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其中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论述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学理道理哲理，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体现为文明和谐论。文明和谐论肇基于中华文明传统，反映了对世界文明形态及其发展趋势的深切体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深刻理解其核心要义，要深入思考文明多样性与中华文明的和谐理念，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机理，深刻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逻辑，领略历史文物中蕴含的人文精神，解读波澜壮阔的世界文明图谱，把握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规律，以学习、消化、融合、创新的方式把握不同文明中蕴含的博大精深、历久弥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时代观、文化观，深入阐述文明和谐论对人类破解时代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创性贡献。

一、文明多样性与中华文明的和谐理念

“文明”即文教昌明，在中国思想典籍中意为文采、文德的辉耀。例如，《易·乾》有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尚书·舜典》曰：“浚哲文明，温恭允塞。”据孔颖达疏解：“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文明”在欧洲学者笔下常被用来描述有组织性的社会生活状态，即“civilization”，其出现于18世纪后期，19世纪以降成为一种常用词汇，表明世俗的、进步的人类自我发展。

文明的观点是相对于“野蛮状态”而言的。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将文明作为有别于蒙昧（savagery）、野蛮（barbarism）的话语。学界围绕“文明”的含义、范围及其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持续广泛的讨论。基于对人类社会历史起源和演进的深入研究，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即表明一个社会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出文明社会的标准，“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 。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等都邑性遗址的考古发现，实证了中华有五千多年文明史。自中华文明形成以后，无论是农作物栽培、家畜饲养还是蚕丝发明、土木建筑创造、封闭式院落的建筑形式，乃至以政治宗教为中心的城市、玉礼器和青铜礼器的使用、以形意为主的方块字，凡此种种，都成为其延续发展的主要特质。

从文明多样性角度看，人类文明史是璀璨夺目的画卷，在历史上展现了多样性特征。虽然中华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不是同一时间出现的，但是在某一时间内存在着许多种文明，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世界文明从源头起就是多样的，从历史实际而言，每一种文明都会以自己的方式走向现代化。上述诸种文明的勃发兴盛几乎都受益于交流互鉴，其衰颓消散基本上都受害于侵略纷争，从中可见文明和谐发展的规律性特征。

文明和谐论表明，在多样性的世界文明图谱中，任何文明都不能拒斥与其他文明的交往而独立存在，世界文明原本是多元化的，多种文明并存与交流互鉴是历史的常态，未来也必将走向和谐。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明的本质与文明和谐发展的规律，强调尊重文明多样性，把握文明多样性与统一性、文明普遍性与特殊性、文明主体性与对外开放、文明冲突与交流等重大关系。文明体现着人类实践的动力和规律，体现着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轨迹，体现着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愈益反映世界历史性的发展趋势。实现文明和谐发展，要摆脱抽象的共同体的幻象，改变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

在至今存续的世界文明之中，中华文明首屈一指，在历史长河中展现了鲜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像中国如此之大的国家有始自百万年前至今不衰不断的文化发展大系。” 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起源不能算是最早的，但中华文明是唯一的从未中断过的文明。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就是那些创造古老文明的先民之后裔，在这片土地上是同一种文明按照自身的逻辑演进、发展，并一直延续下来。同时，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显示了巨大的凝聚力，不仅没有中断，也没有分裂” 。中华文明向来不故步自封，而是长期保持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并实现创新发展，创造了历史悠久且内涵丰富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实现了文明持续发展和综合创新，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对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确认，建立在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上。中华文明如同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从未断流，使我们深刻理解了从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到未来中国的文明发展路径。其创新性是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形成的。中华民族以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展现了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例如，青铜冶炼技术以两河流域出现为早，东传中土后，我国先民对这项技术既认真学习，又通过勤劳和智慧不断创新，从而发展出高超的工艺水平。商文化由此被概括为青铜文化。“中国古代的青铜冶铸业，就其规模而言，在公元前的世界是罕与伦比的。” 中华文明具有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一部中国史就是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得到深刻映现。例如，丝绸之路促进了文化广泛交流；伴随佛教兴盛，印度以及犍陀罗的石窟、壁画、雕塑等佛教艺术传入，与中国传统艺术融汇，渐而呈现了很多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平理念一以贯之，中华民族在长久的对外交往中书写了世界人民友好交往的光辉历史。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华文明在展现宏阔历史纵深的同时，深植于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逻辑中。

