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奔赴西北

考虑到队员们去延安的意愿，周恩来决定“三队”开赴山西第二战区前线。一九三八年九月九日，光未然奉周恩来之命，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西北战地宣传工作视察员”（“三厅”秘书阳翰笙开具委任状）兼“三队”指导员身份（少校军衔），不公开担任队内特别党支部书记，与队长徐世津等一起，率新组建的“抗敌演剧三队”约三十名年轻战友（其中女队员十一名），包括胡丹沸、赵辛生（赵寻）、周力、胡宗温、龚映莲（严青）、陈璧、田冲、邬雪铃（邬析零）、吕光、蒋旨暇、彭后嵘、王负图、张惠兰（蓝光）、杨子远（杨志远）、史鉴（史平）、杜矢甲、廖家高、刘晨暄、胡志涛、李雷，以及补充入队的江啸平、庄言、庄玄 等，从武昌昙华林驻地出发，途经西安，开赴第二战区晋陕大峡谷吕梁山抗日游击区，将黄河东岸的山川沟壑作为鼓动前线将士抗战的舞台。张曙后来在十月二十五日武汉沦陷前随“抗敌演剧九队”撤往长沙、桂林。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日，冼星海与钱韵玲在汉口订婚。九月下旬，武汉面临日军合围，危在旦夕，国民政府军委会以及“三厅”将撤出武汉，冼星海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其时延安被全国热血青年所向往，冼星海春天时读了《申报》记者马骏所著《抗战中的陕北》 ，他在三月四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天闷得很，把《抗战中的陕北》读过一次就感到兴奋。看他们一班革命青年在短衣缩食去干革命工作，不断寻求真理和民族的解放！我们虽然在后方，可是比起他们就觉得惭愧得多！我真怕自己渐渐会落后而大不长进。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许多革命青年向着这边发展，拯救那垂亡的祖国，解放那奴隶的生活。” 此后，他也注意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和陕北公学的招生广告，曾会见延安青年，关注到延安，内心也有所向往。

要离开武汉，冼星海渴望一个能静心作曲的地方，也在考虑延安是否适合自己。后来他撰文写道：在武汉“渐渐，我无法创作，我渴望一个能给我写曲的地方，即使像上海那样也好。但回上海是不可能了。于是我想起延安。但我不知道延安是否合我的理想？在设备方面，会不会比武汉差？在没办法中，只得去试试打听打听看。延安这个名字，我是在‘八一三’国共合作后才知道的。但当时并不留意。到武汉后，常见到‘抗大’‘陕公’招生的广告，又见到一些延安来的青年。但那时，与其说我注意延安，倒不如说我注意他们的刻苦、朝气、热情。正当我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一封信，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聘我。我问了些相识，问了是否有给我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他们回答是有的。我又问：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他们回答说是完全自由的！我正在考虑去与不去的时候，鲁迅艺术学院又来了两次电报，我就是抱着试探的心，起程北行。我想如果不合意时再出来。那时正是一九三八年的冬天。” 那封签名信由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上海老友吕骥与全体师生联名。

启程之前的九月二十九日，冼星海还应邀参与“武汉歌咏界组织联谊会”的成立，并与诸同事一起教唱新歌。经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十月一日乘火车离开武汉，从平汉线北上后转陇海线沿黄河西行，五日抵达西安时，适逢“三队”也在西安逗留，与光未然又一次聚首，十月八日应邀为“三队”作了演讲。

据邬析零回忆：“临离西安前夕，三队会同当地歌咏团体和音乐界人士联合举办募寒衣音乐会；适值星海应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之聘，从武汉悄悄地来到西安，又悄悄地坐在那场音乐会的听众席中。演出结束后他托人约我到剧场偏僻角落一见。我赶忙前去。一见面，他送我一叠空白总谱纸，说：‘你们唱得有气势、有力量，你的指挥很有气魄。’三言两语后，他匆匆离去……。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为安全，在这白色恐怖之地，不便声张、久留。想不到四个月之后竟在延安见面，得以自由畅叙。”

