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根据国内外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将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加以具体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只要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揆诸历史，远观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党勾画的奋斗蓝图，也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动员口号之一，具有广泛的社会政治影响力。

鉴于“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以至于“四个现代化”“现代化”的研究并不少见；另一方面，近年来相关研究虽然有数量激增之势，但无论是材料使用，还是视角观点，“同质化”现象均比较明显。具体而言，现有研究多以新中国成立为考察的历史起点，较少涉及民主革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时期；同时也多缺乏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整体关照，较少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念形成有何独特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碍于“现代化”概念本身的多样性，人们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也呈现极强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学术研究上则表现为两种倾向，即：要么将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思想及实践泛化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内涵体系，要么将其窄化在经济范畴（特别是“工业化”）之内。前者主要表现为，将“现代化”的外延不断扩展，既有包含“工业化”“四个现代化”以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宏观层面的现代化构想，也有中观、微观层面的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区域现代化战略设计；既有经济现代化，更有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等等不同领域的现代化。后者则倾向于将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探索史等同于经济发展史。因此，如何处理因为“现代化”内涵的模糊域较大带来词义外延的伸缩性过强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定义“现代化”，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史、实践史的关键所在。

本书拟以党的文献中出现的“现代化”言说以及与其有强关联性的概念、语词（如“近代化”“文明化”等）为主要考察对象，旨在从历史长时段的视野出发，对党百年来的现代化认识史、实践史进行系统、客观的梳理，重在勾勒其基本图景与演进轨迹和复杂的思想谱系，彰显其中最为显著的思想特征与最突出的实践成效，以期深化对中共党史的认识。从既有言说出发，展现历史演进之脉络，展现党在不同阶段对于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的“原生态”，而不是框架先行，这也是本书特色所在。当然，以“现代化”言说为脉络，也未必能够得出一个精确的“现代化”概念，但多少能够避免“倒放电影”的倾向。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可以说有无穷之多。鉴于概念本身的复杂性，詹姆逊宁可将“现代性”视为不同的叙事类型，而不承认其是一个概念。今人所熟知的“现代化”主要源自经典现代化理论。科林·莱斯认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区别，是从韦伯及帕森斯等人的理论中推演出来的。在所谓‘传统’社会中，大多数关系是带有‘特殊性’的，而不是带有‘普遍性’的（例如，是基于人们的特殊关系，如血缘关系等，而不是基于代表人们整个阶级的一般关系）；保证人们获得某种职位或职务的资本，是出身门第，而不是‘业绩’；在各种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的主观感情，而不是客观现实；角色划分是不明确的，例如王室同时又是国家机构。在所谓‘现代’社会中，现实情况均与此完全相反……此外，一般被认为是传统社会特征的还有：劳动分工程度低、对农业的依赖、生产增长速度缓慢、地方交换网分散以及地方行政管理效能不高，这些都是与现代社会相反的特征” 。科林在这里点出了经典现代化理论对于现代化特征的几个定义，如大工业生产、高度分工协作、社会有机体的瓦解、强流动性等。金耀基在《从传统到现代》中的定义也与此类似，即将“现代化”归纳为“工业化”“都市化”“普遍参与”“世俗化”“高度的结构分殊性”以及“高度的‘普遍的成就取向’”几大特征。

相较于社会科学研究者习惯从结构功能视角分析何为“现代化”，历史学家的视野则更加宏观。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中对“现代化”的定义颇具代表性，他将“现代化”视为“一个统一的世界发展过程”，广义上是“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 。罗荣渠对现代的理解是动态的。将现代化视为发展的历史过程无疑有利于避免结构特征式定义的弊端。这是因为，既然现代化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也就意味着现代化的特征是不断更新的，特征的罗列工作自然是无穷尽的。此外，罗荣渠对现代化的狭义的定义也比较符合中国语境：“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 本书既然主要采用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自然也更倾向于将“现代化”视为一个变动的历史过程，具体而言，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过程，是落后国家向先进工业国学习，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的过程。

纵观中国共产党逐梦现代化的百年历史，其现代化认识及实践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指向、侧重；且今人所言的“现代化”，更多带有“后现代化”“再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以及“生态现代化”等思潮的色彩，可以说是一种再现代化的“现代化” 。但回到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历史本身，在其话语体系中，现代化最本质的意涵就是寻求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摆脱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本书以为，尽管今天党的文献中出现的“现代化”已具有了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多重意涵，也吸收了各类新现代化理论反思传统现代化的有益成果，但从长时段来看，经济现代化仍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逐梦现代化百年历程的历史主脉络，经典现代化理论仍有其解释力。因此，在梳理党的文献中的“现代化”言说基础上，本书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兼及其他方面的现代化，试图将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探索的理论部分与实践部分紧密结合起来。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时间段来勾勒和评价中国共产党逐梦现代化的百年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