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安亭镇和陆家浜市的兴起

安亭镇和陆家浜市正好位于归有光所说的十一、十二、十三保的范围内，其中陆家浜市位于十一保，安亭镇地跨昆山、嘉定二县，在昆界者为十三保，在嘉界者为上述“六区三扇”（荒区）中的十五、十六、十七等都 ，全部属于明代的官布改折区。在清代修的《菉溪志》和《安亭志》中均收录了归有光的《论三区赋役水利书》，表达了对归有光呼吁之事的强烈认同。以乾隆年间编撰的《菉溪志》为例，该志卷一曰：

归太仆有光《（论）三区赋役水利书》所谓“三区”，本县十一保、十二保、十三保之田是也。菉溪隶十一保，与十二保、十三保俱号冈身，最为高仰。夫高仰之地，远不如低洼之乡，低乡之民，虽遇大水，有鱼鳖茭芡之利，长流采捕，可以度日。高乡之民，一遇亢旱，弥望黄茅白苇而已。低乡水退，次年以膏沃倍收；瘠土之民，艰难百倍。……菉溪田土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与安亭一路专事纺绩同。周文襄公抚吴时仿任土作贡之法，令此三区出官布若干匹，每匹准米一石，民获休息，至孝宗末乃以官布分俵一县。夫以三区之布散之一县，未见其利，而三区坐受其害，复移此布征于常州府，而三区之布，尽变为白银。故震川请按赋役册复之，至欧阳巡抚行牵耗之法于二保、三保低洼水乡，特议轻减，而于十一等保高阜旱区却更赋，前日五升之田，与七、八等保膏腴水田均摊三斗三升五合。后郡守王公于均摊田外，定歉薄田二斗二升，而本县薄田甚多，三十六万之外，乃积余米数千，又下有司再审歉薄之田，均摊数千之米。有司奉行不善，余米不知所归，故震川乞查出前项余粮作为正粮，以复三区五升之旧。

这段文字首先申明了菉溪（即陆家浜）与“三区”之间的关系，接着节录了《论三区赋役水利书》，最后交代了归有光上书的“背景”：苏州知府王公企图重定歉薄田的税则，却造成了新的负担不均，以致“余米不知所归”，归有光于是上书建议减则，复三区征五升税额之旧。对照上文所述，嘉定知县王洀勘减六区三扇田则至二斗二升九合二勺之事，发生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作为同府邻县的昆山县，其重定歉薄田税则的时间，离这一年当也不远。但为何归有光全文不提牵耗法之后发生的新变化呢？显然，《菉溪志》增加的内容很可能并非归有光上书的背景，而是发生在上书之后。至于归有光的上书与昆山、嘉定的减则之间有无内在联系，因没找到直接的史料佐证，此处不敢妄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明中叶苏州府推行均田均役和税粮改折的大背景下，原有社会结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地处昆山、嘉定交界处的昆山“三区”和嘉定“六区三扇”正是对此反应最强烈的地区。因而，在《菉溪志》和《安亭志》中，均花了不少篇幅论及此事，以加深对归有光“见识”的赞同。那么，安亭镇和陆家浜市是何时兴起的呢？它们的兴起与官布改折和水利失修是否有内在的联系呢？

明代苏州府的市镇，除了部分是宋元时期保留下来的，很多均脱胎于村庄。明中叶，“自刘氏、毛氏创造利端，为鼓铸囤房，王氏债典，而大村名镇必开张百货之肆，以榷管其利，而村镇之负担者具困，由是累百万” ，许多市镇都在此时应运而生。在常熟、嘉定、昆山、太仓等州县，很多市镇系由某一大姓创立，并由该大姓掌控市镇的支配权。崇祯《常熟县志》卷一下《疆域·市镇》即揭示了这一情况：

邑之东，唐市、李市、何市、归市、东徐市、张市（即双浜市）、吴市，各有主姓焉。

一个新的市镇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此前笔者还没找到此方面的直接材料作为佐证。而弘治年间常熟人李杰所纂《璜泾赵市碑记》，记述了赵仲辉复建璜泾镇的具体经过：