从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思想的时代精神角度看，马克思揭示了人类文明在走向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时代性特征，认为普遍交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景，各民族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发展程度。文明在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对象性活动中形成和发展，是人类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确证，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共同活动的结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 社会分工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形成了创造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不同行业，在文明史演进过程中凝结了内在的民族精神。随着社会发展程度日益加深，人们走出原有的生活地域，在普遍的社会交往中使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并使文明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化。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广泛而深刻的相互作用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并以“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为标准界定了文明发展的三个阶段。现代社会处于“物的依赖”阶段，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可观的物质基础，形成了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但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伴随着资本扩张和殖民统治，文明社会被异化为一种背离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野蛮。必须变革人奴役人的社会关系，实现人类文明从冲突到和谐的发展，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以创造劳动与所有相统一的内生力量来建构新文明形态。

从中华文明的和谐理念角度看，中国思想家自古以来就强调“和”的观念。《尚书·康诰》云：“惟民其敕懋和。”这里，“和”有和顺、平和之意。实现和顺、平和的状态，需要适中、适宜、恰当。《周礼·地官·大司徒》中的“六德”，亦即“知、仁、圣、义、忠、和”，“和”正是“不刚不柔”。《周礼·春官·大司乐》记曰：“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郑玄注曰：“和，刚柔适也。”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是《论语·学而》：“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了延续至今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中华文明强调“和”“同”相别的情形。“和而不同”，与“和”相成的是“谐”。《尚书·尧典》云：“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里“谐”有协调、和合之义。“和”“谐”，不是所有事物整齐划一，更不是合并彼此的整合同一，而是充分承认差异、尊重差别并在彼此相异的基本前提下共存聚力，实现共同的更加美好的目标。“八音”方“克谐”，“一（同）音”怎成曲乐？在中国古典文献中，“谐和”“谐龢”等语词较早出现。《周礼·地官·调人》中有所谓“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晋人郭璞的《蜜蜂赋》有言“百药须之以谐龢，扁鹊得之而术良”，从中可见一斑。

践行文明和谐理念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流。据《尚书·尧典》记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在铜石并用的部落联盟阶段，族、国（百姓）以至万邦，采用“亲”“睦”“协和”的态度，崇尚和平，倡导以“协和万邦”为邦交原则。秦汉时期，匈奴是中央王朝的北方劲敌。双方虽互有攻守，但“和”是主流。西汉宣帝时，南匈奴降汉，汉廷在力量对比上占据优势，但仍宽待对方，予以附塞安置，保持友好往来。终汉一世，和平共处是汉廷追求的目标；而推行霸权、摧毁对方是两汉政权始终排斥的。当时，都城长安有“胡巫”“越巫”，中央军队有“胡骑”“越骑”，汉地商业活动中更是多见“商胡”“贾胡”“酒家胡”的身影。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兴盛，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不同信仰亦在彼时传入中国，在中华大地上，各种宗教信仰并存有序，没有出现过宗教战争或严重的宗教冲突。多年来，儒释道交相辉映以至于渐趋融合，深层次体现了文明和谐理念。

自古以来，中国就通过信使、贸易、传教等方式，在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经济、文化，并将先进文化向世界各地传播。在与外族的交往实践中，爱好和平、友好往来的观念逐渐融入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国很早就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念，倡导“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道德，深知“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郑和下西洋早于西方大航海近一个世纪，最远到达了非洲的东岸，给所到国家带去的是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进行的是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并未走上殖民扩张的道路；以中国为中心的丝绸之路和朝贡贸易体系亦很早就已发展成熟，但中国并未凭借这一优势而对周边国家进行经济剥削，反而十分优待来往中国的外国客商，在鼎盛时期出现了“万国来朝”的局面。

在塞缪尔·亨廷顿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 。他对文明冲突感到“忧虑”，部分原因在于“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 。在中华文明史早期固然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但后来发展为“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这与西方有很大区别” ，宗教没有成为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发生冲突的“最重要”因素。“文明冲突论的起源还不在于他对国际问题的观察而在于他对国内问题的感受”，“他最深刻、最核心的范式恰恰是他不愿意多谈的种族界限” ，这恐怕是西方学界基于“同一律”（logic of identity）呈现的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文化认知。历史表明，对“文明冲突”和“文明隔阂”的强制阐释，只能损耗文明发展张力，违背文明交往的内在规律。我们要深刻理解马克思所指出的，“每次混乱对全部文明都是一种威胁，它不但把无产者抛入贫困的深渊，而且也使许多资产者破产” ，“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因此，要超越“西方中心论”“例外论”“优先论”等论调，坚守文明平等交往原则，促进人类文明和谐发展。

