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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之所以选取安亭和陆家浜二镇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由阅读归有光之《论三区赋役水利书》所引发。
这篇文章有1800余字，乃归有光在嘉靖十九年（1540）中举之后至四十四年（1565）中进士之前这段时间所撰成。全文大致可分作“缘起”和“对策”两个部分，为行文的方便，同时避免因大段引述造成不必要的枯燥乏味，故分别引之，并结合相关史料，试作分析：
［缘起］
有光再拜，谨致书明侯执事：窃承明侯以本县十一、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莱，居民逃窜，岁逋日积。十数年来，官于兹土者，未尝不深以为忧，而不能为吾民终岁之计。明侯戚然于此，下询蒭荛。有光生长穷乡，谭虎色变，安能默然而已。
窃惟三区，虽隶本县，而连亘嘉定迤东沿海之地，号为冈身，田土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土人专事纺绩。周文襄公巡抚之时，为通融之法，令此三区出官布若干匹，每匹准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纳税粮，官无科扰，民获休息。至弘治之末，号称殷富。
正德间，始有以一人之言而变易百年之法者，遂以官布分俵一县。夫以三区之布散之一县，未见其利，而三区坐受其害，此民之所以困也。夫高阜之地，远不如低洼之乡。低乡之民，虽遇大水，有鱼鳖菱芡之利，长流采捕，可以度日。高乡之民，一遇亢旱，弥望黄茅白苇而已。低乡水退，次年以膏沃倍收；瘠土之民，艰难百倍也。
前巡抚欧阳公与太守王公行牵耗之法，但于二保、三保低湮水乡，特议轻减。而于十一、十二、十三保高阜旱区，却更增赋。前日五升之田，与概县七八等保膏腴水田，均摊三斗三升五合。此盖一时失于精细，而遂贻无穷之害。小民终岁勤苦，私家之收，或有不能及三斗者矣，田安得不荒？逋安得不积？此民之所以困也。
吴淞江为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经流也。江之南北岸二百五十里间，支流数百，引以灌溉。自顷水利不修，经河既湮，支流亦塞。然自长桥以东，上流之水犹驶。迨夏驾口至安亭，过嘉定、青浦之境，中间不绝如线。是以两县之田与安亭连界者，无不荒。以三区言之，吴淞既塞，故瓦浦、徐公浦皆塞；瓦浦塞，则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徐公浦塞，则十三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年之旱，沟浍生尘，嗷嗷待尽而已。此民之所以困也。
此段的大意为：昆山县的十一、十二、十三保田土高仰，不宜种稻而专种棉花，民人以纺织为业。周忱巡抚江南时，将这里的税粮改征官布，每匹官布折税粮一石，由是民得以休养生息。正德间，有人建议将三区官布分摊到全县，导致三区税粮不能完全折布，重新改缴部分粮米。嘉靖十七年（1538），欧阳铎和王仪行均田均役之法，将原本轻重不一的官民田税则统一，每亩一概征收三斗三升五合，这使原来只有五升税额的三区之田赋额大涨，于是人民不堪重负，纷纷逃亡，田土荒芜。除此以外，归有光还注意到水利不修对三区农业生产的影响，由于夏驾口直至安亭的吴淞江段严重淤塞，使两岸之田（即十一、十二、十三保之田）得不到灌溉，连年歉收，民大困。
仅从字面上作解释，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这段材料背后至少还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第一，原来专派三区的官布，一旦改由昆山全县承担，三区百姓为何有负担加重了的感觉呢？第二，以往学界一谈均田均役，就会大书特书其减轻江南重赋之重要功用，归有光为何会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牵耗之法颇有微词？第三，水利不修与三区赋役轻重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