不久，冼星海的家乡广州于当月二十一日沦陷。而中国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堪比伦敦空战的武汉空战，几乎打光了英勇的中国空军，也重创了日本空军。经过浴血奋战，武汉一战彻底击碎了日军闪电结束侵华战争、征服中国的痴梦。然而武汉不幸在十月二十五日陷落。这对于远在陕西洛川大多家在武汉的“三队”队员来说，意味着无家可归了，他们无比悲愤。而国民政府不得不再次长途西迁至山城重庆。中国抗战进入更加艰苦卓绝的僵持阶段。“三队”中的杜矢甲和廖家高等六人从洛川转赴延安接受培训，杜矢甲后来留在延安，曾多次担任《黄河颂》独唱。

十月二十五日，冼星海在悲愤之中。“心里更觉难过！这样更可增强我的抗战决心！”他在当天日记中的感受，也是当时所有中国热血青年的心情写照。十一月一日，这对战火伉俪再次启程从西安出发，一路颠簸奔赴延安。为摆脱国民党特务盯梢，夫妇二人一路扮作侨商，一对战火夫妻长途辗转，三日中午平安到达延安，暂住在当时延安条件最好的西北旅社 ，当晚鲁艺即举行欢迎晚会，冼星海开始在该校任教。

就在十一月一日的前一天，“三队”经过十二小时以上的徒步行军，从陕西东部宜川县翻山越岭到达黄河西岸的古渡口圪针滩。一次终生难忘的东渡黄河，深深烙刻在队员的脑海里，几十年后，邬析零仍然记忆犹新。据他回忆：

抵达圪针滩渡口，黄昏已过。屈指行程百里，历时十二小时以上。开饭时刻，近处土台子上亮起了盆口大的油灯，燃着的灯捻子竟有棍杖那般粗细，这是当地群众欢迎我队演出的信号。顿时我们精神振奋，不顾疲劳解开驮子，取出必要的服装、道具、乐器，积极为驻守渡口的部队和渡口船夫进行慰问演出，那时间，壶口涛声为我队演出伴奏。观众总共数十人，却是人少情绪高；散戏已是深夜，仍旧围着我们交谈。想到明日一早要为我们渡河出力，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次日，十一月一日，上午十点钟左右，我们登上了渡船。渡船的样式奇突，以前从未见过，以后多次在别处渡黄河也没再见到。它像是一只近似四方形的没有盖子的大木头匣子，船首、船尾一般宽。船里容积很大，但管船的人限定我们挤在船中央凹下去的一块地方，不让我们到宽敞的两头活动。我们正为此纳闷不解的时候，忽听一阵吆喝，四十来个打着赤膊、肤色棕黄发亮的青壮年，“扑通”、“扑通”，从岸上跳进水里，把渡船推向河水深处；不一会儿，又一个个跳上船来，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船的两头；他们动作矫健敏捷，有秩序有纪律，宛如一支即将进入战斗的军队一般。大部分人把桨，小部分人掌舵，舵大赛象。船头高处，立着一位六十来岁、体格强壮、精神健旺、望来令人肃然起敬的白胡子老头儿。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是他在发号施令，他就是这次掌握全船人命运的总舵手！

上船前，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听人说起：从这里摆渡过去，必须有熟知航道和胆量出众的老舵手来领航，不然性命难保。据说，像这样的老舵手当时只有二三个。

渡口河面非常宽阔，水流坡度陡斜；从壶口下来的急流，到此扩成一片汹涌奔腾的怒涛狂澜，滔滔向南席卷而去。礁石近处，急转的大漩涡随时可见。渡河中央，耸立着一堆堆孤岛似的山石；其中最高最大的一座，竖有巨大石壁，上端倾斜，北高南矮，犹如猛狮昂首迎浪屹立；壁面上刻有四个苍劲醒目大字：中流砥柱。

