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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作为衡量民族现代化程度的概念，常常是作为野蛮的对立面而得以阐明的。在很长的时间里，“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设是西方中心论者用来宣扬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和粉饰殖民扩张史的工具。在西方中心论看来，西方世界是现代文明的创造者，现代文明的价值和形态由西方世界来定义；西方世界也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领导者，有能力向处于世界历史边缘地区的民族和国家传播其文明。随着全球化和非西方世界现代化的蓬勃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探索出了符合自身历史发展情况的现代化道路，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霸权日渐动摇。面对非西方世界的和平崛起，“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设丧失了理论的吸引力。为了从理论上强行挽回西方文明的颓势，西方中心论换上了文明冲突论的学术包装，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文明冲突论主张，20世纪的各个文明之间的关系从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单向支配演变为“所有文明之间强烈的、持续的和多方向的相互作用”；旧的世界秩序被打破，各个文明在现代化的程度和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从而形成了文明的冲突
。文明冲突论将文明在存在样态上的差异视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敌对地看待非西方文明的和平崛起，在实践上给多元文明的和平交往与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制造了广泛矛盾
。在这样的背景下，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重新把握文明概念，系统地阐释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思想就有了现实的理论意义。
一、唯物史观中的文明概念
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在关于现代文明的各种理论谋划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人类文明的一般进程被视为以理性的自我规定为动力机制的人类完善计划。经由一个特定世界历史民族的引导，其他民族褪去自身文明的自然特性而踏入理性的普遍历史之中。由此，人类文明由低级逐渐迈向高级，进入世界历史的文明时代，而资本主义文明的成熟形态被视为现代文明的唯一形态，是人类完善计划的最终指向。对现代文明的诊断和批判构成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理论动力。作为现代文明的批判理论，唯物史观以劳动生产的实践逻辑为核心线索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重性，剖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矛盾，洞察了发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在文明存在样态上的特殊性，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暂时性，指明了人类文明的未来形态，阐明了人类文明进程的一般规律与不同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唯物史观具有宽广的世界历史视野，不局限于特定民族特定时期的特定形态，而是在全人类解放与时代精神的高度上把握文明概念，从而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文明观。
作为“实践的事情”
，文明诞生于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对象性活动的总过程，是人类对象性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创造文明的前提是人类必须能够生活。马克思指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如果人像动物一样只能按照自然种属的尺度而活动，便不会有文明存在。人可以超越自然种属的限制，自由自觉地活动，并通过生产实践活动来改造无机界，创造属于自己的对象世界。
而文明就诞生于人类确证自身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并将无机自然不断变成人化自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明的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自然界不断为人所占有和渗透，成为人发挥其本质力量的场域和塑造文明的质料；另一方面，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不断地丰富自身的类本质，使自身文明化，形成“社会的素质”。
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前的文明观中，文明仅被视为“精神的劳作”，是人类精神自我教化的产物。“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他们的思维而不是用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
唯物史观颠倒了这种观点，将文明诞生与演化的动力锚定于劳动生产实践，将人与历史都看作劳动的产物，揭示了文明的基底是社会物质生产，洞察了文明所蕴含的物质和精神双重维度。社会物质生产不仅要满足劳动者“吃喝住穿”的自然需要，为人类的再生产提供物质保障，还要为满足不断产生的新需要而制作新工具，而正是生产工具的劳动使得文明与自然相分离并在物的形式中持续存在。以观念的形式而存在的文化是在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之后才逐渐形成的。“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文化就诞生于摆脱外在世界的束缚而自由创作的意识活动，它是从诸多个体意识对现存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的主观把握中汇聚而成的社会意识，构成了文明的精神财富的主体部分。