首先，我们先探究一下官布为何对于昆山三区如此重要。这恐怕得从中国古代田赋的征收方式说起。在传统社会，田赋一向是国家的主要税源，地方从来没有独立的财政，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划分多用“起运”和“存留”来表示。所谓“起运”，顾名思义，是要将田赋缴纳到中央或者中央指定的地点；“存留”即是将部分供本地用途的实物留在地方。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起运的任务常常是繁重而艰难的，这主要制约于空间距离。梁方仲先生对田赋史上起运、存留的划分与道路远近的关系有过非常精辟的见解：“如空间距离愈远，则运输愈费事，而问题亦愈多；反之，距离愈短，则运费愈省劲，问题亦就比较少了。”
这种思想最早体现在《尚书·禹贡》之中，在该篇的五服制中记有“甸服之法”：
百里赋纳总（禾本全曰总），二百里纳铚（刈禾曰铚），三百里纳秸（半蒿去皮曰秸）服（力役输将之事，蔡沈注云：总前二者而言之），四百里粟（谷也），五百里米。
且不论《尚书·禹贡》之成书年代（目前流行的看法是战国时人所著），“甸服之法”所体现的主要原则是，由甸服之鄙缴纳给王都的谷物，视距离远近而精粗各异，运费乃是其中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如果说“甸服之法”因年代久远，难以洞察其细节的话，那么唐宋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政治军事中心和财赋重地之间的空间距离越来越大，为解决运费难题，而采取根据距离远近按一定比例对田赋进行改折的办法，则是不争之事实。具体来说，就是离都城较近的地方，一般采取直接征解谷物；离都城较远的地方，则改谷物为缴纳重量相对较轻且方便运输的等值折纳物。陈寅恪先生将唐代财政体系总结为“河西地方化”（和籴）和“江南地方化”（回造纳布），即是在这一背景下为解决运费问题而采取的对策。
明初，由朱元璋亲手制定“画地为牢”的实物财政原则，同时也兼顾运输因素。国都金陵的漕粮输纳任务主要由南方诸省承担，而向北部边防输纳钱粮的任务则是由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北直隶等华北诸省担负。
此时，南方诸省向京师供应税粮，尚不十分困难。据马文升的《革大弊以苏军民疏》载：
洪武年间，建都金陵，一应京储，四方贡献。蜀楚、江西、两广俱顺流而下，不二三月可至京师。福建、浙江、直隶、苏松等府，虽是逆流，地方甚迩，不一二月可抵皇都……所以民不受害。
永乐北迁后，漕粮总额虽没发生重大改变，但由于运输距离加大，不仅需要更多的人力，运费也成倍上涨，这突出表现在各种剧增的加耗上，甚至出现了加耗多过原额的现象，尤以备受重赋困扰的江南地区为最厉害。诚如陆容所云：
洪武间，运粮不远，故耗轻易举。永乐中，建都北平，
漕运转输，始倍于耗。由是民不堪命，逋负死亡者多矣。
然而，由于祖宗之法不能轻易更改，地方官员不能随意减轻赋役的总额，重赋问题很难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各级官员只能在均平负担的层面作一些改革，而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如何使国家的贡赋体系更好地进行运转。宣德、正统年间，由应天巡抚周忱制定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即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渐次推行。尽管周忱经过与户部的反复“谈判”，最终奏减了苏州、松江二府的部分税粮，但重赋和官民田税则不一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对此，周忱先后采取平米法（又称“加耗折征法”）调节官民田之间税粮负担的严重不均，把一两折税粮四石的金花银分派给重额官田的耕种者，又将二十万匹官布（亦有十九万匹之说）按照一石一匹的标准，派给出产棉布的嘉定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金花银和官布属于轻赍折纳物，运费较谷物便宜得多，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因永乐北迁田赋起运距离加大所带来的加耗。
因金花银派于不产棉布的长洲、吴县、吴江、常熟四县