璜泾，故大镇，元季兵燹，民始荡析离居，而昔时繁华之地，鞠为草莽之区矣。国朝混一以来，百有余年，无有能兴复之者。承事郎赵君仲辉，世居其地，慨然以为己任，乃捐家资鸠工僦材，构屋数百楹，以处流寓，建桥梁，修道路，以便往来。于是商贾骈集，财货辐辏。若土地所产与夫他方水陆之物，靡不悉具。凡近市二十区之民，有而求售焉者，无而求市焉者，盖不俟赢粮负橐，操舟驰驱，远赴都邑，而不日之间，已遂其所求矣。阅三十余年，聚居益盛，远近志人，皆以“赵市”名之。

这条资料生动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市镇建立的完整程序，使我们明白修建店铺、桥梁和道路乃是市镇成立的前提。安亭镇和陆家浜市的兴起，当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

现存最早的一部嘉定县志是正德《练川图记》，该志上卷《市镇》记载了七个嘉定县的镇：罗店镇、南翔镇、黄渡镇、大场镇、江湾镇、清浦镇、安亭镇。其中，对安亭镇的描述如下：

安亭镇，在县西南二十四里，十六都。

《练川图记》成书于正德四年（1509），而比之成书早三年的《姑苏志》，却只记载了六个镇，唯独没有安亭镇。这可能是因为它将安亭算在昆山县的名下：

安亭镇，去［昆山］县东南四十五里，与嘉定接境，有税课子局。

由此可知，至少在正德以前，安亭镇就已经存在。然而，两志均没交代安亭镇兴起于何时，对此，嘉庆《安亭志》的作者也摸不着头脑：“安亭镇，其创始，志无可考也。” 而正德《姑苏志》说这里“有税课子局”，直接成为安亭号称为“镇”的理由。在明代，江南一带凡设税局和巡检之处皆可称“镇”。嘉庆《安亭志》对此有专门的讨论：

远于城而民聚焉者曰聚，聚落曰村，聚货曰集，古未有以镇名者。夫镇者，重也，压也，至后世，凡地有税课者，亦谓之镇。其说见亭林《菰中随笔》。吾安亭，《方舆纪要》、昆嘉二志俱载有税课局之设。明祖吴元，犹沿不改，至嘉靖四十一年奏革。则斯地之在汉时，特以安亭名，其地迨设税课又以镇系于安亭也。

这段材料不仅将村、集、镇三者的关系作了很好的界定，也暗示安亭在成为市镇之前，曾经历过“村——集”阶段。

相比而言，陆家浜市的兴起，则要清楚一些。正德《姑苏志》卷十八《乡都·市镇村附》称：

陆家浜市，去［昆山］县东南十二保木瓜浦，创于宣德初。

之后各个版本的《昆山县志》都沿袭了陆家浜成市在宣德初年的说法，万历《重修昆山县志》还补充道：“客商货物咸自他郡而来，颇称繁庶。” 从中可见明中叶陆家浜市之繁盛。云集至此的客商，到陆家浜市来从事什么贸易呢？乾隆《菉溪志》卷一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物产亦无他异，即棱棱吉贝，亦与太仓嘉定相同，惟机户所织飞花布，长一丈六尺，宽九寸三分，虽不及石浦扣扪，兵墟村袍段，而郡亦有“标直”达北五省，可充衫裤之需。

这里讲的虽然很可能仅仅是清代的情况，但外来客商到这里购买棉布的情形当也适用于明代。康熙《淞南志》卷四《物产》透露了出产在陆家浜的棉布甚至有专门的俗称——“浜布”。明嘉靖《嘉定县志》卷一《市镇》中记载安亭镇的情况亦可作佐证：

安亭镇，在县治西南二十四里，因亭而名，与昆山接界，南与青浦接界，其地河东为嘉定，南北可二里，出药班布、棋花布。

西嵨定生曾经考察了以松江府为中心的棉业市场，指出标布的贩出和中机的贩出在明清之际有相互交替的情况，其中标布的贩路恰好是华北方向。 如上文所述，永乐北迁后，漕粮加耗日增，为减轻加耗，轻赍改折大行其道。昆山县三区和嘉定县的一些地方出现了折征官布的改革，本来这一特殊“权利”，只由松江一府独享。昆山、嘉定改征官布，直接导致本来要到松江采购棉布的客商可以分流出一批到这二县进行交易，在一定意义上说，安亭和陆家浜的兴起即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在归有光时代，甚至邻近的常州府欲采买官布也要前往安亭镇。

