昂·傅柯（Léon Foucault）的年轻人一起研究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在此之前，莱昂·傅柯本是一名正在攻读医学学位的学生，但因为接受不了人体解剖、克服不了医学生必须完成的训练科目压力而中断了学业。尽管没有获得学士学位，但这并没有影响傅柯继续钻研科学的热情，正是这种坚持，让傅柯成为19世纪最著名的物理学家之一。1851年，傅柯在巴黎先贤祠前做了一个钟摆实验（这个实验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傅柯钟摆实验”），从而证明了地球的自转，该实验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科学发展史上的经典时刻之一。
多内和傅柯研究出了一种通过提高光照强度来提高显微摄影图像质量的方法，在电子显微镜中利用的是电子——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照明——成像。在达盖尔摄影技术的基础上再加上极高的光照强度，多内和傅柯甚至能够将显微摄影的曝光时间缩短到4至20秒，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可以说是惊人的高效了。运用这种显微摄影技术，多内几乎拍摄下了所有观测对象的影像，包括血液、唾液、排泄物，以及人类和动物的器官细胞及其细胞结构。被拍摄下来的还有人类的生殖细胞，比如女性的卵细胞和男性的精子。当然，显微摄影对象绝对少不了多内自己的那项重大发现——滴虫。1844年，这些照片被收录进了《显微镜学》（
Cours de Microsco-pie
）图集之中——这是每一个医学本科生都必须要熟稔于心的经典教科书。
从拍摄人体组织到再现病人体貌（用医生的话来说就是“宏观把握病情”）以供医生和医学生们观察——近年来这些奇异甚至略显恐怖的照片越来越多地对普通大众开放了——只迈出了一小步。1843年，戴维·奥克塔维厄斯·希尔（David Octavius Hill）和罗伯特·亚当森（Robert Ada mson）在爱丁堡成立了一间摄影工作室，短短几年内，这间工作室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摄影作品宝库，而他们的摄影作品被人们普遍认定为“摄影艺术”的早期表现形式（现馆藏于苏格兰国家美术馆）。希尔是一名绘画技艺高超纯熟的画家，对存在艺术价值的题材有着超乎常人的敏锐直觉。希尔和亚当森拍摄了风景和城市，照片上的那一条条街道让我们得以一窥那个时代的城市风貌：空荡荡的街道上散落着几辆马车。在摄影技术发明仅仅四五年后，希尔和亚当森将人像照的艺术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后人鲜有企及。希尔和亚当森的人像摄影作品中极少出现个人像（在他们所创作的为数不多的个人像中有两张最为著名，其中一张展示的是一个背对着照相机的神秘女人，这是一种十分特别的构图，毕竟几乎全世界的摄影师们关注的都是人像的面部，而不是背部；另一张拍摄的是一个半身掩在阴影之中的裸体年轻人），他们更为关注的是群像，正是这些构图巧妙的群像作品让照片上那些来自遥远时空的人栩栩如生、灵动鲜活。看着这幅画，仿佛远在爱丁堡的希尔和他的三两好友正手捧着灌满了麦芽酒的酒杯站在我们的面前畅抒胸臆，那副意气风发的神情仿佛在大声宣告：19世纪40年代的“生活多么美好！”（Life is good！）希尔和亚当森的另外一幅作品也表现出了类似的“特别之处”，这幅作品的名字出奇地长——《埃伦·米尔恩小姐、玛丽·沃森小姐、沃森小姐、阿格尼丝·米尔恩小姐和莎拉·威尔逊》（
Miss Ellen Milne
，
Miss Mary Watson
，
Miss Watson
，
Miss Agnes Milne and Sarah Wilson
）。在这张照片上，五名年轻的女性聚在镜头前，直视着镜头外的诸位观者。她们的目光虽然严肃但并不乖张，与那个时代大多数入镜者采用的标准化、模式化的“摆拍”大相径庭。
更为与众不同的是一名女士的照片。她极有可能就是那个激发了希尔和亚当森超越传统、打破刻板印象的灵感和勇气的人。光是看一看这名女士的照片，我们就能够估计到，希尔和亚当森一定在纠正这名女士的拍照姿态上费了不少工夫。因为她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已经相当严重了，而以那个时代的医术水平，这种病是无法治愈的绝症。这幅《患有甲状腺肿的女人》（ Woman with a Goiter ）向我们展示了一名患有严重甲状腺肿的中年女性，她的脖子异常肿大，体积堪比孩童的头颅。这是迄今为止已知的第一张以患病者为拍摄对象的照片。尽管照片中女人的症状已经严重到了让当时的人们和现在的我们都不免震撼的程度，但是这个患病的女人在年轻摄影师罗伯特·亚当森的镜头中永远地“活了下来”。而亚当森本人却因病——据称他罹患的是结核病——于1847年英年早逝，享年26周岁。