，与归有光文所提及的官布改折无涉，故在此略过，专谈官布问题。按照《论三区赋役水利书》的说法，昆山县的十一、十二、十三等保，似乎也在折纳官布的范围之内，这与学界一般认为的官布专派嘉定一县有所抵牾。
为此，笔者翻检了《明实录》，发现宣德正统年间竟然没有关于官布改折的任何记载，仅有的两次涉及官布的内容，全都出现在万历年间，其中万历六年（1578）六月巡按直隶御史林应训的题奏，涉及的主要是昆山县的官布，而万历四十四年（1616）工科给事中归子顾上疏，虽言及嘉定官布，但他将周忱巡抚江南、改派官布的时间定在永乐年间。
这似乎与目前学界流行的看法有一定差距。
明初曾对改折布有严格的规定，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三年（1370），“户部奏，赏军用布其数甚多，请令浙西四府秋粮内收布三十万匹。上曰：松江乃产布之地，止令一府输纳，以便其民，余征米如故”
。可见，除了松江一府，浙西其他府县均无折布之例。作为苏州府属县的嘉定县和昆山县都没有折纳官布的“特权”。那么，嘉定县（以及昆山县）是什么时候开始折纳官布的呢？现存的周忱文集和年谱（《双崖文集》和《周文襄公年谱》），虽均是清光绪年间的刻本，但年谱据说是由周忱之子亲自编纂，文集更是文襄亲笔，两书记录了周忱的各项改革措施，却只字没提及官布问题。
最早将周忱和官布扯上关系的文献出自成弘间人彭韶所撰《巡抚文襄周公碑》
，实际上就是周忱的传记，在焦竑的《国朝献征录》里题作《资政大夫工部尚书谥文襄周公忱传》
，两者内容基本一致，原文如下：
其嘉定、昆山等处折纳官布，每匹该正粮一石，旧例验收务重三斤，粮解领布到官，率因纱粗不堪官验，十退八九。公（指周忱。——引者注）知之，奏称：布匹斤重纱粗，其价反贱，纱细布轻，其价乃高。乞不拘斤重，务在长阔如式，两头织造色纱，以防盗剪之弊。从之。
明嘉靖后开始流行的版本各异的《周忱言行录》
，几乎一字不差地引用了彭韶的文字。由彭韶的周忱传我们不难发现，在周文襄公巡抚江南之前，嘉定、昆山等处已经有折纳官布之例，周忱不过将官布的查验标准加以改变而已，本人并非官布的发明者。由此看来上文归子顾将嘉定官布出现的时间定在永乐年间，亦不无可能，只是他将推行者算在周忱头上有些草率罢了。永乐年间，正是漕运加耗激增的年代，当时或者稍迟出现官布改革，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更为重要的是，改折官布无论起于何朝，其始不限于嘉定一县，当无可辩驳。一些学者之所以将具有轻赍性质的“官布”全都算在嘉定一县头上，显然是受了后人（主要是嘉定县人）有选择的历史记忆的“误导”。上述归子顾即为嘉定人士，其立场不言自明。而影响更为深远的史料出自万历《嘉定县志》：
公尝微服徒步行田间。一日至县西南乡，入民舍，问主人，有老媪对言：儿闻周大人当来，今入市买酒肉，为治饭。公言：我周大人也，吾与从人当就妪家饭。已而，其子归，如见坊长里魁，公因视其耕耘纺织之具云。是家且世世丰衣食，至今人谓其地曰“周公村”。公见嘉定土薄民贫，而赋与旁邑等，思所以恤之，谓地产绵花而民习为布，奏令出官布二十万匹，匹当米一石，缓至明年乃带征。盖布入内帑，中官掌之，以备赏赉，视少府水衡钱较缓，公实用以宽瘠土之民。已而割地以置太仓，分布一万五千匹，正德之末，抚臣为一时那移之计，以一万匹分之宜兴，以四万六千匹分之昆山，而当米一石之额一减而为八斗，再减而为六斗。文襄公之遗意鲜有存矣。
这则史料不仅将二十万匹官布的由来传奇描述得绘声绘色，还将昆山、太仓等地所纳官布视作由嘉定所分拨，如果不是现存有时间更早的彭韶版周忱传、《周忱言行录》和归有光的《论三区赋役水利书》等文献，万历《嘉定县志》的说法恐成众口一词。非常巧合的是，万历《嘉定县志》将昆山始纳官布的时间定在正德年间，正与归有光所云三区之布“分俵一县”的时间相吻合，内中细节，已不可考详，但正德年间昆山官布输纳机制有重大变化，当可推断。对于我们来说，考究这段“官布公案”的真相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由此可以认识到官布（以及金花银）对于江南部分地区的重要性：正由于派官布的地区和不派官布的地区赋役负担有着很大的不同，各种关于官布来源及衍化的故事才不断涌现。归有光的牢骚由官布而发，嘉定人的呼声也因官布而渐隆渐远。这些官布来源故事的背后无疑凝聚着错综复杂的地方利益之争。而这些地方利益之争又进一步体现在哪些侧面呢？