中华文明的和谐理念与“西方中心论”“例外论”“优先论”等论调不同。如《老子》所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前后相随。”“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前”与“后”，都是由于对方的存在才能更好地确认自我，是相伴相生、参互成文、共同成就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是在这样的并在共存之中得以实现的。努力实现中华传统文明和谐观的时代转化，要使之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坚定文化自信，以古为今用、去粗取精的文化自觉，做到不忘本来、辩证取舍，使中华传统文明和谐观体现时代内涵和现代形式。

今天，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文明向新形态迈进，但国际形势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我们要推动世界文明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兼收并蓄的态度互学互鉴，扬弃以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旧秩序，使地域性生产生活拓展为世界普遍性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传承不断生成的“文明果实”，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使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续写人类文明新辉煌。

二、“两个结合”与文明和谐论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变革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强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主席倡导加强文明交流互鉴，认为“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 。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自我的时代勃兴。

首先，“两个结合”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重建兼收并蓄的文明和谐理念提供了思想根基。近代以来，中西文明发生接触和碰撞，学界试图从历史中寻求制度变革的合理性，此间最为著名的观点莫过于“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之说。洋务派的这个观点遭到维新派的深刻批判，因为西学不是为封建主义和纲常名教所用之物。严复将进化论引入中国，作为解决国家和民族危机的思想方法，认为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是一回事，主张体用一致。新文化运动代表了较为彻底的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深刻反思。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古今中西之争”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一时期，既有对传统文化激烈的批评，也有重视传统文化的声音，例如倡导“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衡》，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融合古今中西思想资源的尝试。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我们党自成立起，就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深度融合，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家园的新期待，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焕发强大生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孕育出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造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由此具有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实现了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主逻辑，在此过程中积极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文明为我所用，为文明和谐发展创造了条件。

其次，“两个结合”体现了中华文明内在的包容性特质，是文明和谐理念的生动实践。从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萌生时起，就可以看到中原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南方文化乃至西亚、西伯利亚等地的文化一直频繁交流，很早就形成了中华文明“有容乃大”的特性，也使中华早期文明逐渐超越了地域限制，凝聚了多样性文明的优秀因子。虽然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是一马平川的平原，时常有抑扬顿挫的兴衰史，但中华文明往往能够衰而再兴，隐含了治乱兴衰的文明逻辑，隐含着文化包容性蕴含的文明动能。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激活了中华文明的时代活力，使之彰显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呈现开放包容的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一主体性……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将古籍经典的“微言大义”机械地对应为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和概念，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为尺度，实现两种观念体系的融会贯通，是实现中华文明现代重塑的必由之路，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两个结合”促进文化传承发展，对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融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现了古今中外的文化融通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创造。

再次，“两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科学理论，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受现代洗礼后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体现了文明和谐观念的创新性。创新是文明持续的根本保证，来自文明所具有的兼收并蓄的精神气质，来自建立在文明和谐基础之上对世界各地优秀思想资源的兼收并蓄，来自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体现了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在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彰显时代活力。“结合”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为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文明标识和精神命脉，在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透过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文明发展样态的正反两方面分析，可以认识到现代社会发展的伟力和“资本逻辑”对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阻碍。从把握客观事物运动规律的角度出发，在现代语境中阐释“格物致知”的思想，以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观点重构“天人合一”的境界，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现代立场上实践“实事求是”的精神，从文明互鉴的视野主张“和而不同”的理念，在人类解放的高度探索“天下大同”的理想，是实现文明和谐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深刻把握“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中提炼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精准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的辩证统一关系，就会理解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社会主义文明和谐发展的特质。

最后，“两个结合”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根基和文化根基，体现了文明和谐发展带来的文化繁荣的必然性。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现代性”因素的再激活，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凝结了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的浩荡进程中自强不息和勇于进取的文化自信，在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的文化底蕴。百余年来，我们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中汲取养分和智慧，“疏源浚流，与古为新”，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从“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为条件，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拓展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视角和内涵。每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在重大历史节点上都会在文化上产生标志性思想、标志性人物，诞生政治上的“盛世时代”和思想上的“轴心时代”。以文明和谐理念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和文化综合创新，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仅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动力，而且将为世界文明进步做出独特贡献。

以“两个结合”为科学思想方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汲取世界优秀文明的精华，应进一步促进文明和谐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提出了以“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文明倡议，明确了全球文明发展进步的首要前提、基本立场、历史定位和具体路径，体现了深邃的战略眼光、宽广的历史视野、强烈的时代担当和博大的人类情怀，深刻阐释了新时代文明发展应当秉持的基本理念，为夯实全球发展与安全的文明之基、引领和推动人类现代化进程、建立全球文明对话新秩序、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强有力的文明支撑，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关注。进一步推动文明和谐发展和时代进步，要以此为根本遵循，坚持平等包容、守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普遍愿望，合力营造平等包容的文明交流氛围，合力提升全球治理体系效能。