客商前来交易，并不直接面对棉布的生产者，而是要经过从事棉布交易媒介的棉布牙行从中斡旋，这种现象在江南非常普遍。在太仓州的沙溪镇“乡人携物入市，……（牙行）代为交易，十抽其一，名曰用钱” 。陈忠平认为，牙行向下将触角伸至穷乡僻壤的农家生产过程之中，向上又与商行建立的长途转运贸易渠道连接起来。 在很多市镇里，“商贾自他来转贩者为多” ，“巨肆坐贾，多客户之占籍者，皖人及浙之宁绍人为多” 。本地人“率居积营生，少离乡远服贾” ，多通过牙行把持行市，“里鱼米西来，木棉东集，皆领有藩帖，开张牙行” ，更有人“私立牙店，坐列估价，谓之主人城邑乡陬，在在有之” 。

丝织业市镇的牙商被称为“丝领头”“绸领头”，经纪外地客商的大宗购买与本地丝户、机户的零星出售，他们或至各村坊收丝收绸，或坐守镇上，通过“载船人”与丝户、机户打交道。 “丝领头”“绸领头”的存在，有力地保证了乡村社区和外地商帮之间的联络，乡间有“兼事纺经及织绸者，纺经以己丝为之，售于牙行，谓之乡经，取丝于行代纺而受其直，谓之料经” 。在盛泽镇，“近镇四五十里间，居民尽逐绸绫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 。

随着商品化程度的加深，牙行介入交易活动越来越多，“花布柴米纱縩，下及粪田之属，皆有牙行，皆领帖开张，悉照市价主其交易” 。在嘉定县外冈镇，“卖纱卖布者必以黎明，至于花豆成熟时，牙侩持灯而往，悬于荒郊要路，乘晦交易” 。这使连接着远方城镇贸易网络的外地商人与村落几乎隔绝，牙人和本地商人从两端获利。康熙年间，位于嘉、上、青三县交界之处的诸翟镇，甚至有“积奸牙侩，构同刁恶银匠，将客商所付纹银官钱，倾换低潮，掺和私铸，抑勒收买，以致耕农终岁胼胝，织妇宵旦勒劬，不惟觅利无几，甚至偿本不足” 。

安亭镇也不例外。该镇“南北有二市，俗以北市为大安亭，南市为小安亭，皆以桥为市。市中贸易，必经牙行；非是，市不得鬻，人不得售。其所用秤斗，不与常同，故称名亦异，其秤曰桥秤，斗曰桥斗。黎明而集，日中而散” 。

这段材料除了涉及牙行，当中还有一个小细节，一直为研究江南市镇的学者们所忽视：安亭镇的市场是由大安亭（北市）和小安亭（南市）所构成的，且两市皆倚桥而建。嘉庆《安亭志》并没有指明两座桥的名称，对照该志的安亭镇图，我们可以发现，安亭镇以漕塘和东六泾为界，东属嘉定县境，西属昆山县境，界河两侧为安亭镇的主街道，两座桥很可能就建在这两条界河之上。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主要是针对以往涉及江南市镇格局的某些研究，多用“一”字、“十”字、“丁”字等对市镇进行形象化概括，殊不知这种布局很可能是在市镇形成一定规模以后的产物。市镇形成的过程不是均质而匀速的，一般都会有先后次第。安亭镇的例子提示我们，大安亭、小安亭的兴起和安亭镇的最终定型之间或许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安亭“居民以南、北两桥为市” 的习俗至少清代仍在延续。如果我们把这一现象反过来进行思考，那么安亭镇或许是由大安亭和小安亭两个“集”逐渐合并起来的一个“拼盘”罢了。对街市形态进行形象化概括，无疑把复杂而多元的市镇形成过程简单化了。

实际上，江南很多市镇不仅可能是由先前多个中小型市镇合并而成的，而且市镇本身的重心，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乾隆《菉溪志》的作者诸世器惊奇地发现，该镇已找不到一条叫作“菉葭浜”的河流，这意味着其所处时代的陆家浜市和之前的陆家浜市恐怕已经不在同一位置了：