以往学界将缴纳官布的田土简单地理解为重额官田，从归有光的《论三区赋役水利书》我们可以发现，被征派官布的田土也可以是五升的轻则“民田”，如此看来，有关周忱改革的受益者的探讨，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周忱改革的讨论，暂且告一段落，下面我们再审视一下欧阳铎、王仪所行“牵耗之法”。嘉靖中叶，江南地区各府先后推行了以均粮和征一为主要原则的改革，这项变革最终废除了明初税则悬殊的官、民田的区别，大大减轻了重额官田的沉重负担，但也相应使原先一些不宜提高税则的土地增加了赋役负担。归有光所说的昆山十一、十二、十三保的田赋由五升激增至三斗三升五合，这让长期独享官布之利的一般老百姓难以承受，于是纷纷逃亡，造成大片田土荒芜。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以经营蚕桑业见长的湖州府归安县。在湖州府推行均田均役法后，田赋税则以县为单位一则派征，很快就引发了部分原来缴纳低则税粮的归安县西乡人的强烈抗议。他们的代表孙铨曾作《上郡守论田地六则》曰：
自归安一县言之，一东一西等区，东乡之田重而膏腴，不惟秋稻倍收，而菜麦每岁全熟，故东乡田税重至二三两者；十五、六等区西乡之田，土浮而洼下，不惟菜麦全无，而秋稻间岁一获，故西乡田税轻至四五钱者。当时岂不知地可加税，税且不加，而今欲加粮，偏乡独累。嘉靖二十八年（1549），知县叶不蒙细查来历，遍访民情，偏听奸言，将概县田税一则派征。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至今怨声满道。……本县田多地寡，有地之处，惟下三乡。盖湖荡积水之区，田不可耕，幸赖一二桑地，聊以存生，常年借地之利，以赔补田粮所入不尝所出。以故东乡多田之处，富者一家数十万田连阡陌，西乡有地之处，比屋草茆。今以概县富豪之田粮而加分三乡贫民之地亩，苦乐相去，何啻天渊！
孙铨文中的“地”专指植桑之地，位于“下三乡”的菱湖地区，是归安县桑地最为集中的地方，在均田均役之前，这里赋简税轻，加上植桑养蚕业的应运而生，由此引发了菱湖镇的兴起乃至进一步的繁荣。至正、嘉、隆、万年间，菱湖“第宅连云，阛阓列螺，舟航集鳞，桑麻环野，西湖之上，无隙地无剩水矣，遂为归安雄镇”
。这不由地令人有所联想：明前期江南各地税粮不均，是不是促成市场发育的动因之一呢？或许正是轻则桑地上所获取的巨大利润，才促成了菱湖地区的市场繁荣，从某种程度上说，把贡赋体系视作商业利益的平衡杆当不为过。依此类推，长期只纳五升税粮的昆山十一、十二、十三保，也从税则不均中得到了不少好处。如此，均田均役改革对那些原本获益的地区造成的冲击就不难理解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扒平税则——“以概县富豪之田粮而加分三乡贫民之地亩”——又会把更多的区域卷进贡赋经济的平衡杆中。正德间，三区官布分摊到昆山全县的事件，似乎可以视作嘉靖中期均田均役的前奏，昆山全县获取了原来只由十一、十二、十三保独享的折布特权。加入轻赍行列里来的这些“新贵”，自然会利用好百年难遇的优惠政策，通过适当的产业结构调整（例如扩大植棉面积或者设立商业市镇）以达到减少赋役负担的目的。
最后，我们再看看水利与三区赋役的关系。按照归有光的说法，自夏驾口至安亭之两岸即十一、十二、十三保。而夏驾浦和安亭在太湖水利史上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这主要是因为明永乐年间，户部尚书夏原吉曾将当时太湖最主要的排水通道吴淞江，分别注入刘河、白茆塘，以达于海，并另开大黄浦，以分泄水势。刘河和白茆塘与吴淞江的交汇处就在夏驾浦至安亭之间，归有光所说的夏驾口即夏驾浦与吴淞江的交汇口。夏原吉所上《苏松水利疏》详细叙述了其治水思想：
吴松江延袤二百五十余里，广一百五十余丈，西接太湖，东通大海。前代屡浚屡塞，不能经久。自下江长桥至夏驾浦约一百二十余里，虽云通流，多有浅狭之处，自夏驾浦抵上海县南跄浦口一百三十余里，潮沙渐涨，已成平陆。欲即开浚，工费浩大，且滟沙游泥，浮泛动荡，难以施工。臣等相视，得刘家港即古娄江，径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径入大江，皆系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吴松江南北两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诸水入刘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黄浦乃通吴松江要道，今下流壅遏难流，傍有范家浜，至南跄浦口可径达海，宜浚令深阔，上接大黄浦以达泖湖之水，此即禹贡三江入海之迹。每时水涸之时，修筑圩岸以御暴流。于此则事功可成，于民为便也。