三、文明和谐论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场域，探究中华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实践转化，深思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深刻理解文明和谐论的实践逻辑。

现代化以现代工业和科技革命为推动力，西方世界将资本主义置于经济、社会制度的核心，通过最大限度地调动资本的逐利性，实现了经济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但是，这种现代化模式使资本主义的弊端暴露无遗，空前增长的经济产出并没有被公平分配到每个生产者的手中，而是越来越多地流向资产阶级，贫富差距与日俱增，现代化成果难以为广大民众所共享。资本的支配性还带来了更大的恶果，即对文明社会的彻底操控，使一切经济生产活动从服务于人的需求，变为服务于资本逐利的需求，人们从生产的目的沦为资本的工具，成为自己私欲的奴隶，由此导致不断加剧的异化，酿成了文明的悲歌。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通过对资本主义运行逻辑和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长期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通过不懈斗争实现自由解放，指出超越资本逻辑，实现现代文明的转型，彻底改变现代文明走向堕落的境遇。马克思、恩格斯扬弃资本现代性的伟大构想在中国实现了具体化，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忠实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积极倡导和发展中国先进文化，并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团结带领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建设一个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使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向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迈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精神文明程度。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是“小康之家”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当时及其后相当长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命运。我们党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式现代化逐渐形成内生力量。从西部大开发到脱贫攻坚战略，从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到惠及全民的医疗保险和教育体系，我们党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是通过勤劳的中国人民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实现的，而不是像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那样以资本增殖和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实现的。中国反对强权政治、霸权逻辑，力图克服文明冲突，维护并发展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我们党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加强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促进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倡导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的价值内涵，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为改变文明冲突的世界提出了“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避免文化冲突，争取求同存异，避免经济掠夺，争取互利共赢；在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实践中遵循创造现代文明的劳动逻辑，将马克思关于现代文明转型的构想在中国具体化，积累了促进文明和谐发展的实践经验。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通过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水平反映的经济效益，兼顾公平与效率，努力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实际需要，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使社会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实现人民物质富足、精神富有，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进程，更好地促进了人类文明发展，丰富了世界文明百花园，推动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弘扬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几代人接力推进的实践探索，促进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开辟了反对冲突、反对剥削、提倡国际交流合作的文明和谐发展道路，为创造没有霸权与战争、文明交融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而努力，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现实追求，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的理想形态的时代表达。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方面积极加入现有的国际经济、社会组织，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增强国际合作；另一方面致力于创建以合作共赢为目标的国际经济共同体，通过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高质量国际合作，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事务中彰显了文明和谐的实践探索，实现了各国互联互通、相融相近、相辅相成，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带动了各国文化交流互鉴与各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今天，“零和博弈”“丛林法则”“赢者通吃”在西方社会仍然是一种近乎固化的价值观，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希望通过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输出”获取在世界体系中的支配地位，并将发展中国家作为被支配的对象纳入这一体系。不平等的经济地位导致政治上永无止息的博弈，博弈的尽头是冲突与战争。必须实现现代文明的转型，使之在文明和谐发展的道路上实现社会进步，创造人类福祉。新时代新征程，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要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世界展示真实、自信、立体、全面的中国，使中华文明主动融入人类现代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映生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更好地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 面对“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摆脱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观念的束缚，形成一种面向未来的文明和谐发展观，使文明交流互鉴成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纽带，积极协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探求世界文明交往范式，应对未来社会发展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置身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我们面对现代性危机应当选择的行之有效的文明发展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于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成熟于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国自古就有“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实现和平发展的历史必要性，努力实现与其他国家共商共建共享的承诺。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指出，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文明和谐，反对文明冲突，倡导文明平等，反对文明等级论和文化霸权论，倡导人类共同价值，反对西方中心论的“普世价值”，超越了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和竞强逐富、资本至上的丛林法则，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跨时代的意义，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

以文明和谐论取代文明冲突论，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主席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文明和谐发展理念的时代精神，旨在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站在世界历史的精神高地上，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不断以自身新发展为全球发展增添活力，以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理念促进高水平、多领域的国际合作。

综上所述，文明和谐论为我们时代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进一步推动文明和谐发展，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把握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共存的历史经验与规律，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和强化冲突的文明观，深刻展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苦难辉煌的历史进程及其中的文化探索，以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话语解读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彰显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和文化自我。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守正创新，坚持胸怀天下，增强文明自信，以“一带一路”“两廊一圈”“欧亚经济联盟”“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拓展文明交流互鉴的途径，以大历史观和新文明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必将在中华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书写璀璨的时代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