镇中诸水，衡者纵者，皆有主名，并无所谓菉葭浜者。故老相传，初进木瓜河百许步，南有一浜，今名“黄泥浜”者，即菉葭浜。当年立镇，原在吴淞江岸，如至和塘之唯亭，后渐移至内。按李翊《俗呼小录》“绝潢断港，谓之浜”。今黄泥浜但可纳舟，不能通舟，应在此处。

按照诸世器的说法，原来的陆家浜市是地跨吴淞江两岸的，后来才渐渐移至吴淞江以东。自宋至明中叶，夏驾浦以下的吴淞江段淤塞愈加严重，“考其江身，宋司农丞郏亶言，小时犹见其阔二十五丈。元都水监任仁发言，狭处犹广二里。太仆归有光言，往时南北渡，一日往来仅一二回。我乡故老亦有吴淞大江一日三渡之说。盖惟经流支流既广且畅，斯东岸高田得资灌溉。万历中，江身已塞，而夏驾河、鲭鱼泾亦渐为平陆” 。上文归有光对三区水利之总结，同样揭示出夏原吉分流吴淞江之后江面逐渐狭束的过程。如此看来，三区水利失修，不仅造成田土被抬高，而且间接影响着市镇之发展。

诸世器对于市镇的迁徙，有一番自己的见解：

府邑志具以菉葭浜为市，与城内半山桥同，谓客商货物，咸自他郡而来；又谓地无土著，大半皆浮居。以今观之，镇中编户近者百余年，远者且百六七十载。志所云在吴淞江岸，或然耳。至宣德间徙今地后，则水环岸抱，地气深潜，断无萍泛蓬漂之理。

他认为，宣德年间陆家浜市才迁至“今地”，这就意味着该市在宣德以前已经存在，这与正德《姑苏志》中“陆家浜创始于宣德初”的说法，显然有相当多的不一致。诸世器并非没有参考府县志，流传甚广的正德《姑苏志》当不会遗漏，但他似乎更想拉长陆家浜市的历史，特别在发现当地土著的历史只能追溯一百六七十年的时候，这种愿望就愈加强烈。“镇中编户近者百余年，远者且百六七十载”，从乾隆年间向前倒推170年，大概是明万历年间。陆家浜踪迹之谜和市镇历史的不连贯，既给诸世器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后期三区生态改变所导致的市镇重心的转移。

明末三区生态的变化，突出表现在旱区范围的扩大：

故向之三区，止果、珍、李、柰、菜、重、芥等处，后至困、及、夜、光、巨、称等处，明季昆山册籍所以有十三旱区也。

由嘉靖时的三区扩大到明末的十三旱区，既是吴淞江等河淤塞的结果，也与昆山、嘉定等县植棉业的迅速推广密切相关。西嵨定生最早注意到水利荒废与棉作发展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具体来说就是，水利荒废严重会导致植棉的迅速发展，而棉花种植反过来又会促进水利的荒废。这一双向过程主要发生在正德、嘉靖以后：

国初三江载浚，水利大兴，吴淞巨浸，入川达浍，嘉定小邑遂得藉以灌输，十田五稻，以土之毛输国之贡，本色之派，所从来也。不料陵谷变迁，大江忽为平陆，支河遂已绝流，斥卤积沙，旋浚旋淤，桔槔莫施，禾种遂断，仅种木棉一色。

在这种情势之下，嘉定县“全赖花布贸易，以为完粮之资” 。大批经营棉业的“专业市镇”应运而生。万历二十一年（1593），嘉定漕粮全部折银，更加剧了这一进程。这一方面使该县的棉业继续呈扩大之势，另一方面也使水利问题更显突出。至崇祯年间，原有的水利系统已经荒废殆尽：

嘉定地不产米，所以异于他邑者，他邑水缓而清，本邑濒江滨海，水急而浊，沙积泥淤，必俟修浚一次，平土约高三尺。累至改折之时，本邑比别境土已高一二丈矣。水深岸平易于灌溉，岸高水浅，难于车戽，此病根也。而自废漕于今六十年，又应土高一二丈，其间支干河在国初称三千余条者，今已湮没十之七。以本不相宜之地性责之，以久不习惯之人工，此田土万万不能复有事禾稻也。