文明不是彼此毫无关联的孤立个人的劳动成果的机械集合，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共同活动的有机产物。“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
作为全体社会成员实践活动的作品，文明表征了共同体的存在样态：共同体中的人们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他们的文明就是怎样的。人们的共同活动总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如地质、水文、气候等）下进行的。“这些条件不仅决定着人们最初的、自然形成的肉体组织，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别，而且直到如今还决定着肉体组织的整个进一步发展或不发展。”
在文明演化的早期，自然地理条件限定了某一区域内的共同体与自然对象发生联系的具体方式，阻碍了生活于不同地区的共同体之间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从而形成了该共同体劳动生产实践独特的地域性特征。
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一旦定居下来，就会基于其所在地域的特征与其自然特性形成自己特有的血缘、语言、伦理、习俗等共同性。这些特有的共同性的具体表现是由共同体内部的分工和交往情况决定的，它们构成了共同体的民族风格。譬如，阿尔卑斯山脉构成了区分欧洲不同共同体的生产方式的重要地理单元，南北两侧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各民族内部分工和交往形式存在典型的差异。在阿尔卑斯山以南至地中海的广大地区，阳光充足，气候宜人，土壤适合耕种，古罗马人“集中于城市而以周围土地作为领土”，并形成了以“为直接消费而从事劳动的小农业”和“作为妻女家庭副业的那种手工业（纺和织）”的分工为基础的农耕文明
。而日耳曼人则散居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原始森林之中，形成了以私人家庭的联合为基础的游牧文明——部落的各个家长“彼此相隔很远的距离，即使
从外表
来看，公社也只有通过公社成员的每次集会才存在，虽然他们的
自在的
统一体包含在他们的亲缘关系、语言、共同的过去和历史等等之中”
。
分工决定了共同体内部的个人在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而它们反映了文明成果的分配方式。虽然文明由共同体所创造，但文明成果却由共同体内部的部分人群所享用。分工导致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个人不得不结成一定的阶级，“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
。国家和政治机构就产生于共同体内部一个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的斗争之中。国家采取了“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
，不同共同体内部的血缘关系、语言联系、分工联系与所有制形式的差异体现在其政治制度的形态差异上，构成了文明在政治层面的多样性，这是文明的民族性在阶级性上的体现。随着体脑分工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发展，出现了职业的思想家，他们将本民族的共同体在文明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各种道德规范、伦理习俗和法的关系表达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长期的交流与融合中，一些思想因不合时宜而逐渐消失，而另一些思想则随着民族实践而人文日新，沉淀成一种文明最内在的民族精神。
如果说文明的存在样态取决于共同体内部分工的结构，那么文明的发展程度则由分工的发达程度来决定。马克思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换言之，分工构成了衡量文明是先进还是落后的标准。一个民族的分工越是不发达，其成员只能使用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个体的活动能力与范围极大地受制于自然界，不得不依赖于共同体的血缘纽带，则其文明越是封闭和落后。一个民族的分工越是发达，其成员能使用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个体能超越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进行广泛的交往，以交换为纽带而结合，则其文明越是开放和先进。马克思还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换言之，文明之间的交往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先进文明不是单一的、不变的文明，它恰恰是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碰撞中，通过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点而形成的，因而先进文明凝聚了各民族交往形成的人类文明的精华；另一方面，先进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风向标，它在积极地对外扩展的过程中会传播自身发达的生产力与优秀的文化，促进落后文明的现代化，最终使得文明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化。随着文明之间交往的不断扩大，分工造成的文明发展程度差异会逐渐消失，不同文明共同走向人类文明的世界历史。
二、普遍交往与现代文明转型的多元路径
尽管不同文明起源不同，发展程度不均衡，发展模式不一致，但实现现代化是各个文明的共同命运。即使不同文明具有相似的经济基础，它们的存在样态也“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
