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93年夏，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 Foreign Affairs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提出了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否决定世界政治前途的问题，掀起了对冷战后世界秩序的广泛讨论。三年后，亨廷顿将这篇论文丰富扩展成一本专著，出版了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即世界政治的基本冲突不再源于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而是源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层文化差异。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全球主要的冲突将围绕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展开。根据他的理论，世界分为八大文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等。他认为，这些文明在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根本性差异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自1996年首次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发行，仅在中国的发行量就超过40万册，可见其影响力之巨大。文明冲突论为何能够在世纪之交一经提出就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人类社会之间的争斗冲突是否由文明差异引起？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否真的像亨廷顿所预言的那样，以不可避免地走向冲突与对抗为终点？判断一种理论是否有生命力，我们首先要关注它诞生的背景和根源。

文明冲突论诞生于冷战后的世界时局交替更迭时期，此时，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二分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分析框架失灵，而新的分析范式尚未确立。亨廷顿试图重建国际政治分析框架，绘制以文明为基点的国际秩序蓝图，将文化与文化认同树立为国际关系与世界政治互动的底层逻辑。作为美国的爱国者和政治学者，亨廷顿意图通过宗教身份以及人种身份构建一个共同体，用否定的方式构建一个反面共同体作为敌人，以此来维护美国在其盟友之中以及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例如，亨廷顿特别指出了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紧张关系，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将是未来国际政治中的核心矛盾。

文明冲突论一经提出，便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热议，成为学术界和政界讨论的焦点。然而，文明冲突论从诞生起就充满了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暴露出一些理论上的不足与局限性。首先，它过于简化了文明的定义，将文明视为相对封闭和固定的实体，忽视了文明内部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事实上，任何一个文明内部都是多元化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例如，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冲突，诸如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冲突，无法简单归结为文明间的对立。同样，西方文明内部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欧洲和北美在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有显著差异。再如，今天的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或西方文明都与数百年前的形态有所不同。文明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它们会随着经济、社会、技术等因素的发展而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忽视文明内部的多样性和变化性的做法使文明冲突论在解释许多复杂的国际冲突时显得过于笼统和僵化。

亨廷顿虽然敏锐地察觉到了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但他的文明冲突论却未能从历史出发，并适应全球化的持续深化。从历史来看，不同文明之间既有冲突，也有交流、融合，各大古老文明都有对话协商的传统。亨廷顿只看到了文明之间的差异，放大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却有意忽视了文明内部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以及文明间的交流和互动。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同民族的文明是不断交流、融合和发展的，这正是人类社会得以进步的源泉。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多文明不断磨合、交融、发展、进步的历史，这成就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包容。美国建国几百年来也成功地融合了多种文明，吸收和同化了外来文化，成为号称代表自由的国度，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逐梦者，为美国的国家建设添砖加瓦。美国在二战后成长为超级大国，与其文化的兼收并蓄及招揽全球人才是密不可分的。

亨廷顿的理论过于强调文明的对立性，仿佛不同文明之间势同水火，互不相容，却刻意忽视了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借鉴、涵化和融合。文明冲突论假设文明之间的差异不可调和，但实际上，许多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在合作和对话中得到了弥合。比如在面对气候变化、疫情、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时，不同文明的国家能够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这种合作表明，文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可以超越文化、宗教和价值观的差异。通过互动，文明会吸收他者的思想、技术和文化元素，形成新的融合。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跨文明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文明冲突论选择性地忽视了这种文明融合的力量，刻意回避了文明之间交流、互动、合作带来的共同进步的可能性。近代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交往愈加频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影响也是惊人的。比如，“人权”概念一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是反社会主义的。2004年“人权”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对人权内涵的解读还存在差异，但至少这个概念被接受和认同，被写进法律更是前所未有的新的一步。这种变化是与西方文明不断接触、碰撞、交流的结果，是文明融合的典型例证。

本书从未否定文明冲突的存在，文明之间的冲突一直存在，但文明冲突并不是文明之间关系的全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大大加强，相互之间的碰撞必然增多，这一点亨廷顿没有说错，但是他忽视了文化涵化与融合的惊人力量。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与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表现得尤为显著。各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全球供应链，各种思想、技术、文化的流动跨越了国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成为推动世界进步的动力。全球化带来的文明之间相互交流借鉴、共同进步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为全球文明提供了新的视角。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不同文明的经济、文化融合，以和平共赢的方式促进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不仅没有成为主要矛盾，反而被各文明间的合作与共存取代。

