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思想中国化的时代精神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人以科学理性思维重新理解中华文明，深刻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返本开新的现实必要性。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友爱团结、交流互鉴的思想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提出了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中国主张，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思想中国化的时代精神。

在处理与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方面，中国一贯坚持和贯彻和平共处的原则。1949年6月，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古老的中华文明在浴火重生之后展现了高度的文明自信，不以优劣高低的观点看待其他文明的历史与发展，而是一视同仁地与其相处。和平共处的原则既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下为公”的文明风度，又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思想对人类文明的普遍关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文明迎来了宝贵的和平时期，但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以富压贫的旧国际秩序仍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针对不平等的国际关系，1954年4月，中国在《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通过中国在各类国际会议上的大力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断深化发展，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国际交往准则。1955年4月，周恩来在29国参加的亚非会议上提出，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应“求同而存异” 。在与会各国的共同努力之下，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将之扩展为十项原则，受到与会各国的一致认同。站在人类文明普遍发展的正道上，社会主义化的中华文明不仅看到了不同文明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的客观现实，也看到了各个民族和国家结合自身的社会历史独立探索文明现代化道路之于人类文明的积极意义。

20世纪60年代，大批亚非拉国家走上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亚非拉国家摆脱殖民体系、正确处理对外关系的参照，在塑造平等的国际关系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70年代开始，随着中美、中日建交，以及后来中苏关系正常化，冷战格局开始松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迎来实践发展的新契机，并在联合国《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等重要决议和宣言中得到承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际化历程充分表明，各个民族和国家，不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存在多大差异，如果能够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完全可以建立起相互信任、平等友好的关系；如果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那么即使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相同，彼此之间也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矛盾，甚至发生冲突。霸权主义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只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才能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有世界各国在相互关系中都自觉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局势才能得到缓和，世界和平才能得到维护，人类文明才能有大步前进的空间。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思想中国化的首个重要成果。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下，中华文明中“协和万邦”的民族精神在人类文明由冲突走向和谐的历史关口获得了具有普遍性的时代形式。作为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思想中国化的实践形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关系实践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引，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与支持，不仅是中国外交政策完整性和务实性的体现，也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逐渐走向成熟，并为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为中国的世界历史实践提供了正面的经验，为其进一步中国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和平与发展理论是中国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而提出的又一重要理论创见，是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思想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人类文明进入以高科技为核心生产力引领世界发展的时代，冷战格局解体，全球化飞速发展，各个民族、国家、地区的利益深度地捆绑在一起。通过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思想，党中央敏锐地洞察了国际局势的深层变化，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服从于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局、加快经济发展，同时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中国外交政策。中国倡导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倡导建设和谐世界，等等，为促进世界公平、正义、繁荣和稳定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发表谈话，系统论述了和平与发展理论。作为当今世界的两个主要问题，和平是东西问题，发展是南北问题，它们反映了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至今一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虽然制止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但战争危险依然存在。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努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能维持世界的长期和平。发展问题则更加严峻，解决发展问题是人类文明可持续进步的关键，加强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可靠途径。中国向来秉持一切国家应当和平共处的理念，是制止战争的和平力量，同时也是促进世界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的发展将有力地捍卫世界的和平和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由两极格局转变为一超多强格局，区域化和全球化叠加发展，各个文明独立自主地探索自身的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呈现出多元路径。在这样的背景下，“文明冲突论”在国际社会流行开来。对此，江泽民提出了新安全观，主张“文明的差异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是世界交流的起点” ，文明的交往应当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互信要求不同文明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限制，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互利要求不同文明顺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相互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的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平等要求不同文明无论大小强弱，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都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协作要求不同文明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发生。新安全观的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

江泽民多次引用“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以表达中国同世界各国睦邻友好的强烈愿望。根据这一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思想。崇尚和平、求同求和的传统成为中华文明对外交往的文化底蕴。江泽民指出：“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这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爱和平、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对中国外交新格局的开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具有高度的一贯性和继承性。面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客观事实，胡锦涛主张“我们要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和平共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并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的外交理念。这条道路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同时坚持实行对外开放；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中国对内坚持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两者是统一的整体。和平发展道路是将内政与外交、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完全统一的中国大战略，其核心理念就是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紧密结合起来。

和平发展道路这一外交理念的文明内核是中华民族构建“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景。和谐世界思想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新安全观等主张全方位的继承和发展。在和谐世界的图景之下，中国将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和谐世界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国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主张，对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和谐世界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发展前景这一战略性、根本性问题做出的系统阐述。通过描绘和谐世界的美好前景，中华文明提出了和谐秩序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持多边主义，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倡导了和谐发展观，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实现人类文明的科学发展和共同发展，主张各国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使21世纪真正成为“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纪”；倡导了和谐文化观，要求各个文明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加强不同文明对话交流，主张不同文明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共同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倡导了和谐安全观，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基础，主张各国摒弃冷战思维，坚持通过对话和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维护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权威，实现共同安全；倡导了和谐管理观，通过合理、必要的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提高联合国效率，增强联合国应对新威胁新挑战的能力。联合国改革应该重点推动联合国加大在发展领域的投入。安理会改革要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性，让更多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有更多机会参与安理会决策。