。正是由于各个文明发展的多样性，整个人类文明的世界历史才表现出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文明的一般进程不外各个世代依次交替的纵向过程与各个民族相互交往的横向过程的总体。人类文明并非“按照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制定的共同计划”发展，而是自发地发展
。最初，不同的文明以不同的地域、共同体、民族或劳动部门为起点，分散而独立地发展，这些独立文明中的每一代人都在“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
的基础上，“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
，从而改造制约自身文明发展的旧环境。随着交往的扩大，各个文明彼此相互联系起来，文明的成果在彼此间不断交换、重组、融合、更新。发达的生产力随着交往在各个文明中传播，并要求各个文明改变自身已经形成的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的新发展，以实现自身文明的现代化。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是推动人类文明演化的一般动力。旧的文明形态在其“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文明形态在其“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为线索，马克思主义将人类文明的一般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文明形态是“人的依赖关系”
。在这种文明形态中，由于“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共同体的生产实践受制于自然，个体的生命和生活依附于共同体，形成了人与人的依赖关系。人们的交往不是纯粹出于个性的自由交往，而是受到血缘关系、政治关系和身份地位等等级因素的制约。第二个阶段的文明形态是“以
物的
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在这种文明形态中，分工与交往极大地发展起来，个体的活动跨越了自然地理条件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界限，形成了以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物象为中介的交换关系。人与人的交往虽然摆脱了身份地位的束缚，但却受到物象的控制。第三个阶段的文明形态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文明形态是对第二个阶段的文明形态的扬弃，是实现了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真正的普遍的文明”。
物的依赖关系阶段是“文明时代”的现在时，文明社会“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负有为文明时代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文明社会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将科技运用在各个行业之中，用机器来征服自然，用先进的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跨越大洲与大洋的界线，人口在全球呈现为爆炸式的增长，人类创造了极为丰富的文明成果。蓬勃发展的生产力不断推动着文明社会向外扩大交往，“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形成了商品生产和消费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国际化分工，导致了世界市场的出现，促成了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马克思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现代化的生产与交往方式突破了自然经济的限制，塑造了广泛联系的新生活形态，改变了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使得新的文明形态在各个民族内部生根发芽。由此，在文明时代，一切地域、民族和文明之间的隔阂都成了应当被克服和抛弃的东西，生产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促使人类文明从局部的走向整体的，人类历史从民族的成为世界的。
但在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中，文明社会的合理内核被掩盖在资本扩张和殖民体系的面具之下，“现代性的一般样态被强制解释为资本现代性这种特殊样态”
。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文明社会反而异化为对内和对外的双重野蛮。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使得文明社会内部日益分裂，资产阶级占据了全部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享受文明的果实，而无产阶级则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占有者与生产者之间的每一次阶级斗争都揭穿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伪善与野蛮。马克思指出：“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
另一方面，“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凭借着生产工具与交通工具的改善，资本主义文明迫使其他文明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当地的文化传统，“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把一切文明都强行卷入资本主义文明中来。尽管这种强制性的现代化客观上为其他文明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消灭了老旧的生产关系，但是它给其他文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并使得其他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变得单一化，切断了其他文明自发地现代化的可能性。
