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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与对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的感知有关。20世纪20年代初，“现代化”一词伴随着西潮的冲击出现于中国思想界
。尽管彼时“现代化”还未流行，但如李大钊等早期中共领袖，早就对西方引领的“现代化”浪潮的冲击深有体会
。
“五四”之后，国人对于“欧化”的现代化范式之弊病已有共识，但也未能产生一个新的共识性的现代化方案，于是主义迭出、论战不断。如果说陈独秀等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对“现代化”的反思主要是因民族危机而产生对“欧化”的向往，那么随着“五四”反思西化思潮的兴起，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亦对“欧化”的现代化范式产生怀疑。如周恩来在《〈觉悟〉的宣言》中就指出，“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都应铲除
。《〈觉悟〉的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追求更加“现代进化”社会的激进态度，已经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在“五四”之后的东西文化论争及“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争论等系列思想论战中，归宗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唯物史观出发，对于这些表面上为中西文化之辨、实则为发展道路之争的议题提出了许多精深见解。李大钊即认为，中国传统思想的动摇是“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自然的结果，中国应“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
。恽代英批评“以农立国”的观点，指出中国唯有化为工业国“乃可以自存”
，“除了机器生产化”
外则无法抵抗列强，“没有法子免于经济破产的惨祸”
。杨明斋也主张中国“以农化工”，并颇具洞见地总结了实现工业化的主要条件和指标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更具超越性的进化观，不仅为中共提供了反思既有现代化范式的思想资源，更成为联结现代化观念与革命行动的链条。
观诸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言说，对于中国现代化屡遭挫折的反思与革命正当性论证通常为一体两面。中共建党之际，恰逢罗素来华讲学，罗素提出中国当务之急乃为兴办实业，而非实现社会主义，引起重大反响。“振兴实业”确为当时言论界指称“现代化”最鲜明的表述，也是普遍共识；至于如何“振兴实业”，则为陈独秀等人与其他思想派别的主要分歧所在。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看来，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更是“开发实业”的最优方案
。李大钊也注意到开发实业必须集中资本，但中国的资本家“视投资为危途”，不是“寄放在外国银行里”，就是“窖藏在地底下”，因此靠私人资本主义集中资本来开发实业只能是“空中楼阁”；而社会主义既能集中资本，亦可普及劳力，是故“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
。周恩来的分析更为全面，认为若以资本主义开发实业，不仅需要民间资本，还要求“强有力之有产阶级的政府”及“科学的人材与机械的自造”等四项条件，而中国“无一事可以备格”
。此外，如李达等人还从国际形势出发，论证中国只能靠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各资本国在中国培植的经济势力，早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在“产业万分幼稚”的条件下，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各资本国为经济战争”只能是空想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渐为中共了解，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外部因素被统摄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军阀混战的内部因素也与之关联。李达在1923年已开始明确使用“国际帝国主义”概念，认为正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国家勾结本国军阀制造并延长本国的内乱”，才使中国缺少“统一与和平”这两个发展实业的要件
。
初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20年代初几次思想大论战的洗礼后，越来越认识到，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彻底扫清实现现代化的障碍。此外，由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具有某种“后现代”色彩，以之作为指导前现代国家实践现代化的指南，也很容易使奉行者产生“制度决定论”的倾向。不少中国共产党人都乐观地认为，只要社会革命成功，实业发达乃是水到渠成之事。如施存统就说，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生产力要大得多”，“只有用共产主义才能以很大的速力增加生产品”，“从发展产业底见地看来”，中国非实行共产主义不可
。周恩来也称，只要革命成功，“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消灭了私有制度，集中了资本，公有了农田”，发展实业即不成问题，故当前只需破坏，“无所谓建设”
。瞿秋白的观点更具代表性，认为在技术文明层面，“中国的舟车宫室与西方的电灯电话只有数量程度上的不同”，根本差异乃是制度文明（即封建文明、宗法文明与资产阶级文明）之别，未意识到舟车宫室与电灯电话实际分属前现代与现代两种文明。瞿秋白进一步指出，社会革命完成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改造，由是“人类对于技术自当精益求精”，“技术发展的途径便大不同了”，到那时“实用的生产力大增”，许多枉费的人力可以节省，科学技术能无所偏畸地发展
。此种寄现代化之全部希望于社会革命的思想倾向，虽然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急性病之弊，但在另一方面也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理想与坚韧不拔的革命信念，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丰厚的合法性资源和磅礴的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革命先驱们即对“现代化”早有深刻体会，并认识到在列强环伺、内乱不已的大背景下，改良的方法断不能实现“振兴实业”的现代化目标，只有用社会革命的手段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造，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自19世纪末以来不断加深的“全面危机”，为现代化奠定相应的制度基础和政治条件。由此，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短短数年内，即确立了“先革命后建设”的战略，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为核心内容的革命成为中共关注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