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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提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两个转变”中的第一个转变，是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变化的深刻总结。从夺取政权到长期执政，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即军事不再是党最关切的问题，军事现代化因而也不再是其认识现代化最主要的窗口。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完成了初步政治现代化的使命——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也就意味着可以按照早有构想的设计蓝图，大刀阔斧地开展社会革命，全方位地进行现代化建设。
历史方位的转变必然会影响历史主体价值文化观念的变迁，而观诸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言说，一个明显的转变即从讲求“军事现代化”到强调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四个现代化”。这一转变既有其历史继承性，又有发展性。
言其历史继承性，是因为在50年代初，受抗美援朝战争现实环境及思想的历史惯性影响，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仍主要停留于“军事现代化”层面，提及工业化等现代化目标也是从国防军事着眼的。如周恩来在全军参谋会议上指出：“因为要建设近代化的国防，就必须要有近代化的军工生产为基础。没有工业化的基础，那谈什么近代化国防呢？！”
聂荣臻同样强调：“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使我们能够有足够强大的现代化国防，来防御任何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
。尤其是，朝鲜战争作为一场海陆空立体的高现代化程度的战争，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感受到了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性。在50年代初，“现代化”应用的领域仍然主要是国防军事。
言其历史发展性，在于中国共产党毕竟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战争不可能一直作为全党的工作重心。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就意识到“中国太落后，现代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才能使国家现代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提出：“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
毛泽东也下定决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的观点，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这里，“四个现代化”的提法突破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将“现代化”局限于国防军事领域的习惯，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角色的转变。当然，在1954年的“四个现代化”内部存在着一种“差序格局”，现代化的工业处于核心地位。周恩来的讲话很清楚：“归根结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在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期间，虽然轻工业和农业也将有相应的发展，人民还是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
。在整个50年代，党的文献中“现代化”与“工业化”常常是并提的，如“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等等。这也可以说明，在当时的中共领导层看来，工业化与现代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四个现代化”代表的是一种重积累、重投资、轻消费的经济发展战略。事实证明，在工业极其落后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实施国家主导型的工业化战略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经过“一五”时期的发展，中国社会总产值由1952年的1015亿元人民币上升至1957年的1606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增长11.3%，其中工业由349亿元上升至704亿元，建筑业和运输业更是分别从57亿元、35亿元增至118亿元和60亿元
。从社会总产值构成来看，工业由1952年的不足35%上升了10个百分点，尤其是重工业总产值从124亿元上升至317亿元，占工业总产值增长部分的57.6%
。这一时期，尽管农业总产值也有很大增长，但工业部门的变化更大（工农业增长速度之比为4∶1
），且对于现代化而言更具意义。尤其是不少重要部门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如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由37.3%上升至45%，机械工业部门在重工业中的比重由31.9%上升至37.7%
。相较旧中国工业存在“不能独立成为一套”以及“基本工业不能衔接”等状况而言，工业结构有了很大改变
。
不过，从1954年所提“四个现代化”本身以及相关言说来看，中共领导层对于“现代化”的认识仍是初步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中有重复部分，交通运输业应从属于工业，并不具有与工业、农业、国防同等的地位，或许是认识到这一点，此后“四个现代化”提法中再未将“交通运输业”纳入。此外，尽管认识到工业化之于现代化的关键意义，但中共领导层对于工业化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如朝鲜战争期间，在比较中美战略能力时，毛泽东多次提出“钢多气少”的说法，如讲美国“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
，“大炮比我们多，而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等等。1957年5月4日，毛泽东在会见缅甸民族院议长萧恢塔时说：“我们要好好干五十年，把工业建起来，要有美国那样多的钢铁。”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倾向于将钢铁视为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主要指标。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并不仅仅是由工业化水平决定的，还包括公民文化水平、科学技术创新能力以及民主、法制等涉及政治现代化方面的内容，缺乏这些方面的现代化，经济现代化通常是难以持续的。简单地将工业产值高低视为衡量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标准，反映了人们处于初级工业化阶段的现代化认识水平。此外，以某几种初级工业产品的数量多少来衡量工业化水平更是一种简单化的认识。工业生产具有系统化的特点，如要求提高钢铁产量则必然要求提高矿冶、电力、交通运输等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过程。对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简单化理解，为“大跃进”激进现代化战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缺少现代化建设经验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以俄为师”是必然的选择。但在“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中共领导人也觉察到斯大林模式存在某种弊端，为此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现代化思想，这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就注意到单一公有制造成的对于经济活动主体激励不足的问题，如“一部分工厂不像原来自销的时候那样关心产品的质量，因此，妨碍了一部分工业品的质量的提高”
；手工业也出现了“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的现象”
；农业方面也存在“一部分农业副产品的生产有些下降”
的问题。对此，陈云提出改变购销关系，纠正“盲目的集中生产、集中经营”
，部分放开市场等对策。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陈云提出了较有代表性的“主体”与“补充”的思想
。周恩来、刘少奇等都赞成陈云的主张。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成立后八年是“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在“一五”计划实施中积累了不少建设经验，以及在看到苏共二十大暴露出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之后，毛泽东开始反思苏联模式，摸索“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自《论十大关系》报告始，毛泽东反复批评斯大林模式，称苏联“建设了社会主义，丢了人民，建立了重工业，丢了人民”
“有了重工业，丧失了人民”
，认为苏联那一套太僵化，“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
，不能很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等等。除了提出平衡农、轻、重，调动地方积极性等观点外，毛泽东甚至还提到：“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可以保留一定的市场经济，“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当然，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斯大林体制的真正弊端所在。对于既没有搞市场经济的经验，实现计划经济的时间又不长的中共领导人，我们很难苛求他们在市场与计划的根本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认识。但不应否定这些思想的价值。事实上，后来的改革开放正是从允许小范围的市场经济、放权让利等措施着手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八大前后的探索为改革开放的起步提供了思想认识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