在文明时代，任何民族都无法脱离现代世界而独立生存，全球性的大工业将世界各地的人民纳入现代化的生产体系之中，各个民族相互依存，各个文明相互交往。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为人类文明的现代化做好了准备，任何民族的文明都具有成长为现代文明的潜力。马克思指出：“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
要想在文明时代保存带有自身特色的文明成果，各个民族必须融入人类文明的现代化浪潮，力争先进，完成自身文明的现代性转型。但是，它们的现代化并非只有被资本主义社会同化这唯一的途径，不同民族实现现代文明转型的路径是多元的。在文明时代，非资本主义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处在同一历史时空，大工业与世界市场虽为资本主义文明所首创，但并非为其所独占。作为现代的生产方式与交往体系，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为一切文明的集体劳动都提供了条件，使得非资本主义文明“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开辟通往现代文明的新道路。
不同文明走向现代化的具体方式取决于它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不能将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经验看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人类文明进程的一般规律并不是超越历史的目的论，而是对不同民族自由探索现代文明转型的经验归纳，是在人类的普遍交往中不断演化和生成的，并没有哪一种现代文明转型的路径在价值上凌驾于其他路径之上。资本主义不是一切文明都必须经历的宿命，它的形成本身也有赖于它自身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亚细亚、古典古代和日耳曼的文明发展方式并不相同，只有日耳曼文明可以自发地通往资本主义。这是因为日耳曼文明的经济基础与其他两种文明并不相同，它以“散居和孤立农园的定居方式”为根本特征，其共同体财产与个人财产并存，且共同体财产以个人财产为前提。
日耳曼文明潜在地具有劳动与所有的分离原则，而这正是资本主义文明赖以生存的根基。随着以个体的私人所有制为前提的商品生产的扩大、城市和农村分工的形成，日耳曼共同体逐渐解体，劳动与所有实现分离，析出大量的“自由劳动者”，从而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提供必要的条件。
亚细亚文明的经济基础则完全不同，它以劳动与所有的同一为原则，共同体是真正的所有者，而个人则只是偶然的占有者，城市和农村处于“一种无差别的统一”
状态。马克思指出：“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等等。”
换言之，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干预，那么亚细亚共同体具有极高的稳定性，既不会自然而然地解体，也不会自动走向资本主义文明。即使受到资本主义文明的入侵，小规模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自然结合也能为抵抗资本主义文明的同化提供巨大的能量，因为它们为亚细亚共同体建立了可持续的和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尽管亚细亚共同体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但这并不代表它缺乏发展为现代文明的潜能。在文明时代，面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古老的亚细亚共同体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只要古老的亚细亚文明能抓住历史提供的绝佳机会，创造有利于文明现代化的条件，处理好共同体繁荣与个体主观自由之间的关系，它就能依靠“后发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压迫与异化现象，在更高的、更现代的生产力水平上维持劳动与所有的统一，开创现代文明的新形态。非资本主义文明并非“世界历史的被动参与者，而将会转化为世界历史的真正主导者和最终完成者”
。这种新的现代文明展现了文明社会的真理，以劳动与所有相统一的内生力量来实现自身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劳动与所有的同一原则决定了这种新的现代文明不会像资本主义文明那样，为了追求资本的无限增殖，肆意扩张和发动战争，依赖强力到处造成劳动与所有的分离。它要求其他文明既尊重自身的现代化道路，同时也尊重其他文明的多元探索，文明之间的普遍交往终将从“文明的冲突”回归“文明的和谐”。
三、人类文明的共同前景：从文明冲突到文明和谐
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与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构成了世界历史迅速发展的内在动力。世界历史要求人类文明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型，这并没有消弭文明存在样态的多样性，反而巩固和强化了不同文明业已形成的民族特性。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使得人类文明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各个民族文明成为它的“器官”，个别民族文明的命运与普遍人类文明的命运融为一体。由此，各个民族才能避免闭门造车的窘境，更加快速地凝结其文明的成果，避免自身文明由于偶然的自然灾害或突发的人为冲突而陷入被迫重建的绝境，更加广泛地向世界其他地区传递、转移和保存其文明的成果。同时，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各个文明在和合共生、交流互鉴与和平发展的前提下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社会历史情况的现代化道路。文明存在样态的多样性与现代文明转型的多元路径表明，以普遍交往与和平交流的方式共同走向现代文明是人类在文明时代的共同前景。这一共同前景既不是描绘某一个民族的意志，也不是由这个民族的强力所决定的。相反，描绘人类文明共同前景的主体是多元的，各个文明主体彼此依赖、相互依存，其目标是解决多元文明主体共同面临的问题，谋求共同的发展和共同的价值。因此，这一共同前景是以人类文明总体的、长远的利益为准绳的，是在多元文明主体的交互融合中演化出来的共同意志。
