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诞生是亨廷顿特殊的个人经历、后冷战时代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学术理论背景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美国政治学家和学者，亨廷顿的一生写满了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忧虑与关切。这名18岁便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天才少年很早就投身于美国政治与社会——他在美国陆军服役，在世界名校任教，在政治舞台上运筹帷幄。亨廷顿不仅在学术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还在美国政治实践中崭露锋芒，理论智慧与实践经验沉淀出他观察世界政治犀利而独到的视角。他从政党政治、官僚政治和军政关系入手描摹现代国家的逻辑，在国家有效性与合法性的辩证关系之间探求美国乃至世界前行的方向。
冷战后，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亨廷顿意识到人们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世界时局交替更迭，美国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在美国大胜利后的大狂欢中陷入迷茫和失落，冷战时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二分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分析框架彻底失灵，新涌现的四类分析范式又缺乏解释力。一生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亨廷顿努力在“爱国”之心与治学之心两种立场、政治学家与政治学者双重身份间寻求平衡，试图重建国际政治分析框架，绘制以文明为基点的国际秩序蓝图——《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由是诞生。
文化与文化认同形成了冷战后国际关系与世界政治互动的底层逻辑，文化的区别从此成为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亨廷顿认为，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西方国家逐渐衰落，非西方国家日益崛起，在文明力量对比的变动中，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与矛盾日益凸显，文明断层线上频频发生的冲突似乎印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文明相似的国家更倾向于相互结盟，而文明相异的国家则往往难以形成联系紧密的联盟，更容易爆发冲突。然而，文明之异不是冲突的全部原因，冲突也不是相异文明的唯一宿命。在后文明冲突论的世界里，多元文明的碰撞正在为世界政治书写冲突之外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