希尔和亚当森作品中的许多人物——比如年轻的外科医生詹姆斯·扬·辛普森（James Young Simpson）——都表现出了充满希冀、自信满满的神情，这是因为，照片上的人物受到了各种突飞猛进式的科技进步和创造发明的鼓舞，坚信他们生活在一个拥有无限进步可能性的时代。这种对未来的自信首先来自四通八达的铁路建设，与此同时，信息传输方式的变革也打破了传统的时空概念，令这种自信更为膨胀。这个时代的人们知道了文字和信息能够跨越千山万水，见证了传播领域的跨越式变革。1809年，解剖学家萨穆埃尔·托马斯·冯·泽默林（Samuel Thomas von Soemmerring）成功完成了通电信号仪实验，之后，在19世纪30年代，科学家们终于研究出了如何传递电信号的办法。1833年，著名的数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Carl Friedrich Gauß）和物理学家威廉·爱德华·韦伯（Wilhelm Eduard Weber）在哥廷根架设了一条电线，从高斯工作的天文台一直通到韦伯的实验室，构造了世界上第一台电报通信设备。这之后，电报机经美国人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的改造，实用性进一步得到了提升。莫尔斯不仅发明了能够输入信号的电报机，还制定了一套可以用于通信的电码符号，即以每一个码代表一个字母，这套电码符号就是我们熟知的“莫尔斯电码”。1844年5月24日，莫尔斯将《圣经》中的一句话从华盛顿传输到了60千米外的巴尔的摩，这句简短的话语“上帝创造了什么？”（What hath God wrought？）标志着电报通信技术的诞生。
自此之后，无数根电线开始将欧洲各国串联起来，它们通常被架设在新近铺设的一条条铁轨旁边，两条“线路”相伴而行，一条是运送客人和货物的“交通线”，一条是传递消息和数据的“信息线”。这是一场促进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的革命。信息——或者更具体一些来说是“消息”——终于实现了远距离实时传递，其传递速度远远超过了“加急公函”的递送速度。在拿破仑帝国遭遇危机后，身在维也纳的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居住在霍夫堡皇宫、曾经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拥护者——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过去的立场。此时的他如若想要同位于柏林的普鲁士同盟者取得联系，无论是直接发报还是通过奥地利大使馆发报，都只需花上短短的几分钟。这种异常高效的信息传递速度对于普通民众——更准确地说是对于那些受过教育和政治敏感度高的阶层——来说十分有益。这是一个“阅读时代”，图书出版行业蓬勃发展，图书馆里人头攒动、座无虚席，就连咖啡馆和供路人休息的公园长凳上都坐满了捧着报纸书刊的人。一名坐在莱比锡著名的“阿拉伯咖啡树”（Arabischen Coffe Bau m）咖啡馆里的客人只需翻开报纸，就能得知近几周内在巴黎、维也纳或伦敦（或德累斯顿）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随着电报技术的不断普及，一个全新的概念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即时性。有些一天内出版好几期的报纸甚至能够做到把当天发生在别处的新闻直接刊印出来，有些事件甚至有可能就发生在报纸付印前的几个小时内。这样一来，读者们与发生在别处的事件之间的时间差大大地缩短了，而这些发生事件的“别处”往往远超读者们目之所及的地域范围。
在这个全新的信息爆炸年代之前的毕德麦雅时期，人们饱受30多年的来自保守派当权者的政治压迫，被迫专注于家庭和非政治事务，而现如今，丰富的信息流则积聚了巨大的社会能量和政治能量。通过电报，再加上来自邮政通信渠道的详细信息，德国人能够即时地了解到巴黎的消息——1848年2月，法国爆发了革命。这如同向火药桶里扔进了一颗火星，在德国普通民众的心中炸开了花。通过一场暴力程度远不及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运动，法国人将他们的国王驱逐出了这个国家［比起路易十六，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Louis Philippe）幸运地保住了他的头颅］。不久之后，革命之火就在欧洲的许多城市熊熊燃烧了起来。
此时，距离欧洲和北美之间的海底电缆铺设完成还有十年之久。正因如此，一场远比欧洲1848年革命影响深远的、造福万代的、标志着医学现代化起始的“大革命”即将到来的消息，也只能坐着蒸汽机船漂洋过海地从美洲登陆欧洲。这场“大革命”发生在美洲新大陆，是欧洲乃至全世界人民（包括医生们）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