但由于世界历史的发展为资本逻辑所统摄，人类文明的共同前景在文明时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与巨大的挑战。资本逻辑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不断压榨剩余价值，将社会生活的全部关系都纳入资本的权力关系之中，将劳动统摄于资本之下，不断生产出与劳动者相敌对的生产对象与生产关系，导致民族文明内部的阶级对抗、人与人的交往关系相异化。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
。由于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不断深入，资本逻辑也随之在世界其他地方塑造异化的交往关系，导致了阶级利益对立的全球化，加剧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不稳定性
。在遭受文明外部干预的情况下，文明内部矛盾的积聚往往发挥了极为负面的作用，成为瓦解共同体和毁灭文明的罪魁祸首。
与此同时，在世界历史业已形成的条件下，文明内部的矛盾往往会链式传导，演化为扰乱其他文明发展的诱因，制造出文明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条件下的分工格局决定了各个民族文明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所承担的经济角色。资本主义文明凭借自身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先发优势”，建构了以资本逻辑为轴心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现代世界体系，在国际交往中强制采取“不平等的交换”，将非资本主义文明降格为资本增殖的原料产地、劳动工厂和商品倾销地。
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决定了建筑于其上的国际关系无视文明间交往本应当遵循的公平正义原则：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完成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并向自身转移和积聚，资本主义文明肆意践踏和侵犯非资本主义文明，以资本输出和军事暴力为主要手段，构建了由强到弱的国际等级制。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文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的零和博弈逻辑在国际关系层面的延伸
，它是国际社会存在系统性压迫和恒久冲突的根本原因。
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历史中，每一种文明的发展都依赖于其他文明的发展，而每一次混乱都是对全部文明的威胁。在极端的情况下，资本逻辑造成的贫富差距与阶级对抗会引发全部文明之间的毁灭性战争，人类文明由此陷入生存危机。而摆脱文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消除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中的资本逻辑，尊重各个民族文明实现现代化的自主性，在文明互鉴的过程中形成平等的世界秩序。取代资本逻辑的可能性在于建构一种劳动逻辑，它能为人类文明的现代转型提供新的视野与力量。劳动逻辑及其现实化过程不以无限制地追求利润为指向，而是以人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这种逻辑正是文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人类运用自身自由自觉的活动能力将文明从自然中创造出来，正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类本质，人类不断的文明化过程也正是为了不断丰富自身的类本质。劳动逻辑是对资本逻辑的拨乱反正，它将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抽象共同体重新归还给全体个人，将文明所创造的生产工具重新安置在文明的控制之下。
受劳动逻辑所驱动的文明不会像资本主义文明那样依赖于从外部攫取能量来维持自身的存在，它本身就具有内生的力量来维持自身的发展——它将人人劳动的成果用于培育人人的成长，将文明的养分用于赓续文明的生长。因此，劳动逻辑不仅在民族文明的内部消解了对抗性的社会关系，而且根除了民族文明之间相互敌对的欲念。由此，每一种文明都能认识到，关乎文明发展的要事不是对外扩张，而是发展自身的生产力，丰富自身的交往形式，而在提高社会生产力与扩大普遍交往方面，其他文明的存在不是意味着非此即彼的竞争，而是意味着共赢的合作。恩格斯指出：“只有在
平等者
之间才有可能进行国际合作……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
只有当每个民族文明都有自由探索文明现代化的权利，都能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到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之中时，它们才能不受外在强制力量的左右，积极地与其他文明交换“文明果实”，才能不必通过吞噬其他文明来实现自身的进步。
人类文明的共同前景取决于民族文明和平发展与全球文明合作的关联性模式。民族文明的独立主权与平等对话身份是全球文明合作的基础，而全球文明的普遍繁荣与共同发展是民族文明进一步发展的保障。为此，要扬弃以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旧秩序，反对一切形式的文明霸权，倡导在劳动逻辑的基础上建立平等、正义、团结的国际新秩序；要使地域性生产生活扩展为世界普遍性的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激发各个民族文明参与世界历史的主体意识与能动性，传承不断生成的人类文明果实；要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撑，从根本上破除文明时代的“核心-半边缘-边缘”支配格局，真正实现文明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的交往格局，使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要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趋势，基于全体人类发展的共同利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