夏原吉的治水，的确一度解决了太湖的排水问题，然而，白茆和刘河的地势都比较高，很快两河淤塞严重，海水倒灌所带来的沙土，垫高了夏驾浦至安亭吴淞河道两岸。除了地理上的原因，“奸民豪家占江以遏水”也加速了水道淤高。正如万历《重修昆山县志》的撰者周世昌所云：“县治以东地渐高而苦旱，往昔以十一二三等保为膏腴之田，今遂至于荒芜者，非地理之咎，人事使然也。”
水利不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十一、十二、十三保的生态环境，使这些地区越来越不适宜稻作生产，棉业逐渐占主导地位。然而，明中叶以后赋役改折的趋势并不能完全适应这种种植结构的变化，虽然一些高亢之区率先折纳官布或者金花银，但以谷物为主的赋役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根本改变。已经习惯植棉的老百姓只能依赖市场，来获取他们所需的谷物，以便缴纳赋税或者满足日常所需。万历时，嘉定人徐行对此情况有形象的描述：
苏州府七县一州，独本县三面缘海，土田高亢瘠薄，与他县悬殊，虽自昔已然，但国初承宋元之后，考之旧志，境内塘浦泾港大小三千余条，水道通流，犹可车戽，民间种稻者十分而九，以故与他县照常均派本色兑运，尚能支持几二百年也。其后江湖壅塞，清水不下，浊潮逆上，沙土日积，旋塞旋开，渐浅渐狭，既不宜于禾稻，姑取办于木棉，以花织布，以布贸银，以银籴米，以米兑军运。
从植棉到买米，至少经过了“以花织布，以布贸银，以银籴米”三个环节，由此可以带动棉花、棉布和粮食三种类型的市场，这种市场发育的方式，显然不能简单地以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分工论”来解释。固然，棉作和种桑养蚕的收益比原先种稻的收益要高，但随着与均田均役互为表里的贡物折纳改革的深化，实物财政向以白银为媒介的贡赋体系转变，所有财力、人力、物力的需求均不得不诉诸市场，贡赋系统与分工、交换形成的市场互动，直接改变了江南农业的种植结构乃至历史进程，导致一些地区涌现出大量主要经营棉织业和蚕桑业的新兴“专业市镇”。位于“三区”的安亭镇和陆家浜市即是其中的代表。
针对三区赋役不均、水利失修的现状，归有光向昆山知县提出了三个解决办法，即复官布之旧、复税额之旧和修水利之法，现分述如下
：
［对策一］
其一曰，复官布之旧。乞查本县先年案卷，官布之征于三区，在于某年；其散于一县，在于某年。祖宗之成法、文襄之旧税，一旦可得而轻变，独不可以复乎？今之赋役册，凡县之官布，皆为白银矣。独不思上供之目，为白银乎？犹为官布乎？如犹以为官布，则如之何其不可复也？古之善为政者，必任其土之所宜以为贡，文襄之意盖如此。即今常州府有布四万匹，彼无从得布也，必市之安亭，转展折阅，公私交敝。有布之地，不征其布，而必责其银；无布之地，不征其银，而必责其布。责常州以代输三区之银，则常州得其便；责三区以代输常州之布，则三区得其利。此在执事言于巡抚，一转移之间也。
在归有光的年代，官布和白银不分轩轾，可以互相折算，重新恢复分散于一县的官布，改由三区独揽已不可能，而且这样可能会受到三区以外昆山县人的抗议。他只能退而求其次，试图将派往常州府的官布，改由三区承担，理由是常州府不产棉布，那里上缴的布匹要辗转到安亭镇购买才能完成，这表明当时的确存在着一种可称得上是“专业市镇”的交换场所，但同时显示出这种交换场所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亦是出于贡赋之需。
如果说复官布之旧还有一定可行性的话，归有光企图把三区的赋额恢复至牵耗法实施之前，将会遇到更大的阻力。
［对策二］
其二曰，复税额之旧。牵耗之法，系苏州一郡之事，生愚未敢僭及，姑言今日之易行者。前王公已定耗法，均摊之田，三斗三升五合；歉薄之田，二斗二升。既而会计本县，薄田太多，而三十六万之外，乃增余积米数千。王公下有司再审，歉薄之田，均摊数千之米。此王公之意，欲利归于下也。有司失于奉行，如三区者，终在覆盆之下，而所存余积之米，遂不知所归。欲乞查出前项余积，作为正粮，而减三区之额，复如其旧。此则无事纷更，而又有以究王公欲行而未遂之意矣。夫加赋至三斗，而民逋日积，实未尝得三斗也。复旧至五升，而民以乐输，是实得五升也。其于名实较然矣。既减新额，又于逃户荒田开豁存粮，照依开垦荒田事例，召募耕种，数年之间，又必有苏息之渐也。