昆山县虽没有全县折漕，但陆家浜的湮废和市镇的东移，与棉业扩张、水利荒废无疑是有一定关系的。

由于看到棉业、米业交易有利可图，一些地方权势企图直接掌控市镇中棉花、棉布、米粮的交易权，很多市镇因此而创立。例如，常熟县唐市的创立和得名就与一个有趣的传说故事有关：

唐市，旧名尤泾，自明中叶唐氏聚居语廉泾，渐成市集，始称“唐市”。唐将军者，唐氏族人也，失其名。幼好武习拳棒，长膂力过人，性亢爽，有侠气，喜抑强扶弱，遇不平事，辄挥拳以助，人畏之如虎。后鉴于市集之由于己创也，思有以改称之。故每于侵晨乡民入市之际，候守市梢，过则问以何往，答以唐市，则许其通过，否则拒之。人惧其势也，弗敢逆。久之，唐市即顺呼于人口矣。

这则传说出自光绪年间镇人龚文洵之笔，因年代久远，或多或少有添油加醋的成分。然而，据明弘治《常熟县志》载：“唐市，……正统初，居民唐氏招致商人交易，遂成市，旧名尤泾市” ，隐约透露出“单姓创市”传说中的某些真实的痕迹。

像这样由单姓建立的市镇因大姓之荣而兴，亦因其败而衰。离常熟县六十五里的花桥市，“里人朱氏创为市，市主监生朱坦以败伦论斩，市寻废”。也有在一姓衰败后将市镇转给他姓的，常熟县东北六十里的薛家市，“里人薛忭所创，居民多负贩，后忭犯法，庾死，而市转属他姓” 。然而，由于明中叶所形成的社会机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又会有新的创市主姓粉墨登场。

唐将军的行为多少有些欺行霸市的意味，而这种现象在明清时期的江南相当普遍。比将农民拦阻在市场以外的行为更严重的，则有“白赖”“白拉”之类的恶俗。在太仓州的璜泾镇，“贫民持货入市，群不逞要诸路，曰某店领价，横主价值，勒索用钱，曰‘白赖’”，乾隆年间更名曰“里鬼” 。附近各乡镇也多有之，“惟重惩，始敛迹” 。嘉定则称这群人为“白拉”：“白拉者，皆市井无赖子也。村氓担负入市，辄邀截于涂，以贱价强售，不从即攘夺之，或私开牙行，客货经过，百计诱致，诡托发贩，悉罄其资，否亦什偿三四而已。此辈成群，乡愚孤客，畏之如虎，城镇皆有之。” 牙行原则上要经官方许可方能营业，但白赖、白拉并不开设店铺，而是集合游手无赖，一见到客商的货船到城镇，就前去交涉，不许其他人与之接触，独霸与客商的交涉权，用大幅度降低商品价格等手段获利。甚至连农民带花布、柴米等货物进城也要掠夺，他们在城镇周边的道路上索要通过费，以代卖为名，实则强夺买货代金。“乡民偶携鱼蔬等物入市，群不逞要诸路，曰总成某店，横主价值，勒索转贩，物价自此而日昂，刁伪从兹而起。甚至外镇之人挑葱卖菜经过，……即遭抢失，习以为常。”

白拉（白赖）之徒的猖獗，固然可视为一种地方恶俗，然而，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去审视，则可体会到贡赋经济带动下的所谓“市场”，未必仅仅指那些像安亭和陆家浜那样具有固定场所的交易点，乡镇接合部乃至乡村本身均可能被卷入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专业市镇”兴起的机制，显然要比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等经济理性的“逻辑”促发起来的市场复杂得多。或许，我们更应该从赋役改革和地方社会变化等角度入手，才能真正揭示明中叶以后江南市场发育的深层次原因。