对岸登陆滩点叫小船窝，属山西吉县管辖，处于圪针滩下游东南方向。由于水势湍急，渡船却始终迎着逆流朝东北方向溯游上行。桨手们和舵手们随着划桨的节奏，一呼一应地呼喊着低沉有力的船夫号子。十来分钟后，渡船已行近大河中央的危险地带，浪花汹涌地扑进船来，我们的心情随之紧张起来。突然，那位白胡子老人直起了脖子，喊出一阵悠长而高亢，嘹亮得像警报似的声音。喊声刚落，船夫号子立刻换成一种不同寻常的调子。声调越来越高，音量越来越强，盖过了浪涛的怒吼；节奏一阵紧似一阵，越来越急促，原来一呼一应之间的间歇已完全消失，连我们听的人都觉得喘不过气来。船夫们在老舵手的统一指挥下，一个个涨红着脸，筋肉鼓突，拼着性命划着桨，掌稳舵。

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生死搏斗，惊心动魄。这一曲“黄河船夫号子”，充分表现出我中华民族的雄伟气魄、坚定信心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强烈的劳动呼声给了我们无限的力量，在最惊险的时刻里，我们已把仅存的一点恐惧之心，抛之九霄云外。过了危险地区以后，水面渐渐平坦，水势慢慢舒缓，号子声音平息。这时候，我们已清晰地望到了东岸滩地，心情随之感到战胜巨险之后的那种特别的轻松、安适、宁静。

“三队”正是这样抱定赴死抗战的决心首次东渡黄河。他们第一次从河西的高山之巅俯瞰黄河的壮美，第一次听到上游十里之外瀑布的雷鸣，隔山贯耳，第一次在渡过黄河时体会到船夫们与惊涛骇浪拼命搏战的豪壮气概。据邬析零回忆，此后“三队”多次来往于飞瀑中的黄河壶口，但两岸之间已架起铁索桥。

渡河之后，“三队”到达下游东南方向对岸的山西省吉县小船窝，正式进入第二战区及晋绥军 地盘。全队休整待命，等候军车接应。光未然与音乐组组长邬析零坐在黄河岸边探讨西洋音乐体裁“康塔塔”（cantata）的概念，邬析零没有听过cantata，他照本宣科作了解释，也告诉光未然除了音译“康塔塔”，也有人意译为“大合唱”。他们的交谈还包括山歌、劳动号子、抒情歌曲、进行曲等各种歌曲体裁，以及合唱、独唱、重唱、对唱、轮唱等表演形式。光未然虽然不像邬析零和田冲两人具有音乐上的专长和特长，却也学习积累了不少音乐知识，甚至对曲式也有一些了解，早在上大学之前在老家时，就作词作曲写过一首《光化青年进行曲》。曾经在上海读书上学的邬析零发现，作为剧作家和诗人的光未然，看过丰子恺的《音乐入门》和吴梦非 的《作曲法初步》。

当天随军车沿七曲黄河（乾坤湾）而上，自远处遥看漫天升起的水雾，稍后到达了上游十里处的壶口。此时近距离感触那摇动地壳的瀑布飞流，情不自禁地敞开胸怀向着翻腾怒吼的黄河巨龙，作为诗人的光未然忘情地高喊出来：“啊，黄河！……”

邬析零回忆，全队“共同徒步翻山越岭，共同观赏黄河壮景，共同渡河，共同聆听‘黄河船夫号子’，大家都会有所感受。光未然以他诗人的气质，广博的文学修养，多年的革命锻炼，感受自是比我们深远、宽广，站得也高” 。

十一月一日刚好是光未然二十五岁生日。这一天东渡黄河的所见所感所闻，激发了《黄河大合唱》最初的创作灵感。多年后他回忆说：“1938年11月1日第一次渡过黄河的体验，对于我，对于第三队全体同志，都是终生难忘的。”他还说，“析零同志说我从这次渡河和渡河后观赏壶口瀑布获得创作《黄河大合唱》歌词的最初灵感，是说得对的”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光未然明确了自己的创作愿望，开始了创作前期的准备。邬析零以为：“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后来，《黄河船夫曲》被词作者安排为《黄河大合唱》开头的第一首歌曲，它自然地成为大合唱的序歌。”