亨廷顿看到了西方文明正面临的衰落和中华文明的崛起，并且将中国的崛起视作未来对西方的主要挑战，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了更根本的挑战。美国和中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的目标，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中国不愿意接受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或霸权，美国也不愿接受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或霸权。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应对中国崛起所采取的激进态度印证了亨廷顿的预言。美国多次提及“修昔底德陷阱”，将中国视为“假想敌”鼓吹新冷战，新麦卡锡主义沉渣泛起，在经贸、金融、科技等多领域对中国实施制裁。这背后不乏美国信奉的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影响。

然而，亨廷顿对于中国将对抗西方以及中美两国关系将长期处于紧张态势与两国矛盾不可调和的判断过于绝对。西方哲学强调二元对立、主客二分、矛盾斗争，形成了崇尚科学、征服自然、个人主义、社会多元的西方文明，演化为武力征服的文明传播方式。中国哲学则强调和合中庸、自然天理、变化生生，形成了“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多年，从两汉之际佛教东传到丝绸之路的开辟，从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到近代文明“西学东渐”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与世界多元文明交流对话，中华文明对待外来文明始终保持着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精神基因，积极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的成果并发展创新。中国历史悠久的文明发展历程展示了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范本：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注重“和而不同”，通过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而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文明缺乏基于文化或文明因素与其他文明冲突的因子，因此中美之间的文明冲突完全是美国的一意孤行造成的。中华文明不仅不寻求冲突，反而还是发展多样文明、天下大同文明、融合创新文明的拥护者。

文明冲突论过于注重文明差异，将许多冲突简单归结为文明间的对抗，但现实中的国际冲突往往比这一框架要复杂得多。许多冲突并非单纯的文明间对抗，而是由国家利益、权力斗争、经济问题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为例，虽然亨廷顿将中华文明视为西方文明的对立面，但实际上，中美之间的竞争更多体现在经济、科技、地缘政治等方面，而不是单纯的文明冲突。亨廷顿过分强调文化和文明的差异，忽视了其他更为复杂和多样的因素，这使得他的理论在解释当代国际冲突时显得过于片面。

归根结底，文明冲突论是美国的政治学者为政治家、战略决策者提出的关于冷战后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的一种理论假设，即国家间的冲突看上去是利益不同所致，而本质上则是文明之不同所致。它产生了一种美国政府可以直接使用于国际关系中的战略布局和政策范式，为美国对外部世界继续保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具有为美国和西方利益服务和进行舆论宣传的实质，客观上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际战略布局和对外政策提供了学理层面的基础。这种现象看上去像极了“以学术讲政治”，实则是“为政治讲学术”。

中华文明正处于崛起的进程之中。自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断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功探索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大国的文明型崛起之路。对内，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共同富裕与社会公平正义，避免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与阶层固化；对外，中国提出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创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积极参与及引领G20和金砖合作机制等，均充分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等重要论述赢得广泛赞同。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崛起为世界带来的是和平、发展与繁荣，而非殖民、杀戮与血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各国应在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共同面对全球性挑战。这一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得以深化，倡导各国在发展中合作、共赢，推动了国际社会的团结与合作。

在全球化交往的时代，人类正突破传统交往的限制，迈向更为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同时也面临着发展与变革、竞争与合作、冲突与融合交织并存的局面。在过去的数千年时间里，世界人民的交往越发频繁，但这个融合过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而解决之道就是交流互鉴、对话协商。不同文明间包容互通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保障。总的来看，文明交往的和平形式占据主导地位，不论是商业贸易还是文化交往，都为文明之间的和谐共生创造了条件。不同文明相互包容的基础在于，人类发展在追求共同的价值，秉持着共同的意愿。文明交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途径，文明交往的动力来源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人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的命运联系。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条件下探索出的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一道路不仅对中国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在发展中保持文化多样性，尊重不同文明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注重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同步发展，通过改革开放和政策创新，实现了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灭了绝对贫困；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通过研发新技术、推动绿色能源和智能制造，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中国式现代化也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通过参与国际组织和多边合作，中国积极倡导建设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为其他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声提供了平台，体现了更为平衡的国际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是对自身发展问题的探索，更为全球文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通过强调多样性、协调发展、科技创新、全球治理和共同体意识，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展现了不同文化和发展模式共存共荣的可能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着眼于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以中国之治为基础，以自己的文明逻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给出了“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文明之解。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中国正在积极倡导通过合作共赢、互鉴互学的方式促进世界文明的共同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为了解决文明冲突，推动全球和平与发展而给出的一个全新答案。世界各国紧密相连，命运与共，人类愈发成为一个整体，共同书写着世界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着眼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历史发展逻辑做出的科学判断。面对诸多全球性危机，不存在安全孤岛，没有人能独善其身，需要全世界人类团结起来共同应对。