和谐世界思想既是中国外交的战略指导思想，为中国实现和平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未来发展开辟了光明前景。在和谐世界思想指引下，中国积极引导二十国集团机制建设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积极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成为各国共同发展的推动者；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成为不同文明对话交流的促进者；努力推动朝鲜半岛核问题等热点问题的解决，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反海盗合作，是地区和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问题上自觉承担相应义务，是处理各类全球性问题的重要贡献者。和谐世界思想标志着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使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继承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文明和谐思想的基础上，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针对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系统地阐述了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高扬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科学地回答了“不同文明之间如何相处”“世界文明走向何方”的世界之问，将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思想中国化提到了新的高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

文明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基本特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泉，为多元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习近平主席强调：“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 不同民族在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社会民情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这形成了生产生活实践方式的多元性，从而孕育出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的多元文明。光辉灿烂的多元文明是各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与实践成果，都应得到尊重和珍惜。任何文明如果不走出自身价值观念的狭隘视野，故步自封，就将失去其他文明的承认，面临闭门造车、停滞不前的窘境。只有认识到世界上每种文明都有可取之处，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各个文明内蕴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精神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各个文明方能在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同时与时俱进，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转型。

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意味着承认不同文明主体的平等地位，这是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 文明的辉煌源于人民的共同奋斗，在文明的演化历程中，各个民族都形成了既带有自身特色又具有人类普遍性的精神追求，从而赋予了一种文明对其他文明具有吸引力与感染力的内在价值。但“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 ，不同文明的内在价值并没有高低之分。傲慢和偏见以独尊一种文明或贬损另一种文明为前提，是阻碍文明交流互鉴的无形屏障。只有反对强权主义思维和霸权主义逻辑，才能开辟文明交流互鉴的坦途。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表明，一种文明要想在人类的历史上绵延不绝，必须秉持谦虚、包容与开放的态度，与其他文明平等交流，善于从其他文明那里汲取营养和智慧。各个民族文明应该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共同促进彼此的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新的动力。

文明平等并不仅仅是内在价值的平等，不仅仅意味着各个文明具有平等对话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各个文明具有平等地享有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权利。人类文明的一般进程要求各个民族文明在文明时代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转型，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要求。同时，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也要求现代化的普遍性与各个民族文明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习近平主席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同样，一种发展道路是否适应这个文明的具体实际，从文明发展的活力上最能体现出来。各个民族应当把发展的重心放在发展自身文明之上，而非对其他文明强加干预，因为这种干预行为不仅违背了文明交往的内在规律，还会损耗自身文明发展的能量。各个民族应当独立自主地探索文明发展的道路，将文明进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尊重和支持其他文明对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共同绘就百花齐放的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思想的重要论述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其文明平等和交流互鉴的观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观高度契合。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中，和合共生一直被烙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相处所秉持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道家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儒家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都彰显了和合共生的处世智慧。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应该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要相互补台、好戏连台。要积极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这种“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观点正是传统和合文化观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相结合的经典概括，反映了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当今世界，各个文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在全球化深化发展的当下，各个文明的生产生活实践随着世界性的普遍交往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民族的生产、交换、消费活动高度依赖世界市场。全球产业和贸易体系将各个民族捆绑在一起，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都违背了世界历史浩浩荡荡的大势，各个文明实际上形成了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经济共同体。面对各个民族文明发展休戚与共的局面，如何开展多元文明的普遍交往是时代为各个文明提出的课题。作为回答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构建全球新型文明观，各个文明应当勠力同心，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共同构建和而不同、开放包容的文明共同体。

但与此同时，人类文明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在世界历史的十字路口。国际社会中的冲突与矛盾在不断地酝酿和激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在国际交往中层出不穷，文明冲突论、西方中心论、例外论、优先论甚嚣尘上，人类文明的前景蒙上了巨大的阴影。这表明虽然人类已经形成了相互依赖的经济共同体，但是全球化为各个文明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尚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贫富分化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加深，文明之间的对话协商与交流互鉴受到阻碍，反映人类共同命运的文明共同体还未建成。面对人类文明的危机，中国为全体人类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为凝聚各个文明的共识而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全球文明倡议以人类文明多样性为前提，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支持不同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全球文明倡议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占据着人类道义制高点，是对近代以来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的深刻总结，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原创性理念。

落实全球文明倡议要不断推进文明交流对话平台的建设，维护各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开展多层次、宽领域、新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发挥联合国相关机构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统筹作用。要不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相关国家落地，与周边国家共创共享发展机遇，以经济融通促进政治互信、民心相通、文明互鉴。更重要的是，要坚持规则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同时，各个文明要不断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不断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努力中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全球文明倡议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思想在当代最新、最系统的理论认知，也是各个文明践行文明交流互鉴的行动指南，为重塑全球文明秩序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Nb9+Tndvw4/BOKheCm8m+oR7Ex9PvXPiVne38ZOjF3p6SLKnxtc9I5MPGn4rsF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