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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梦现代化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由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者向破除中国现代化桎梏的革命者，再向中国现代化事业领导者的历史转变。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在“五四”之后的历次以现代化为主题的论战中认识到，必须选择革命作为现代化战略的第一步。而从认识迅速转向实践，有复杂的历史动因。以大历史观看，20世纪中国的历史是全面危机不断加深的历史。根据罗荣渠对近代中国变革线索的总结，20世纪的前50年内，“无论内部衰败、边缘化、革命化和现代化几个过程都明显加速了”
。邹谠将这一历史变革过程归纳为“全面危机—社会革命—全能主义的国家社会”，认为全面危机的中心和直接表现乃是政治领域的危机
。不断加速的衰败化、边缘化趋势集中体现为辛亥革命后的政治权威危机，亦即在“帝制的废墟中”分裂出“大大小小的传统型权力中心”。因此，这一情势下中国现代化的首要问题不是发展经济，而是国家重建
。现有研究表明，与早发国家的现代化不同，后发国家缺少推动现代化发展的自组织力量，需要“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取向的中央集权政体”来整合“转型时期的五大危机（合法性危机、认同危机、贯彻危机、分配危机、整合危机）”
。不幸的是，自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的近40年间，尽管“快速变化的机会好似呼之欲出”，但“把握这种机遇的领导集团却一直根基不稳”，拥有严密组织形态和现代意识形态的中国共产党恰好具备解决全面危机的政治能力
。具体到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时刻，20年代初的中国恰恰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动荡局面，即自晚清以来日渐倾颓的中央权威彻底丧失驾驭时局的能力，接连爆发的直晥、直奉战争直接导致“北洋政府统治合道性的丧失”
，这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共产党从打造批判的武器到进行武器的批判的转变过程（此时，中国共产党虽尚未直接领导军事斗争，但已经明确“先革命后建设”的方针）。
其次，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及其维系的内部子系统具有超稳定性
，这就使得中国现代化所要突破的传统的阻力极强大，而阻力愈大则变革形式只能愈激烈，这也是毛泽东强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的缘由所在。传统中国的超稳定型社会结构加剧了现代化变革的难度，这使得中国现代化的政治主导性特征更加突出。既有的政治领导力量如果不具备组织协调现代化的能力，则一定会为新的政治力量用更激进的革命手段替代。纵观20世纪的三次政治革命，由辛亥革命到大革命再到“共产革命”，革命的激烈程度一次甚于一次，而每次革命后递生的新政治领导力量所具有的组织能力与政治资源都以几何形式增加。王奇生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效应总结为“高山滚石”，即反映了此现象
。
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中国现代化以革命作为起点的历史逻辑，同时革命的实践样态又对革命者的现代化观念产生反作用。在以扫除现代化障碍为标的的革命当中，中国共产党重新发掘了现代化之意涵。如尽管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和参与30年代现代化讨论的文化精英的现代化观念都源自“五四”思想资源，但“革命”一方面使中国共产党因缺席“现代化”讨论而忽略了一些颇具洞见的思想，另一方面使中国共产党偏离了当时主流思想界认识现代化的历史脉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化观。自30年代以来，党的文献中出现的“现代化”无不带有“革命”烙印，现代化（近代化）的“火器”“军备”“战术”等等基本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中的核心词汇。这种以军事现代化为逻辑起点的现代化观念的进一步演进，自然是以重工业为核心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观念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以“救亡图存”为核心的历史主题。事实上，50年代以片面追求钢、煤等主要工业产量的指标为主要特征的“大跃进”之所以发动，就与毛泽东认识到钢铁之于国防安全、政治独立的极端重要性有关。
此外，革命还塑造了革命者认识现代化的视角。罗荣渠认识到，中国现代思想运动的显著特征，即“始终是从文化层次来讨论中国出路问题”，而对于经济问题却认识不足
。罗志田也注意到，30年代中国思想界确实存在“国难时仍须虑及根本”的倾向
。党史学界多倾向于将中国共产党在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化探索中出现的失误归咎于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颠倒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主次关系。这种解释自然不错，但仍有些空泛。如果将视野放长、放宽，则可以发现，这种“文化决定论”“制度决定论”的倾向并非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所独有，实乃中国现代思想运动的一大特征，中国共产党也不能超越时代局限，前引周恩来、瞿秋白等人的论说皆可为证。
最后，自建党至新中国成立的近30年间，革命与战争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线。一般而言，战争造成的紧急非常状态会加强政治对经济的干预，此点中西皆然。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经济危机、苏联“一五”计划胜利完成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乃是影响世界局势走向的三件大事。其中，西方经济危机与苏联“一五”计划取得的成效之间产生巨大反差，“计划经济”思潮因此风靡一时。随着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战争状态使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统制经济”由思想层面转向实践层面。抛开所有制与意识形态问题不谈，只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来看，官僚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形态上已经十分相似。无论是经济指导思想，还是经济模式，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受苏联影响已十分之深，当时中国思想界也都“几乎视资本主义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
。因此，从长时段看，中国共产党于50年代选择向社会主义过渡，放弃新民主主义战略构想，实则有某种历史必然性。
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也是一个“现代化”的世纪，中国共产党的一切现代化实践与现代化认识不能不带有革命的烙印。具体而言，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特殊的外部环境，党没有积累多少现代化实践的经验，但却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化观念。在现代化方略上，强调“先革命后建设”的总体思路。这是由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但是长期革命战争形成的思维习惯也对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如过于强调制度、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于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在现代化目标上，将“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优先发展视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尽管受制于当时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简单地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不免有些粗糙，不过大体上符合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现代化的视角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探索过程中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即为中国现代化创造了根本前提——建立了一个统一、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