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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明代中期以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的各种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各阶层都卷入商品流通过程之中，加深了与市场的联系，小农阶层的人们也不例外，农闲时他们以全部家庭劳力从事手工业生产，通过市镇出售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换取货币，再用这些货币“易其日常所需者而返”
。在棉织区和丝织区，农民甚至如市民一样，经常到市镇的米行中购买大米作为缴纳赋税和日常生活的口粮，“躬耕之家，仍纺棉织布，抱布易银，以输正赋而买食米”
。种种迹象表明，农民日常生活的视野开始超出他们所居住的村落，扩展到以特定市镇为中心的领域。与此相应，市镇对农村的依赖性也逐渐加强，市镇里的居民越来越明白“农日贫，而工商因之亦贫”
的道理。以上现象引发了不少学者的兴趣，他们多将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产商品化和专业市镇的形成等作为主要关注点，从而逐渐总结出“专业市镇”的研究范式。
按照包伟民的概括，该范式的基本内容包括：明清以来，在人地关系紧张等因素的影响下，专业化的经济作物区兴起，一般认为该地区经济作物种植比例达到了60%-70%，随着种植业的专业化，农村地区商品交换需求扩大，专业化的交换中心即市镇应运而生。
这种以“经济理性”
为主导的研究取向，忽视了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对市镇兴起的动因及其社会机制进行细致讨论，因此也就难以进一步揭示明中叶以后江南社会经济的变迁过程。换言之，市镇研究除了商品经济考察的角度之外，还应注意将市镇产生、发展、运作的历史，置于江南区域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去思考。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就此问题作了极富价值的尝试。滨岛敦俊和范毅军先后注意到明代中期基本完成的江南内部的土地拓殖对商业活动和市镇兴起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
，在给予我们很大启示之余，仍然没有彻底摆脱“专业市镇”学术范式的窠臼。谢湜虽也以江南地域开发作为其研究起点，但立意却与上述两位学者大异其趣，通过分析不同时期社会机制的变化，解释了明中叶高乡市镇兴起的主要动力和社会经济基础。然而，由于他更侧重对以粮长为代表的乡村权势踪迹的追溯，没有展开讨论与明中后期市镇兴起直接相关的其他社会机制譬如水利、赋役等的变化，从而给以上问题的深入探讨留下了相当的空间。
梁方仲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明中叶以后商业和商业资本的“一枝独秀”，并非建筑在农业和手工业有了相同比例增长的真实基础之上，而是财政贡赋体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的产物。
本章拟在以上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分析吴淞江水利的兴废、财政赋役改革等因素与市场发育之间的相关性，探索位于昆山、嘉定县交界处的两个市镇的兴起机制，并以航船和水栅等为切入点揭示传统市镇区域的“弹性”，冀望对明清江南市镇研究中的某些重大问题作出与以往不同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