在明中叶苏州府推行均田均役和税粮改折的大背景下，原有社会经济结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永乐北迁后，漕粮加耗日增，为减轻加耗，轻赍改折大行其道。昆山县三区和嘉定县的一些地方相继推行了折征官布的改革，派官布的地区和不派官布的地区存在着赋役负担上的巨大差距，本来缴纳官布的“权利”，只由松江一府所独享，明王朝在赋役改革中将官布作为贡赋经济的“平衡杆”，间接促发了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的转移。由于昆山、嘉定部分地区改征官布，本来要到松江采购棉布的客商，分流出一批到这二县进行交易，因而带动起一批棉布交易市场。正德、嘉靖以后，水利的失修使吴淞江两岸的农田越来越不适宜稻作生产，而棉花种植反过来又会促进水利的荒废，这一双向过程导致棉业逐渐占主导地位。已经习惯植棉的老百姓只能依赖市场来获取他们所需的谷物，以便缴纳赋税或者满足日常所需，由此棉花和粮食市场亦应运而生。由于看到棉业、米业交易有利可图，一些地方权势企图直接掌控棉花、棉布和粮食的交易权，很多市镇因此而创立。陆家浜和安亭即是在这一背景下成为市镇的。在一定意义上，所谓“专业市镇”或许是贡赋系统下“改折财政”的一种延伸。

之所以作出以上推论，主要的出发点是归有光的《论三区赋役水利书》。这一逻辑在江南地区是否具有普适性，笔者不敢妄加论断。然而，纵观明中期江南历史的变化过程，自周忱实施金花银、改征官布到嘉靖年间行牵耗之法，恰好为各地市镇兴起之时 ，除非历史变迁中具有太多“纯属巧合”的因素，否则由改折和均平赋役负担所引发的商品交换及种植结构的改变在其中所起作用，绝不容小视。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中，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本前提。然而，除此而外还存在“不依靠分工的市场”，例如权力亦可以与社会分工一样，拉动着经济需求。在吴承明看来，在中国历史上，“可以有不同性质的交换，乃至可以说有不同意义的商品”。他发现，无论是以余缺调剂为主的地方小市场，还是基于剥削而形成的城市市场，乃至看起来是由地区分工引起而事实上纯由自然条件的差异形成的地区间长距离的贩运贸易，其形成都与社会分工没有太大关系。 探索中国传统市场的起源、动力和性质等问题，首先应该回到中国自身的历史场景中，通过揭示传统市场的运作机制，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中理解经济现象。梁方仲、寺田隆信等学者将推动明代长距离贸易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归结为贡赋经济，对于我们来说极富启发性。它提示我们，“经济理性”和“社会分工”等以西方语境为出发点的分析工具绝不是经济史研究中一劳永逸的方法论。若是不假思索地以近代以后市场经济的观念去想象和解释传统时代市场发展的动力，就难免犯削足适履、过于简单化的错误。

从表面上看，明中叶江南一些地区种植结构的改变尤其是经济作物的大面积播种，非常符合立足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市场发育理论，但是，我们一旦将之置于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之下，就会发觉这样的解释过于平面化，缺乏历史的深度，甚至有以逻辑替代过程的嫌疑。所以，本章才会以安亭和陆家浜二镇为例继续追问专业化和分工背后的历史情景及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出于个案研究“有限性”的考虑，我们不得不承认，由赋役结构的改变所带动起来的“专业市镇”不过是明清市场起源和发展多元化图景中的一个侧面而已，如果要从中总结出更具普遍解释力的传统市场发育的理论，则须兼顾因果解释和对机制的理解，并将之置于传统中国不同地域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才有可能。

市镇的大量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江南乡村聚落的格局，这些相对均质分布的市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乡村，是从乡村中产生出来的有别于乡村的一种聚落形式。我们只有立足于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才可能更深刻地探讨市镇区域的形成和地主城居等重要话题。正如谢湜所认为的那样，明中叶乡村聚落中市镇的创立，是形成地主“城居”的一个重要背景，“城居”不一定是人群迁移的现象，而更多的是市镇创立所带来的乡村聚落结构变化的表现形式。 除此而外，我们还应看到，江南市镇形成的时空过程不是均质而匀速的，清中叶以后逐渐定型的街市布局很可能是市镇达到一定规模以后的产物。不仅市镇的重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而且某些“大镇”亦可能是由先前多个中小型市镇或者村落合并而成的。 IuhhDalHSAubgvHOagOxzmNYywMuZMxNQf1e99b6smvneWO5gIwgJl7+ezW3Mr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