牵耗法的主要目的是扒平官民田的税则，在田赋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对课税对象加以调整，统一按照三斗三升五合起课，这必定大大增添原来因自然条件太差而享有低额赋税优待的“歉薄”之田的赋役负担，于是“敛日重，而民日逃，田地由此而荒”
。所以，牵耗法之后，昆山县和嘉定县尝试着推行一些针对这些薄荒之田的赋税减免措施。例如，嘉定县“西南最瘠之地，曰十四都、十五都、十六都、十七都、二十一都，又二都内有三扇，其地低洼，虽遇丰稔，岁入半于他乡。相沿为六区三扇”。嘉靖十五年（1536），知县李资坤将这些区扇别为下区。十七年（1538），田粮牵耗，下区与膏腴之田一样，并课三斗。嘉靖三十八年（1559），下区告荒，嘉定知县王洀勘减六区三扇田则至二斗二升九合二勺。
然而，行之未久，六区三扇即被奸书改减。自隆庆三年（1569）始，复征三斗重额，“以致刑毙棰楚，而民复逃，田地由此益荒”
。自万历十三年（1585）起，“二都、十四、十五、廿一等都八扇，各复原额。十六、十七、十九都，每亩减米一升五合，实征米二斗八升五合”
。无论如何，相较三斗三升五合，的确减轻了不少，但与原来课税五升且可折纳官布相比，负担还是要重得多。
最后，归有光认为，只有重新开浚吴淞江，并抑制上游占垦，才能将太湖之水尽情宣泄入海，这样下游的昆山、嘉定和青浦之田皆可获利。
［对策三］
其三曰，修水利之法。吴淞江为三吴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为吾民之害，未有已也。先时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徇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责而已。必欲自原而委，非开吴淞江不可。开吴淞江，则昆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垦。议者不究其本，因见沿江种芦苇之利，反从而规取其税，自甪直浦、索路港诸地悉为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税，是教之塞江之道也。上流既壅，下流安得而不淤乎？生愚为三区之田，而欲开吴淞江，似近于迂。然恐吴淞江不开，数年之后，不独三区，而三州之民皆病也。若夫开瓦浦，溉十一、十二保之田；开徐公浦，溉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愚闻之：古之君子，为生民之计，必不肯拘挛于世俗之末议，而决以敢为之志。况此三区，本县蕞尔之地，在明侯之宇下，得斗升之水，可以活矣。伏愿行此三策，庶几垂死而再苏之，其有德于吾民甚大。
归有光的主要目的是，想恢复吴淞江单股河道排泄太湖水之旧貌。单股河道排水，则水量增大，可冲刷两岸淤积，并可冲抵和削弱海水倒灌的危害。这一点，在他的《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中说得非常明白：
诚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则势壮，故水驶而常流；力分则势弱，故水缓而易淤。此禹时之江，所以能使震泽底定，而后世之江，所以屡开而屡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别出为娄江、东江。今江既细微，则东江之迹灭没不见，无足怪者。故当复松江之形势，而不必求东江之古道也。……有光迂末之议，独谓大开松江，复禹之迹，……松江不可不开也。松江开，则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内之水，皆东南向而流矣。
归有光对恢复吴淞江旧貌显然并不抱很大的信心，于是提出开浚瓦浦和徐公浦作为权宜之计，以解三区灌溉的燃眉之急。他还同时告诫知县，不要贪图沿江芦苇的眼前之利，收取芦课的代价，只能是令吴淞江越来越淤塞。
归有光提出的三个对策，虽然最终都没有成为现实，然而，他的《论三区赋役水利书》却反映了明嘉靖年间昆山、嘉定二县交界处部分地区的某些真实面相，本章所要讨论的安亭镇和陆家浜市的兴起，或可从中寻绎出一二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