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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即在以“振兴实业”为核心问题的思想论争中确立了“先革命后建设”的现代化战略，但如果结合此时党的文献中“现代化”一词鲜有出现之史实来看，此时中国共产党对于什么是“现代化”的认识尚不成熟。借用时下流行的“概念史”的方法，通过考察党的文献中出现的构成“现代化”这一观念的若干“关键词或含关键词的句子”
，或许有助于我们廓清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认识史的基本脉络。
尽管“现代化”一词高频率出现于党的文献中乃是抗战中后期的事情，但在此之前，像“资本主义化”“文明化”“近代化”等关联概念也曾被广泛使用，而“资本主义化”可以说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概念。正如罗荣渠所言，“尽管马克思虽未使用过‘现代化’一词，但他关于现代化的思想早在他的唯物史观形成之初即已提出”
，无论是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还是列宁对国际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认识，都与西方现代化理论有某些共通之处。对于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又尚无条件着手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其言说“现代化”的意旨并非号召人们发展生产力，而是更多富有批判意味，亦即批判帝国主义及其控制的军阀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本就包含“现代化”意涵，但带有批判性的“资本主义化”概念，更适用于彼时中共的言说语境
。
20世纪20年代，党的文献中大量出现“资本主义化”，多等同于“现代化”，如《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一文提到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无异，即由于外资扩张，“一方面大买办集累资本而独立开设自己的商行，别方面外国洋行所需用的买办数目日益减少”，这都是“资本的集中及经营商业方法的现代化”的表现
。1929年的中央通告中有“在资产阶级的利益是需要国内和平来发展工商业，渐渐走上资本主义化，所以极力要求统一与裁厘”
，所用“资本主义化”又与“现代化”相近。
不过，“现代化”并非完全为“资本主义化”的替代概念。相较而言，“资本主义化”带有强烈的批判性色彩，若想正面或中性地指称某些具有“进步性”的新事物，“资本主义化”便不那么合适。陈独秀在给萨法罗夫的信中谈道，中国“大部分工人还是老式手工业作坊中的手工业者”，“现代化工人的数量很少”
。这里的“现代化”与“老式”相对，即同“现代”意，指新的或进步的。再如蔡和森1924年用到“近代化”一词，称义和团“因为没有近代化”失败，辛亥革命“反因为效颦近代资产阶级化”而失败，所谓“没有近代化”是指没有“大炮与机关枪”这类新式的军事装备、技术
。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在蔡和森的革命叙事中以正反两面出现，故分别用“近代化”与“资产阶级化”进行修饰。由此可见，尽管从唯物史观出发，“现代化”“近代化”与“资本主义化”“资产阶级化”从某种层面来看可说是一回事，但两类概念使用的情境有很大区别。
概念系统的更嬗往往与社会历史变革互为表里，“资本主义化”概念的淡出与中国共产党所处历史境地的迁易密切相关。
大革命失败后，党内高层在革命性质的理论认识上产生巨大分歧，争论的根本在于是否应继续坚持“先革命后建设”的总体方案。受托派影响的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已经胜利，并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封建残余亦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
。既如此，那么中国未尝没有“超殖民地化和工业化之可能”
。托派观点的实质，就是夸大帝国主义“使中国经济资本主义化、工业化”的作用
，认为不用革命也能在外国资本帮助下实现工业化
。以瞿秋白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则不同意“非殖民地化”观点，认为帝国主义“客观上使中国一天天资本主义化”，但实际上“极力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共领导层坚持20年代的观点，即：“中国的工业是有些发展，但是内部的矛盾非常厉害”；只有通过革命，“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之下”，中国才能“用极快的速度，实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
。
在与托派的论战中，中国共产党需要回应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评价帝国主义之于中国现代化的作用。针对托派夸大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现代化之促进作用的论点，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客观评析帝国主义的两面性，“资本主义化”显然不太适宜。至30年代中期，一些从事理论工作的党内知识分子就自觉使用“现代化”（或“近代化”）这一相对中性的概念分析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客观上中国确已近代化了，但主观上帝国主义时时刻刻都妨碍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的说法无疑比“资本主义化”更清晰，也更能回应托派的观点。至全面抗战爆发后，“资本主义化”在中国共产党话语中出现的频率逐渐下降，为“现代化”所替代。
应特别指出的是，当“现代化”于20世纪30年代逐渐流行于国内思想界之时，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残酷的土地革命战争中。1933年那场由《申报月刊》发起的著名的现代化问题讨论，除有个别白区党员及左翼知识分子参加外，并未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因此，相较于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想史整体演进之轨迹，中共现代化认识的进程发生偏移，亦由此生发出其独特的思想逻辑。观诸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文献中零星出现的“现代化”，几乎都与军事有关。至全面抗战爆发后，或许与中共以“合法”身份回归政治舞台有关，受当时已经习惯使用“现代化”舆论界之影响，“现代化”在党的文献中出现频率亦不断增高，但仍以军事为主
。
不过，概念语词的边界往往是模糊的，边界的模糊又通常会为概念负载新的思想提供空间。随着“现代化”的广泛使用，中共的现代化自然不会局限于纯粹的军事领域。如左权在《论军事思想的原理》中就指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战争形态，“现代机械化的战争”是由“高度发达了的社会生产”构成的
。周恩来在分析抗战局势时，就用到中国东部“代表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最有力的地区”
的说法，这显然超出了纯粹的军事范畴。中共领导层认识到，军事不如人的根源在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不如人。毛泽东、刘少奇等在抗战后期即开始频繁地强调工业化的重要性，指出“中国之所以弱，也就是因为我们还只有很少的工业”
，就是因为“没有新式工业”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尖锐地指出，“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就有“灭亡的危险”
。这样，“现代化”的含义与用法变得更加丰富。总之，至抗战胜利前夕，中共领导层的“现代化”观趋于清晰，“现代化”（近代化）更进一步上升为争取人心的政治口号而被广泛运用，“现代化”也由此成为中共话语中的核心概念
。
从概念史来看，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自觉认识，无疑以军事现代化为逻辑起点。这主要是因为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战争的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加之其一开始均处于弱势，相较“现代化”的其他领域，其对军事现代化的不足感受最深，因此，与之联系的重工业自然成为中共领导层关注的重点。任弼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说，政治上、军事上的独立自主已经没有问题，问题在经济方面，也就是要有强大的机器制造业和军事制造业，“能够制造飞机、坦克、舰艇等等”
。1953年通过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同样讲道，“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前现代国家发展重工业，其关键就是原始资金的积累。对此，中共领导层也有清楚认识。如任弼时就提出过五条措施，特别强调工业化初期“农业上积累资金的意义要更大些”
。刘少奇更提出先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再发展重工业的具体战略
。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军事现代化的需求，“在‘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下”，只能是集中力量确保那些“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
。在国防压力将时间界限压缩至极点的情况下，只能通过集体化这样一种最有效的积累方式从农业中提取资金，这间接促成了中国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全面铺开，“社会主义工业化”亦在党的文件及党报党刊中大量出现，成为50年代最重要的政治流行语。大力推行以苏联模式为榜样的“工业化”战略，成为中国共产党真正意义上践行、感知“现代化”的历史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