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主旨讲话，提出包括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四点主张在内的全球文明倡议，并提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这些观点构成了中国在文明问题上的基本态度，进一步丰富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界之问的中国答案。

全球文明倡议基于文明的多样性、平等性和相互尊重，强调通过文明的对话与交流来化解冲突，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和谐的全球秩序。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再次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的全球视野和使命担当。从文明交流互鉴到全球文明倡议，人类文明新形态越来越具象化，人类文明的未来越来越清晰。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面临着深刻的发展、大规模的变革和全面的调整。全球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动与重塑。在这一背景下，人类文明的进程正在孕育新的突破与跃升。站在21世纪的今天，全球文明的走向已经远远超出了亨廷顿当初的文明冲突论的预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复杂和多元的互动关系。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生活方式、工作模式和社会结构正在经历根本性的变革。这一切的变化不仅推动了经济的高效运转，更深刻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数智文明的崛起意味着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数字技术和智能化将成为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

在数智文明的框架下，各国人民的联系将更加紧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将更加频繁。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经济贸易，而是向着知识、技术、价值观的广泛共享发展。这种跨国界的合作关系将帮助人类共同应对诸如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与此同时，数智文明还将共享技术进步带来的丰硕成果，推动社会的整体福祉提升。通过共享技术和创新成果，全球人民能够享受到更高质量的教育、医疗和生活服务，这不仅提升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也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奠定了基础。数智文明的时代不仅是技术发展的时代，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提升的时代。在这个全新的文明形态中，各国人民将携手共进，推动人类文明的繁荣与进步，共同书写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文明冲突论曾经在世纪之交影响深远，但它所描绘的世界图景并未成为现实。相反，在全球化的持续深化下，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正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既如春雨般悄然滋润万物，不着痕迹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也能在关键时刻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推动历史的进步与变革。本书旨在通过探讨文明冲突论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来源，辨析其核心概念与主要论点，批判其西方至上主义的本质、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政治意图，以及仅仅看到文明的冲突却忽视了文明的融合的局限性，阐明文明交流互鉴与相互包容的重要性，提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创新型文明观，走向更加美好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本书的出版将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关系，指明通往未来文明之美的道路。通过跨文化的理解与包容，未来的世界将更加繁荣、和平与美好。

本书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　从《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成书背景切入，首先对亨廷顿的个人经历、后冷战时代的特殊时代环境与理论背景，以及文明冲突论的理论来源与基础进行介绍；其次展开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核心概念与主要论点的阐释，深入“文明”的视角；最后梳理学界与之相关的争论及其回应，重思文明冲突论的贡献与局限性。

第二章　揭示西方至上主义对文明冲突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探讨西方文化心理背后的宗教传统，概述西方野蛮的文明发展、扩张过程，进一步讨论西方至上主义视角下文明冲突论的内涵。

第三章　指出文明冲突论所设置的学术陷阱，即表面是“以学术讲政治”，实则是“为政治讲学术”；指明文明冲突论学术外衣下的政治意图——一切为了美国的安全和利益，分析美式霸权存在的底层逻辑，揭穿以文明的冲突挑起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的对立，以维系美式霸权的真实面目。

第四章　从历史与学术角度探讨文明冲突论，批判“西方文明优越论”，指出西方文明是多种文明交流互动的产物；论述西方文明的二元思维及对外扩张的属性，明确宗教在西方殖民扩张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评估文明冲突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的影响，指出百年大变局呼唤新文明观。

第五章　探究被文明冲突论忽视的文化涵化与文明融合，从文明的思想演变探讨文明融合的内在思想基础，以“希腊化”文明的形成作为范本解释古代文明融合的过程，借鉴文化涵化与文明融合的过程揭示不同文明之间交流融合的客观规律，进而分析百年变局下东西方文明融合的新特征，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例探讨不同文明在中国的融合过程。

第六章　探讨文明的多样性、平等性与文明的道路，强调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和人类进步的源泉，不同文明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提倡文明的交流互鉴与相互包容，指出交流互鉴、对话协商是消解文明冲突的必要条件，阐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

第七章　从百年变局视角看待文明的未来，同时尝试从文明角度理解百年变局，阐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精神内涵和世界意义。百年变局下，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数智时代这一全新的文明阶段，面对数智时代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应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